一、“务实圆通、适者生存”：市井文化视角下小市民的生存哲学
从我国古代的市民文学开始便描绘了许多充满生存智慧的市井细民形象。
冯梦龙的《万秀娘仇报山亭儿》[41]中的万秀娘是襄阳府茶坊主人万三的女儿，因丈夫死去，哥哥接她回娘家，途中突然遇上盗贼而酿成灾祸。她在厄运中表现得坚忍机智，终于复仇雪恨。秀娘同哥哥和仆人周吉，带着细软金银财物，遭到三个强人抢劫，哥哥和仆人都遇害了。她为了生存下来，对一个强盗说：“告壮士饶我性命则个。”这个强盗要了她做“压寨夫人”。她“把个甜言美语，啜持过来”，一日乘强盗酒醉，骗知其姓名为苗忠。这苗忠因与同伙纠纷，又将秀娘卖与另一庄主。她感到难言的苦楚，心下寻思：“苗忠底贼！你劫了我银物，杀了我哥哥，又杀了当直周吉，奸骗了我自己，划地把我来卖了！教我如何活动得？”在义士尹宗的帮助下，秀娘逃了出来，谁知又落入苗忠手里。当苗忠举刀欲杀秀娘时，她忽生急计，一只手托住苗忠的腕子道：“且住，你好没见识！你情知我又不识这个大汉姓甚名谁，又不知道他是何等样人，不问事由，背着我去，恰好走到这里。我便认得这是焦吉庄上，故意叫他行这路，特地来寻你。如今你倒坏了我，却不是错了。”这样骗过了苗忠，在焦家庄住下，等待时机。偶然小贩合哥来庄买陶土工艺品“山亭儿”，秀娘乘机解下身上的刺绣香囊为凭，暗示合哥告知父母。不久，这一伙强盗被捉归案。秀娘凭着机智勇敢，历尽艰难，终于忍辱复仇，与秀娘故事相似的是刘大娘子。她在话本《错斩崔宁》里虽非主要人物，但却在崔宁和刘小娘子冤死之后扮演了重要角色，刘贵本是临安城内的读书人，有妻子王氏，又娶小娘子陈氏，改行经商。刘贵在岳父家借的十五贯钱被盗并遭杀害。刘小娘子偶与青年崔宁同路，事涉嫌疑；终于屈打成招，冤死刑场。刘大娘子衣食无靠，遂同仆人收拾包裹出城回娘家去，路遇强人静山大王杀了仆人。刘大娘子假言：“奴家不幸，丧了丈夫，却被媒人哄诱，嫁了这个老儿，只会吃饭，今日却得大王杀了，也替奴家除了一害。”她表示：“情愿服侍大王。”在刘大娘子的善意劝说下，强盗愿意改恶从善，开了杂货店。她慢慢地诱使强盗说出一年前盗走十五贯，杀死刘贵之事。她暗暗叫苦：“原来我丈夫也吃这厮杀了。又连累我二姐与那个后生无辜受戮。”于是刘大娘子告到临安府，使冤案大白。万秀娘和刘大娘子这样性格坚忍、机智应变、忍辱复仇的女性是不可能出自深受传统礼教的大家闺秀的，只有新兴的市民阶层里才能成长出这样勇于斗争的女性。
《赵春儿重旺曹家庄》、[42]《白玉娘忍苦成夫》[43]同属智勇双全、妇女兴家育人模式。赵春儿本一风尘女子，白玉娘乃被元军掳去的一名少女。作品表现了她们如何以意志与才智帮助丈夫摆脱逆境、步入顺境，她们自身也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获得解脱。但两人的处境不同。赵春儿处于日常的生活环境中，而白玉娘却落入元军魔爪，白玉娘改变环境要付出更大的代价。靠女色和情爱，赵春儿轻易地让曹可成为其脱籍，而白玉娘被当做战利品赏赐给程万里，她两次劝丈夫脱离元军，显示出不凡的见识，但两次因丈夫误会她系主将派来试探他，而被丈夫告首，第一次遭毒打，第二次被卖为妾。作品突出赵春儿坚持不懈、善于因势利导的个性特征，在她帮助下，其夫终于做官发家，由家败到家旺，她经过了十余年的努力。而对于白玉娘，作品则突出其坚贞不贰与忍辱负重。她结婚6日，与丈夫分离20多年，在无尽的等待中终于迎来团聚的日子。她做妾，却守身如玉，忍受种种不堪的痛苦。两人性格在刚毅坚忍上相同，但一个突出其耐心，一个突出其能苦忍，一个甘于淡泊，一个坚贞不渝，性格侧重点不同。由于人物个性鲜明，作者又通过不同的命运、遭遇揭示人物性格，所以人物往往栩栩如生，以不同的风姿进入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画廊。
现当代市民小说同样描绘了众多的充满生存智慧的市井细民形象。
我们发现，汪曾祺数量并不多的小说中有着许许多多的充满生存智慧的市井民间人物，这些人物活动于各行各业，范围极广。其中有：开药店的、开饭店的、开米店的、摆小摊的、制鞭炮的、剃头的、接生的、烤鸡鸭的、车匠、锡匠、挑夫、果贩、更夫、地保、屠户……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市井小人物。
在汪氏的小说中，随处可见许多身怀一技之长的传奇人物，他们多是下里巴人，“引车卖浆者流”，或为艺人，或为平民，不一而足，但身上总有引人注目、与众不同的特异之处。《卖眼镜的宝应人》中的王宝应，“是个跑江湖做生意的”，经历多，见识广，能吹善侃，说“白话”很抓人。《兽医》中的姚有多针法高妙，给牲口治病有奇招，善用针扎，“六针见效”，妙手回春。《鸡鸭名家》中的余老五炕小鸡出神入化，入魔入境，颇有得道成仙之韵味。《八千岁》中的宋侉子相马，堪称一绝。《受戒》里的和尚娶妻生子、赌钱喝酒，甚至在佛殿上杀猪；当和尚的目的和从事一切职业一样，是为了赚钱，受戒则是为了到处云游有斋就吃，还“不把钱”。这些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凭着自己的特长谋生立足活命。《皮凤三楦房子》中的主人公高大头是一个当代个体手工业者，他为人机智、豁达而又正直诙谐，颇有扬州评话中皮凤三“皮五癫子”的仗义疏财、打抱不平的侠气。而且对于欺负到自己头上的人，也常用皮凤三式的促狭整得人狼狈不堪。面对“文化大革命”的飞来横祸，他表面逆来顺受——“除了皮肉吃了些苦，并没有太大损失”，[44]但内心却并不怯懦，他深深藐视那些造反起家的市井新霸，一有时机，就以独特的方式，进行机智的斗争：他帮助中医朱雪桥要回了藏画和房子，写信揭发搞特权的新贵；为了向不给他落实政策的人示威，他在自己9平方米的房基地上盖起了3层近40米的住房，因而有了楦房子之典……这些特殊的为生存而斗争的方式都带有市民阶级的智慧与狡黠。对于这样的人物，作家是肯定并欣赏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作家写出了掩藏在生活表面之下的更深层次的市井民间生存原则。务实圆通、忍耐顺应等是市民小说家在市井文化视角下观照到的人面对环境的最佳策略。这种人生哲学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非常接近的，这其实不止于民族的文化态势，而是民族性格的一种表现。即是说和西方相比，我们民族有更多的现实精神，我们民族从来认为生活是美好的，现实是唯一可把握的，而“天国”和理想则总是如烟如雾、似梦非梦的。从民族文化性格上来说，与西方一些民族相比，中华民族更钟情现实世界，更沉溺世俗的实际生活，也即更倾向所谓的此岸世界，而西方民族，一般更注重“天国”和理想的彼岸世界，更多在艺术中超越现实，使热情和幻想相互燃烧，从而光照着那并不光明甚而有罪恶意味的现实。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中国是一个最讲实际，最从世俗考虑问题的民族，中国人只有“具体感”而“抽象感”贫乏，“他们常说天理离不了人生日用，良知只是粗茶淡饭，这便是纯具体的，直觉的，感受的表示。”[45]李泽厚也认为中国人的人生智慧表现在“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46]上，他们不大进行抽象的思辨，也不想费力去解决那些和现实生活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直接关系的终极问题，而把哲学上的问题化解到很简单的地步——家庭的享受，生活的享受，生活的目的仅是生活本身，而不是什么形而上。
巧云被辱，巧云的残废爹当时就知道了，但只能拿着十块钱叹了一口气，巧云虽不情愿，但还是得敷衍刘号长；锡匠们顶香请愿取得了初步胜利后，便只能见好就收——这些都是“忍”；王二觉得自己一个卖熏烧的常去听书，怕人议论，这是做人小心谨慎，如履薄冰。[47]巧云出事后，邻居们知道了，姑娘媳妇并未多议论，只骂了一句：“这个该死的”，而十一子被打坏后，大家又“把平时在辛苦而单调的生活中不常表现的好心都拿出来了”——这是无力打抱不平、不愿惹事，但又讲良心讲情分互帮互助；岁寒三友的一举一动都遵循着“不伤天害理，不尖酸刻薄，不袖手旁观”[48]的原则，锡匠们代代相传的规矩是“义气”，表现形式非常实在：不抢生意，工钱分得公道。而老锡匠对锡匠们的教训则是：价钱公道，童叟无欺，不随便和姑娘媳妇搭腔——这都是朴素的市井民间道德；云致秋一生“小心干活，大胆拿钱，不多说不少道”，是因为“我一个唱二旦的，不招风，不惹事，有碗醋卤面吃就行了”[49]这是讲实际，知足常乐；高大头以非常手段智斗两个坏官是以毒攻毒……[50]这些都是支配着市井民间人物活动的基本原则，没有高谈阔论，更说不上什么终极关怀。然而，缺少了哪一条，这些人在民间都很难生存。与这些原则相比，除恶务尽、见义勇为、大公无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虽好，但显得过于理想化了。我认为，理解这些原则是真正理解市井民间的关键，正是对这些原则准确深刻的把握，使得汪曾祺笔下的市井民间更加可信，也更富有生命力。
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善良、慈祥而身上又因袭着市民阶层文化教养带来的偏见。他简直是市井阶层自我保存的智慧的化身，虽然战争的阴霾已笼罩在整个北平城，但他仍以过去的老经验来应付今天的战事，“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然后“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就可以万事大吉；自己苦心营求的“四世同堂”是“小羊圈”中最大的荣耀，也是老辈国人引以为豪的，而今可以颐养天命，含饴弄孙子，一开始他并不太关心战事，只担心自己能否过好生日。他还在心中把“小羊圈”的各色人筹划分了尊卑贵贱；尽管真诚地同情于钱默吟的遭遇，但他“绝不愿因救别人而连累了自己”。
老舍用意颇深地来谛视市井的世态人情，透过这些描写，使人体味出深潜其间的精神痼疾与文化、人生的大缺憾。他笔下的市井生活有着相当的广度和建筑在这广度之上的文化批判的力度。不仅仅对市井人物作静态的摹写和浅表式非理性的评说，而且把市井社会中诸多的小人物集合成一个群体，通过这种人像展览式的全方位多侧面的描绘，把各类市井细民的行状、言语、神情几乎无一遗漏地展示出来。他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寓于传统文化人格的剖析之中，生动而隽永，形象而深刻。
忍耐顺应也是池莉在市井文化视角下观照到的人面对环境的最佳策略。“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就是对这种把握实惠、消遣人生的民族性的表现，是对世俗民众苟活心理的揭示，只是作者在一种近乎浪漫的市井文化想象中赋予了它温馨感和合理性。在《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池莉给我们描绘的是一幅武汉市民自足自乐的高热生活街景图：猫子把一支体温表当场爆炸的奇事当做新闻，不断地向他的女朋友燕华、燕华的父亲以及邻里们发布。这个新闻尽管使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感慨：“武汉这婊子养的热”，却并不妨碍这些男女老少在奇热的都市有滋有味地活着。酷暑中他们依旧忙忙碌碌，插科打诨；夕阳西下，他们依旧在露天的街道里晚餐和夜宿；热归热，人们依旧喝“黄鹤楼”酒，看电视，摸麻将……“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这就是活着的滋味。以“活着就好”的生存态度为迷失的自我寻找一条逃避的途径。在《你是一条河》中，池莉对辣辣在恶劣环境中挣扎求生的本领寄予了深情的礼赞。辣辣在极端的环境下选择的生存方式是为了取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活着。作为一名普通的劳动妇女，她的意志和力量令人动容。而几个孩子中得屋的发疯、社员的犯罪、福子的惨死、贵子的受污和四清的出走正是生存环境的罪过。辣辣不幸是这个生存环境的主宰。在辣辣的生活逻辑中，活下去是唯一的重要的因素，让几个孩子不要饿死，是她真实而具体的母爱，也是异常艰难的现实，这使她不可能如同任何一种话语虚构中的“母亲”，不可能温柔细腻。池莉对这个人物所赋予的庄重和深情，尤其是原本作为这个环境的叛逆者——出走的冬儿，最终以“梦中感应”的形式翻然悔悟，原谅并理解了母亲辣辣，重新投归母亲的怀抱。最终，又使生存困境，人与人的隔膜和生存竞争的残酷等现代意味的题旨消解在“活着”中。池莉通过辣辣发掘出对环境“顺应”的内涵。印家厚面临的是具体的物质上的困境，辣辣需要争取基本的生存权利。而荒诞的生活秩序和不合理的社会运行机制往往成为污浊环境中限制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的根本因素。池莉虽然看到了环境对人的制约，但她为人物设计的结局都一样——忍耐顺应。从发表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小说，如《烦恼人生》、《太阳出世》、《不谈爱情》、《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你是一条河》到90年代中后期的《紫陌红尘》、《午夜起舞》、《来来往往》等无不在强调生存环境对人的制约和现实环境的强大。为了在如“网”般的生活中寻找心理平衡的支点，池莉笔下的人物主要是通过解构理想来逃避现实矛盾，进行自我排解，最终抑制个性，随遇而安。
范小青等作家对于市井细民的生存状态和情境的描写，也集中于他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平淡化、世俗化，他们基本上安守本分、知足常乐，虽然有欲望却胸无大志、容易满足。这些市井细民甚至表现这种市井细民的小说都具有传统文化因素，在极为关注个体生存的情状下，商业化色彩和社会变化的背景都相对冲淡滞后，文化背景和生存表现都不显得很时髦，被描写的市井细民的生活相对沉稳和平静。经济因素和改革进程并未改变多少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习性，保持着古典庄园城市的情调，范小青的《城市民谣》、苏童的《菩萨蛮》、鲁彦周的《双凤楼》，都抒写被现代城市文明和商业习气浸染的小城故事。这样一些具有古典市民经验、文化韵味和城市品格的城市长篇小说，给我们一种与中华民族血缘相亲的感受。如范小青的《城市民谣》将大都市背景转换成具有江南情韵的江南小城，其城市文化品质自然具有乡镇情调的痕迹，但已充满了现代文明带来的激烈冲突。主人公钱梅子，是个随处可见的小市民式的女人。她在90年代的中国小城市里下岗待业，却没有大悲，只有惘然若失。然而在初恋情人的帮助下办起钱氏饭店，也并无大喜，仿佛这是生命的必然经历，命运本来如此，挣扎和奋斗，痛苦和欢乐的感受都已消失，她没有什么欲望。这种人物正与另一些城市长篇小说中处于喧嚣和争闹的人物相反。这种人物和故事谈不上对过去古典式城市生活的怀恋，但却延续了中国乡镇式市民平庸无争的性格。钱梅子和王琦瑶这样平静生存的人物，灵魂同样是平静麻木的。没有文化品位对于人生的提升和对于生命的诗意充实，甚至连文化刺激都没有，只剩下具体细微的利益时，人们可能像梅子一样，无论对外面的生活和世界还是对自己，都失去了兴趣。下岗、炒股、经商等90年代热点社会现象在《城市民谣》的娓娓叙说中一一浮现，具体的生命表现都被拆卸成历史的现象和场景，历史是小说的人物和故事生存的一个背景和框架，小说借此营造一种文化氛围和人文情调，但历史生存和个人生存无关，生命的一切都在历史中失去了可感受、可体验的性质而变得无所谓。在小说中，历史只是一个象征化的淡淡的影子笼罩着人物。负载着“历史”含义的古老长街、向家府宅、默默流淌的小河，给小说增加的只是小城形象的古老韵致和风味，作为一种与人共同存在的诗意灵性而存在，其中并没有具体的历史含义。体现的也是市井小民的一种生存智慧。
陆文夫也是一位具有强烈的市井意识和生存意识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明言：“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历史的记载对人民是不公平的。不平凡的人可以进入史册，名不出闾巷的人在史册里是找不到的。……这个问题历史学家解决不了，文学家倒可以略助一臂之力，即让更多的平凡的人活在文学作品里。”[51]故陆文夫走进苏州小巷，才有了《小巷人物志》。他始终关注着人的生存，尤其关注着苏州小巷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凡人的人生遭际和命运沉浮。发现和着力表现市井细民的生存状态，探寻人性的内涵，开掘人性的深度，正是作家的审美视点。例如，《小巷深处》写“性”，《美食家》写“吃”，《人之窝》写“住”，这都是人性题中的应有之义，也是人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要求。这既应了告子的那句名言：“食色，性也。”也应了流传的一句俗语：“先有黄金屋，才有颜如玉。”陆文夫写性、写吃、写住，不是单纯停留于生理意义上，而是赋予深邃、丰富的社会内涵。《小巷深处》写了徐文霞在旧社会失足为妓女那肮脏的一幕，但更写了她在新社会阳光照耀下的觉醒、忏悔、痛苦与新生，以及她对真正的爱情生活的渴望与希冀。《美食家》写吃，显然不同于高晓声的《“漏斗户”主》、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和宋清海的《馕神小传》，后三篇小说都是写粮食对农民的生存困扰和农民在生存线上的抗争，而《美食家》却通过完全过着寄生虫生活，一生讲究吃最后成为“美食家”的市民朱自治这样一个复杂而说不尽的艺术典型，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无比丰富的苏州“吃的文化”，同时又在名菜馆经理高小庭那种可爱又可笑的“左”倾幼稚病的表演中，写出了苏州“吃的文化”所遭受的冲击。“吃的文化”的兴衰与人物命运的起落都同时代脉动息息相关。《人之窝》写住，与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也明显有别。李顺大是个老实巴交的地道农民，一生的最大愿望就是想造屋，但“左”的农村政策却一而再地干扰着李顺大的造屋计划，使其经受着种种磨难，当然李顺大自身也具有一种奴性的弱点。而《人之窝》中的许家大院是许家祖上留下来的，黑压压一大片，谁也说不清到底有多少间房子，因种种缘由已入住其中的人众多复杂，尚未入住其中而千方百计想入住其中的还大有人在。为争夺对许家大院这个“人之窝”的占有权和支配权，各种势力从40年代到60年代的明争暗斗，可谓惊心动魄、无休无止，其手段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人性中丑恶的东西和可怕的无穷“意欲”，在许家大院的舞台上暴露无遗，这就触及到了人性深层的本质内涵，同时，也生动展示了许家大院各种人物不同的历史命运。“到此，我们已不难看出，陆文夫的这三篇有代表性的作品可称之为人性探索‘三部曲’，从《小巷深处》到《美食家》再到《人之窝》，作家的审美视线一直没有离开对人性内涵的探寻和开掘，而且又总是把人性要求置于社会变迁之中，这就构成了陆文夫小巷文学的重要特色。”[52]
而《小贩世家》更是塑造了朱源达这样一个精明圆滑的市井小贩形象。
朱源达的精明圆滑，首先表现在他深通“和气生财”的生意经。冬夜深巷里，他对着“高先生”的窗户喊道：“高先生，下来暖和暖和。”他并不急于催人买他的馄饨，而是先请人下楼来“暖和暖和”，让人感受到他热诚温厚的为人，这就是一种买卖人的精明。交易中他不停地宣传自家的货色好、生意快。因为“做买卖的只能说货色不够卖，人家就买得快；你说肉馅没有了，他连馄饨皮子都要的！”表明他善于掌握买主心理。而他故意说破这个诀窍，又使人觉得“好像看见变戏法的人很幽默地把自己的骗术故意说破”。这里又不乏一点笃诚。而老实厚道的为人更有利于他招揽生意。
朱源达的精明圆滑，又表现在他有一套应付极“左”路线的策略。当极“左”路线袭击他的时候，他且战且走。他懂得硬拼只能带来毁灭，所以来个“趋时避世”。让他写检讨，他就写检讨，而且去找人“代写”检讨；让他下乡，他就下乡，“好汉不吃眼前亏”。当“高先生”训斥他搞资本主义时，他先是据理相辩，见高先生态度严厉，又忙佯装服输，颇有见机行事能力。熬过了乱世凶时，保住了身家性命，再图新的转机。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他当机立断地改变自己“世家”小贩的生活方式，这是他精明处世的又一表现。粉碎“四人帮”后，他突然决定不经营馄饨担，而让儿子去考大学。要让儿子捧上“一只金饭碗”，“铁棍子也砸不碎”。朱源达从世家小贩的漫长生涯中体会到个体谋生的艰难，他要从他这一代起，改变世家生活方式，选择一条新的生活道路，一条真正有保障的道路。这自然不失为一种精明，但也反映了朱源达饱尝极“左”路线的苦头后余悸未消的心理状态。
精明圆滑是朱源达的生存方式，这一点与投机取巧的商人又有所不同。他的生意经流露着个体劳动者的智慧。朱源达是一个有深度的中年小巷人物个体小商贩形象。在他身上集中概括了个体劳动者在现实生活中的辛酸与追求，特别是透过他的遭际，让人们看到他的精明圆滑也是在生计逼迫中形成的，并非是天生的狡黠，从他的生意经中我们感到一阵阵酸楚。这个形象散射着对历史谬误的深沉的反思力量。
天津作家林希的《相士无非子》则揭开了江湖术士的面纱。无非子凭借练达的处世阅历和市面上混混们的帮衬，在天津地界站稳了脚跟。他消息灵通，长于察言观色，却故作高深莫测、未卜先知的姿态，圆熟地周旋于军阀政要之间。每遇惊险，他善于权变，巧于调度，总能力挽败局，将政治时局、军阀混战玩弄于股掌之上。无非子的生存本领可谓高超，相术文化的内幕及机诈的市井生存智慧由无非子的生存之道可见一斑。肖克凡《赌者》与《相士无非子》相映成趣，于姿态各异的赌徒生存管窥民间赌文化。曹四公子、孙二少爷等世家子弟以赌为乐，一掷千金毫不吝惜；呼老太爷嗜赌为命，因赌败家，家道中兴后再度复出；寒士汤公雨无中生有，空手套白狼，名声噪动赌界，但终为赌而送命。小说以如泼的笔墨把赌徒们的个案生存形相状描绘得淋漓尽致。林希、肖克凡在对市井边缘化生存的关注与书写中触探到中国本土民间文化复杂性的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