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汪曾祺的市井小说则主要以他的故乡苏北高邮为背景，其笔下活跃着开药店的、开饭店的、开米店的、摆小摊的、制鞭炮的、剃头的、接生的、烤鸡鸭的、车匠、锡匠、挑夫、果贩、更夫、地保、屠户等各种各样的市井小人物。他的小说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具有原始意味的市井民间形态，这里充盈着蓬勃旺盛健康的生命活力，“是一个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34]的境地。这样的市井民间文化形态是自然的、舒展的、欢乐的。汪曾祺在他的小说中所要表达并极力推崇和赞美的正是这样一种充满诗意的人生境界或者叫做生命存在。关于这个作家展示的具体市井景观，在下面的章节里我将还有更详细的论述，这里暂且打住。

同属江苏籍的陆文夫、范小青等作家则对苏州小巷情有独钟，苏州小巷竟成了他们“梦中的天地”和文学的家园。陆文夫在这些小巷中走过了千百遍，度过了漫长的时光，他的青春仿佛就是从这些纵横交错的小巷中流走的。于是他的文学情感便全部融入了小巷，形成了一种“小巷情结”。几十年来，面对着这些深邃的小巷，陆文夫“沿着高高的围墙往前走，踏着细碎的石子往前走，扶着牌坊的石柱往前走，去寻找艺术的世界，去踏勘生活的矿藏，去倾听历史的回响”。果然，功夫不负苦心人，苏州小巷慷慨地给作家回报了《小巷深处》、《二遇周泰》、《小贩世家》、《美食家》、《井》等一批中短篇精品力作。然而陆文夫对此并不满足，他觉得在这些小巷中“找到的还不多”，但他说“别着急啊，让我慢慢地向前走”。直到1995年他终于从小巷走进了“许家大院”，发现了更多彩的艺术世界，于是有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人之窝》。

我们看到，陆文夫在反映苏州小巷人物的平凡人生时，也在描绘着苏州的市井风俗。《小巷深处》在展现女主人公命运时，描写出苏州园林的特有风光。《牌坊的故事》里，银壶巷头的石牌坊联系着一个动人的传奇故事。《小贩世家》深夜巷间卖馄饨的竹梆子声，《美食家》中旧时代苏州的街头景观，朱鸿兴面店跑堂的喊叫声，都展现出苏州独特的地域文化风貌。而另一苏州女作家范小青的《裤裆巷风流记》中对苏州历史的介绍，对裤裆巷里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描绘，则让读者看到了苏州传统文化精神的历史惯性。《个体部落记事》中的寒山寺弄，《顾氏传人》中的一座宅院，《清唱》里的一方天井，《天砚》中阴阳巷的传说，老闾门的繁华梦，涵碧园的美景，钓鱼湾的古建筑，都联系着苏州悠久的历史文化。而那幽深曲折的石板小巷、高墙石库门的大房子、小桥流水、码头船舶、园林风光、吴越遗迹、风味美食、舒缓圆润的评弹曲调、吴侬软语的苏州方言、茶社的讲究、书场的气氛等描绘，都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学、民俗学、建筑学、烹饪学等知识，使人们了解和欣赏经过两千五百年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灿烂的苏州文化，得以领略苏州市井生活的独特情趣。

此外，黄谷柳先生的《虾球传》则是粤港社会的浮世绘，显示其价值的独特、地位的独特。

在香港这个典型的殖民地社会里，“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有摆地摊卖东西的，有打武卖膏药的，有占卦算命的，也有像‘虾球’、‘牛仔’这样当‘扒手’的流浪儿童。”^[35]在那里，城市流氓黑社会行帮横行，他们与当地中上层官僚政客沆瀣一气，尔虞我诈，构成了一幅丑恶众生的画图。

围绕着人物的活动，作品向读者展示的是一幅殖民地都市特有景观：扒窃、大盗、走私。黑社会行帮组织中的小马仔，有组织的进行扒窃，窃得钱财上交小头目，然后分得一小份；黑社会行帮组织的大行动，偷盗海轮商船的货舱，用舢板装运，与缉私船周旋；黑社会行帮组织借军舰走私，贪得无厌而不顾过量超载，导致舰艇倾覆……它们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殖民地都市文化的斑斓色彩。请看作者对广州一角的描绘：

沙溪是广州四郊千百个大赌窟中最典型的一个。围绕着这大赌窟的周围，有娼妓的花艇、有雷公轰的当店、有并排栉比的鸦片烟窟、有女招待的狗肉寮、有大茶楼大酒肆、有金银外钞找换店、有枪支武器交换所，更还有各种征税机关和兵役机关。这里的最高行政首长是一个首席保长，他是这里的大地主，这大赌窟就是建筑在他自己的茨菇塘上。沿码头的江边，建筑有高耸入云的炮楼，保护着这块土地。……沿岸的景物是美丽的，北堤是荔枝树向南岸的杨桃树点头招呼；江水击拍着一片翠绿的青草；在丰饶的大地上，簇拥着一堆堆的村舍，鸭群在村前池塘中游泳；村女们赤足下塘去采茨菇……

特有的南国风情一一展现，尽收眼底，活脱脱一部流浪者的世态风情小说。

总之，市井生态景观既反映了中华市俗文化共有的特色，同时又体现了我国各个区域的市井文化的一些细微差异，作家们绘制了多姿多彩的现当代市民社会的“清明上河图”。市井生态景观、市俗作为“文化的一面镜子”，^[36]具有“任何其他方式均不能达到的探索文化功能奥秘”^[37]的性质，现代中国市民小说在其“生态景观”中努力展现各个城市、集镇的市井人情世态、民风、民俗的良苦用心，显示了作家们相当自觉、相当浓厚的文化批评意识。就是这种文化意识，促使作家以一种宏观的文化目光来历史地、客观地审视中华民族的过去与现状，抨击“丑”的，弘扬“美”的传统文化以促进民族的自尊、自立与自强，同时也非常明显地把它与其他类型的小说相区别开来。面对悠长琐细的日常生活，不少作家作出了深刻的思考，他们沉思人性在日常的状态，生命在世俗的奔流，强调物质需求和生存需求，将日常生活作为人的现实基础来加以表现，张扬小市民正常的日常生活愿望，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喜好和书写以及理性审视，来表达出个体生命、心灵在日常状态中的真实存在，以及人在存在中的那种复杂微妙的精神状态。作家们以沉迷的方式认同叙述日常生活，又以沉思的方式来审视日常生活，洞悉市民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理性之光照亮了日常存在的真实本相，在表现日常生活、庸常经验的同时，也引导读者看清凡俗世相的本质：人究竟是世俗的，日常经验、物质诉求是人类生存的根基。正如刘震云所说：“生活是严峻的……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于是我们被磨平了，睡觉时连张报纸都不想看，于是我们有了一句口头禅：‘混呗。’过去有过宏伟理想，但那是幼稚不成熟的。一切还是从排队买豆腐白菜开始吧。”^[38]现代市民小说中出现的消解日常生活诗意、任意废除生存的传统精神维度的叙事法则，目的是要建立起大众生存的合理人性维度，日常生活应该成为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直接表现，是合理健全的人性存在的基础，而不是成为崇高宏旨、诗意象征、精神家园、理想爱情的能指。现代市民小说的日常化写作在精英文学、主流文学以外的另一个意义是向上拉近了文学与生活、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使文学创作得以真诚地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传统市民文学的流宕拓展。市民小说的日常化写作与世俗化、个人化密不可分。这种个人化具有一种人文姿态，是知识分子对个人独立性和写作的自由意识的追求与确认，因此不妨说“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写作典型地体现和代表了一种“市井意识”的文化、文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