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味小说”里展现出来的是一幅幅江汉平原的市井生态景观。“河南棚子”的拥挤破败，花楼街的风骚热辣，六渡桥的喧哗嘈杂……拼接在一起，构成武汉市民的生态景观，营造出特定的“汉味文化”氛围。方方的《风景》以通俗冷漠的语言叙写生活在河南棚子里人们的世俗人生，酗酒、斗殴、打骂、调情、挣扎、奋斗，世俗人生的展示中透出鲜明的民俗色彩。池莉的《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则以充满民俗意味的夏夜武汉下层市民的生活写真，揭示人们的生存状态。那种闹哄哄的夜晚女人们边烧饭边说长道短，那种晚上都在门口晚饭纳凉的夏夜景象，都在作家平易通俗的语言中絮絮写出。小说中纳凉时王老太数武汉的小吃通俗而生动，别有情趣。王老太这种作为老汉口的自豪，这种精神会餐的满足，这种数小吃的口水直流，真实而生动，使江汉路上的纳凉之夜溢出浓浓的民俗意味，使作品中人们并不丰裕的生存状态多了几分温馨，也使作品的生活气息更加浓郁地弥漫于字里行间。“武汉市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城市，我常常乐于在这个背景上建立我的想象空间。武汉的有意思在于它有大江大河；在于它身处中原，兼容东西南北的文化；在于它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从春秋时期伯牙子期的古琴台到清朝顺治年间归元寺的五百罗汉到半殖民地时期的洋房和钟楼，一派沧桑古貌，一派高天厚土。”^[30]20世纪90年代《新周刊》曾做过一次专题，评出武汉是中国最市民化的城市。有意思的是一位网民曾这样讲述池莉、方方小说对他的影响：“当时，我已在武汉客居几年，却还是想了很久，不知道‘市民化’是个什么概念。后来读到武汉女作家池莉的小说《生活秀》，便彻底读懂了‘市民化’的含义。印象最深刻的情景是在汉口江汉路旁边的一个小巷里，小巷蜿蜒几千米，有个响亮的名字——吉庆街。尤其在夏夜吃饭，烟雾腾腾，汗流浃背，分不清短裤汗衫的人挤在一起，吃着非常辣的烧烤，声音像吵架一样地在夜色中回荡。其实吉庆街之所以有名，除了克隆了30年代旧上海江湖艺人的发艺服饰腔调的歌女、擦鞋工、耍把戏艺人的酸味表演，让人畅快淋漓的还属吉庆街的吃。先烤几串臭豆腐‘混淆胃觉’，臭豆腐就是那种源于湖南，扬于武汉，嗅着掩鼻吃着垂涎的黑乎乎的东西。再叫上几根鸭脖子辣辣馋虫，鸭脖子也是武汉的名吃，老长的一根，没啥肉，啃起来也不雅观，嚼起来却满嘴幸福，但会辣得你眼泪鼻涕稀里哗啦地全往外涌。但几乎所有武汉人还就好这一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臭豆腐鸭脖子和黄鹤楼是同等重要的。如果有一天，像选市花那样选种市食，估计臭豆腐和鸭脖子得大动干戈一场。”^[31]“武汉的另一女作家方方说，在武汉，在夏天，最为精彩的风景不在白天，而在日落之后。日落之后的文化，我们便权当它为俗文化。乘凉自然也是重头戏。江汉路未建成步行街之前，太阳西下，黄昏降临，年迈的老人或稚幼的小孩便用砖头或小板凳占领一小片一小片的地盘。夕阳落尽，各式各样的床或躺椅便轮番上场。路有多长，床便能摆多长。路拐弯，床亦顺势而拐。床上或坐或半躺着的男人大多打着赤膊，女人则汗衫短裤，文明一词的内涵在武汉的夏天多少得放宽些尺度。凌晨，年轻的女司机驾驶着电车，在鼾声四起的大街上穿行，小心翼翼，唯恐惊扰了坦然睡于天地间大汉口人的美梦。除了武汉，似乎还没有一个城市有如此壮观得令人欷歔的景致。”^[32]这位网民的感觉相当敏锐，武汉的市井文化的确很有特色，它的巷子没有北京的错综复杂，不像那样窄而檐高，戒备森严，令人生畏；也没有上海的浮靡颓败，不像那样僻而曲折，脂水横流，做作矫情。武汉的巷子大多是笔直的，也很开阔。巷子两边家家户户大门洞开。孩子们挤在一团自己乐，老人家也坐在一起扯开嗓子闲扯胡谈。特别是早晨，大人小孩趿着拖鞋，睡眼惺忪地去巷子里的早餐馆“过早”。而武汉特有的热干面的芝麻酱香便浓浓的飘散开去。这时候，你也许能隐隐感觉到武汉的一种状态，即，景、物、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溶到一处，搅也搅不开。而这种溶解似的情状也就注定了武汉的包容性。据传，武汉原本是一个小小的港口，而五湖四海的商贾过客认识到武汉的交通便利，也就渐渐定居于此了。因此，真正根在武汉的人其实少之又少，但这也是武汉成为九省通衢的缘由。作为买卖的场所，难免就会有世俗之气。商人之间的利益争夺也就铸造了刚性直烈的武汉人，随之附赠的则是没有拐角的武汉话。这也就难怪《新周刊》评价全国各个城市，说到武汉时，没有言语了，只剩一个字——俗。武汉人看了并不气恼。俗又怎么了，俗就是生活。武汉的生活才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既不故作深沉高尚，又不骄横矫情浮靡。这也正是他们喜爱池莉等人的“汉味小说”的重要原因：“文学本来就是俗物，所谓小说就是‘大街小巷的说法’，是大雅与大俗的集合。古代有多少好诗是从青楼出来的，流传下来的文学关注更多的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寻常生活。”^[33]的确如此，池莉等人的市井小说就如武汉市井细民的生活平凡而又踏实，一步一个脚印，好比我们站在黄鹤楼上看到的遍布武汉三镇的那一条条笔直的老巷，沿着它们就会走得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