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与西方的比较
我们前面探溯了中国城市的产生、发展及其市民社会形态、市井意识与市民文学以及市井与市民社会方面的一些情况，基本上可以看出他们的特色。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与西方城市、市民社会及市民文学的不同以及造成中西这种差异的原因，下面我们再尝试着做些比较。其实有不少人已注意到了中国与西方的差异，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统治阶级长期采取的“重农抑商”政策，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以及历史文化特点等原因，使得中国的城市、市民社会迥异于西方。概括起来说，两者的不同集中表现在：
欧洲城市经济功能突出，工商业发达，有独立的自治权。回溯历史，可以知道，很早的奴隶制时代，欧洲城市以希腊和罗马最为发达，许多城市发展成共和制的城邦国家。“理性与城邦既是古希腊文明的主要特征，也是希腊之于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两大贡献”。[66]“古希腊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活空间，孕育出城邦这一独具特色的政治形式。生活在其中的公民，彼此间是平等、自由的，尤其在雅典城邦繁荣时期，公民生活优雅，他们关心和思考着自然、城邦、个人所经历的一切。”[67]而中国城市从来就是历代王朝统治乡村的据点，城市没有独立的自治权。主要因为中国古代城市没有取得经济中心的地位，所以始终处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绝对控制之下，基本上是封建统治者施行统治的政治中心。农村与城市密不可分，一个农村区域往往被一个城市控制，两者在经济、政治结构上是一体化的。诚如陈正祥所言：“中国城市主要是行政和文化的象征，城和乡基本上没有多大区别；城内城外人民的利益是协调的，并未因城墙的存在而被分割。”[68]而欧洲城市是作为封建经济的对立物出现的，它们可以程度不同地独立于封建主直接控制的庄园之外，成为自由城市，这样的城市没有传统的统治者，而且传统的统治者既缺乏手段又没有帮助他们的意图，城市集团不得不为自己提供一系列的防御措施动力。从9世纪末起，西欧城市就开始逐渐地增多，11世纪中叶后新城市大量出现，许多旧城市也增加了人口，扩大了规模。城市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到1300年，欧洲大约有4000—5000个城市。一般而言，城市就是工商业的中心，它是与以农业为中心的乡村相对立的。市民的概念也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市民”一词，本来是指居住在旧城堡中的人，人们习惯用“商埠人”来称呼那些为了经营商业而居住在教会城市或封建城堡附近，在城外定居，并且在城堡外面建立新的城堡的商人们。他们完全是依靠商业为生的，他们所过的生活与城市里面的居民所过的生活迥然不同，到11世纪末期以前，商埠人也被称为市民，因为他们的新城堡立即使旧城堡黯然失色。“12世纪初，新的城堡就四面八方地包围了旧城堡，并且把旧城堡作为核心。附属的变成了主要的，新来者胜过了老居民。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世纪的城市及现代的城市起源于城市的外堡。”[69]亨利·皮雷纳的《中世纪的城市》曾这样记述欧洲的市民：“城墙不仅是城市的象征，而且也是当时用来现在仍然用来称呼城市居民的名称的由来。正因城市是筑垒之地，所以城市成为城堡……商人聚居地称为新堡，以别于原来的旧堡。从而新堡的居民最迟从11世纪初期得到市民（burgess）这个名称。据我所知，这个词1007年第一次出现在法兰西；1056年出现在佛兰德尔的圣奥梅尔；以后经莫泽尔河地区传入神圣罗马帝国。因此，新堡即商人城堡的居民，得到了或者可能是他们为自己创造了市民这个名称。”[70]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每一个在城墙内住满一年零一天的农奴，就享有了自由，成为自由人，正如同当时的谚语所言：“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市民一词在逐步地延伸着、扩大着。市民阶级凭着自己的努力，在11世纪时期，已经使市政组织初具规模，12世纪时他们已经掌握了一切主要的市政机构，拥有市民自己的行政、司法、货币甚至武装体系。他们是自由民，对于封建领主没有直接隶属关系的地主可以离开土地集中居住在城市中，而中国封建社会是地主土地所有制，不像欧洲封建领主的根据地在农村的城堡。两种不同形式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在城乡经济活动、经济关系及政治权益都有很多差异，影响着城市发展形式和速度。中国封建型城市约有2000余年的历史，而欧洲封建型城市约有1300年。就这样，欧洲产生了新的市民文化，这种新的市民文化的巨大作用往往是潜移默化的，是难以被人们所觉察的，但它又是通向资本主义的重要桥梁，由于新的城市文化的初步出现，资本主义已在西欧城市中开始建立了起来。“在一个庞大的封建农村社会旁边，就站起了一个弱小的市民社会，这个社会虽然弱小，却充满了生机，它是在封建社会主流体制之外不断发展的，形成了新的价值标准，创造了新的文化。正是从这个体制外的力量中，孕育出早期的资本主义。”[71]城市开始压倒农村，市民生活、市民意识成为社会的主流。而“中国工商业者的自由组合——行会并不具有欧洲行会的职能。它所关心的是行业内部的福利性事务，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个福利性组织。正是这样，中国的行会才无法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变革的主力。”[72]市民文化也往往被主流意识形态所牵制，甚至遮蔽。近代以后，欧美国家进入资本主义时间较早，发展形态较完备，新兴资本主义城市在工业化进程中迅速发展。而中国资本主义出现晚，发展也缓慢。中国的市民阶层很难发展成为独立的阶级、独立的政治力量。一直是农业大国，往往是农村包围城市、压倒城市，市民生活、市民意识难以成为社会的主流。改革开放以来有所改变，市场经济正在逐步进行，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经验也不同，它是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对原有计划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革来实现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市场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很多问题被压缩到很短的时间内非常有限的条件下去解决，这样就增大了解决问题的紧迫性和难度，改变了客观事物发展的自然时序。在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处理上，就存在这个问题。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民社会问题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到很高程度以后才提上日程，并且得到了很自然的解决，中国的市民社会问题则几乎是与经济市场化问题同时提出的，而且经济市场化问题的彻底解决需要从解决市民社会问题入手才能完成。
由于西欧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进程不同，城市经济发展程度有很大差别，因而市民阶级的发展壮大，以及市民意识的内容，都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已发展到现代公民，而中国基本上是与农耕文明紧密相连的市井意识。反映到文学作品里也有比较大的区别。这种差异在14、15世纪便有了，比如我国明代的拟话本小说冯梦龙的《三言》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虽然都是市民文学，但存在差异。冯梦龙生活于明代的晚期，这时正值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即将走到末路。社会生活正发生着极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虽然已经给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打上了某些烙印，但建立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顽强结合基础上的“超稳定”的封建制度，尚未进入全面瓦解的阶段。而此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政治，由于实行科举制度，朝廷可以通过吸收各阶层人士参与政权，从而扩大统治基础，以保持政权的稳定，用不着与市民结盟，王权也就无意促进商品经济大规模发展，反而往往对其力加阻碍。
《三言》：《喻世明言》，中国话本小说集，原名《古今小说》，又称《全像古今小说》，40卷40篇，后改名《喻世明言》，大约刻于泰昌、天启之际（1621年左右）。《喻世明言》40篇作品产生的时代包括宋元明三代，无论宋元话本或明拟话本，都以取材于现实生活、描写市井小民的作品最为引人，小说除了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反映市民的一些思想愿望外，还在一般道德行为方面突出地歌颂了朋友的情义。有的还直接描写重大的现实题材。《警世通言》收白话短篇小说40篇。其中比较优秀的篇目描写了市民生活，表现了他们在封建黑暗势力统治下所遭受的迫害及他们的反抗斗争。爱情描写在作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一般都能反映当时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妇女的不幸遭遇，如《玉堂春落难逢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尤其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代表了明代拟话本的最高成就。《醒世恒言》40篇，它的纂辑时间晚于《喻世明言》、《警世通言》，所收系元旧作也比前“二言”少一些，共7篇，其余大部分是明人拟作，很可能有冯梦龙自己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愿望。其中较有价值的作品多取材于现实生活或民间传说故事。其中有的揭露了封建官吏的残暴昏聩，有的反映了明后期城市手工业者的生活与思想状况，也有的反映民族矛盾，等等。关于爱情、婚姻、家庭的描写也占有突出的位置。《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卖油郎独占花魁》、《灌园叟晚逢仙女》等都是上乘之作，历来为人所传诵。
与冯梦龙极为相似的是，意大利的薄伽丘也生活在类似的新旧时代交替的年代里。他的《十日谈》叙述1348年佛罗伦萨黑死病肆行时，10名男女青年到乡村避难，借欢宴歌舞和讲故事消遣时光，10天里每人讲一个故事，共得100个故事。人文主义思想像一根红线贯串这部故事集。作者把抨击的矛头直指宗教神学和教会，揭露教规是僧侣们奸诈伪善的恶因，毫不留情地揭开教会神圣的面纱，辛辣地嘲讽教廷的驻地罗马是“容纳一切罪恶的大洪炉”。爱情故事在《十日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作者认为，禁欲主义是违背自然规律和人性的，人有权享受爱情和现世幸福，他在许多故事里以巨大的热情赞美青年男女冲破封建等级观念，蔑视金钱和权势，争取幸福的斗争。《十日谈》还批评封建特权，维护社会平等和男女平等。不少故事叙述了卑贱者以智能和毅力战胜高贵者。作者还宣扬全面发展的人的理想，强调人应当既健康、俊美，又聪明、勇敢，多才多艺，全面和谐地发展。作品鲜明地表现了欧洲新兴市民阶级的感情和意识。欧洲的市民阶级是资产阶级的前身，市民意识也就是早期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冯梦龙的《三言》也是表现新兴市民阶级的感情和意识的，但是和西方的《十日谈》所表现的市民意识相比，对封建主义的批判精神较弱，个性解放的要求也没有那么强烈。这是由于我国封建制度延续的时间比西方长得多。《三言》成书于明朝中叶。当时的社会只是出现了某些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萌芽，而这些因素和萌芽比起整个自然经济来，显得非常微弱，所以反映这些因素和萌芽的思想就不像西方那样表现出鲜明的战斗姿态，而是相当软弱，而且带有很大的保守性。这就决定了《三言》所表现的市民意识有这样的特点：虽然有民主的要求，但很朦胧，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和封建思想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封建门第观念、官府的黑暗、仕途的艰辛、世态的炎凉，进行一定的揭露和批判，但其批判是不彻底的，是局部的；对美好生活有热切的愿望，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思想，但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封建统治思想，不能像西欧的人文主义者那样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树起自己的旗帜。他们把人间的不幸，弱者的悲剧，归结为道德沦丧、礼崩乐坏，因而认为惩恶助善是救世良方，正如鲁迅所指出的：“以意度之，则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二为劝善，而尤以劝善为大宗。”[73]露出的恰恰是中国特色的市井意识。
与上述情况相类似的是，中国现当代市民小说形成和发展的语境，也脱离不了中国社会具体的国情，传统文化的惯性总要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顽强曲折地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这样的情景：其一，现当代中国的市民小说、市民文化精神，一方面继承和弘扬了中国自唐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清末民初的传统市井文化精神——“市井”意识，即追求“个性自由、闲适享乐”，反映在文学中的“直面世俗性”，这也是主要的一面。其二，现当代市民文化精神也吸收融合了西方市民社会精神，理性和个人化是现代都市最大的文化特征；西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对中国市民也冲击不小。一定意义上，现代化就是世俗化。西方城市文化、都市小说开阔了中国现当代新市民小说家的视野，丰富了市民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但与中国传统市民文化、市民文学相比其影响要小。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马克思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或许很能说明这一点。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也认为：“文化是一个综合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的其他能力和形成的习惯。”[74]美国学者C.克鲁克洪也认为：“文化存在于思想、情感和起反应的各种业已模式化了的方式当中，通过各种符号可以获得并传播它；另外，文化构成了人类群体各有特色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的各种具体形式；文化基本核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传统（即从历史上得到并选择）的思想，一是与他们有关的价值。”[75]这些充分说明民族传统文化的稳定性与渗透性。而现当代中国市民小说便渗透了更多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的“市井意识”。的确，从现当代市民小说的主题和艺术形态上看，它很多方面都承继了我国市井文学传统。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是中西国情、历史、文化有着根本的区别，特别是文化、文学传统的差异，先哲们早已认识到这种差异，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为中国文化一大特征。”[76]诚然，中国文化以儒道为主脉，但其哲学观与人生观却都是世俗的。由于中国农耕文明悠久，民众“重实际而黜玄想”，很少生发那种超出实际生活之外的欲求与愿望，故以儒道为主脉的本体论都是将人的注意引向现实人生而不是引出现实人生，即立足于世俗人生建立宇宙观和本体论，而非总是以彼岸世界为参照，设计宇宙与人生图景。中国传统哲学带着这种内在的“此岸”情结，故对世俗生活一直持认同与肯定态度，即使孔孟儒学从来也没有否定人的正常与合理的生活欲求，“它所要求的只是人应当将自己的欲求置于理性框架之中，在伦理规则的约束下实现内在的和谐”。[77]所以说中国文化根本上是一种世俗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一种宗教文化。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西方文学对神性与精神超越性的认同被大大超过对世俗性的兴趣，他们不断探索、追问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一定程度上，这或许正是西方文学区别中国文学的根本原因所在。在西方、俄罗斯作家那里也有不少表现城市下层平民题材的作品，英国萨克雷的《名利场》，法国莫泊桑的《羊脂球》、《项链》，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俄国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万卡》，高尔基的《在人间》，奥地利卡夫卡的《变形记》等主人公多为小职员、妓女、流浪汉、工匠，但他们的作品大都渗透着对人生、社会终极意义的探索和关怀。而中国文学大多缺乏西方文学这种宗教性精神意义的永恒叩寻，多沉溺于世俗情怀、日常生活意义之中，这根本上也是由中国的世俗性文化特点所决定的。所以，反观中国现当代市民小说，往往也难逃脱此“窠臼”，尽管我国市民小说已取得巨大成就，然扪心自问，不少现当代中国市民小说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卡夫卡《城堡》等相比还有差距。当然，文学的情况很复杂，不能硬性这样比。中国有自己的语境。但同时更能说明这样的道理：文学作为人的精神活动，是文化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发展都受到后者很深的影响。正如汤学智所言：“一种文学，之所以可以区分为这一民族或那一民族的，关键在于其不同的民族风格，而决定这种民族风格的关键，则在于不同的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的文学正是以自己独具的文化精神为灵魂，为内在的生命。”[78]范伯群、朱栋霖等先生也认为：“民族的文化精神与审美心理像血液，像一个民族的灵魂，它流淌在民族的血脉中，主宰着民族的生存走向与特征。民族文化精神与审美心理具有历史延续性。民族文化的外壳，它的器物层面，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层面可以改革，但是文化心理层面不会轻易发生质变。”[79]诚然，从文化结构上来说，文化一般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物质文化是满足人类生活和生存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例如，人类的衣、食、住、行，所形成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居住文化、交通文化都属于物质文化。这里不单纯包括其具体的器物，还包括这些器物的生产、工艺和技术，甚至还有体现在这些器物中的人们的精神、欲望、智慧、趣味爱好等。制度文化是反映个人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各样的制度，例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法律婚姻等制度以及实施这些制度的组织机构。人们在参与社会活动过程中，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逐渐形成规范有关行为的准则就成为制度，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精神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育化出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宗教感情、民族性格……这是人类在改造和创造自然和社会过程的思维活动和精神活动，是文化整体的核心部分。精神文化是人类的文化心态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包括人们的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诸形态。在各国文化系统的交流中，各种文化的变化情况是不同的。例如，物质文化方面像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往往易于交流。像电视机以其形象与声音的传输的同步，很快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取代了广播，而彩色电视则又以其五光十色逼真形象很快又取代了黑白电视机。在交通方面，过去我国是轿子与马匹代步，今天则有火车、汽车与飞机，不仅可以免去长途跋涉之劳，又可以在一日之内行程千里、万里。所以，一般说来，接受外来物质文化较容易，而接受外来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就比较慢，并且需要一个与当地文化融合过程。文学艺术就属于精神文化门类，文学必然是民族的属性更多，它的躯体中流贯着民族文化的血液、精气，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着本民族文化的鲜明印记。所以我们一点也不奇怪地看到：首先，市井意识影响了作为创作主体的中国现当代小说家，他们的身上更多地流淌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血液，尽管许多人本身自己并未感觉到这些；其次，现当代小说家所反映的客体——都市景观、市民生活，也主要是中国市民社会、市井文化传统之积淀，加上外来文化——西方消费文化、大众文化之影响。塑造成现当代中国市民小说喧嚣多彩奇特之“景观”，它们呈现目下都市的种种景观，市民生活“物”与“欲”的沉迷，乃至堕落，进而展现出现代都市的生命哲学意识。
的确，以上花那么多的笔墨所阐述的一切，正是力图阐明中国市民文学、市民小说发生的语境与西方是多么的不同。所以解读现代中国的市民小说理应有符合文本实际的自己的话语。按杨义先生的话就是研究中国的文学，必须了解、运用“中国的智慧”，“回到中国文化的原点”，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我们的文学研究走向更高层次，与西方进行平等的对话。
【注释】
[1]《管子·小匡》。
[2]汉应劭：《风俗通·市井》，王利器校注本。
[3]《汉书》卷91《货殖传序》。
[4]清赵翼：《陔余丛考》卷4《市井》。
[5]《史记》卷30《平准书》；卷86亦有相同释法。
[6]汉应劭：《风俗通·市井》，王利器校注本。
[7]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8]参见赵伯陶：《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4-5页。
[9]参见周时奋：《市井》，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143-14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11]卢卡奇：《审美特性》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12]《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2页。
[13]刘震云：《磨损与丧失》，《中篇小说选刊》1991年第2期。
[14]赵园：《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二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1月版，第32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6-57页。
[16]阮荣华：《市井习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7页。
[17]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年—1949年），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第39页。
[1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11月版，第59页。
[19]侯忠义：《隋唐五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7页。
[21]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绪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页。
[22]该文载1919年《东方杂志》第16卷第4号。
[23]章培恒：《关于中国文学史（新著）的几个问题》，载钱仲联、范伯群主编《中国雅俗文学》（第1辑），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6-17页。
[24]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载《中国小说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11月版，第365页。
[25]钟婴：《明末清初市民文学与江南社会》，载《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第3-4期，江苏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第50页。
[26]许建中：《论明清之际通俗文学中社会价值导向的嬗变》，载《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第3-4期，第64页。
[2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11月版，第144页。
[28]陆复初、程志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历史反思》，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2版。第299页。
[29]李贽《焚书·管耿司冠》。
[30]李贽《焚书·答律肤说》。
[31]胡士莹：《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12月版，第13页。
[32]王文英主编：《上海现代文学史·导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页。
[33]朱文炳：《海上竹枝词》，见顾炳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页。
[34]忏悔生稿：《销金窟歌有序》，1872年7月13日《申报》。
[35]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91页。
[36]朱自清：《论严肃》，《中国作家》创刊号1947年10月。
[37]靳润成主编：《中国城市化之路》，学林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210-211页。
[38]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绪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页。
[39]《我看苏青》，载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40]苏青：《苏青文集》下册，上海书店，1997年版，第487页。
[41]许道明：《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389页。
[42]靳润成主编：《中国城市化之路》，学林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210页，211页。
[43]裴毅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363页。
[44]孙先科：《“新写实”小说中的市民与新市民形象及其意识形态》，载《天津文学》1996年第8期，第24页。
[45]邓伟志主编：《当代“城市病”》，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1页。
[46]陈虹：《市井的狂欢》，载《文艺评论》1993年第1期，黑龙江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47]刘川鄂：《“池莉热”反思》，载《文艺争鸣》2002年第1期。
[48]池莉：《总在异乡，我坦率说》，载《长江文艺》1992年第4期。
[49]程永新、池莉：《访谈录》，载《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页。
[50]《“新市民小说联展”征文暨评奖启事》，载《上海文学》1995年第1期。
[51]邱华栋：《环境戏剧人》，载《上海文学》1995年第5期。
[52]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
[5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7页。
[5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6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
[56]肖岁寒：《“市民社会”的历史考察》，载1999年第3期《天津社会科学》，第102页。
[57]田忠：《经济市场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市民社会》，载《探索与争鸣》2001年第2期。
[58]孙先科：《颂祷与自诉——新时期小说的叙述特征及文化意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84页。
[59]参见高峰：《市民社会：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主题》，载《苏州大学学报》（社哲版）2003年第2期，第44页。
[60]参见高峰：《市民社会：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主题》，载《苏州大学学报》（社哲版）2003年第2期，第44-45页。
[61]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对治理的意义》，载俞可平等著《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208页。
[62]参见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对治理的意义》，载俞可平等著《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216-222页。
[63]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页。
[64]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页。
[65]程金城：《生命过程的解释与对付困境的努力》，载《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66]董小燕：《西方文明：精神与制度的变迁》，学林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3页。
[67]董小燕：《西方文明：精神与制度的变迁》，学林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21页。
[68]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12月版，第59页。
[69]［比利时］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9页。
[70]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3-94页。
[71]钱乘旦：《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72]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年），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第39页。
[7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载《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5页。
[74]汪澍白：《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6页。
[75]邹广义：《文化·历史·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6-18页。
[76]李中华：《中国文化概论》，华文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160页。
[77]张卫中：《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林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84页。
[78]汤学智：《新时期文学热门话题》，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86页。
[79]范伯群、朱栋霖主编：《中外文学比较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