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良过渡期：清末民初

从清末至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在动荡中巨变。鸦片战争以前，封建城市仍循着原有的轨迹向前发展，当时称为“四聚”的京师、佛山、苏州、汉口这四大商业城市尤为发达。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的城市普遍面临着跨入近代的问题。近代工业开始创办，传统的城市发生了巨变，迈入了近代化行程。城市数量大为增加，规模迅速扩大。而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当时中国城市的二元结构——东西部城市的不均衡发展：沿海、沿江地带以上海为代表的近代工商业城市快速发展；内地传统城市变化相对较小。这时的城市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资本主义发展直接带动起来的城市。具体又可分为三小类：（1）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占据之下发展起来的大城市，以上海、天津、汉口为其典型；（2）在一个或先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独占下发展起来的城市，以青岛、大连、哈尔滨等为代表；（3）近代国内资本主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城市，如蚌埠、郑州等。第二，由封建传统城市逐渐变化的综合性城市。一些长期以来就是全国或地区的统治中心，政治功能突出，如北京、成都、南昌、长沙、兰州等；另有一些封建时代就有工商业基础的城市，此时的经济功能更加强化，如南通、无锡、内江、自贡等，还有一些原本为封建传统城市，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后，在旧城附近另辟商埠或租界，形成旧、新两城并峙的格局，如南京、宁波、芜湖、九江等。在开放、通商、办厂等过程中，近代都市市民社会有了新的崛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中国商会从1904年起宣告诞生，工商资产阶级有了自己的组织，到1911年，各地商务总会增加到53个。特别在苏州、上海等城市，商人们参与了城市建设和管理，他们创办实业学堂、自己的报纸杂志，甚至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西方文明的涌入，使市民的价值观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市民们的竞争意识、个体价值、自我实现意识、开放意识等有了极大的提升和发展，他们的心理不约而同地朝着一个方向转化——崇尚商业，崇尚金钱，这些尤其在以上海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城市的市民身上表现较突出。上海在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1845年11月29日《上海土地章程》颁布，宣布英租界的辟设，此后，法、美等国家也相继划定租界。自租界产生后，对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不可估量的变化。租界是封建王国中的一块“飞地”，西方人把他们的市民社会的制度和“市民意识”带到了中国的上海，成立了“工部局”、“公董局”（市政府）、“公审公堂”（法院）、“商团”（民兵）、“巡捕房”（警察局）、“救火会”（消防队）等自治组织，完全按照欧洲的自治城市传统，靠纳税人的税收直接计算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上海人得风气之先，看到西方“市民社会”的运转，知道了西方“市民意识”的强悍。从小刀会起义到“四一二”政变，黄浦江上的外国军舰和上海商团，就是没有一次让政府军队进入租界。经济上，租界的作用也巨大。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成为全国的金融、商贸、交通通讯、工业中心，是全国经济最繁荣的城市，并一跃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东方第一大港。文化上的变化更错综复杂，中西文化交融碰撞，亦中亦西，不中不西，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所谓“西方的制度，中国的文化”，拿西方旅游者的话来讲是：“表面上的西方化，内里的中国精神”（Chinese spirit inside with westernized out looking）。“西方文明与中国精神，如油和水一样混合，油浮其上，而内里还是坚实的中国文化的核。文化上的变化略滞后于政治、经济上的变化，但变化依然是不争的事实。”^[32]崇尚洋派、趋新善变、兼容并蓄等近现代意识开始出现。消费意识是城市、近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市民的消费意识日趋强烈，并有了新特点，如1909年出版的《海上竹枝词》中，对于近代上海人手拿刀叉、学吃西餐的情景有着非常生动的描述：

海上风行请大餐，每人须要一洋宽。

主人宴客殷勤甚，坐定先教点菜单。

主人独自坐中间，请客还须列两班。

近则为尊卑者远，大清会典可全删。

大菜先来一味汤，中间肴馔难叙详。

布丁代饭休嫌少，吃过咖啡即散场。

纵饮休云力不胜，劝君且慢点香槟，

白兰地本高粱味，红酒何妨代绍兴。

点菜还须各自书，今朝例菜问何如。

免教搜索枯肠遍，不过猪排炸板鱼。

寿头最怕请西餐，箸换刀叉顶不欢，

还可照人敷衍过，要他点菜更为难。^[33]

市民们渴望金钱，挣取金钱，也挥霍金钱，休闲享乐之风日盛。当时一个在上海住了20年的人很有感慨，特意写了一篇文章《销金窟歌》，描述上海市民的享乐消遣：

奢华靡费至江苏之上海极矣，人之言曰：此眼前之极乐世界也，吾则名之曰：销金窟焉。二十年来，纵观盛事，遍历欢场，叹孽海之几重，乃骄淫之倍甚。暇取时事而静验之，窟之大者有三，曰妓馆，曰戏馆，曰酒馆，一日夜所销不下万数千元焉；窟之小者有三，曰清烟馆，曰花烟馆，曰女堂烟馆，一日夜所销不下千数百元焉。他物之以日计者称是，大抵一年所销不下数百万金。来游是邦者少不自检，往往失足于窟中。^[34]

清末民初，在文学上，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市民文学繁荣兴盛，一度独占文坛。吴福辉先生曾分析了“鸳鸯蝴蝶派”兴盛的原因：“一是当时的北洋政府自顾不暇，晚清垮台后社会的文化控制力量减弱，给了文学以发展的良好机会。二是科举取消，文人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加上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最早一批走不通‘仕途’的文人成了报社馆的主笔、记者、编辑，同时成为报纸连载小说的作者。通俗作品有了较雄厚的作者队伍。三是更重要的，这样，文人跌入了市民阶层，他们处于与普通市民同样的文化境遇并取得了相同的文化眼光，小说在他们手中回到了市民文化的本位。”^[35]我以为，这样的分析很到位，特别是从市民文化本位来阐述“鸳鸯蝴蝶派”兴盛的原因，可谓一下抓住了市民文学的灵魂。的确，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上海作为一个新兴的城市的崛起，新市民阶层的形成，使得我国传统的市民文学在这里找到了广大的社会基础和有利的市场条件，鸳鸯蝴蝶派便应运而生。朱自清先生也指出了鸳鸯蝴蝶派与中国传统小说的渊源关系：“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为‘闲书’，不是正经书。鸳鸯蝴蝶派小说意在给人们茶余酒后消遣，倒是小说的正宗。”^[36]确实，“茶余酒后消遣”——市井日常生活叙事这正是市民文学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