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原始社会末期，农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这一次分工，产生了原始的乡村居民点。生产工具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又使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出来，促进了交换的发展。不从事生产而单独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的出现，又使商业和手工业分离出来。商业的产生，才使市井文化有了萌生和发展的条件。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后，分工进一步细化，使交换成为必然。“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15]可见，城市的出现、城乡的分离和对立，是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城市的出现，促进了原始社会解体，人类社会进入了文明时代。

考古发掘证明，我国早期的城市大约在夏商时期已经诞生。如山西垣曲商城、河南偃师二里头、湖北黄陂盘龙城、早商都城郑州、晚商王都殷墟等。春秋战国时期，城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华并迅速向都市化发展，据统计，春秋时代我国有466个城邑，比西周多375个，都市总人口达三四百万。^[16]至唐代商业都市发展较快，这时工商业者联合起来，组成自己的组织——同业行会，行会就这样诞生了。“这些行会的职责在于保护行会商人的利益，应付来自官府的勒索。”^[17]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使得居民人口急速膨胀。根据《城郭市廛》资料显示，唐代长安城人口至少有80万，鼎盛时期，城里有100万人。杭州城的总户数在玄宗时达到86000户；苏州在中唐后户数为10万户。在唐朝这个开放的国度里，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精神也得到了某些解放，唐朝绚丽多彩的城市生活画卷也由此而展现。唐朝市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显得丰富多彩——生活方式的多样化。首先表现在衣食住行方面，唐朝的市民突破了原来较单一的衣着穿戴模式，追求时尚，一些华美的衣服出现在他们的身上，食住也求精美、舒畅，交通工具的使用也多样化，人们在大街小巷中乘着马车、奚车、肩舆、篮舆等。当时城市居民们普及性的文化娱乐活动有拔河、荡秋千、打球、角抵、斗鸡、观戏、听曲子、赛乐舞、弹乐器、游览风景等，反映市井意识的“传奇”文学也兴盛起来，《李娃传》、《霍小玉传》都是其中的佳作。我国小说经历了志怪传奇、英雄传奇（历史传奇）阶段，到唐代出现了市井传奇，鲁迅评价甚高：“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收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初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有意为小说。”^[18]在此之前，我国的小说主要是“记异”、“记事”——对鬼神或人事的忠实的“记录”，而到唐代的传奇则突破了这种束缚，从记叙鬼怪之“奇事”，转变为描写人世间之“奇事”，直接广泛地面向现实人生。传奇没有题材的限制，没有严肃的内容要求，也没有程式化。它当时文体卑下，为游戏之笔。因此可以容纳诗、文、史正规的文体不能容纳的内容。“像琐屑的日常生活小事，流传朝野的笑语和佳话，民间流传的精怪传说，有悖礼教、动人肺腑的爱情故事等，都可以成为传奇的题材，同时一些不能在诗、史中占一席之地的普通人物如娼妓、仆婢、侍妾、商贾以及市井无赖等，都成了传奇的主人公。”^[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