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市井”与“市井文化”？从字面上考察，“市井”一词带有买卖交易的含义，与商品经济有密切联系。市井之得名因由，前人已有数说。其一是《管子》尹注说。《管子》有“处商必就市井”句，尹知章注曰：“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1]其二是《春秋井田记》说。汉应劭《风俗通》引《春秋井田记》曰：“……八家而九顷二十亩，共为一井。房舍在内，贵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贱私也。井田之义：一曰无泄地气，二曰无费一家，三曰同风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财货。因井为市，交易而退，故称市井也。”^[2]即市以井田为依托而开，所以又叫市井。《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汉何休解诂、《后汉书·刘宠传》、《初学记》都持此说。其三是《汉书》颜注说。前引《汉书》“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句，颜师古注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处；井，共汲之所，故总而言之也。”^[3]《陔余丛考》收此说。^[4]《史记》张守节正义更详言之，《史记·平准书》有“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句，张守节正义曰：“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水，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故言市井也。”^[5]即人们在井边汲水时顺便贸有无而成市，故称市井。其四是《风俗通》所收俗说。此说曰：“市井，谓至市者当于井上洗濯其物香洁，及自严饰，乃至市也。”^[6]意在指明到市之物先于井上洗涤之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这种种说法，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大意都是说市井与商品买卖有关，其本意，市井当指买卖货物的场所。的确，市井是商贾计财较利之所，商人作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中介，是一个为卖而买的逐利阶层，他们集中于市井，使市井形成一个以买卖商品为中心的文化氛围。商品经济作为自然经济的对立物，从一开始就有动摇封建经济基础活跃因素，在人类交换活动中逐渐形成了市井文化，正是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对立物而存在和发展的。

钟敬文先生认为：“文学通常有三条干流：上层文学、俗文学和农民文学。第一条属于精英文学或作家文学，第二条属于市民文学，第三条属于农民文学。”^[7]袁行霈先生所著《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也将中国文学分成四大类别，即宫廷文学、士林文学、市井文学与乡村文学。据著者自言：“这种分类，既着眼于题材内容，又兼顾文学产生发育的环境土壤，以及作者和欣赏者，是一种综合的分类法。”无疑，如果将这种文学的综合分类法借用于中国文化史研究，也有其长处，尽管这一分类并不能涵盖文化的所有部类。如宗教文化、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科技文化，就难以在这种四分法中找到适宜的或固定的位置，然而无论如何，它在文化研究的一定范畴中仍可以显示出较为方便的特点，即宫廷文化、士林文化、乡村文化、市井文化。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皇家气象自不同于寻常百姓家，与官宦人家也存在着不少的差异。宫廷文化是独特的，不仅在一个朝代中有传承性，在不同的历史朝代之间也有因袭的因素。

封建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是属于统治者阵营的，他们既要驭下，又要奉上，即使是“无官一身轻”的文人墨客，其追求也与庶民百姓有明显不同，更多关心的是温饱以外的物质与精神的享乐。研究士林文化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方兴未艾的中国文人画研究即是一例。

乡村文化在以农业立国的中国社会有其特殊的意义，从《诗经》十五国风中的优美民歌到近现代的一些动人的民间传说以及某些习俗等，都可以寻觅到它们的足迹。在民间文学这枝芬芳的花枝上，就有许许多多乡村文化的清露。

市井文化是伴随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萌生和发展而不断成长丰富的。伴随唐代以后市民阶层的出现和壮大，这一代表着新兴力量的文化就不断向旧制度和旧秩序进行着挑战。总的说来，市井文化作为产生于封建社会内部的一股异己势力，一直不断冲击、侵蚀着封建专制统治基础，它是一种蓬勃发展却又夹杂着一些污泥浊水的文化。

上述四种文化，宫廷文化与士林文化属于雅文化的范畴，乡村文化与市井文化则属于俗文化的范畴。俗文化与通常所说的民间文化并不完全等同，这就像俗文学并不完全等同于民间文学一样。市井文化部分包含于民间文化中，且是联系民间文化与士林文化的桥梁。如市井文化中的话本小说本是以娱乐市民为主的讲唱文学形式，当它为封建文人所模仿，并有大量的拟话本小说问世以后，这一文学形式就注入了士林文化因素。同时这一模仿又反作用市井文化，使正统儒家思想不知不觉地进入市井之中。^[8]

我国市井文化渊源流长，历史悠久。城市不仅累积着财富，也荟萃着人文，到唐宋，兴起了适合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市井文化。（1）话本：讲述历史及人世间故事的“说话”从中唐以后就兴旺起来，有了行会并在南宋末期进入“黄金时代”。记录“说话”的文章叫“话本”，是后来白话小说之祖。（2）宋杂剧：在瓦舍勾栏中演出，并且已商业化。以温州为发祥地的南戏与杂剧南北相应。此外还有滑稽戏、傀儡戏、影戏等，都在市民中找到了自己的观众。市井文化既然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性的文化，它的价值观必然是功利的。它以种种娱乐性极强的形式为市人提供赋闲与消遣。它一方面帮助人们克服隔阂、孤独、陌生、寂寞、无聊而创造出大众参与、集体共享的种种方式，甚至不惜以声色犬马事人；而另一方面，它提供的常常是一种精神的松懈、暇时的消逝、情感的释放，而不是精神的追求与创造。它往往只让市民遗忘些什么，而不是得到些什么。因而市井文化就必然是通俗浅近的。市井文化在大街小巷、酒楼茶肆、书场戏园、赌局鸳帐中产生，充溢着酒色财气，它要贴近市民真实的日常生活和心态，适应他们浅近而表面化的喜怒哀乐。市民的情感与欲望，常常不是因为对现实与历史的深层次的忧患，而是从直接的生活表层，也即从柴米油盐这一类生存状态的趋向所引发的，要适应这种生存状态所引起的心理反应，因而它必然通俗也必须通俗。这完全由市井文化的本体所决定。不通无以理解，不俗无以贴近，不通不俗就无以参与和共鸣。也因而使市井文化缺少深刻性和心灵冲击力，也缺乏血与火的悲剧意识。它的有些带有严肃、深刻、反叛意味的表现，也仅仅发自对现实表象的不满，指向的也往往只是妨碍现世享乐的外部世界，久经市井文化熏陶的人，常常会视野狭窄、目光短浅，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标准常常显得零碎、多变而不成系统。^[9]因此随商逐利、赋闲消遣、通俗浅近，时尚多变可说是市井文化的基本形态。正是这样，把它和雅文化（精英文化）等区别开来。

我们知道，精英文化最大的特征就是“终极关怀”，主要体现为对人类生存的精神性关怀。人的生存具有两重性：物质性和精神性。人的物质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是有限、固定的；而人的精神性则是人的社会属性，它是无限、非固定的。一般说来，人作为一个现实的生物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具体事物需要去加以关注，如为生计、事业的忙碌与奔波，对名利、欲望的追逐等，都应属于人的物质性追求，社会应为此提供相应的物质财富，来满足人们的各种物质需求，这就是所谓的物质关怀（也称之为“形下关怀”）。一般来说，人的物质关怀都具有一个清楚而明白的指向性，它能够使人们切实地达到占有并享用某个有形的对象性存在。可以说，物质关怀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一需要。这正像马克思所言：“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0]也就是说，人作为生物有机体，最基本的需要应是物质需要，因此，对人的物质关怀也是对人的最初步、最起码的生存需要的关怀（诸如对食物、健康、住房等物质方面需要的满足）。很显然，对人的物质关怀应是“终极关怀”所赖以“立足”的前提。卢卡奇也说：“日常态度既是每个人活动的起点，也是每个人活动的终点。这就是说，如果把日常生活看做一条长河，那么由这条长河中分流出科学与艺术这两样对现实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现形式。它们互相区别并相应地构成了它们特定的目标，取得了具有纯粹形式的——源于社会生活需要的——特性，通过它们对人们生活的作用和影响而重新注入日常生活的长河。”^[11]换句话说，日常生活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不再是非日常生活得以成立的物质前提，而是因为它支撑并消化着非日常生活。随着日常生活自为性的获得，如何正确对待世俗世界中的日常生活并有效表达自己对日常生活的态度，成为广大民众关注的重心。市俗文化，便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表达民众产生于日常生活世界里的意识形态需求的文化形态。而精英文化的“终极关怀”作为人的精神层面的关怀，其实质是对人的形上关怀。例如：关于自我认识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关于人生价值和意义问题（人为什么活？）；关于人的处境（人活得怎样？人应该怎样活？）问题，等等。精英文化的“终极关怀”实际上意味着是对人自身当下动物性生存状态的超越，是对人物质关怀的超越，是人的非物质性享受的精神需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正是以精神为特有的本质才能区别于动物，即人只要活着，就得寻找意义、价值等“终极关怀”。所以不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如果仅仅有物质关怀而没有哲学的精神关怀，没有对无限理想境界的超越祈向，不仅会导致人类生存的感性化、表层化，而且还会使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和不可调和，必定使整个人类的生存茫然游荡而无所寄托，陷入无根、浮躁和无序的生存状态之中，从而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生活的无聊和荒诞，同时又会反过来扭曲人们的各种物质关怀。可见，“终极关怀”所着意强调的是人在生存中对意义的追求、价值的实现及对理想目标的渴望。也就是说，“终极关怀”是自觉地以人的生存命运作为自己的思考对象，是对处于陌生的或异己的周遭世界中不能把握自身命运的人的根本的精神关怀，它是对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的关注与思考。换言之，“终极关怀”主要是立足于“形而上”这个“根本”来对人的生存命运进行理性的分析和透视，它所体现的是对人的生存的最为深层次的关切，它通过研究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才有意义等问题来为人类的生存提供精神依托，即最根本的生存信仰和“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很显然，精英文化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为人类的生存确立和设定最高的价值目标和终极意义，然后诉诸人的理性，使人类自觉地去关怀这个“终极目标”，并朝着这个“终极目标”而不断地追求，从而使人们的精神达到更高的境界。

为此，精英文化、高雅文学秉承了“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情怀，对现实的不合理、不完善之处，表现了应有的批判精神，注重人文关怀，为人们提供心灵停泊的家园和安身立命的场所。它更多地依据纯粹的审美观照，主要立足于“自我”立场，关注未来，对现实生活作严肃的批判思考，刻意追求思想和艺术上的超前探索，它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权力话语；而市井文化、市民文学更多地依托于大众化的感官欲念和“快乐原则”，强调文学的娱乐消遣和宣泄功能，因而它一般具有通俗、浅显、时尚等特征，易于生产和消费，具有更广泛的读者群，是市井小民自娱自乐的一种权力话语；从神圣的彼岸理想转向世俗的物质生活，从崇高的国家集体利益转向当下的现实个人关怀。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中国民众的平民意识也愈加明确和强烈，他们要求娱乐、热衷消费、享受生活，前所未有地行使着自己的主体权利——不仅在政治经济生活中，更在精神文化生活中。相应地，这种凸显“日常生活”重要性的平民意识也成为市俗文化存在和发展的主线，它决定着市俗文化最本质的属性，使其成为消费社会中大众最真实欲望的表现体，也为市俗文化的成长和自我调节提供了一定的依据。的确，在现代社会中，世俗生活越来越重要，只有肯定此岸世俗的意义，市俗文化才能具备和强调彼岸精神理想的精英文化同等重要的地位，“日常生活”才具有直接的世俗意义而不是依附“非日常生活”获得神圣的象征意义，甚至成为“非日常生活”的目的指向。用张爱玲的话来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12]尤其是到了现代平民社会，日益富裕的物质经济条件愈加衬托出日常生活的绚丽多姿，和提倡“斗争的人生”的精英文化比较起来，关注“和谐的生活”的市俗文化更能得到民众的青睐。于是烦琐的日常生活包括柴米油盐、邻里纠纷等挤走了理想、信仰和美好的乌托邦，广大人民的喜怒哀乐更多地来源于日复一日的世俗生活。正如作家刘震云所说：“生活是严峻的，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单位、家庭、上班下班、洗衣服做饭弄孩子、对付保姆，还有如何巴结人搞到房子、如何求人让孩子入托、如何将老婆调到近一点的单位。每一件事情，面临的每一件困难都比上刀山下火海还令人发愁。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得与人打交道。我们怕人，于是我们被人磨平了。我们拥有世界，但这个世界原本就是复杂的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它成了我们判断世界的标准，也成了我们赖以生存和进行生存的证明的标志。这些日常生活琐事锻炼着我们的毅力、耐心和吃苦耐劳的精神。”^[13]在这里，世俗的粗鄙战胜了启蒙的神圣，物质性的烦恼取代了精神性的思考，人们“从云朵锦绣的半空中踏踏实实踩到了地面上”。不可否认的是，市井文化、市民文学是一种极为活跃、极具生命力的文化，它兼容百纳、吞吐自如，永远追逐和创造着时尚，也永远处于变态之中。

诚然，历史演进到现在，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业已出现，但中国特色的市井并未消失，仍继续着它们顽强的生命力。这里我想再次强调的是对“市井”与“都市”这两个概念的理解。我认为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有区别。“市井”，一般指下层市民生存居住的小街小巷小市，而“都市”一般是指大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所在。大城市中有“市井”，“都市”的“市井”是“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有“市井”的城市或城镇并不能都称之为“都市”，在中国土地上星罗棋布的城市或城镇绝大部分不能称之为“都市”，“市井”是这些城市或城镇的重要构成。在古老的苏州河畔，在北京的钟鼓楼旁，在武汉晴川阁的丽影中，在南国深腹地带高大的榕树下……丛生的市井细民历尽了生活的悲欢。市井闾巷之间有着深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积淀。“市井”一头连着传统文明，一头连着现代文明，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长时间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农业大国，农耕文明悠久，常常是农村包围城市，甚至压倒城市，没有建立过占优势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现代化起步较迟，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漫长而艰难，真正具有现代意义上的都市微乎其微，大部分的城市或城镇充满了浓郁的与农耕文明血脉相连、根深蒂固的市井意识。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都市”一般站在时代的前列，是带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火车头，“都市”的主导方向应该是由现代大工业和现代的市场经济为根本建构的现代文明所主宰。现代都市文化的成分主要来自西方，具有先锋性，物质、文化俱发达，崇尚科学、民主、法制、理性，尊重个体。在我国，上海、广州等大都市是现代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社会的窗口，现代意识相对浓些，但仍然有不少的与农耕文明血脉相连、根深蒂固的市井意识，它们的脐带和本根还相当一部分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一定意义上，“都市”的“市井”对“都市”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而中国偌多的以“市井”为构成主体的城市或城镇虽已有一定的商品经济等现代观念，然其本质上更处在一种与农耕文明藕断丝连的市井意识之中。赵园就认为：“中国的市民阶层，其形成的历史，以及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有显著的不同。”^[14]由此我们可以认定，市井是中国城市与城镇中特殊的生存空间与文化空间，千百年来，它收容、庇护，抚养着街衢百姓，是平民布衣安身立命的居所，成为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汇集之地。小业主、工匠、城镇贫民、艺人、郎中、游民（卜卦者、相士、风水先生、兵、盗贼、乞丐、地痞、流氓、帮会、娼妓）、落魄文人、下层知识分子、普通职员、失势的官员、败落的商家、前朝（政府）遗老遗少等构成了市井阶层的主体。在市井中，工、商、医、卜、僧、道、娼、丐可以比肩并立，歌舞戏曲与巷陌小技可以同时登场，追逐时髦、创造流行、风靡新奇、强调官感，其结果必然使市井文化表现得丰富变幻、生机勃勃而杂乱无章。市井是一种急流奔腾的“现象流”，“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市井闾巷之间蒸腾着无拘无束、放荡不羁的生命活力和野性力量，但它也藏污纳垢，有着残余的封建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及江湖习气。要理解中国的城市，市井实在是一个难以漠视乃至最为重要的所在。

市井文化既然是中国文化的构成部分，因而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建设中必然包含市井文化。虽然市井是产生于小农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阶段的历史范畴，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市井意识已渗透进中国城市集镇各个层次的市民，一定意义上，市井意识已成为许多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它还会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存在并发挥作用。探索其文化与文学发展方向，就必须了解其历史与现实的存在形态。本课题的用意，也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