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现代中国市民小说的市井意识

“为市井细民写心”是中国唐宋以来市民文学的传统，因此可说“市井意识”是市民文学的灵魂。这种“市井意识”传统在现代中国市民小说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使得现代中国市民小说呈现出璀璨辉煌之精神美学品格。市井意识对现代中国市民小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主题、题材、人物、叙事、语言、审美意向等。我们看到，尽管他们的风格不一，流派多样，作家的文化层次和社会地位也参差不齐，但大都受到了古代传奇、话本、评书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形成了一套具有民族特色的结构和传达模式。从张恨水、老舍、张爱玲、冯骥才、林希、池莉等人的小说文本中，我们可明显看到他们对我国传统市井文学的承续和弘扬。现代市民小说在继承传统市民文学的基础上适应了现代市井细民鉴赏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模式，而这种文化心理和思维模式与千百年来我国古代传奇和话本小说的造就密切相关，现代市民小说的这种美学品格也正是由于与我国古近代的市民文学一脉相承，所以才容易引起广大市民的共鸣，拥有无数的读者。

的确，市井意识小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变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审美品格格局。众所周知，由于我国是一个重政治伦理型文化的国家，文学作品长期以来担负着“文以载道”的神圣使命，沿袭着“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基调，文人士大夫往往以国家大事为重，以“雅”为美，以“雅”为至高的典范，流露出浓厚的且引为自豪的贵族精英意识。而在商品经济繁荣和市民阶层崛起的条件下兴起的市井意识浓郁的文学，体现出世俗化、平民化、口语化的特征，市井细民日常生活开始进入文学作品中，并成为文学叙事的相当重要的对象和审美范畴。我国“小说”的概念本来就与通俗相连，《汉书·艺文志》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巷谈语，道听途说者之造也。”中国的小说产生于市井里巷，中国白话小说是由于中国都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壮大而诞生的，它直接脱胎于宋元时代瓦舍勾栏里成长起来的“说话艺术”，市井细民成为它的主要读者；都市的不断繁荣和市民阶层的不断扩大，也促进了中国白话小说的发展。因此，从某种角度说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白话小说大多可看做市民小说。依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审美习惯，小说总是供人消闲，酒后茶余之用。鲁迅也说：“中国久已称小说之类为‘闲书’”。^[9]创作家们从市民的审美心理出发，尊重市民的审美阅读习惯。在审美阅读过程中市民表现出明显的对功利和享乐的追求，呈现出独特的审美心理特征。如在审美的动力机制上，市民以“实用”为准则。文学被当做“高兴时的游戏，失意时的消遣”的工具，或被当做生活的形象教科书。在文学的众多功能中，娱乐消遣功能被放在突出的位置，认识功能、教育功能位居其次，这同封建时代的“文以载道”观、中国近现代革命历程中赋予文学“崇高”的历史使命是相错位的。市井话题、通俗故事、日常生活这些通俗文学乐于表现的内容一般是市民文学所惯于表现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当代。陈思和在考察都市文化现象时指出：“它的存在是以现代社会的需要为前提，它将帮助人们更适宜地生存，这种帮助也是多方面的，它可以是实用性的生活指南，也可以是消闲性的精神消遣。”^[10]像以大上海为中心的海派文学算得上是一个较典型的案例。现代的大上海，经济上出现了繁荣，市民阶层已经出现，他们在经济上已经独立，在文化趣味上追求消闲和娱乐。1933年9月，大上海的一本题为《珊瑚》的通俗半月刊登出一组读者来信，回答“为什么看小说”的编者问，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读者们的回答是：（1）为转移不良的心境而看。（2）为消磨枯寂的人生而看。（3）为调剂苦闷的生活而看。（4）为明了神秘的社会而看。（南通、玉懿）因为小说在许多文艺作品中，是趣味最浓厚的东西……（诏安、沈济宽）小说是自修最好的国文读本……（宁波、栎主）^[11]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大上海的市民通俗文学才历兴不衰，使通俗文学成为大上海的一种文化传统。而海派文学历来就是深受通俗文学影响、未能超出通俗文学观念的框范的文学。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张资平、叶灵凤、曾今可、曾虚白、章克标等人的小说，大抵是写男女情爱、婚姻家族；30年代崛起的现代派作家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黑婴、杜衡等，尽管在艺术手法上有所翻新，但无非是热衷于描写都市的世俗生活；40年代的洋场小说家，如张爱玲、徐訏、无名氏、苏青、予且等，是把现代主义与《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列传》对接的作家。不论他们文学个性有多么不同，取市民的眼光来写都会中的人生传奇，以通俗的笔法来表现题材，该是他们的共同的特征。在商业经济相对发达的都市，文学的通俗性始终是无法避免的。其中的原因包括读者的审美追求、文学的商业运作、作家的个性特征等，而这些大都可以归结到一点，就是通俗文化的积淀——文学表达的往往是市井细民的话语。因此，可以说，市民的阅读大都处于社会政治主流话语和精英文化话语之外。

市井风情、特别是市俗情趣——物欲、情欲向来是文学家所乐意关注和表现的，但不同作家有着不同的叙事立场与价值取向，在不少作家的笔下，这种关注所构成的叙述却是一种关于“他者”的叙事。尽管有良知的作家们在叙述这个“他者”的故事时也不乏同情、怜悯和关怀，为市井庸众们的痛苦、不幸呼吁和呐喊，但是作家笔下的“他者”毕竟是一个被观照被叙述的对象，作家的“自我”与被叙述的“他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段距离，一段由于生存方式和生命体验的不同而不是因为缺乏同情心所造成的距离。“这段距离所带来的，则是对‘他者’的感受和理解的隔膜。虽说同情也许能填补距离造成的空当，但是却无法让作家获得只有身处‘他者’位置才能得到的那些虽然琐碎然而却是切肤的经验，更难以体认平民百姓由此形成的人生感受，即那些滋生于琐碎生活细节的乐趣和悲哀。”^[12]而我们看到的张爱玲、苏青、予且、池莉等作家则不然，他们笔下的市井细民的生活故事已不是一种关于“他者”的叙事，而更多的是一种感同身受的“自我”的叙事。尽管他们对市民也有委婉的嘲讽，甚至批判，但他们的情感趋向是站在市民一边的，对市井细民的七情六欲、琐碎人生不仅寄寓了深切的理解、同情，更多的是融入与认同，“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我们从他们的文学世界中了解到的是求真、求实、求生存发展的市井细民化认知世界，在他们的作品中，张扬着的不仅是那单纯的“行路难”与“百事哀”的市井平民生存及人身保障问题“生存权”，而且是由此引发的以人作主体所显现出的坚韧的生命意志，在生活的抗击中所体现的真诚、善良、宽容与忍辱负重的生命特色。他们真诚地描绘市井细民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人生理想，一定程度上也就是自我的描绘。作家们实在没法阻止自己的这种情感投入，对于市民，他们不可能是鲁迅式的纯粹精英知识分子的“观照”、俯视态度，也不会像茅盾那样具有社会政治学家的意识形态立场。我以为，这正是这些作家区别于许多中国现代作家的地方，是市井意识的流露。

总之，市井意识对我国现当代市民小说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现当代市民小说与市井文学传统的关系时隐时显，自觉或不自觉。按原型批评理论，或许可以诠释此种情形。一定意义上，市井文学传统已经成了我国现当代市民小说家挥之不去的“集体无意识”，当他们拿起笔来写作时，“市井意识”就有意无意地在他们的作品里显现出来。传统市民文学“市井意识”的影响对现当代市民小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因为现当代市民小说是我国传统市井文学的延续、发展，而市民文学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深得广大市民阶层的喜爱，所以现当代市民小说反响也很大，赢得了众多的读者。众所周知的“老舍热”、“张爱玲热”、“王朔热”、“池莉热”、“《废都》热”或许很能说明问题。这些市民小说明显不同于以往常见的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而是市民”阶层所喜爱的市民话语。创作者和接受者达到了心灵的契合，如此，市民文学长盛不衰，热潮迭起。这或许可以说明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它的民族性、社会性和群众性，现当代市民小说正是在继承我国市井文学的基础上满足了广大市民阅读的“期待视野”，才取得了成功。的确，一定程度上，文学作品只有在读者那里才得以最后完成；并且这种市井意识导引现代作家面对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外来文学特别是欧美文学的巨大冲击，作出了积极的思考和回答，他们力避主流话语中心，以一种边缘化的态势参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建构，采取“现代化与民族化并行不悖”的文化策略，从而有力地影响和促进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

的确，我们注意到，首先，市井意识在我国现当代市民小说中的承继必然带着时代性的特征。现当代中国与古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环境都大大不一样了。“原型的复活并不等于简单的复古，它往往是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出现的，与时代的某些特征相互联系着。”^[13]现当代市民小说家面对着的是整个的世界，并非仅是文学传统，他们必须回应现当代社会的各种挑战，所以，当市井意识的渗透、影响以各种形式曲折地表现出来的时候，它很可能同时接受了种种的改造、重组。并且这种古今的联系往往很隐蔽、间接，主要它已经以现代小说的形式出现，嵌入了许多现当代思潮、技法，如张爱玲和市井文学之间很明显嵌入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内涵。这一点可说是市井文学在被改造情形下显现出变异、转换，是对市井文学传统的提升和超越。这正是时代特征所带来的中西文化、文学交融而产生的结果。老舍始终不渝地以市井生活为表现对象，车夫、拳师、艺人、剃头匠、妓女、流氓、地痞、无赖等市井人物大都栩栩如生，给读者以无尽的咀嚼回味，作家对传统市井题材的处理赋予了一种现代人文主义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成功地实现了传统市井文学的现代转型。我以为，这是老舍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大贡献。其次，由于现当代市民小说流派较多、风格多样，每个流派、每个小说家对市井意识的理解和感情各不相同，所以我们看到，现当代市民小说家对传统市井元素的择取不尽一致，由此呈现出它的多样性、复杂性的特征。如以池莉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侧重表现小市民的世俗情趣，市井人生；而一些新生代作家，如何顿等新市民小说家等则较多承续了明清艳情小说遗风，放浪形骸，狂欢纵欲，所谓“市井狂欢”——“欲望的叙事”。确实，“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它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14]市井意识传统所蕴涵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现代的文学，为我们开创崭新的现代文学提供了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

【注释】

[1]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228页。

[2]杨义：《中国叙述学的文化阐释》，载《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1页。

[3]杨义：《杨义访谈录》，《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496页。

[4]王富仁：《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见宋剑华编《现代性与中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5]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绪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页。

[6]杨义：《学术生长点在于一个“通”字》，《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哲版）2002年第2期。

[7]钱理群：《扩大研究视野与确立研究重心》，《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哲版）2002年第2期。

[8]吴福辉：《在反思中促进学科的“生长”》，《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哲版）2002年第2期。

[9]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21页。

[10]陈思和：《现代读物》，载《文艺理论》1996年第1期，第151页。

[11]参见唐小兵：《蝶魂花影惜分飞》，载《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78页。

[12]孙文宪：《世俗生活的意义》，《江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13]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3页。

[1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