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中西文化、文学、历史等迥异，我认为应该回到中国市民小说生成的本土性语境，尊重文本，充分注意到我国传统市民文化精神和市民文学——“市井意识”对现代市民小说的重要影响、作用，从回到事实本体，回归本土原生态语境出发来探析现当代市民小说崛起之历史背景、契因及“老舍热”“张爱玲热”、“王朔与池莉现象”等市民文学热潮，追本溯源，充分注意到自唐宋特别是明清以来“市井意识”文学传统在我国现当代新市民小说中的承续和弘扬，以及其受西方近现代城市文化、文学、市民社会的影响，从而构成了现当代中国市民小说中具有新质的现当代市民文化精神、市民文学。事实上，把现代中国市民小说放在市民文学传统这个大背景上，与市民文学传统联系起来考察，以前许多似是而非、不好理解、阐释的问题或许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和阐释。如，汪曾祺、予且的小说都有浓郁的市井意识，以往的研究把他们分为“京、海派”，而我现在从市井角度分析他俩，就无形之中打破了文学研究长期以来划定的“京、海派”界限。由此可见，在“市井意识”角度下，可以打破学术界长期以流派划分的方式研究文学的格局，像京海派、现代主义、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新生代等都可以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的确，古今贯通，打破流派格局，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市井意识的视角，把现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有机贯通起来，把各个文学流派串联起来，追本溯源，多向比较，不仅审视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趋势，而且从理论上多层次多角度地阐明这种发展趋势的内在的质的相连，在很大的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走进研究对象，回归文学本源、真相，丰富我们的市民小说研究。同时，也是在为学科建设探寻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生长点”作点尝试和努力，诚如杨义先生所说“学术生长点在于一个‘通’字”。^[6]钱理群先生说的“扩大研究视野与确立研究重心”。^[7]吴福辉先生所言“在反思中促进学科的‘生长’”。^[8]

由此看来，大致可以为本课题所涉及的相关概念以及研究范围作出些界定：（1）“市井意识”与“市民文学”：两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有区别。“市民文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比“市井意识”要大。“市井意识”是中国市民文学的一个重要特质——市民文学的灵魂。如我们发现张爱玲等作家存在“市井意识”（正是我们所要研究的），而张爱玲除了“市井意识”，还有现代意识等，这正是时代特征所带来的中西文化、文学交融而产生的结果，从而实现了对传统市井文学的提升和超越。（2）本课题主要从市井意识角度探讨现代中国市民小说与中国市民文学传统之渊源关系为目的，对“市民小说”作品这一概念的外延取较为宽泛的界限。将古近代的市民文学、现当代的一些具有浓郁市井意识的小说纳入研究视野，如“《三言》、《二拍》”、《金瓶梅》、《浪子》、《欢喜冤家》、老舍、张爱玲、苏青、予且、汪曾祺、邓友梅、刘心武、陆文夫、范小青、冯骥才、林希、池莉、王朔等人的小说。另外，一些非市民的作家在某个阶段也会写出一些市井意识浓郁的作品，像叶圣陶、张天翼、贾平凹、王安忆等也自然在此范畴中。（3）非政治意识形态性，饮食男女为作品常态，是与“宏大叙事”相对的一种“世俗叙事”——市井日常生活叙事。其主题、题材、人物、叙事、语言、审美意向等，大都呈现出“俗”的特性。（4）市俗情趣，作者多以市井趣味为价值取向，采取市民价值本位——市民化书写，以市民知识分子的身份去观照市井生活，直面人生的残缺与无奈，发掘出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它对应于城市民间的主体——市民社会的生成与发展，应和着市民社会的审美需求，与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市俗情趣、市井风情构成了这些作品的底色和基调。当然，这其中同样不排除作家主观的价值判断，或同情、或婉讽、或批判等。

带有浓厚市井意识的现代中国市民小说创作流派众多，风格多样，作家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取向也各有不同，但相当一部分作家采取了“现代化与民族化并行不悖”的文化策略。一方面，作家们认识到在全球化大潮中，中国文化必须保持自己鲜明的个性，才能屹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所以，他们的小说，以一种温暖和亲切的感觉来观照传统文化和这种文化熏染下的市井细民的命运遭际，表现出对传统文化恋恋难舍的偏爱。另一方面，作家们理性地正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文化必须融入现代化潮流中才有久远鲜活的生命力，故他们的小说大多又以一种批判的眼光来剖析市井细民生存的文化语境和与生俱来的精神根性。

在研究方法上本论著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法、综合研究法以及比较研究法等。

1.实证研究法：本论著运用中国市民文学和现代中国市民小说的典型文本相结合的方法，对带有浓厚市井意识的市民小说创作的生成发展历程、现状、成就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实证分析。首先通过中国市井的古今演变及文化意蕴的历史考察、搜集基本而全面的数据，阐述论证了中国市井风情小说生成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国市井闾巷的形成及特质，然后对市民小说的流变、市井细民的生态景观与精神表象、市井风情小说的审美特质及美学意义、民俗学价值等进行重点剖析考辨，以加强研究的针对性。

2.综合研究法：本论著综合运用历史的、美学的及逻辑的方法相结合，力图从市民文学、市民小说成长的历史中把握其演化性，从中国市民文学和现代中国市民小说生成发展的差异中把握其同质性，取得历史和美学的统一、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3.比较研究法：厘清传统，无疑要拿现代与古、近代作对比，“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基于这种情况，本论著的比较法主要在纵向的层面上进行，着重于现代中国市民小说与市民文学传统的比较，在比较中梳理市井意识——市井文化精神——市民文学景观的承袭和变异。同时，必要时，也有横向的对比，如市井叙事立场与精英文学叙述姿态、主流意识形态文学话语的比较区别，以及与国外特别是西方文学进行了相应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