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展开正题前，首先必须弄清楚几个重要的问题。即我们为何要研究“市井”？它和“都市”有什么异同？“市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占何位置？我们认为，“市井”与“都市”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概念，它们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市井”，一般指下层市民生存居住的小街小巷小市，在中国土地上星罗棋布的城市或城镇绝大部分是“市井”，“市井”是中国城市或城镇的重要构成。“市井”一头连着传统文明，一头连着现代文明。而“都市”一般是指大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所在，“都市”的主导方向应该是由现代大工业和现代的市场经济为根本建构的现代文明所主宰，而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没有建立过占优势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漫长而艰难，真正具有现代意义上的都市微乎其微，相当多的城市充满了根深蒂固的市井意识。可见大城市中也有“市井”，“都市”的“市井”是“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市井”代表着城市的底层，是中国城市的根。抓住了市井，也就捕捉住了中国城市的“魂”。从中也可知文学研究中“市井”地位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有必要把它从城市文学研究中独立出来。

而本课题所说的“市井意识”主要是指中国市井细民阶层的生活态度和思想观念，以及中国作家在其文本中着意描绘这些市井细民生存的原生本真状态，所展示出来的市井风情、审美趣味，市俗情趣构成了这些作品的底色和基调，它们往往以生活的原生态、贴近生活的形式——市井日常俗世的生活叙事获得广大市民的赞赏和支持；以中国广大地域——城市集镇、市井闾巷之间的文化风俗来显示社会现实的环境，拓展情节，刻画人物，尤其是剖示人物的文化心理，画出“市井细民的魂灵”，使漫长修远的数千年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与现实社会、现实的人的心灵相接，以表现深广的历史蕴涵。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市民小说继承了中国宋元以来市民文学的市井传统，写市井人，言市井事，充满了市井文化精神。从张恨水、老舍、予且、汪曾祺、黄谷柳，到陆文夫、邓友梅、范小青、冯骥才、林希、王朔、池莉、何顿，作家们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市井气息浓郁的市民生态景观图画，恰如邓友梅所说的“清明上河图”，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意义非凡的“市井风情录”。这些独特现象正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显然，现代中国市民小说浓郁的“市井意识”，已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带有浓厚市井意识的市民小说创作，在我国源远流长，在唐传奇中已有描写市井风情和民风习俗的篇什，到宋元话本状写市井百姓的悲欢离合，经由《三言》、《二拍》、《金瓶梅》而渐趋成熟。进入20世纪后，张恨水、老舍、张爱玲、予且、汪曾祺等人，把市井风情小说的神髓特质发扬开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邓友梅、刘心武、陆文夫、范小青、冯骥才、林希、方方、池莉等人，继承和发展了市井风情小说的传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创作成就。在我看来，带有浓厚市井意识的现代市民小说创作，虽然没有共同的主旨纲领宣言发表，也没有实体的文学社团，但他们的文学追求、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却体现出了较多的相似性，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出现了变异转型。无疑，对我国现当代市民小说的研究，不能忽略我国源远流长的市井意识。我们应充分注意到市井意识在现当代市民小说中的种种显现、变异和转换，西方小说观念对我国现当代市民小说“现代”取向的种种影响，它怎样受到市井意识传统的限制、侵蚀和择取，最后究竟留下了什么。海派小说研究的著名学者吴福辉先生是较早注意到我国市井文学传统对现代市民小说的影响的：“我把海派小说定义为世态小说。它们与《莺莺传》、《碾玉观音》、‘三言二拍’有割不断的渊源关系。中国古代本有历史传奇，英雄传奇，后来才有市民传奇。海派故事便是新的市民传奇。”^[1]显然，市井意识对我国现当代市民小说的渗透、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深入、细致地探究考察市井意识在我国现当代市民小说中的种种显现、变异和转换，分析产生这种渗透、影响的表层与深层、主观与客观的原因及其偶然和必然、正负效应等，就显得十分必要。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市井意识是中国市民文学的一个重要特质，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可谓市民文学的灵魂。当然，随着时代社会历史的变迁，市井日常生活的内涵和范畴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然而，不管它怎样变幻，市民的生存方式、生活内容——衣食住行、休闲娱乐、审美情趣始终是“市井意识”的表现中心。有鉴于此，本论著侧重从“市井意识”——由日常生活而构成的中国市俗文化景观、市俗文化精神层面来探讨、研究现代中国市民小说与市民文学传统的关系，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新课题。

确实，许多年来，由于政治过于泛化、意识形态过于泛化的影响，我们比较多地注意了文学与政治、社会、经济关系等的研究，注意了它与国外，特别是欧洲文学的关系，而恰恰忽略了它与中国广大市民关系最为密切的衣食住行、休闲娱乐、生活方式的研究，忽略了它与中国市民文学传统关系的研究。事实上，从市井意识角度来探讨、研究现代中国市民小说与市民文学传统的关系，为我们研究现代中国市民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视野。千百年来，中国的普通市民形成了他们自己独具特色的生活形态、审美情趣，他们依据自己的生活逻辑来拓展物资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空间。广大市民的风俗习惯（市井习俗）具有无穷的魅力，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势力是不会轻易湮没的。市民们的生活形态所展示出来的原本而具有生命活力的大千世界，最具体、最形象、最可靠，也最真实地反映了人类历史中经常为人们所忽视的一些基础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方面。这些市俗文化现象在什么条件下产生，又是如何影响着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又如何推动市俗文化的演变，从这里，可以更好地理清现代中国市民小说与市民文学传统关系的脉络。的确，文学研究的根本使命就是研究人、了解人，了解人的最真切的生命世界，而要深刻地了解这一切，就必须研究市民的文化消费，生活方式。生活在底层的市民大众的日常思维、生活习惯、心理素质和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行为方式，以及市民大众对生命的理解，关于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普遍信仰，实际上比经过文人学者加工升华而形成的规范性的文化，更真实、更生动、更丰富地表现了历史的本相。我以为，这就是研究现代中国市民小说与市民文学传统的关系的学术意义之所在。正如杨义先生所言研究中国文学：“关键在于回到中国文化原点。”^[2]“因为西方理论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的，它并没有依据中国大量的文学文化经验和文学的生命形态，所以很多西方理论家对中国的东西是隔膜的，知之不多的。”^[3]王富仁先生亦言：“研究中国文学，必须有适于中国文学研究的独立概念。只有有了仅仅属于自己的独立概念，才能够表现出中国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的独立性。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至今被当做外国文学的一个影子似的存在，不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就没有自己的独立性，而是我们概括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的概念大都是在外国文学，特别是在西方文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4]而我在本论著中提出“市井意识”这个本土色彩甚浓的概念，正是考虑到现代中国市民小说有着自己的独立性，它们不同于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权且视之为作者的一个尝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