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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与社祭是汉代人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传世文献有零星的记载。上世纪以来西北出土的汉简中保留了一些资料，十分珍贵。本文根据居延、敦煌汉简中的社与社祭资料，对汉代屯戍组织中社的设立、社祭时间、主祭人员、仪式、社祭用品、社事费用的筹集方式，以及此类社的性质等问题，逐一做了考证。

社之本义为土地神，亦指祭祀土地神的场所。汉代，朝廷、郡国、县、乡、里各级行政单位都立社。乡以上的社由政府设置，官府致祭。里社则由居民自己组织祭祀，以里名为社名，称某某里社，里的全体居民不论贫富都参加。每年春二月、秋八月上旬的戊日举行社祭，祭后在社下宴饮行乐。

神祗的“碎化”：唐宋敦煌社祭变迁研究

社祭在传统中国一直是被极为看重的官方祭礼，也是民众广泛参与的民俗活动。但在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社祭似乎有逐渐衰落乃至消亡的趋势。敦煌文献表明，这一公共礼仪的变迁，除了社会变革所带来信仰世界的改易这一因素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式宗教精神促成的万神殿新陈代谢的普遍规律在起作用，即神祗的“碎化”：社神职能被诸多新兴神祗所取代或其他传统神祗所侵夺。种植业方面有青苗神和葡萄神，畜牧业方面有驼马神、马神、官羊神，承担风调雨顺职责的有玉女娘子、风伯、雨师以及张女郎神等，社神存在的合法性被抽空，由此逐步淡出历史舞台。

社祭仪式中的戏剧扮演

社祭中的求子、求雨仪式都有装扮行为，其目的主要还是着眼于“生存”——为了生命延续而求子，为了植物生长而求雨。由于殷人重鬼神，“先鬼而后礼”，故其扮演对象——玄鸟、扮演中所包含的故事情节——始祖诞生，都还较为明显。周人重人事而淡鬼神，虽在祭礼中还有装扮，但其中的“戏剧扮演”成分已经显得微乎其微，仅成为象征性的了。

随着以农业为基本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国家形式的出现，社神崇拜渐显其形。社祭起初同土地崇拜有关。相传“共工氏之伯有九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国语·鲁语上》：“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

浅论两汉乡村社祭的变迁

两汉时代，社的性质日益抽象化。社祭时的祭祀与被祭祀者，也由以往对自然的敬畏转而变成一种相对平等的交易，社神的地位开始下落。而乡里之社，尤其是在农村聚落中的私社，则转化为一般的土地祭祀单位，还具有了愈来愈浓重的娱乐节庆色彩，使其成为当时乡村社会中的两大节日。

社祭是一种土地崇拜，祈年与报功是这一崇拜的两大动机。上古时期，土地广博无际，先民对自然以至周围的一切保持着畏惧与虔敬，人们往往选定某一地点对土地进行祭祀，这一地点就是社。社最早源于人们对土地的自然崇拜，后来演变为对土地神的祭祀活动和组织。

社祭是最古老的土地之祀，傩戏的最初起源也是官方的“宫廷傩”，两者在从官方进入民间以后内容及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祭祀仪式的演变可见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文化整合的轨迹，官方“大传统”与民间“小传统”的互动。

社，是中国历史上涵义丰富的一个词。最早指的是土地之主。渐渐引申为土地神。土地神最初由死去的部族首领充当，《国语·鲁语》说：“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礼记》《春秋传》《国语》等皆曰“共工之子句龙为社神”。

论社祭的起源及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

本文利用彝、白、哈尼、阿昌、纳西等民族的社祭“活材料”，并结合考古及汉文献材料，提出了中国古代的社祭与石头崇拜有关的论点，认为石头崇拜是母系社会末、父系社会初期兴起的一种男性生殖崇拜的祭祀活动。社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并产生了石头崇拜文化、悬棺崖葬文化、龙文化和殷人、巴人与藏、羌、白、土家、普米等民族的白色崇拜文化。

关陇社火中的民间信仰

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社火与民俗活动中所共有的民间信仰相伴而生。从渊源看，社火是远古的社祭和火祭活动的遗存。社火的表演时间、程式和内容都含有明显的民间信仰性质。社火中的民间信仰体现出兼容性、实用性、自发性和娱乐性等特点。

“社火”亦称“射虎”，是我国西北地区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每逢年关，大西北地区许多村落、城镇都要耍社火。作为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一种民俗活动，社火不仅有其鲜明的民俗艺术特征，而且寄寓着民众诸多的精神追求，民间信仰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社祭神话与高禖神话的人类学诠解

追忆人类生命之源的神话，在每个有自己民族神话的人类群体中，都有记载和广泛的流传。我们把这种神话概称为追源神话。追源神话在不同民族中的记载、流传，有由民族文化差异而形成此类神话叙述方面的情节、结构，以及价值观念、审美取向等等的诸多不同，但建立在追源这个意义上却也有相同的母题。比如生命的物质本体、生命延续的物质媒介，以及生命永恒的祈愿等等。

社祭琐议兼谈社祭祀珍本《普兹楠兹》

社祭，祭土地神也。什么叫社呢？据《春秋》《左传》等所载，春秋战国之时，二十五家为一社，而在边远地区村寨，也有五户、十户为一社，或称田社。社日，必须祭社神。社日，分春社日、秋社日：“仲春祈谷是春社之日也；仲秋获禾是秋社之日也。”社日即立春、立秋之后五戊日。何谓社神？共工之子句龙，被称为社神，即土地神祗。《礼记·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社稷往往连用连称，是因社为土神，稷为谷神；社稷神，就是土地五谷之神。祭社、祭稷应予区别，但祭土地神与祭五谷神的活动，通常是一块进行的。以上简叙，可见三千多年前的民间祭祀土地神的活动情况，它是我国有典可查的民俗社祭纪实。遗憾的是，社祭的祭词少得可怜。这是由于竹帛记载之艰难呢，或是被儒家视为怪力乱神的神灭思想文化的影响而被忽视了呢？现在我们能够见蓟的不多，只有《礼记·郊特牲》中的腊祭词。可是，我们在兄弟民族的作品中却能找到较多的风俗性祭词。这些祭词成了我们研究社祭的活生生珍品。彝族的《普兹楠兹》就是我国古代社祭留下来的贵重珍本。《普兹楠兹》是彝族的祭祀歌词，内容有祭龙时的祭词，祭米色（神树）时的颂语，有祭山神等的祭词。

从礼制到节庆——先秦两汉时期社祭的变迁

先秦两汉时期的社祭活动，存在着官方和民间两个系统。在西周时期，社祭活动由官方主导，既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宗教礼制，也是维护贵族统治的有力工具，民间的社祭活动要受到官方的制约。自春秋以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官方对社祭的控制力减弱，而民间社祭活动却不断发展，社祭的政治性和宗教性逐渐淡化，社会性和娱乐性日益增强。到了汉代，社祭成为盛大的民间娱乐活动，实现了从国家礼制到民间节庆的演变。

社祭礼制在国家祭祀礼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西周时期，社祭礼制不仅是单纯的宗教活动，还是国家统治权的体现。周代贵族统治者拥有治土治民权，因此只有他们才有祭社的权力。平民虽然也可以祭社，但是没有主祭权，并且民间的社祭活动要受到官方的制约。

安徽贵池的社祭祀圈

在明代或明代以前，安徽贵池社祭活动中的社祭源流、社祭与傩仪、社祭祀圈等活动已与社祭相结合，并以“社”为活动中心，傩坛“社神”泛指面具。贵池傩事活动始终贯穿着对宗族土地的祭祀仪式，傩祭以社祭为依托为内核，因而贵池傩戏也是一种具有浓厚宗法色彩的“社戏”。贵池乡民对土地的祭祀分为不同等级，具体有土地公婆、大社、社会、土主，它们与旧政权中村户、甲、保、县、州等机构形成平行的对应关系，构成了大小不同的社祭祀圈，这些社祭祀圈又包容了古代的傩、雩、殇、高禖等祭祀内容。贵池傩神会以社为组织单元，但傩神会的组织形式与社又不尽相同。

安徽贵池的傩事活动，具有鲜明的社祭色彩，从正月初七开始，每年一度的仪式和演出，必先抬面具箱或戴面具前往社坛，在社树下迎神、祈谷和祈子，然后将众神从社坛迎接回村，举行侑神仪式、逐疫仪式和演出傩戏，演毕，立即跑步回到社坛送神。

从日本的社祭看现代社会的文化需求

在日本，一年中各地都会举办各自地区特色的社祭活动。社祭是产生于时代的需要，是作用于那个时代的行为，也是现代社会的文化需求的表现之一。文化与科技、生活、教育、经济、信息、国际化等密切相关，中国是文明古国，传统文化极其丰富，恢复社祭等的传统文化是最为简便、最有可能获得文化发展的策略之一。

自古以来，日本人就认为各种自然现象中均有神圣的力量。他们把这种自然当作神，怀抱敬畏之心进行祭祀活动。据说这也是“神道”的起源。由“神道”衍生的社祭，在称扬神的力量的同时，把社祭作为与神交流的场所，通过社祭来祈求神灵保佑五谷丰登、买卖兴隆、健康安全等。

苗族“鼓社祭”——中华原始戏剧的活化石

苗族“鼓社祭”中的戏剧具有艺术的神话模式特征，是中华原始戏剧的活化石。其宗教祭祀仪式上的戏剧表演，与其说是祭仪的一部分，毋宁说是借祭祀之名行艺术之实，其本质意义是为人的和属人的。

“鼓社祭”是苗族最隆重、最铺张、最神圣的祭祖活动。时间往往是7年或13年举行一次。祭祀的对象是神话始祖及列祖列宗，参与祭典的人是整个氏族及亲朋好友。在祀典中要举行各种各样的仪式，念各种各样的巫辞，跳各种各样的舞蹈，演各种各样的戏剧。

春秋时期民间社祭略论

春秋时期，“社”这种政治宗教祭祀活动逐渐减少政治权能的特点，发展为民间节气和地缘祭祀圈。春秋时期社祭有以下功能：祭祀土地神和田租，禳除灾异，祈求战争胜利，乡邻宴饮，商品交易，农闲休息欢庆娱乐，为年轻男女提供相会机会。

“社”是祭祀土地神的一种活动。《礼记·祭法》载：“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商周时期，人们已开始立“土”祭祀土地神。

社祭与中国龙的起源

句龙，这是历史留给上十亿“龙的传人”的一个谜团。中外众多学者曾做了有益的探索，但一直未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实际上，龙的起源与中国古代的社祭习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先秦材料看，华夏民族的龙神话、传说相当纷繁而多彩，没有哪一个民族赶得上他们。因此，我们只有顺着华夏民族迁徙发展的历史脉络，才有可能寻找到龙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