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廉先生说：“民族信仰的产生，并不是从理性的自觉而形成的，是一个民族累积长时间的经验与传统而形成的共同观念，把这种观念落实在现实生活之中，就是民间宗教或民俗节日的仪礼，但这种仪礼不是来自外来宗教的传入，而是来自以民族生活为基础的自然宗教信仰，如由于对山水木石等自然物的崇敬而形成的自然信仰，对日月星辰及风雨雷电等天然现象而引起畏敬和崇拜，由此而将天然现象加以神格化而形成的精灵信仰……这些民族信仰并不是随着民族文化的发展或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消失，相反的是不分过去现在以至未来，长期地像化石一样与科学文明及理性思维，并存于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思想之中。”

土地崇拜是我国悠久的传统，在原始初民万物有灵的思维下很早就出现，即使到现今依然可以从田中或路旁的土地公庙找到痕迹，本文试着从散落在典籍中的神话、古代礼制的记载以及出土的遗迹尝试找出“社”的起源，发现在社祭的祭仪中包含着一组一组阴阳相对的概念，显示古人对于祭天地的二元思维。在神话中的姜嫄与后稷亦以此角度来看，也是“土地神/谷物”的关系，特别的是，强调始祖有非常的出生背景，在后代许多帝王出生也有相同的记录，但周人以始祖作为土地神却在后来的帝王出生传说未再出现的，将姜嫄视为土地神的诠释似乎也意味着周人定居生活方式的开始。

从共工的世系中试图找出从祝融到共工到后土以及术器、噎鸣背后所隐藏的意涵：从火神、水神、土地神、农具神、时间之神这样一连串的世系中我们可以推论可能跟古代农业文化的演进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很可惜在记载中并没有提到身为后土职的句龙形象的描绘，只能从字面上推测可能跟弯曲缭绕的形象有关。

另外，在溯源社的起源的同时，也发现了一条线索，即是句龙之后历代也以有功于民的人祀以为社，即是在《礼记·祭法》：“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苗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夏代的大禹也因为治水的功劳被祭祀为社，即在《淮南子·氾论》所提到：“禹劳力天下而为社。”是故后来出现许多人格神如蒋子文、沈约、韩愈、岳飞、张南轩等似乎也都有脉络可循了。

本文尝试由土地信仰出发，去探讨古代土地崇拜以及神话记载的演变，但是仍有许多问题尚待厘清，诸如古代的后土与现代我们所见到的土地公之间是否有所差异？句龙的形象是否与洪水或农业生活有关？而共工与颛顼争帝除了是古代黄帝与炎帝两个氏族之间的对抗之外，从颛顼的世系是否也能找出与炎帝这一世系相对的文化诠释，这些都是值得去深入追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