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查中发现，当地找不到一份关于地方神的文字资料，没有人去整理类似于庙志的文献资料。可以说，方神是游离于文献之外却留在口碑和人心之中的。为了叙述的翔实和完整，对当地村庙及神仙造表登记，建立了一份《2006年种田乡各村（社）庙方神一览表》（见附表）。当地33个村，共设有村庙23个。这也成为当地庙宇方神迄今为止第一份文字资料。

作为村落重要精神空间和公共活动空间的建构，村庙是除祖先崇拜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民间宗教信仰的活动场所。当遇到阳宅或阴宅不顺当，或家里出现其他一时无法解决的危急情况时，人们一般会选择到庙里来求神。因此，这种非正式的聚会与红白喜事一样，为人们见面、沟通和交流提供了场合，这一场域有效地填补了村落政治性、娱乐性等公共空间的空缺，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村民扩张认知公共交往的需求。陈进国认为，从功能的角度看，寺庙作为中国民间信仰载体，常常成为一个社区的“祭祀圈”或城镇的“信仰圈”的中心……寺庙不仅是社区发展历史的见证，而且是凝聚区域族群向心力的家园。①若一个村里没有庙及由此形成的方神信仰、仪式制度，人们的感觉或日常生活状态或许萌生出一股无名的空虚。

在“文革”期间“破四旧”的时候，各村的方神信仰不得不转入地下，村民特别是老人们都自发地进行了护神藏神运动，即找一处隐蔽的地方，有的在村外的山沟里挖一孔窑，把村庙里的神背到此处隐藏起来，秘密开展敬神活动；还有人甚至藏到自己家里敬奉。

吴家庄的WCZ说：“横扫牛鬼蛇神的时候，强制各队把神送到北庄。庄上把神背这背那地藏，听说上面发现了藏神的地方，就不断地换地方。当时供的是白马爷、九天圣母和龙王爷。崖窑山的一些神像也被砸掉了，有清朝的、明朝的，非常可惜，对古人的文化遗传没留下来。

公开敬神是到邓小平政策转了的时候。邓小平、江泽民手里敬神的事，只要你不反党，政策上允许宗教活动。庙宇和神像也是中国文化遗传，我考虑庙宇敬神是一个方面，对文化遗产的流传重要得很。像庄里庙上有一个猴子顶灯石像，也算古物，流传的时间很长了。

我在庙上也是个参与者，有时候庙上念经我也跟着念，经上其实说的是善话，教育人不要做恶了，做老实事，不要骗人。唐僧到印度取经，实际上还是文化交流，把外国的拿到中国发展。”

吴家庄的ZMX在回忆破“四旧”的时候也说：“那时经常召集到北庄大队开会，院子里摆满了庙里面搜来的神轿。吴家庄的庙在中滩，也让红卫兵砸掉了，几个老人背着藏白马爷，藏在下湾里一个土窑里偷偷地敬。后来刚刚公开敬的时候也还在那里。这也是神的一难。毛主席是最大的神，他要打倒牛鬼蛇神，神都得遭难，没办法。”

这种藏神行动应该是当地人自发的对方神信仰自我认同的一种隐喻，即以隐秘的方式表达一种对地方“小传统”的坚守与保护，以及对代表国家权力系统的“大传统”的回避和小心抵抗，或者说是民间传统在国家监控下的自我防卫。不过，作为这些老人来讲，他们首先想到的可能不是什么“隐喻”，而是最私心的有神可求的心愿，是对传统信念的保存意识，对心理上的寄托与精神上的认同的不愿放弃，他们不会因为主流意识形态反对“封建迷信”（或者说新政权为建构政权而进行的“解构”迷信的努力，也是将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观念输入民间社会话语系统的努力），而主动放弃“祖先传下来的东西”，他们自发地用本土策略悄悄地抵抗着政府力量。②如乔健在《漂泊中的永恒》一文中所描述的瑶族人追寻他们的千家峒一样，当地老人在保护他们最正当、最质朴的追求，他们心中最伟大的神，这难道不是对信仰的一种自觉献身？站在大传统的权力体系中是看不到、体会不到这一点的。这是深藏在乡土底层的文化观念与文化行动。

郑萍分析此种现象认为：“在国家强大政治压力下，表面上人人响应政府号召，而在人民内心深处仍认同于小传统，在破‘四旧’时村中仍有人藏家谱，深夜烧香拜神。国家权力在渗入地方社会时，完全忽视小传统的存在，甚至强行消灭小传统的行为并没有使地方社区变得更为秩序化，反而打破了原有的秩序，变得更为混乱。这不仅是一种历史现象，即使在现代社会，行使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小传统的社会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③或许正如福柯所说：“它们被遮蔽不仅仅因为忽视，而且因为它们被仔细地断然地恶意地篡改和抹杀。”④

赵世瑜从对“礼失求诸野”的解释中找出了民间信仰之所以能保存下来的支持，并且往往保留在了远离统治中心的“野”。这恰恰说明，当一个新的王朝或帝国取代了旧王朝、旧帝国的时候，这些礼仪就要遭到清除（包括历法），而在那些与法统争夺没有多大关系的地方，它们或者它们的部分就会被保留下来，因为它们正是生活的一部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村村庙得到不同程度的修缮和增建。其资金来源，初开始，个别村包产到户时给村庙留有一定公田，种植的作物收入作为庙中香火、庙会活动等费用；大多数村庙靠信徒还愿和布施；另外就是通过各家摊派集中一些资金，个别村落也曾将退耕还林第一年的钱粮全部捐到庙中作为经费，以资建庙、铸钟、塑金身这样一些需要花钱的事。20世纪90年代以后，本地村民自发集资部分所占比例减少，主要依靠本地和外地曾受惠于神恩的“大老板”的大笔布施。这说明经济的发展有力带动了村庙建设，人们在此种现象的表述上，说得直白一点是搞迷信，说得堂皇一点是搞文化建设。而且据说布施投入越大、修庙积极性越高的老板，生意上越成功。做官的求神、煤老板还愿，都是一种功利的交换（葛希芝〈Hill Gates〉讨论了神与人之间的互惠行为）。即便有些村庙的建筑档次在提升，但是持传统信仰的人流失了，一些仪式和活动没有了，老百姓思想上对方神的依赖性降低了，建起的庙宇成了被掏空信仰的辉煌设置，呈现出虚假的繁荣。创始于唐代，曾经在本地作为“箭垛式”信仰圈中心的崖窑山，由于年久失修，不断坍塌萧条，目前香火冷落，人迹罕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