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征：平凉有道教名山崆峒山，我想在这块土地滋养下的摄影家，也许应该产生出一种独有的东西，当然这事也不一定，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与地域居民的文化成就往往无关。比如拍都市，你拍北京、上海，你觉得你拍到了世界最独有的城市，但不进入深层表达，也许你拍的就不如人家深刻地拍巴黎、纽约、伦敦、东京的独到。就影像而言，我们西北有很多遗憾，甘肃、宁夏、新疆、青海的摄影人水平参差不齐，不像东部，相对整齐。话题再回到你的《社祭者》，你觉得在用摄影观看什么？又在表达着什么？

孙廷永：是我的一种情绪。这些年来，我始终没有把自己植入一种高的境界里，只是把现实情景内化到自己的知识储备里进行梳理。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所不同的是我有机会比较早地接触了照相术。

王　征：我在拍西海固⑧的时候，就曾试图去说明一个区域的社会状态。胡武功⑨也曾写文章说我是“西海固影像的代言人”，当时我很得意，现在我却很恐慌，细细想一想，无论你拍多久，你的个人观看与表达，只能代表你自己，与区域文化的丰富性相比较，太卑微了，更无法为一个族群代言。

孙廷永：我不一样，我是在释放自己的情绪，以社祭者的身份做一次粗浅的文化记录，希望能为历史留下一个文本。它是我的情绪上升到讲述层面上时的一次长时间实践，它融合了我内心的许多情结，跟我产生了一种对话和交织。我曾经说过，我爱一个人，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去关注他的命运，希望能看着他有一个好的归宿，否则我的爱一定就是虚伪的。我想，我一定和社祭有一种解不开的东西，这是随着我对社祭形态的不断了解而产生的懵懂。

有时候，我在家看电视，看着看着，脑子里就会闪现出高原、黄土、沟壑、山峦、枯树、干涸等场景，还有苍茫、亘古、辽阔、艰难、苦难等词语。在西北这样的地理环境下，人要生存下来太不容易了，其他的诉求，你不必想了。活着，那是最重要的。所以，为了活下来，人们起早贪黑，不辞辛劳，用汗水换食物，用辛劳求生存。但往往天不随人愿，地不随人意，大早之年，庄稼常常绝产。为了求生存，人们就把未来寄托在社祭上了。我常常被乡间的情景所震撼，又常常被平凡的人群所感动。我同情他们，我理解他们，我希望他们来年好一点。如果不是那样，那我就一定是假的，这绝不是我的精神所诉求的东西。

王　征：让自己尽可能地回到本心，体现你是一个对自己的内心负责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藏　策：人有时候还应该养成梳理自己的习惯。你看，托尔斯泰就特别喜欢自我分析，这个对心灵非常的有用。我们做不到“每日三省”，难道还做不到“三日一省”吗？

孙廷永：我本是山东人，民国时父亲在沈阳开饭店。解放后，因为父亲历史上的原因，我随哥哥、母亲来到平凉，父亲仍然留在沈阳。我自小就是一个漂泊的人，没有故土感。你没出生在这里，但无望的时候这里却收留了你，还让你在这个地方生存下来，而且让你有可能活得比一般人好一点。我就想，仅为感恩，我不应该为这里做点事吗？

王 征：没有故土感说得真好，现在的人很难说清楚自己的故乡，我生在宁夏西吉，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北京人，我到不同的这些地方看看，跟我有关系吗？好像没什么大关系。

藏　策：你的体验跟我很相似。我祖籍是南方，我爷爷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跑到上海了，然后我父亲在上海出生。但是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又跑到天津了。我母亲的祖籍却是辽宁。你看，一南一北，南辕北辙的。然后我是在天津出生长大的，天津我也不觉得是我的故乡。如今，南方那套玩意儿我也不懂，上海话我也不会说。所以，我现在非常的轻松。将来我肯定要写一篇散文：我是没有故乡的人。

王　征：没错。虽然我在银川生活的时间最长，我说我是银川人吧，人家土生土长银川人，却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外来人。我父母还在甘肃临夏县工作过，我三个姐和哥哥都是在临夏出生的，我又跑到临夏去看，那里跟我更没关系了。每个人的特殊经历所取得的经验，迫使你在生活中建立属于你的支撑。由此，你拍的社祭，这种民间性的文化情愫你找到了，我们先不说它是高贵的或朴实的、平视的或俯视的，确确实实地回归到了你的本心，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