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征：往往深植于我们脑海里的许多基本观念，并不是我们自身的原创或本能，用乔治·弗雷泽《金枝》①的观点来解释，我们应该感谢和纪念的恩人，也许是我们的野蛮祖先，他们从经验里逐渐获得那些看来是基本观念的东西传给了我们。我今天所看到的祭祀，似乎已经没有了想象中的庄严性，更像是民间一年一度的集体娱乐方式，表达着当地居民的某种集体文化取向。我们先不说这部《社祭者》中的黑白摄影作品到底呈现了什么，或者说读者通过这些作品到底能够解读出来什么，我关心的是摄影者的观看方式。我很好奇，是什么吸引着你在二十多年里，反复观看和记录着秦陇一带相似性很强的民间社祭样式，这样的观看与你自身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孙廷永：说实在的，我只是一个摄影者，既不具备文化学者解释现象的专业能力，也没有艺术家那超凡的智慧。面对乡间芸芸众生的社祭场景，我更多的时候是一个守望者和膜拜者。

一开始，我觉得民间社祭文化形态很民族，它很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内心需求。特别是艰苦的生态环境下，他们的这种表达愿望就越显得强烈，这与他们的生存命运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都知道，西北农村的生活是很单调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苍白的。这些年，年轻人可以外出打工，可以到外面见世面。但是很多老人和小孩却要留在农村的这片土地上。人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现状，决定了他们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去舒展内心，发泄情绪。这种独特的方式是什么？这就是他们苦苦坚守了千百年的社祭。

如今，卡拉OK在农村许多地方都有，但那是舶来品，它原本不属于这片土地。而农耕文化中的许多仪式和形态，则是直接从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它符合当地人群的心理需求，它接地气。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苦，他们的日子苦，他们的内心苦，他们需要乐。这里的乐，是一种灵魂的超越和心灵的释然。生活有了大悲、大哀，与之对应的应该是大喜、大乐，它是人心理上的互补与抵消，情绪上的吸纳与宣泄。我能明显地感觉到，社祭活动是他们宣泄情绪的一个通道，这在中国欠发达地区十分重要。

王　征：你觉得这是一种精心的情感收集，还是对生活苦难的心灵释放？

孙廷永：二者都有。在社祭里，往往有人们对理想的祈愿，也有理想破灭后的希冀。很多时候，我站在社祭现场，设身处地地想：如果我出生在这里，我的境遇和他们相同，我将有什么样的祈求？

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说刽子手第一次被安排去法场，县衙就特意安排好人，在他走到某一个门口的时候，就端出一盆洗脸水故意泼到他身上。他十分生气，怒目而视，心里就此带着一种情绪。这个时候，有人劝他说咱们还有公事，快走吧。他就走了。到了法场，县令一宣布，他刀起刀落，就哗地一下下去了。他第一次杀人成功了。为什么呢？他带着一种情绪了。如果当时他的心态很平和，他就会犹豫，就会纠结，手会发抖。就是那么一点小小的计谋，调动了他“刀起刀落”的情绪，逼使他完成了残酷的“斩首”。

王　征：刀起的迅速和决心。

孙廷永：对，有时候情绪非常重要。我想，有的时候我们不妨把那个宣泄的口子再开得大一点，让他宣泄嘛！我们的祖先，乃至于过去的皇上，都能看到民间的这种大苦大悲、大喜大乐。甚至在封建社会，正月十五都要给妇女们放假，她们在这个时候摆脱了家庭和农活对她们的纠缠和束缚，她们打扮起来，满足自己的天性，用女人的天性撩拨着春天的美好。她们在观看表演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这是一种心理的需求，也是人性的需求，它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过程。我想，这一切就构成了乡间完整的世俗生活。社祭形态之所以在人群中能够延续几千年，它是有存在基础和需求关系的，也是在欠发达地区更能得以传承和延续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