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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永先生长途奔袭，进我办公室的门时，便带来了一股气息。他率真，无设防，几秒钟的寒暄后，他就开始诉说自己，好像在挖掘另一个人的生平。他时常笑，肚子里装了一只会发笑的马达似的，心无城府。这是我和他第一次晤面，摄影家吴平关从中作保，所以我对陌生人的警觉与距离瞬时消弭了，拉呱是必须的。

此前，吴平关兄以他一贯的肃穆和认真，在我的电脑上拷下了廷永先生的煌煌大著《社祭者》的电子版，嘱我悉心拜读，学有所成。凭着对吴平关艺术造诣的信任，我不仅反复研读，心生感佩，还思忖这些画面背后的创作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怎样的遭际和念想，怎样的操守与情怀？在一个纷乱浮华的年代，为什么只有他独执己见，截取了这些鲜为人知的画面？

现在，他来了，坐在我对面。

廷永先生年近七旬，岁月无奈，身上无丝毫的老迈之相。他长身大手，双耳挺括，言辞滔滔，端是一位来自“一山一水一圣人”的山东后裔。他反应迅捷，我的问话刚完，他便脱口作答，且条理清晰，逻辑分明。他的指尖不停地夹起一根根红双喜，这是他喜欢的烟，如他本人一般，充满了喜气。

由此，他的谈话被我记录在案，归纳整理。

这次将《社祭者》的策划、编辑任务交给吴平关和杨继军他们，我放心。这一方面是朋友帮忙，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水平在这儿，水平精准，能把关，上档次。这是我的第二本书，以前出过一本小册子，风景的，有关崆峒山及道教、佛教的，但这次不一样，有一种期待吧。

如果书出来，里面的内容能让人感动，知道还有“社祭”这样的文化案例，被人铭记，那我就满足了。毕竟，这是我十几年的心血嘛，算是交到了一个地方。

年轻的时候，我也写过诗，也酷爱文学，但因为生计，我被迫放弃了。但多少年来，可以说我诗心不改，我不打牌，不爱玩，始终喜欢读书，也存了不少的书籍。我觉得，唯有读书和思考，才能给人思想上的快感。

谈起我为什么拿照相机，话就长了。

……第一次拿照相机，还是我上中学时，因为我是班干部，所以班主任对我很信任。同学们下乡劳动时，老师交给我一台135的进口相机，叫我把劳动的火热场面拍下来。在乡间，四季分明，大自然还很原始，我拍得很快乐，也爱上了这份活，虽然我当时还不大懂光圈、速度什么的。毕了业，我参加了工作，就想自己买一台相机，偷偷攒钱。有次去西安，我花了八块钱，买了一台华山牌的机器。我的第二台相机是海鸥120，对，在那个年头绝对属于奢侈品，挎在身上，很有一种骄傲的成分。

但很快，我对这种随意性很大的拍照产生了不满，对自己也生气，我就想搞创作，创作自己的作品。在平凉，我的老师是摄影家毛地，人正直，不作假，对我有莫大的教诲。他教我取景，教我思考，教我如何进一步地提高，比如在冲洗过程中怎样掌握各种胶片的特点，等等。后来，毛地老师叫我投稿，去参加中国摄影家协会甘肃分会的一次影展，我就投了。真没想到，这次省上的影展我得了铜奖，一下子奠定了我的信心，我对摄影的爱也更加深了一层。

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所在的企业渐渐没落了，事情多，头绪杂，我主管交通安全，又是工会主席，简直分身无术，连照相机都束之高阁了。1996年，企业面临破产重组，我才有空重新拿起了照相机，继续我的创作。但这一段时间不稳定，时断时续，每年只集中在三个时间点上。

一个是“五一”，它是春天开始的季节，山花烂漫，一元复始，春回陇东大地；另一个是“十一”，春华到了秋实，刚好是收获的季节，到处都有拍头，很入画。再一个是春节，我最喜欢拍春节了，因为它和季节的关联少了，却和文化紧密起来。在陇东一带，到了农历腊月和春节时，文化气息和底蕴是最彰显的，比如社火，比如祭祀，比如春联什么的，不胜枚举。

1999年底，腊月里，一个影友喊我去采风。此前，我们经常在周围拍，方圆也不过三百到五百公里的样子。但这一趟不同，偶然走进了一个群山环抱的山沟里，举目荒凉，一派萧瑟，道路上布满了冰辙，寸步难行。问了问当地老乡，对方说有车进去过，我当时不知他指的车是三马子，就以为我也能闯进去。幸亏我技术好，开着一辆吉普进入了大山深处的那座村落。——我发现了这个秘密，也找见了此后我创作的母题：社祭。

我震撼了，一切都超乎我的想象。

这个村子是一百年前才建立的，他们的祖先进入时，可能还山清水秀，比较养人，像个世外桃源吧。但后来乱砍滥伐，山上的树都伐光了，常有灾害发生，一到庄稼熟了的时候，夜半时分，各种小动物便出来了，啃食粮食，糟践了不少，村民的生活也越加清苦。这里的房子是石头砌筑的，糊了泥，民风淳朴，对外人也十分友善。

我们进去时，刚赶上闹社火。我惊诧于在如此贫瘠的环境下，三十多户的封闭村庄，他们竟然还有兴致闹社火，自己给自己演社火。唉！欢乐其实就那么简单，那么容易满足。社火队也寒酸，脸上是墨汁涂的擦的，拆下被面裹在身上，就可以当战袍，骑上家里的骡马，就披挂上阵了。

我心生不忍，掏了几百块钱，打发人出山，去县上买了油彩，让他们漂漂亮亮的，焕然一新。那几天，我蹲在村子里，沐浴在他们的欢乐中，看见了他们在社火中的大悲大喜，知道这是他们一年到头的一种情感宣泄的通道。

他们唤起了我的理解。我觉得应该记录下来，不能错过。

一说起拍照片，廷永先生就像个谈经夺席的禅师，也仿佛一位在地埂上查看庄稼的好把式，头头是道，一泻千里。我一边观望他，一边打开了屏幕，让他拍下的一帧帧画面依次呈现。这是一个阴郁的下午，云朵携带了雨，从窗外的天际上覆压而来。室内香烟缭绕，将他陷入一片虚幻中。他的话若旁白，若解说，若回忆，仿佛黄昏下，一个人在抚摩沧桑的往昔。

从1999年开始，迄今我拍了13年，这是我唯一的兴趣。

我拍了它，拍完了这本《社祭者》，完成了我的主题。爱一个主题就像爱一个人，你内心就有了责任，会时刻去关怀它，去照料它，生怕它会消亡，从眼前消失掉。我现在揪心这一农耕文化的命运，比如一个村子里，支书或队长不喜欢的话，不给钱，不许搞；比如经济发展了，农村的社会结构也有了大的变化，年轻人都出外打工了，有时过年也不回家，家里留下一些老人娃娃，社火没人演，自然也就传承不下去，等等吧。近几年再去拍，越来越觉得今年不如往年，红火劲和热闹一年年地落寞下去，慢慢淡化，几乎快消失了。

因为爱，我也力所能及地捐助了不少（弟子插话说，廷永先生这些年光为社火的演出捐了近万元），心里却很清楚，现代化的冲击，已使民间文化有了一种突变，这是谁也抗拒不了的，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也许，正是在这个关头，我的相机才会保留下一些原始的素材，留待将来。

我从最初的看热闹，到慢慢去欣赏，再到拿起照相机投入进去，拍下了这些画面，在画面中呈现农民自己的高兴，演出完了，接着便想到了它的未来命运，这是13年来的一个过程，心里的一条轨迹。它凝聚了我的情感，像一种酵母，在我的心里渐渐发酵开来，不能自抑。

我觉得，它的过去和将来，恰好是中国社会的一种表征。

演出时，他们大喊大叫、怒吼、嬉戏、癫狂，无所顾忌，这是农耕文明的一种狂欢仪式，带了一种宣泄的作用，是民间的表情，历史的切片。可现在呢？整个社会的面部神经麻痹了，丧失了表情，我们没有别的力量去呼吁，去图存救亡，书生一个，只好用手中的机器，去挽救一些什么。

我留下的这些影像，它是真实的，充满了一切细节和元素。我不奢望我的每一张都是震撼的，只希望它是有内涵的，它是“现场”。

我想我做到了。

廷永先生学养丰厚，自幼酷爱诗词。晤谈中，他不停地背诵海涅、莱蒙托夫、歌德、严阵、余光中和毛泽东的精彩句子。他喜欢大词，诸如人民、革命、历史、中国等等，频繁出现在他的论点中。他更喜欢引经据典，脱口而出，包括毛姆和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里·布托的格言。他记忆力超群，有问必答，一副磊落的神态。——我忽然想，他应该是一位行走的诗人，拿照相机的诗人。他可能没有写下分行的文字，但他已经用一双脚，在秦陇大地上写出了无数的诗行。

恰值农历四月，与这样一位热烈的人晤谈，几乎是一种享受。

民国才女林徽因仙逝后，大哲金岳霖先生曾给她撰了一副挽联。我想，这副对联也异常贴切地描画出了廷永先生，遂不揣冒昧，转致于他：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傍晚时，我拿出了“普鲁斯特问卷”，请廷永先生作答。——这个著名的问卷曾是法国沙龙中的流行游戏，经《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回答后，名声大噪。直到现在，法国著名的《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每期都会刊登一个人的问卷答案。问卷由一系列简单的问题组成，包括被提问者的生活、思想、价值观及人生经验，等等。

于是，廷永先生的形象在这份答卷中立体起来，呼之欲出——

问：你认为最理想的快乐是怎样的？

答：我所能做的一切努力，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肯定。

问：你最害怕的是什么？

答：最怕失去健康。

问：你自己的什么特点让你最痛恨？

答：性格固执吧！

问：别人的什么特点让你最痛恨？

问：还在世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

问：你目前的心境怎样？

答：非常美妙。

问：你觉得什么是最被高估的品德？

问：在怎样的情况下你会说谎？

答：如果我的真实，会对对方造成伤害，会说善意的谎言。

问：你对自己的外表哪一点不满意？

答：表里如一。

问：你最喜欢男性身上的什么品质？

问：你最喜欢女人身上的什么品质？

问：你最常使用的词汇是什么？

答：“我想”。

问：你这一生中最爱的人或东西是什么？

答：妈妈！（泪水潸然）

问：你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

答：神来之笔。

问：如果可以让自己改变一点，你希望是哪点？

答：能让自己更缜密、深邃一点。

问：你认为自己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

答：把四个孩子都抚养成“人”。

问：如果有来生，你希望下辈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或物？

答：呵呵，来世继续我的今生，因为今生的好多事还没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