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掏枪的刹那，意味着一个人的决绝，背弃，割袍断义，革命和勇敢，亦代表了一种独执己见，一意孤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滚烫念想。竹衣芒鞋轻似马，一川烟雨任平生。从此，这个萧然远引的背影上，一定镌刻下了孤绝与苍茫，犹如一捧生命的灰烬，埋在热烈的大地上，迎送四季。

“枪”是一个可以拆卸的词藻。

当它是一介名词时，它是武器、力量和威慑的同义语，它也是保有、捍卫和信心的象征。现在，它被掏了出来，变成一个动感十足的词，黑洞洞的枪口指向目标，枪膛闪亮，准星无虞，它一定是在祛除困厄，喝退劲敌，试图挽回即将失去的什么。好了！当这一场仪式化的情节走到了终途，决战已毕，枪口的一缕硝烟被潇洒地吹散，钢蓝色的枪身犹若丝绸，被慨然插入怀中时，它作为一个形容词，代表了拥戴、皈依与秘密的信仰。由此，枪不再是一支冰冷的器械，它获取了升华，跃升了品质，成为一种傲然的姿态，舍我其谁。

况且，枪的背后，还充满了层峦叠嶂的文化，以及它烈士般的境遇。

为保卫“文化”这个词，我就把手枪掏出来。——这句话语见《僧侣与哲学家——父子对谈生命意义》（台北先觉出版社出版方斯华·和维尔与马修·里卡德著赖声川翻译）一书。

这家人声名显赫，满门精英，家中时常出没着音乐大师斯特拉文斯基、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布列东、舞蹈大师贝侠特等人。和维尔本人乃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及政治评论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妻子是艺术家，儿子马修在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得主老师的教导下，以极优异的成绩拿下了博士学位，已经开始走向生物学界革命性的突破，人生也充满了各种辉煌的可能性。可有一天，这个二十几岁的爱子突然跑到了父亲面前，亲口告诉他，他要出家，而且要到遥远的印度，到传说中的喜马拉雅山，披上袈裟，剃发为僧。

这是爆炸性的一刻，父亲发呆，母亲落泪。一座天堂从此松动了，瓦解了。

对！这不是冲动，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是“生活在远处”。马修有备而来，替自己申辩说：“我一直有很多机会接触许多极有魅力的人士。可是他们虽然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天才，但才华未必使他们在生活中达到人性的完美。具有那么多的知识和艺术性的技巧，并不能让他们成为好的人。一个伟大的作家可能是一个混蛋，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可能对自己很不满，一位艺术家可能充满着自恋的骄傲。各种可能，好的坏的，都存在。”——于是，马修抛别了一切，孤身赴险，在接下来二十多年的光阴里，交出了一份迥然不同的人生答卷。

此去经年，这位灰头土脸的父亲一边念子心切，一边苦苦究问这一场家变的谜底。谣诼时起，世态炎凉，法国媒体在看够了这一家人的笑话后，在父子音信断绝的情况下，从中牵线做媒，叵测地安排了一次见面，遂成就了这本风靡一时的《僧侣与哲学家——父子对谈生命意义》。当时，父子二人度尽劫波，前嫌冰释，坐在喜马拉雅山暖风吹拂的南坡上，瞭望着眼前的壮烈风景，互相保持着崇敬的畏惧。偶尔，具有天主教深厚背景的父亲也会抽空发难，质疑儿子的归属，以及他投身一入的辽阔的佛教文化，咄咄逼人，态度倨傲，白种人的头发像一角挑衅的海盗旗。每当此时，马修都会沉静下来，肃目静心地引用歌尔林的话说：

“为保卫‘文化’这个词，我就把手枪掏出来。”

在这里，枪是一种隐喻。

我想到了摄影家孙廷永。

显然，孙廷永先生没有枪，他举起的是相机。——我知道，这一刹那，他同样听见了“文化”这个词。他挺身而出，接承了迫切的启示，荷担了使命，并且一骑绝尘，成就自己。这是一个战士的修为，持之以恒的念诵，砥砺而行的奔走，终使他用精美的图片以及内心的证悟，达到了“觉悟者”的境地。现在，这一切全美了，包括他的泪水与劳动，也包括他的桑梓和亲人。

而这，构成了孙廷永先生《社祭者》这部摄影集的全部因由。

我以为，《社祭者》所记录的，恰是一幕伟大的遗迹。

“遗迹”是一个令人痛彻心扉的词，仿佛远在前世，水天相隔，难以触碰。孙廷永先生栖息的这一片皇天厚土，古风猎猎，遗存遍地。她诞生过《诗经》，她奉献过社火、皮影戏、道情和秦腔，她出产过无数的帝王将相，她束身讷言，缄默不语，匍匐于大地的褶皱深处，像一座温暖的母亲的宫房，将一个民族的血脉和基因，将一种鲜亮独具的文化保存至今。她本来可以迁延有序，薪火相递，却一头撞在了这个时代的南墙上。如今，经济像一台疯狂的铲车，迎面袭来，所过之处瓦砾成堆，皆成齑粉。即便像孙廷永先生镜头下的关山一带，也在所难免，被裹挟进了浮华且喧嚣的洪流中。遗迹，包括它深埋的一切文化底蕴和细节，难道真的成了一个死掉的词藻，为后世追悼，让未来悔之不及么？

在这个意义上，孙廷永先生的摄影创作便有了一种悲情的成分。事实上，他的镜头是一番抗辩，一次努力的挽救和堂·吉诃德似的追取，更是一把老枪。他进入了一种自觉状态，举起相机，瞄准眼前。

批判的武器，终究抵不上武器的批判。

他行动了，果决，也泰若自然。

十几年来，孙廷永先生屡屡上路，踏行在山川，漫步于大地，渐渐发现了残存于山野旷乡的奥秘，摸见了农耕文明微弱的心跳，也皈依到了传统文化最后的一缕余韵——社祭。作为一个激情充沛、诗意盎然的摄影家，孙廷永先生用精准的画面语言，为这一方水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底片，功莫大焉。

红为忠勇白为奸，黑为刚直青勇敢，黄为猛烈草莽蓝，绿是侠野粉老年，金银二色色泽亮，专画妖魔鬼神判。——在孙廷永先生的作品中，社祭并非一种简单的乡野游戏，不是茶余饭后的闲情逸致。实际上，它是清贫岁月的一种冀望，它是斑剥的历史与忐忑的传统遗赠的一脉草蛇灰线，浓缩了先民和时间的所有感动、祈祷与敬畏。如中国摄影家协会新闻纪实委员会委员今，因世事所迫，它带着蒙克式的“尖叫”，掩面而走，即将被烟尘所覆。在转身的刹那，幸被孙廷永先生用光与影所挽救。

拜读这本摄影集，在一帧帧凝重的画面中，在滚烫的乡野情趣和风俗剪影里，在乡亲们纤尘无染的欢乐中，我感知每一季社祭的盛装出行，其实是脚下的土地与苍茫的生民在酝酿庄严，在吁请神祗和先人的恩泽，在为现世的人心、人性和人道以及缠绵的日子找到根据。画面中，那些歌剧式的现场，穿越时空的脸谱和表情，一定深具了宏大的秘密和向往，也一定埋伏着波澜般的悲愤与伤情。孙廷永先生刻画的这一个个美妙瞬间，饱满丰盈，难以复制，仿佛一阕最后的天鹅之吟。

掩上书卷，我甚至这样想，孙廷永先生所记录的如此珍贵的社祭场景，其实并没有消失，更不曾灭寂。它依旧存在着，仍是我们现世生活中的一部分，伫留在往昔的现场，与如水的天命和亘古的传统水乳交融，荫庇后世。——问题是，不知什么时候，人退了出来，我们做了背信的撤离？我们究竟丢掉了什么，令传统和文化沦陷在烈士般的境遇中？

或许，这就是《社祭者》一书杰出的文献与艺术价值。

与孙廷永先生奔行于莽莽山川上一样，那一对父子坐在山坡上，眼望辽阔风景，汗漫滔滔，也进行着语言的追逐和搏击。后来，他俩握了手，彼此拥抱，对生命和信仰讲和。

但我知道，无论马修喇嘛，还是孙廷永先生，心中的那一把枪仍在！

我与孙廷永先生仅有一面之交，但感佩于他的执著与热情，也欣喜于他的大著即将付梓，遂抄录一首诗，就教于他，并向他诚实而美妙的劳动致敬！——这首诗的作者乃美国桂冠诗人罗伯特·布莱，由郑敏先生译介，见《寻找美国的诗神》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