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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拉斯在诗坛崭露头角，首先靠的是他的两部《讽刺诗集》。他早期的部分讽刺诗在罗马流传开之后，招致了一些严厉的批评。部分批评是道德上的，有人认为贺拉斯通过恶意中伤和攻击他人为自己赢得不正当的名声；部分批评是艺术上的，有论者提出贺拉斯的讽刺诗远不如他的先驱卢基里乌斯。《讽刺诗集》第1部第4首是贺拉斯的回应，他声明自己的讽刺诗并非私人攻击，更关注社会现象，而且他无意发表这些作品，更多的是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材料。他也分析了讽刺诗的语言特征和卢基里乌斯的一些艺术缺点，在反对罗马传统讽刺诗的同时确立了新的讽刺诗规范^[42]。

贺拉斯对讽刺诗的道德辩护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古罗马有一个漫长的诟詈文学传统，而在奥古斯都时期又出现了政治告密现象，讽刺诗要获得伦理的正义性，必须与这两者同时划清界限。贺拉斯在《书信集》第2部第1首中追溯过诟詈传统的兴起与衰落（139－155行）

最初的农民坚忍而知足，平日经受了

种种艰辛，但深信它们总会终结，　　　 140

储藏好谷物以后，他们在节日里舒缓

身体和心灵，和妻儿一起，和劳动的伙伴

一起，向地母献祭猪，向林神献祭奶，向提醒

生命短暂的守护神献祭花和酒，这种

习俗发明的费坎尼亚诗用交替的诗行^[43]　 145

倾泻乡野的辱骂，年复一年，时光

流转，它因直言无忌越来越受欢迎，

根据贺拉斯的说法，古罗马曾经盛行的“乡野的辱骂”原是宗教庆典的一部分，用以舒缓心理压力，但后来它的“直言无忌”威胁到了上层贵族的利益，所以罗马以立法的方式禁止了“恶意诗歌的毁谤”。贺拉斯的讽刺诗虽然也借用了某些名字，但它们的作用却是树立类型，并非针对特定个人的诋毁。贺拉斯称，父亲对他进行道德教育时培养了他的一个习惯，就是用他人的具体事例作为正反典型，以便获得更生动的领悟（103b－108行）：

贺拉斯父亲的逻辑是（115b－120行）：

按照这样的逻辑，贺拉斯的讽刺诗代替了严肃的哲学，以一种更温和、更易理解的方式帮助读者正确地生活。根据他的经验，这是必不可少的一类诗歌，因为人类的愚蠢所在皆是（25－32行）：

而且，这样的作品早有先例，在希腊文学中早已形成强大的传统（1－5行）：

但是，无论诗人的文笔多么“毒辣”，他都不同于政治告密者。罗马共和国晚期和帝国初期，一系列鼓励政治告密的法令相继出台，政治告密成为一项风险低回报高的买卖，告密者开始大量涌现^[45]。贺拉斯笔下便出现了这样的形象（65b－70行）：

贺拉斯提醒读者，身正不怕影斜，更重要的是，诗人并非唯利是图的告密领赏者，如诗中所说，诗人关注的是社会的道德水准和人生价值。如果这样的作品罗马读者都无法接受，他就只能采用“强力”了。在作品末尾，贺拉斯发出了幽默的威胁（140－143行）：“如果你不肯容忍，一大堆/ 诗人会赶过来，做我的援军（因为我们 / 人多势众），像犹太人那样逼你就范，/ 直到你学会容忍我们这样一群人。”^[46]

至于读者从审美角度提出的批评，贺拉斯的反驳是卢基里乌斯虽然继承了古希腊喜剧作家的衣钵，但在艺术上缺乏自我控制的能力，语言不够精练考究（9－13行）：

这也是旧式罗马文学的普遍毛病，贺拉斯决心开创的是一种在技巧上无可指摘的新型讽刺诗。他在这篇作品中以退为进，以谦逊的口吻暗示了讽刺诗在艺术上应当达到的高度。他为诗歌设定了很难企及的标准（39－44行）：

贺拉斯故意把自己排除在诗人之外，又进一步将喜剧和讽刺诗（源于喜剧）排除在诗歌之外，声称“它缺乏强烈的精神，充沛的力量，无论 /语言还是题材，离开了格律，它几乎 / 就是纯粹的散文”（46－48a行），并将自己和卢基里乌斯一起作为反面例证，指出如果把两人的诗句“去掉特定的节奏，把前面的词挪到 / 后面，后面的挪到前面，诗人的残肢 / 不会藏在其中”（58－60a行）。这里自贬的用意或许是为了更有说服力地批评卢基里乌斯。这个判断对于讽刺诗这个体裁虽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我们可以轻松地从贺拉斯的讽刺诗中找出反证^[47]：

这样的诗行难道没有“强烈的精神，充沛的力量”？难道不能与贺拉斯举出的恩尼乌斯的诗句“不和女神阴郁地现身，撞溃了战争的沉重铁门”（61b－62行）相提并论？《讽刺诗集》第1部第4首的结构似乎很松散，但安德森发现，统摄作品的主题是文学和道德领域的自由问题（libertas）。用他的话说，“在理想的情况下，自由的基础是一种责任感和自我约束，它能防止我们去干涉别人的自由”。他提出，贺拉斯在这首诗中以自己的生活和作品为例阐释了真正的自由，批评卢基里乌斯在道德和写作方面缺乏自我控制^[48]。戴森支持他的看法，并分析了诗中的意象和细节所呈现的两组类比，指出一组是缺乏控制的诗人（卢基里乌斯）和被激情左右的社会人（讽刺诗的对象），另一组是有节制的诗人（贺拉斯自己）和有理性的社会人（贺拉斯父亲）。按照这样的线索分析，诗中几乎所有的细处都不再凌乱^[49]。通过这样的辩护，贺拉斯为罗马讽刺诗树立了一种新的理想标准：理性、克制、诙谐、机智，而不冲动、放纵、尖刻、恶毒。

然而，罗马人似乎并没被贺拉斯说服，对其作品的评价没有大的变化，批评其讽刺诗的依然是两类人，一类是憎恶自己成为讽刺目标的公众，一类是更欣赏卢基里乌斯激烈风格的传统讽刺诗爱好者。在第2部《讽刺诗集》发表之时，贺拉斯又写了一首序诗为自己和这个体裁辩护。但和《讽刺诗集》第1部第4首那种私人化的论述方式不同，这篇作品设计了一个戏剧化的场景。贺拉斯将写诗引发的争议视为一宗案件，扮演了一位当事人的角色，向自己的朋友律师特雷巴丢（Trebatius）征询法律建议，特雷巴丢提出了三种解决办法，但都被贺拉斯否定（1－20行）。

利曼指出，贺拉斯在这段文字里准确地模仿了古罗马当事人和律师在审判前做案件分析的程序，1－5a行是当事人贺拉斯的“案情介绍”，5b－20行是律师特雷巴丢的“法律建议”。这三条建议都非常专业：停止创作（法律上称为status coniecturalis，指一件事是否可做，5b－9行）；不停止创作，但改写史诗（法律上称为status definitionis，指一件事是否可以改头换面去做，10－15行）；仍写讽刺诗^[52]，但内容改成颂赞性的（法律上称为status qualitatis，指是否有减轻或否定罪责的情形，16－20行）^[53]。贺拉斯针锋相对地一一拒绝，他声称作诗是自己无法摆脱的习惯，自己不具备创作史诗的才能，颂赞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接下来贺拉斯反守为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21－78a行）。特雷巴丢称所有人都不喜欢讽刺诗（21－23行），但贺拉斯却表示，人都有癖好，写讽刺诗是我的癖好，而且我继承了祖先的战斗精神（24－39a行）。他声称自己的讽刺诗是防御性的，但警告他人千万不要故意冒犯自己（39b－60a行）。贺拉斯软硬兼施，如此威胁读者（39b－47a行）：

特雷巴丢称写讽刺诗可能得罪权贵（60b－62a行），贺拉斯却说他的权贵朋友能保护他（62b－78a行）。在为自己辩护的过程中，贺拉斯也间接回答了自己为什么不为屋大维写歌颂文治武功的史诗。78b－86行则是总结，贺拉斯决定继续写讽刺诗。

安德森指出，贺拉斯在这首诗里用不合适的例子、笨拙的归类和近乎疯癫的逻辑戏弄了他的批评者，也嘲笑了卢基里乌斯式的看待讽刺诗的传统观点^[55]。作品的幽默效果很大程度上来自贺拉斯对列举手法（priamel）的反常规运用。列举是古希腊文学中的常见手法，就是使用一系列的例子作铺垫，引出作为高潮的观点，通常这些例子应当能够体现后面的观点，但在这首诗里，例子往往很荒唐，或者互不相干，而且往往也证明不了观点（除非以某种可笑的逻辑去连接）。例如24b－29a行：

米罗纽所指不详，但西塞罗曾说过，“没有人在清醒时跳舞，除非他疯了”^[57]，可见在古罗马跳舞是有失尊严的事。安德森认为，将一个身份不明的罗马人米罗纽和两位神并置，感觉不伦不类。在疯狂的舞蹈和神话人物的运动（骑马和格斗）之间，写诗该摆在哪里？贺拉斯故意给我们出了个难题^[58]。47b－60a行并置的例子也很可笑：

47b－56行的例子本义是要说明贺拉斯的讽刺之笔和人世间以及动物界的各种武器相似，是出于自卫的本能，但这些例子多半却是侵犯性的罪行，是以漫画式的讽刺为自己的讽刺诗辩护。贺拉斯故意用了三个反面角色（告密者、下毒者和坏法官）来和自己类比，戏弄自己的批评者，不过如莫里斯所说，这些例子也反衬出讽刺诗相对于古罗马社会的各种真正威胁是多么温和无辜^[62]。

和《讽刺诗集》第1部第4首一样，贺拉斯再次批评了卢基里乌斯的讽刺诗（29b－34a行）：

这段话看似称赞，却暗藏指责。“献给神的画板”影射古代地中海的一个风俗。水手遇到沉船事故时向海神求救，如果获救，就要向海神涅普顿或者其他海神献祭表示感谢，祭品是一幅描绘沉船情形的图和被海水浸透的衣服。卢基里乌斯的诗就像献祭的画板一样，几乎是个人生活原封不动的记录。如果说在《讽刺诗集》第1部第4首里，贺拉斯主要指出了卢基里乌斯诗艺粗糙的缺点，这里所否定的则是他的另一个毛病：没有分清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这也是批评贺拉斯的大众所犯的错误），这种观念上的问题导致他在写作时没有筛选生活的细节，让作品沦为日记。如果表述得更为严厉一些，卢基里乌斯的讽刺诗之所以不成功，在于它还不是真正的艺术。艺术意味着筛选、变形和创造，而这正是贺拉斯在自己的新型讽刺诗中所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