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为抒情诗正名
公元前23年，贺拉斯的《颂诗集》前三部发表，其中第1部第1首献给他的恩主麦凯纳斯。在这首相当于序诗的作品中，贺拉斯以罗马人特有的方式为诗人的职业和抒情诗的地位做了辩护。从《颂诗集》第3部第30首可以看出，贺拉斯对自己的成就相当自信，认为自己将阿尔凯奥斯所代表的希腊抒情诗成功地移植到了罗马文学中，因而“建造了一座比青铜更恒久的纪念碑”（Odes 3.30.1）。既然如此，他为何还需为抒情诗正名呢？
罗马民族和希腊民族不同，从一开始便以尚武、务实为基本特征，相对于更个性化的希腊人而言，罗马人的集体认同感也远更强烈。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对哲学、理论科学、文学、艺术缺乏兴趣，而更看重军事、政治、经济、法律、商业、技术这些实践性的领域。在他们看来，征服异国、角逐政坛、经营贸易之类才是“正事”（negotium），只有自甘堕落的边缘人才会醉心于文学、艺术之类的“闲事”（otium）。即使在征服希腊、上层普遍受到希腊文化熏染之后，罗马人也只是把文学视为一种装饰性的修养，依然普遍鄙夷以文学为职业的人。
奥古斯都时期，屋大维和麦凯纳斯等人有意以文学巩固帝国秩序，罗马文学迎来了空前繁荣，但鄙视诗人仍是罗马社会的强大潜流。比贺拉斯年轻的奥维德也反复对抗过这种偏见。据他回忆，父亲经常责难他，“你做的是什么无用的事？”[20] 他忍不住反击世人：“啃噬我的嫉妒，为何责怪我虚度岁月？/ 把我的诗称为懒惰天性的劣作？”[21] 甚至近百年后像小普林尼这样的上流显贵仍需为自己创作诗歌的行为辩护，声称那是公务之余的活动，不妨碍自己为国家服务[22]。在各类诗歌中，远离“集体叙事”传统的抒情诗尤其受到贬斥。西塞罗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一方面，他高度赞扬恩尼乌斯代表的罗马本土史诗传统，并曾模仿这位罗马诗歌之父创作了自己的史诗《执政官事迹记述》（De Consulatu Suo），内容自然是军国大事——他一生念念不忘的挫败喀提林叛乱的功绩。另一方面，他却对卡图卢斯等抒情诗人颇为不屑，称他们为 “新诗人”[23]、“欧佛里昂的吹鼓手”229。
为诗歌辩护并非古罗马特有的景观，在西方文学史上诗歌总是需要反复证明其合法性。在古希腊，它面对的是哲学家的指控，柏拉图称诗歌与真理隔了两重。亚里士多德在《诗学》（Poetics）中的辩护也是哲学化的。他声称，诗人的任务并非描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历史关注的是“已经”，诗歌关注的是“可能”；历史追溯的是特殊性，诗歌追寻的是普遍性[24]。这意味着与历史相比，文学更接近哲学。它既非主观意见，也非客观知识，却由于其普遍性，和哲学一样表达了真理。在工业革命后的英国，诗歌面对的是进步话语的指控。实证主义、物质主义的社会以理性和科学的名义审判“感性”、“落后于时代”的诗歌，其核心的指控便是诗歌缺乏理性的基础，因而不具备现代性。雪莱的辩护仍是哲学化的。他归纳出诗歌的三重功能。第一重功能可借用海德格尔的说法来表述——“去蔽”。他指出，由于印象的多次重复，人对事物的感觉会趋于麻木，诗歌却可以通过独特的表达方式，重新“发明”这些事物，唤醒人的心灵。第二重功能是预言功能，这里的预言不是指巫师那样对具体事件的预知，而是指诗人能够预见到文化的发展方向，他们的思想会在未来社会开花结果。第三重功能是拯救功能。诗歌可以拯救人性，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诗歌对世界的再创造可以让读者保持敏锐的感知和思索能力。其次，诗歌能唤醒爱，而爱意味着摆脱自我的界限，与思想之美、行动之美、他人之美融合。因此，诗歌可以疗救现代社会人与人的隔阂和自我的分裂[25]。
面对与哲学思辨几乎绝缘的罗马人，亚里士多德和雪莱式的辩护似乎是对牛弹琴。深谙同胞性情的贺拉斯采用了常识化、形象化的论述方式，他所选取的形象也来自罗马人最熟悉的领域——选举、战争、贸易、耕作、竞技等等。概括起来，贺拉斯的诗辩包含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观点非常明显，任何罗马人都能读懂：诗人的追求和其他人的追求一样正当。第二个层次隐藏在措辞和意象背后，需要对文字足够敏感才可领悟到：诗人的追求高于别的追求。第三个层次在贺拉斯眼中只有麦凯纳斯等极少数对希腊传统了然于心的知音才可理解：抒情诗的地位并不比其他诗低，希腊抒情诗是罗马人应当效法的典范。以上述三层辩护为基础，贺拉斯向麦凯纳斯提出了一个绝不谦虚的请求：认可自己是罗马最好的抒情诗人。如果贺拉斯的辩护仅停留在第一个层次上，那么便如瑙克等人所抱怨的，此诗的首尾四行（1－2行，35－36行）便只是纯粹的奉承与客套，与作品主体几乎没有关系了[26]。但如果我们意识到后两个层次，那么这四行就成为全诗的有机组成部分。马丁认为，贺拉斯在第1行提到麦凯纳斯的贵族血统（atavis regibus）是为了暗示他的眼界、文化素养和影响力[27]。他的地位既为贺拉斯提供了保护（praesidium），也为后者赢得了地位和荣耀（decus），“甜美”（dulce）一词则体现了两人之间的亲密友谊，这种业已存在的信任关系和麦凯纳斯的鉴别力、影响力是贺拉斯希望得到他认可的主要原因[28]。所以，贺拉斯才在诗末的两行宣告：“但你若给我抒情诗人的冠冕，/ 我高昂的头将立于群星之巅。”
马丁按照雄辩术的模式把作品分成三部分，1－2行是“始”（exordium），3－34行是“论”（probatio），35－36行是“结”（peroratio）。我们还可进一步把“论”的主体划分为九个部分：3－6行（赛车手）、7－8行（政客）、9－10行（囤粮者）、11－14行（农夫）、15－18行（行商）、19－22行（闲人）、23－24行（士兵）、25－28行（猎人）和29－34行（诗人）。在描绘每一类人时，贺拉斯都突出了两点，一是他们热爱自己的事业，二是他们的事业在外人看来都有明显的局限。赛车手固然可以“手握光荣的棕榈”，有“恍惚间与主宰世界的神交游”的快感，但“闪电般的轮轴掠过标锥”却暗示随时有车毁人亡的危险。政客固然可以“沿权力之阶步步高升”，但支持他的“无常的罗马庸众”却同样可以把他推翻。囤粮者固然能靠囤积“利比亚的粮食”在罗马换得巨额财富，但他的财富却无法抵御政治的巨变。农夫“怡然耕作祖先的土地”，固然有安定感，无须忍受出海远航的惊险，但也失去了“阿塔卢斯的财富”[29]。行商固然有广阔天地施展才能，但也必须远离“闲适静谧的故土”。闲人可以“在葱绿的野草莓树下安卧”，却难免世人“虚度光阴”之讥。士兵喜欢激烈的军旅生活，但母亲却诅咒战争。猎人追逐捕获野兽的成就感，却将“娇妻抛一边”。诗人仿佛“置身神的上界”，却注定远离“众人”（3－34行）。每类人都执着于自己的选择，每类人都有所放弃，都有所获得，每类人都觉得自己的选择合理，别人的选择不合理。在这个意义上，单独指责诗人这个群体是一种偏见。按照厄尔的概括，此诗的主题就是“每个人都被自己的喜好吸引，而每个人的喜好都与别人不一致”[30]。马丁认为，贺拉斯并非站在理想主义的立场否定现实主义，只是论证诗歌生涯和其他生涯共同的合理性[31]。诗中众多平行的语法结构似乎也支持这样的解读。行首的“有人”（sunt quos，est qui）、“这位”（hunc）、“那位”（illum）、“许多人”（multos）等不定代称抹平了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差异，仿佛任何选择都是合理的、正当的。在某个层次上，贺拉斯的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因为他知道如此为诗人辩护，是普通罗马人最容易接受的。
然而，如果诗歌的主题如此浅显，他又何必请出“王族的贵胄”（第1行）麦凯纳斯来仲裁呢？贺拉斯的心中对于各种职业真的无所褒贬吗？穆苏里罗和马丁的观点正好相反，在他看来，贺拉斯的用意恰好是要说明诗人的职业是最崇高的[32]。如果我们仔细斟酌诗歌的措辞和意象，上述九类人又可分为三组。赛车手、政客和囤粮者一组（3－10行），农夫、行商和闲人一组（11－22行），士兵、猎人和诗人一组（23－34行）。每组中都有一种人是贺拉斯所赞许的，分别是赛车手、闲人和诗人。赛车手和诗人的共同点是不屑于物质的利益和奖赏，他们真正追求的是高超技艺换来的荣耀，他们渴望的是神一样的不朽。贺拉斯在形容这两类人时采用了彼此呼应的词语和意象。赛车手“痴迷于奥林匹亚的尘雾随赛车翻卷”（4－5行），“奥林匹亚”是古希腊传说中诸神的居处，这个词暗示，贺拉斯此时脑海中浮现的不是罗马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让底层民众疯狂的赛车比赛，而是希腊式的更具精神性的自我挑战。诗人“置身神的上界”（第30行）与“奥林匹亚”呼应。赛车手的奖品是“光荣的棕榈”（第5行），诗人的奖赏是“常春藤束”（第29行），都不能给他们带来财富，却让他们感觉自己进入了天界。“水泽仙女和山神”（第31行）的形象也强调了诗人与“众人”的世界迥然不同。闲人和诗人的共同点是鄙视营营碌碌的罗马式生活。闲人“不会拒绝老窖的诱惑，/ 不会因为虚掷光阴而羞愧，/ 时而在葱绿的野草莓树下安卧，/ 时而倾听呢喃的神圣泉水”（19－22行）。“虚掷光阴”的原文（partem solido demere de die）直译就是“从满当当的一天中拿走部分”。“满当当的一天”是罗马人特有的说法，指一天中几乎无间断的忙于正事的时间。惠勒提到，忙碌的罗马人把午餐推迟到夏天的三点和冬天的四点，只在正午吃一点东西，这样几乎整个白天都一直工作[33]。根据罗马传统的价值观，在本该忙碌于元老院、法庭、市场、农场和战场的时候，无所事事地躺在树下喝酒简直就是犯罪。然而，贺拉斯笔下的闲人却毫无愧色，甚至以此为荣。“神圣泉水”（aquae sacrae）的说法也别有深意。一方面它呼应着第6行和第30行的“神”，在古希腊罗马，江河溪流的源头被视为神的居处，因而是“神圣的”。另一方面，在古希腊诗歌中，泉水象征着诗人的灵感，这个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赫希俄德的《神谱》[34]。贺拉斯借此透露了闲人和诗人之间的隐秘关系。因此，赛车手、闲人和诗人代表了反罗马物质主义传统、追求精神不朽的艺术家形象。
让我们反过来看与他们对照的群体。政客渴盼的“权力之阶”原文是“trigeminis honoribus”（“三重官职”，第8行），指的是罗马政治生涯中的三个官阶：营造官（curule aedileship）、司法官（praetorship）和执政官（consulship）。在共和国时代，执政官是最高的官阶，代表了政治权力的顶峰。罗马竞选者与选民之间的关系近似于恩主与门客的关系。为了赢得职位，竞选者往往以各种现实的好处和虚幻的许诺来收买选民，选民选举某人并非出于忠诚，而是为了利益。正因如此，贺拉斯把支持这些政客的人称为“无常的罗马庸众”（mobilium turba Quiritium，第7行）。mobilium指没有信仰，反复无定，turba指乌合之众，两个词都带有强烈的贬义。在描绘囤粮者时，贺拉斯写道“有人只关心自家谷仓的充盈，/ 不许利比亚的一粒粮食逃遁”（9－10行)。“自家”（proprio）突出了只顾私利不顾国家，通过囤积和投机牟取暴利的嘴脸，下一行则极力刻画其贪婪。农夫之所以“怡然”耕作土地，是因为害怕危险，去做水手之类的工作（13－14行）。“祖先”（patrios，第11行）一词强调了他盲目沿袭传统的保守心态。行商虽然出海去做生意，但并不比农夫勇敢，他也害怕“伊卡利亚的波涛”，怀念“闲适静谧的故土”，只是不堪忍受“窘迫的生活”才被迫去异国他乡（15－18行）。士兵痴迷战争，却杀戮成性，伤透无数母亲的心。猎人热衷于追逐猎物，却辜负了妻子的青春。由此看来，在上一个层次被肯定的东西，在这个新的层次又被贺拉斯否定了。“每个人都被自己的喜好吸引”固然是合理的，但是这些人的喜好或者损害了他人的利益，或者忽略了生命中应当珍视的东西。这些鄙视诗人的群体根本没有资格如此，甚至连贺拉斯对他们的鄙视都未必能觉察到。在这个层次上，贺拉斯在诗的开篇呼告“麦凯纳斯，你，王族的贵胄，/ 我的坚盾，甜美荣誉的源头”（1－2行）就多了“只有你能理解我，其他人不足道”的感觉。
在贺拉斯列举的九类人中，诗人无疑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这一段文字不是以不定代称开头，而是以“我”（Me）开头。盖里森指出，Me放在行首的位置在贺拉斯诗歌中往往是高潮部分的标志，仅在《颂诗集》中就还有六个这样的例子（Odes 1.5.13，1.16.22，1.31.15，2.12.13，2.17.13，4.1.29）[35]，因此29－34行值得我们细致分析：
我，因为奖赏诗人的常春藤束，
而置身神的上界；冰凉的树林 30
水泽仙女和山神的轻盈歌舞
分开了我和众人，既然笛音
欧忒耳佩不禁止，圣歌之主
也愿意弹奏莱斯波斯的竖琴。
在原文中“诗人”的称谓并未直接出现，“奖赏诗人的常春藤束”对应的拉丁文（doctarum hederae praemia frontium）直译就是“常春藤束，博学额头的奖赏”。诗人在拉丁语中常被形容为“博学的”（doctus），类似于希腊语中的sophos，这个词与形容庸众的“无常”相对照，褒贬分明。“奖赏”呼应着赛车手赢得的“光荣的棕榈”，但和棕榈不同，常春藤束（hedera）不仅仅是奖赏和胜利的标志，它还有隐含的意义。hedera是一种偏黑的常春藤，酒神巴克斯的圣物。古罗马注者塞维乌斯说，因为诗人灵感来临时的状态与追随巴克斯的狂女相似，所以给诗人戴常春藤冠[36]。对宗教传统浓厚的罗马人来说，与酒神巴克斯的这层联系赋予了诗人崇高的地位。“博学”一词也是在反驳敌视诗人的社会，诗人并非真正无所事事，他们担负着保存知识的文化使命。“置身神的上界”与政客、商人、士兵等人的命运形成了对照，他们无论如何努力，也只能获得人间的短暂权势、财富与名声。“冰凉的树林”是属于诗人的空间，它不同于喧闹的广场、熙攘的市集、宁静的田园和汹涌的大海，它是孤独冷清的，但只有从世俗的眼光看才是如此。在诗人眼中，它是丰富多彩的，“水泽仙女和山神的轻盈歌舞”印证了这一点。恰斯认为，水泽仙女代表了自然甜美优雅的一面，山神代表了自然野性怪诞的一面[37]。与21－22行的“葱绿的野草莓树”和“呢喃的神圣泉水”相比，这里的自然更显幽深神秘。
“既然笛音 / 欧忒耳佩不禁止，圣歌之主 / 也愿意弹奏莱斯波斯的竖琴”以象征的方式表达了贺拉斯对抒情诗的认识。希腊神话中一共有九位缪斯神，各自掌管文学艺术的不同类别。欧忒耳佩（Euterpe）掌管音乐和抒情诗，据说笛子（tibia）是她发明的。 “圣歌之主”指波吕海尼亚（Polyhymnia），她发明了竖琴，掌管宗教歌舞。莱斯波斯岛是希腊著名抒情诗人阿尔凯奥斯和萨福的故乡，因此“莱斯波斯的竖琴”是指他们所代表的抒情诗。维克哈姆认为，在这里贺拉斯用这两位缪斯神的名字概括了所有类型的抒情诗。他指出，在另外四首诗中（Odes 1.12，1.24，3.4，4.3），贺拉斯分别用墨尔波墨（Melpomene，掌管悲剧）、卡利俄柏（Calliope，掌管史诗）和克里俄（Clio，掌管历史）这三位缪斯神代表抒情诗[38]。由此可见，贺拉斯并不接受希腊人为缪斯设计的分工，他相信所有的缪斯都是抒情诗的支持者和守护神。诗的结尾两行更体现了抒情诗在贺拉斯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对麦凯纳斯说：“但你若给我抒情诗人的冠冕，/ 我高昂的头将立于群星之巅。”（35－36行） “抒情诗人”（lyricis vatibus）指的是贺拉斯崇拜的古希腊抒情诗大师，公认成就卓越的有九位：品达（Pindar）、阿尔凯奥斯（Alcaeus）、萨福（Sappho）、斯特西科洛斯（Stesichorus）、伊比科斯（Ibycus）、巴库利得斯（Bacchylides）、西莫尼得斯（Simonides）、阿尔克曼（Alcman）和阿那克里翁（Anacreon）。贺拉斯认为在他之前的罗马文学中没有堪与这些人匹敌的抒情诗人。如果能与他们并列，将是自己最高的荣誉。
值得注意的是第35行的“但”和“若”（拉丁词Quodsi包含了这两个词的意思）的复杂意蕴。此前的29－34行贺拉斯已经夸耀“奖赏诗人的常春藤束”让自己与神为伍，并以自己与众不同而得意，此处的突然转折把诗意又推进了一层：庸众的见解我当然不屑，自己的判断我固然相信，但唯有你的评价才是终极的标准！“若”字体现了自负的贺拉斯在麦凯纳斯面前的谦逊，它的假设语气把裁判权交给了这位“王族的贵胄”，仿佛贺拉斯的自我评价需要麦凯纳斯的确认才能获得效力。“群星之巅”暗示麦凯纳斯的肯定评价将带给他超过置身上界的荣誉。我们当然不能排除其中的奉承之意，毕竟这是题献诗的通例，但贺拉斯的表述方式意味着，他的诗辩的某个层次只有麦凯纳斯才能理解：希腊式的抒情诗不仅不是诗歌中地位最低的体裁，反而是最高贵的形式。只有深谙希腊文学精髓的人才懂得这一点，才有资格判断贺拉斯是否达到了希腊大师们的水准。
回头再看这首诗，会发现希腊元素随处皆是，都在为最后的点睛之笔作铺垫。第3行的“奥林匹亚的尘雾”（pulverem Olympicum）一开始就把场景设在了希腊，3－6行希腊赛车手与7－10行罗马政客与囤粮者的比较，也体现了贺拉斯扬希腊抑罗马的趣味。诗中大量的专有名词都与希腊有关，如第13行的“塞浦路斯”（Cypria）、第14行的“米尔托翁海”（Myrtoum...mare）、第16行的“伊卡利亚的波涛”（Icariis fluctibus）、第30行的“水泽仙女”和“山神”、第33行的两位缪斯神的名字以及第34行“莱斯波斯”（Lesboum）的地名。甚至一些词的拼写，贺拉斯都采用了希腊语而不是拉丁语的形式，如第34行barbiton（竖琴）就是典型的希腊语宾格。在句法层面，贺拉斯多处模仿了希腊语的结构，尤其是动词与不定式的连用，它在拉丁语中极其罕见，在希腊语中却很普通，如第7行的certat...tollere、第10行的Gaudentem...findere、第20－21行的demere...spernit和第34行的refugit tendere。此外，过去分词的中间语态用法（第22行的stratus）和宾格表示方面的用法（第21行的membra）都受到了希腊语的影响。诗歌的程式、意象也往往源于希腊文学。3－34行的列举手法在希腊诗歌中屡见不鲜。穆苏里罗举出了品达的《残篇二十二》和梭伦的《残篇一》的例子，威廉莫维茨举出了巴库利得斯的第十首颂诗的例子[39]。前文提到的象征诗人灵感的泉水意象也是来自希腊文学，诗歌最后一行“我高昂的头将立于群星之巅”（sublimi feriam sidera vertice）直译是“我高耸的头将碰到星星”，这也是希腊诗歌中常见的意象，维克哈姆提到了萨福的《残篇九》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在克洛诺斯》[40]。
这些希腊元素自然逃不过麦凯纳斯这位知音的法眼，它们试图以富于感性的方式为希腊式抒情诗正名。在一个大的历史框架中看，贺拉斯也是在回应持续了两个世纪的希腊罗马文化之争。在罗马征服希腊期间及以后，希腊的文学、艺术、哲学大量传入罗马，罗马人也有机会亲身到希腊学习，逐渐意识到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差距。公元前3世纪到前2世纪，罗马上层对待希腊文化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罗马的文化与军事、政治一样领先于希腊，至少无须向希腊学习；另一种则认为虽然罗马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天赋非希腊所及，在文化上却不如希腊。两种观点分别找到了强有力的领袖。反希腊派的代表是老加图。他认为希腊文化的传播会破坏罗马质朴阳刚的道德风尚，对本国传统构成威胁，必须加以遏制。虽然他自己通晓希腊文化，却坚持认为罗马人不可深入研究，以免遭受污染。在担任审查官（censor）期间，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推动制定反希腊文化的法令，阻止亲希腊的人物涉足政坛，竭力维护罗马传统的纯洁。后一派主要团结在西庇阿家族周围。以击败迦太基将领汉尼拔闻名的大西庇阿不仅能阅读希腊文，还用希腊文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彻底摧毁迦太基的小西庇阿是前者的嗣孙，他扶植了一批亲希腊的文人，包括希腊裔的历史学家波吕比俄斯、诗人恩尼乌斯和卢基里乌斯、剧作家泰伦斯以及“智者”莱利乌斯。他们希望通过主动吸收希腊文化的精髓，能尽快改变罗马文化的落后局面。亲希腊派逐渐占了上风。到了奥古斯都时期，至少就文学而言，罗马已进入全面希腊化的阶段。贺拉斯在《书信集》中毫无顾忌地宣称，“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野蛮的征服者，把艺术 / 带给粗鄙的拉提乌姆”[41]。在此过程中，贺拉斯自命为用希腊传统改造罗马抒情诗的先驱。
至此，全诗的要旨已非常清楚了。在最明显的层次上，贺拉斯针对鄙视诗人的庸众反戈一击，证明诗人的选择和其他任何职业的选择一样正当。在此过程中，他以含蓄的手段揭示了诗歌高于其他领域，并且主张希腊式的抒情诗是最高贵的诗歌体裁。在此基础上，他向自己的知音和恩主麦凯纳斯寻求权威的评价，希望他能认可自己为希腊抒情诗传统在罗马的最杰出代表。贺拉斯在审美趣味上无疑皈依了希腊，但他为诗人和抒情诗辩护的方式却是最罗马化的——诉诸常识、形象和神话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