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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拉斯对诗歌的精深见解其实分散在许多作品中，甚至藏在看似与诗歌无关的作品里。《讽刺诗集》第2部第8首便在多个层面表达了贺拉斯对诗歌的深度理解。这首诗记述了一次失败的宴会。主人纳西丹精心准备了许多独门秘制的菜肴，邀请麦凯纳斯等人前来赴宴，然而他异乎寻常的烹制方法和学究气的食物介绍却败坏了宾客的食欲，壁毯突然掉下更让现场一片狼藉，最后大部分客人没吃完就溜走了。学界对这篇作品通常的解释是，贺拉斯嘲讽了巴结权贵和追求豪奢的暴发户纳西丹，别无深意。这首诗是贺拉斯两部《讽刺诗集》的最后一首，照理应该具有跋诗的性质，但许多评论者在这个方向上却一无所获。长久以来，这首诗获得的评价都不高。莫里斯认为它“绝不是讽刺诗里的佳作”^[6]；弗兰克尔觉得它只是娱乐之作^[7]；科菲声称它没有独立的艺术价值^[8]；埃文斯相信这篇怪诞的作品仅仅表明，贺拉斯决定不再写作讽刺诗，转向其他体裁^[9]。

然而，研究者在得出上述结论时，心里却隐隐有些不安，因为大家都意识到了，这首诗绝没有表面那么简单，而是藏着许多秘密。首先，它并非直截了当的叙述，而是以戏剧对白的方式呈现的，贺拉斯通过向故事的亲历者、朋友方达纽提问，暗中控制着叙述的方向和节奏，而在方达纽的回忆中，又嵌入了食客诺门坦和小丑巴拉洛的两段话，其中巴拉洛的评论可以称为一段微型的演说。这样，在事件本身之外，贺拉斯又在外面包装了三层叙述，他这样处理用意何在？面对这样复杂的结构，我们需要格外谨慎。其次，作品第一行把纳西丹称为“幸福的”（beati）也很值得玩味，这个词在拉丁语中固然可以理解为“富有的”，从而把读者引向社会讽刺诗的路径，但它不可消除的哲学联想却唤起了柏拉图等人的幽灵，当我们发现beati和cena（宴会）并置时，更容易联想到柏拉图的《会饮篇》（Symposium），诗中的“睿智”（sapiens）、“时运女神”（Fortuna）、“逆境”（res adversae）、“顺境”（res secundae）也都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家讨论人生幸福时的常用概念。除开哲学元素，作品中的史诗味道（尽管可能是戏仿）也很浓重。贺拉斯请方达纽讲述宴会情形时，第一句话是“到底是怎样的第一道菜平息了你胃的愤怒”，“愤怒”（iratum）一词形容胃很不寻常，因此不会是随意选择的，它显然指向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的愤怒。诗中壁毯掉下时的场景是如此描绘的：“正在这时，沉重的壁毯从天而降，/ 砸在盘子上，拽下无数的黑色尘土，/ 坎帕尼亚原野上的北风都自愧不如”（54－56行）。这样的措辞也有意模仿了史诗的战斗场景描写。自始至终，巴拉洛等人都把戏弄主人称为“复仇”（intulti和ulti），这也激活了史诗的常见主题，至于诗中出现的呼告和列举更是史诗的习惯手法。罗德还指出，古罗马讽刺诗的宴饮主题发源于古希腊的新喜剧^[10]。费斯克补充说，贺拉斯也受到了本土讽刺诗先驱卢基里乌斯同类题材作品的影响^[11]。

尽管如此，由于存在先入之见，学术界对这首诗的理解在1988年前一直没有突破。自那以来，终于出现了几篇为此诗“平反”的重要文章，证明无论在艺术处理还是在主题表达上它都是一篇上乘之作。贝克尔提出，贺拉斯在诗中讽刺的不是纳西丹，而是麦凯纳斯的朋友们。首先，纳西丹在诗中的表现没有任何不妥，他搜集最特别的食材，精心烹制菜肴，提供最殷勤的服务，是为了让客人吃得尽兴，如果仅仅因为他花费甚多，就指责他是刻意炫富的暴发户，有失公允，至于像勒杰^[12]和帕尔默^[13]等人那样，竭力在诗中为他找“罪证”，则更是有牵强附会之嫌^[14]。贺拉斯藏在幕后，让自己的朋友、喜剧作家方达纽来讲述故事，并通过提问来操控叙述的方向，扮演了一个恶作剧的角色，最后的结果是方达纽在嘲笑纳西丹的同时，被贺拉斯利用来嘲笑他和同伴有违做客之道的行为。事实上，方达纽等人肆意纵酒、装疯卖傻乃至最后不辞而别，显然是不合礼仪的粗鲁表现，学术界却因为事先认定贺拉斯讽刺的是纳西丹，对此熟视无睹。

卡斯顿相信，这首诗不仅是全书的终曲，也是两部《讽刺诗集》的终曲。首先，它为《讽刺诗集》第2部中多首关于食物的作品做了总结，认可了简单食物及其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其次，它也揭示了讽刺诗和喜剧之间的关系，其写作手法隐含了贺拉斯对讽刺诗读者的期待，即不是被动地等待作者指出讽刺的对象，而是自己去独立评价，贺拉斯的隐身也当从这个角度解释。卡斯顿特别讨论了壁毯掉下来的美学含义。古罗马剧场和现代的剧场相反，是表演开始时落幕，表演结束时升幕，所以发生在作品中段（54－55行）的落幕意味着某种表演从这里才开始。他认为，落幕之前的部分代表喜剧——讽刺诗的源头，落幕之后的部分则代表讽刺诗^[15]。

奥康诺的解读最令人称赏。他的结论是，这首诗是当之无愧的跋诗，它在结构和主题设计方面都高度成功，在全书中发挥了两个功能，一是通过宴饮这个传统的生活意象概括了全书的反愚蠢主题；二是用纳西丹的宴会象征文学创作，揭示从生活到艺术的转化机制，并隐约表达了贺拉斯本人面对读者的忐忑心理^[16]。主人的意愿与结果之间的反差，突出了人类愚蠢的一个关键因素：看不到欲望的边界，看不到不可控的外部因素。诗中纳西丹对待食物就像艺术家对待作品，严谨精细，唯恐考虑不周，但他无法掌控客人对待食物的态度，更无法预料像帷幕落下这样的意外因素。如果说他身上体现了人类的愚蠢，那么这种愚蠢的关键并非是奢侈与放纵，也不是所谓的依附权贵，而是梦想逃脱偶然与运气的控制。然而，他并不仅仅是讽刺的靶子，作为艺术家的象征，他无疑与贺拉斯有相通之处。

奥康诺精妙地阐释了诗中小丑巴拉洛就壁毯落下发表即席演说的场景，认为它有四个层次，完整地揭示了生活如何转变为艺术。巴拉洛对主人纳西丹说的原话是（65－74行）：

纳西丹被他的“善意”感动得无法自持。奥康诺分析道，这里的第一个层次是现场发生的事情，纳西丹从表面意义解读巴拉洛的演说，没有意识到他的反讽；第二个层次是反讽，这个任务由小丑巴拉洛承担；第三个层次是喜剧，由方达纽掌控，它将巴拉洛的演说纳入了泰伦斯式的古罗马喜剧框架和荷马式的古希腊史诗戏仿中；最后一个层次是讽刺诗，贺拉斯将方达纽的喜剧叙述转化成了带有柏拉图色彩的哲学对话。每个层次都有一个听众，依次是纳西丹、巴拉洛、贺拉斯和这首诗的读者^[17]。

奥康诺可谓贺拉斯的知音，他的这番阐释没有辜负后者的惨淡经营。贺拉斯和前辈卡图卢斯一样，信奉亚历山大诗派诗人卡利马科斯的诗观，认为高超的技艺是诗人之为诗人的试金石。他在《诗艺》中有两行诗可看作夫子自道：“我将用熟悉的语言锻造诗歌，让读者 / 觉得自己也能写，但尝试却是徒劳。”（240－241行）奥康诺没有被这首诗简单的表象欺骗，但他更关注的是作品的运作方式，本节则主要是从诗歌观念的角度对他的解读做一些补充。和贝克尔、奥康诺一样，我相信纳西丹不是这首诗讽刺的靶子，在相当程度上他甚至是诗人贺拉斯的化身，虽然贺拉斯对他也有批评，但这种批评是同情的批评、同行的批评，而且无论赞同还是批评，贺拉斯都借纳西丹的形象表达了他对诗歌的见解。换言之，在这篇作品里，厨艺象征着诗艺。

贺拉斯反复突出的一点是，纳西丹把菜肴视为自己的艺术作品。他把纳西丹称为“宴会之父”（cenae pater）和“主人”（erus和dominus），既突出了他对菜肴的所有权（如同作者之于作品），也突出了他对这些作品的珍爱。他不惜重金、费尽心血制作这些菜肴，并不是停留于动物性的层面，仅仅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也不是如众多评论家所说，以奢华来向世人炫耀，或者巴结麦凯纳斯这样的权贵。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当麦凯纳斯的随从、两位职业吃货维比丢和巴拉洛要求换大杯喝酒时，他会紧张得脸色大变。贺拉斯的揣测是，他之所以害怕“凶猛的酒鬼”，“或许因为他们骂起人来更无顾忌，/ 也或许因为热酒会钝化敏感的口味”。其实这两个理由也是同一个理由，就是害怕纵酒会妨碍客人仔细品尝菜肴，从而让自己的努力白费，可见纳西丹心目中的理想客人不是吃得尽兴而已，而是能吃出门道，不枉自己的匠心。另一个细节更能说明问题。当沉重的壁毯意外砸下，宾客“怕还有意外，等确定危险已过，/ 都站起身：只有纳西丹在那里低着头， / 仿佛哀悼夭亡的儿子”（57－59a行）。他此时唯一关心的是壁毯毁掉了他的艺术品，既然他是“宴会之父”，这些菜肴自然就是他的孩子，客人还来不及细细品尝，就被落下的壁毯破坏了，就如同孩子未成年就遭遇不幸。

如果把纳西丹视为一位艺术家，那么诗中许多看似讽刺的细节就有了正面的含义。他采用的原料总是非常考究。野猪来自“卢卡尼亚”，而且是在“吹温和南风时捕来的”（6行）；发红的蜜糖苹果“是在下弦月时摘的”（31－32行）；石吸鳗是“怀孕时捕捉的”，配料用了“在维纳弗初榨的油”，“鲭鱼制成的酱，放了五年的葡萄酒”，等等（43－47行）。虽然饕餮的古罗马宾客不理解他为何要大费周章，把他目为怪人，但了解中国厨艺的读者却很容易明白他的苦心。原料差之毫厘，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生活简朴的贺拉斯或许不赞成纳西丹的铺张，但作为诗人，他自然理解原料或者说素材的重要性。他放弃史诗创作，声称“欢乐的宴席，凶狠少女的战斗，才是我 / 咏叹的内容”^[18]，就是因为他继承了亚历山大诗派的观念，认为荷马之后的史诗已经不是好“食材”，不具备做成“佳肴”的潜力。在写给屋大维的《书信集》第2部第1首中，他说自己没有能力“歌咏在你的庇佑下世界 /如何终止了一切战争，和平守护者 / 雅努斯的门如何被关上，骄横的帕提亚 / 如何因你的声威而开始畏惧罗马”^[19]，既是以谦逊为挡箭牌委婉拒绝为这位罗马皇帝写鸿篇巨制，也是基于自己的美学信念，因为他觉得这些材料不适合创作富于艺术内涵的诗歌。

纳西丹这位烹调行家还明白，主料与辅料的搭配非常重要。他的野猪肉配上了“调味的芜青、生菜、萝卜”，还有“泽芹、鳀鱼酱和希腊酒糟”（8－9行）；他的石吸鳗摆在“游泳的虾之间，平铺在盘子里”（42－43行）。菜肴的每个元素都要发挥作用，都要服务于整体效果，这与贺拉斯反复表达的诗学观点并无不同。不仅如此，许多食材都需要特别处理，才能扬长避短，锦上添花。白鹅的肝“填满了肥美的无花果”；兔腿扯下来吃，“因为单独吃，比和肚子一起吃更美味”；乌鸫只保留“胸脯”，林鸽去掉了“臀部”（87－91行）。贺拉斯在诗歌创作中对此一定有深刻共鸣。他在《诗艺》中提到，不同阶层、不同性格、不同年龄的角色有不同的特点，必须分别处理（114－124行，156－178行）。他还指出，有些情节适合在舞台上直接呈现，有些却适合由剧中人物叙述（182－187行）。

要在厨艺上不断精进，还需要继承传统，吸收众人之长。纳西丹称赞同行库提鲁用“未洗的海胆”熬汁，因为“海里的壳 / 炖出来的汁比通常的盐汤鲜美得多”（52－53行）。《诗艺》因为是写给初学者的指南，对继承传统这面尤其强调。贺拉斯说，“希腊的那些典范 / 作品，你们要日夜翻阅，手不离书”（268b－269行）。他甚至劝对方最好别尝试创新，因为“以独特的方式 / 呈现普遍的体验很困难，更保险的做法是 / 你把经典的《伊利亚特》改编成戏剧，/ 而不是率先去处理一个全新的题目”（128b－131行）。但在别的地方，面对文学素养高的读者，贺拉斯却更强调创新。他在《书信集》第2部第1首中，提出罗马人盲目崇古的保守倾向严重阻碍了本土文学的发展，而在《颂诗集》第3部第30首中，他颇为自豪的成就便是“率先引入了艾奥里亚的诗歌，/ 调节了拉丁语的韵律”（13－14a行）。纳西丹同样以骄傲的语气谈论自己在厨艺方面的创新：“是我最先 /向世人展示，如何在汁里炖绿芸苔、苦木香。”（51－52行）

成功的厨艺最关键的一点是成功的转换和隐藏，让人尝到美味，体会到整体效果，却不会因为关注食材或制作程序而分心。在诗中，方达纽等人“只顾吃禽肉、鱼肉、牡蛎，/ 全不知里面藏着一种很特别的调味汁”（27－28行），这一方面表明他们只是贪吃的俗人，不是鉴赏家，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纳西丹厨艺的高超。从诗学的角度看，贺拉斯传递的信息是：诗歌是从生活到艺术的转换，诗歌中的细节已经被制作成艺术的元素，生活中的细节是原始的食材，二者不是一回事。在《讽刺诗集》第1部第4首中，贺拉斯指出，因为自己的讽刺诗而对号入座的人不理解作品中的形象只是艺术类型，那些诗只是“纸草上的游戏之作”（第139行）。在《讽刺诗集》第2部第1首中，他也暗示，一个世纪前的卢基里乌斯就是因为对生活和艺术不加区分，限制了自己的艺术成就（32－34行）。

在《讽刺诗集》第2部第2首中，贺拉斯对诗艺的严格与艰辛有一段生动的描绘。他指出，“谁若想写出真正意义上的诗歌，/ 当他拿起蜡版，就要充任严格的 / 审查官”。在此过程中，诗人需要坚决驱逐任何“没有光彩”、“没有分量”的词语，需要从“黑暗中拯救出来”那些“长久被民众遗忘”的语汇，需要“挑选人们新近发明的词语”。这样一位诗人“遏制无序的蔓延，用适当的文雅滋育 / 过度的粗陋，清除缺乏力量的一切。 /他似乎在游戏，却饱受折磨，就像舞者 / 时而扮森林神，时而扮粗野的独眼巨人”（109－125行）。厨艺显然与此相似，需要化掉原料的种种不适合人类口味的性质，需要通过复杂的程序去掉食物的膻、腥、燥、湿、寒、涩，并且让彼此没有必然联系的食材最终变成一个和谐共存的整体。因此，就艺术的程序而言，贺拉斯和纳西丹完全可以产生共鸣。

但如果纳西丹技艺高超，为何宾客们最后要逃走呢？他们固然有粗鲁之嫌，而且存心戏弄东道主，纳西丹自己也犯了艺术家的大忌，就是饶舌地评论自己的作品，唯恐别人不能理解其中的妙处。在宴席上，他不是让宾客自在地品尝，自由地发现，而是和朋友诺门坦一起，喋喋不休地解释食材的来源、特点和制作工序。按照方达纽的概括，“诺门坦的功能是，什么东西客人没注意到，/ 他就用食指提醒他们”。有他“点拨”，调味汁的“秘密立刻就显明了”，原来是用“大菱鲆”和“鲽鱼的内脏”做的（25－30行）。而当石吸鳗端上来之后，纳西丹忍不住亲自担任了解说员。在壁毯事故之后，他并未气馁，“决心用技艺修补时运”，又做了许多菜，据方达纽说“都是佳肴，如果没有主人在唠叨 / 它们的原理和性质”，正是纳西丹的评论败坏了食客的兴致，直接导致了他们的报复——“那些菜一口没尝，仿佛 / 比北非毒蛇还可怕的康迪娅给它们施了毒”（84－95行）。

在艺术品的流通中，读者和观众永远是作者不可控制的因素，因为读者通常都怀着与作者不同的目的，双方之间并非合作关系。在这首诗中，麦凯纳斯是最尊贵的客人，他赴宴其实也是一种敷衍。在恩主和门客的利益交换机制盛行的古罗马，在他看来，纳西丹无非是另一个试图巴结自己的富人而已。维比丢和巴拉洛是麦凯纳斯的扈从，他们在社交场合永远跟着麦凯纳斯，不请自来，当然也不会尊重纳西丹。客人中的瓦里乌斯、维斯库、方达纽虽然是诗人，但在这个特殊的场合，他们并未把纳西丹视为艺术家同行，而觉得他是一个一心往上爬的俗人。因此，自始至终，纳西丹都未能将客人引入同情与理解的良性互动中，未能创造一个适合艺术鉴赏的环境。贺拉斯同样对诗歌的读者多有抱怨之词，甚至不乏敌意。在《书信集》第2部第1首中，他辛辣地嘲讽了罗马的戏剧观众缺乏起码的艺术理解力，他们既不关注情节，更不能欣赏台词的语言，注意力都集中在服饰、布景等外围元素上，几乎把戏剧表演当作了他们熟悉的娱乐方式——竞技庆典（194－200a行）：

在《书信集》第2部第20首中，他把自己新近完成的诗集想象成一位容颜俊美的男性奴隶，他违背主人的意愿逃到了外面的世界里。贺拉斯预言：“你会让罗马人珍爱，直到你失去青春。/ 被庸众的手反复抚弄，你身上将印满污渍，/ 然后你只能沉默地喂养粗鄙的蠹虫，或者你 / 会逃往乌提卡，或者被人捆着送往伊勒达。”（9－13行）这里喜新厌旧的读者被比作放纵龌龊的嫖客，他们所谓的阅读对于作品只是亵渎，而到了最后，作品或者被永久遗忘，或者流落到乌提卡、伊勒达这样的穷乡僻壤。如果说在《颂诗集》第3部第30首里，贺拉斯宣布“我完成了这座纪念碑，它比青铜 / 更恒久，比皇家的金字塔更巍峨”时（1－2行），他是从作品的内在价值来判断的，那么在《书信集》中，他则是从作品的外部环境来展望的。面对不可控的读者，他和纳西丹的处境是相似的。在《讽刺诗集》的末尾，在作品即将面对公众的前夕，贺拉斯借纳西丹的形象表达自己的焦虑，是完全自然的。也正因如此，巴拉洛所说的“你的努力永远 / 换不来与之相称的名声”获得了某种普遍的意义。

宴会的结局对于纳西丹而言自然是一场灾难，但“决心用技艺修补时运”的他未必没赢得贺拉斯私下的赞赏。面对作品不可知的未来，贺拉斯也同样展现了不屈从的勇气。他在《书信集》第1部第19首中说：“我不会追逐无常庸众的选票，/ 请他们免费吃喝，送他们破旧的衣袍；/ 我是高贵文学作品的助选者、复仇者， / 岂可屈尊去游说讲坛上的评论家部落？”（37－40行）既然读者是“无常”的，与其迎合他们变化无定的所谓趣味和潮流，不如坚定地遵循自己的理念，“用技艺修补时运”。即使纳西丹失败了，他仍是一位艺术家。如果有人问，贺拉斯会“屈尊”将自己划入纳西丹的阵营吗？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他能将自己的诗集比作罗马人的公共男妓，扮演一回厨师又有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