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赞助的体制

研究奥古斯都时期的文学赞助体制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它与政治领域的赞助体制有很大不同，后者的恩主（patronus）与门客（cliens）之间的关系较为直接明显，因而容易判定。诗人大多出身骑士阶层，学识上的优越感让他们耻于将他们与恩主的关系视为一种赞助体制。按照西塞罗在《论义务》中的说法，对于社会地位较高的罗马人来说，“被人称为门客，或者承认受惠于赞助体制，和死一样难以忍受”^[11]。因此，文学赞助体制的双方更愿意使用“友谊”（amicitia）和“朋友”（amici）这类软性词汇来掩饰二者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不仅如此，从许多作品可以看出，在贺拉斯与麦凯纳斯的关系中，彼此的尊重甚至敬爱是显然存在的。怀特据此认定，“文学赞助体制”的说法并不准确，他经过仔细考证得出结论：无论罗马政府还是权贵都没有对诗人进行制度化的资助，也没有刻意塑造其文学产品^[12]。

然而，正如鲍迪奇所说，怀特的观点只考虑了赞助体制的物理形态，未考虑其心理形态。作为一种礼物经济，赞助体制更强大的驱动力在于负债的心理和感恩（gratia）的心态^[13]。高明的赞助人会竭力保持无偿赠予的姿态，避免产生对等交换的印象，既为自己赢得慷慨开明的名声，也防止诗人在强烈负债心理的驱使下表现得过分急功近利，从而降低他们的身价。赞助人甚至希望看到诗人保持独立的人格，从而让外人看来，这种关系不是基于利益交换，而是一种自愿自发的行为。这种态度为真实友谊的生长提供了空间，但仍不能消弭两人关系的赞助性质。

萨勒看到了赞助体制的复杂性，指出它必须包含三重关系：“第一，它涉及物品和服务的交换；第二，为了与市场上的商业交换相区分，它必须是具备持续性的私人关系；第三，它必须是不对称的，也即是说，双方的社会地位不平等，他们交换的物品和服务也不对等——正是这点有别于平等者之间的友谊。”^[14] 贺拉斯与麦凯纳斯的关系无疑具备上述三个要素。鲍迪奇提醒我们，麦凯纳斯赠予贺拉斯的不仅有最重要的物质财产——土地，更赐给了他一种身份和地位，拥有土地本身就是独立经济地位的保证和独立人格的象征，更不用说麦凯纳斯的庇护促进了贺拉斯文学声名的传播。正因如此，贺拉斯在诗中不仅经常感谢麦凯纳斯的慷慨，更称他为自己的“坚盾”和“甜美荣誉的源头”（et praesidium et dulce decus meum）^[15]。

对比前辈诗人卡图卢斯，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赞助体制在贺拉斯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在恺撒内战前，诗人在罗马社会中的地位远更边缘化，并未与权贵结成稳固的交换关系，至少还有选择放弃赞助体制庇护的自由。卡图卢斯毫不留情地鞭挞了恺撒集团通过战争聚敛财富、垄断政府高层职位、纵容手下搜刮行省等行为。恺撒（Carmina 57）、庇索^[16]（Carmina 28）、玛穆拉^[17]（Carmina 29）、庞培^[18]（Carmina 29）、瓦提尼乌斯^[19]（Carmina 52）都是卡图卢斯攻击的靶子。在古罗马，投靠掌权的朋友是非常普遍的做法，卡图卢斯却不再相信这有任何用处。他对庇索和孟米乌斯这样的权贵发出诅咒：“投奔显赫的朋友！/ 大家都说。可是愿神降大灾于你们，/ 罗慕路斯和雷穆斯因你们而蒙羞。”^[20]

卡图卢斯的《歌集》中有一个临时性赞助关系的例子。在古罗马，宴会（convivium）包含了心照不宣的一种交换关系。主人通过举办宴会为自己捞取赞誉和名声，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客人则通过赞誉主人换取享用美食的权利，并扩大社交圈子，甚至获得被引荐的机会。这样的宴会往往是确立恩主与门客关系的起点。卡图卢斯对自己的乡间别墅说^[21]：

为了做塞斯提乌斯酒宴上的嘉宾，　　　　10

我就读了他抨击安提乌斯的演说，

哎呀，里面真是充满了瘴气毒液。

结果我就染上了风寒，咳嗽不止，

浑身哆嗦，最后只好逃进你怀里，

用荨麻和静养让自己恢复元气。　　　　　15

这里的塞斯提乌斯很可能是Publius Sestius，公元前57年任保民官，公元前54年任司法官。他邀请卡图卢斯赴宴，并顺带给了他一篇自己写的抨击政敌安提乌斯（Antius）的演说。为了能在宴会上奉承主人一番，卡图卢斯提前读了这篇演说，不料竟染上风寒，被迫在家休养。卡图卢斯埋怨自己为了满足口腹之欲，非要读这篇演说，自讨苦吃，表明了对这种交换关系的憎恶。

贺拉斯与麦凯纳斯的交往则绵延近三十年，几乎贯穿了他的文学生涯。麦凯纳斯不仅是贺拉斯诗歌题献的对象，也是欣赏其作品的知音，进行诗学探讨的良伴。但贺拉斯始终清醒地意识到横亘在两人之间的社会鸿沟。在《书信集》第1部第7首里，他对麦凯纳斯说，“你经常夸我谦恭，总称你‘主公’‘前辈’，即使不在你身边，我也不吝于赞美。”^[22] “谦恭”（verecundum）一词极少用来形容同等地位的人，如果说“前辈”（pater）还只是对长辈的一般尊称，“主公”（rex）则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二者的尊卑位次^[23]。在《讽刺诗集》第1部第6首中，贺拉斯也特别突出了麦凯纳斯尊贵的血统，反复强调自己是“获释奴隶的后代”，并赞美了恩主的一个突出优点：不以社会地位取人^[24]。在外人眼里，贺拉斯与麦凯纳斯之间也是不折不扣的门客与恩主的关系。在《讽刺诗集》第1部第9首中，一位饶舌者之所以紧紧纠缠贺拉斯，正是为了通过他结识麦凯纳斯，获得青云直上的机会。他认为贺拉斯能赢得麦凯纳斯的垂青，是因为“没人比你更善于利用运气”，并且发下宏愿：“我要收买他的奴隶，如果今天我被 / 拒之门外，我绝不放弃，我会等待机会，/ 我会在路口迎候他，跟随他。不忍受辛劳，/ 人生怎会有收获！”^[25]

贺拉斯却不是如此看待自己和麦凯纳斯的情谊的，在《讽刺诗集》第1部第6首里，他竭力要说服读者，这段关系并非一种利益联盟，而是以人格吸引为基础的友谊（49－64行）：

……有人或许会妒忌

我获得官职，可以理解，但他绝不应　　 50

妒忌你的友谊，你择友是那么谨慎，

又不屑收买人心。我不能说这是运气，

仿佛我是靠抓阄捡到了你这个朋友，

并不是运气让我结识你：是诗坛圣手

维吉尔，还有瓦里乌斯多年前的引荐。　　55

我初见你时，结结巴巴，不敢多言，

（羞怯的天性仿佛锁住了我的舌头），

我没吹嘘自己出身名门，没夸口

我常骑着马巡视在塔伦顿的地产，

而是实话实说。一如平日，你很少　　　　60

回应。我走了，九个月后，你再次相邀，

让我留下，做你的朋友。我深感荣幸，

因为你选中了我，因为你素来评判人

不看出身，而看心地是否纯洁。

贺拉斯首先为麦凯纳斯的动机做了申辩，指出他“不屑收买人心”（prava ambitione procul，直译为“远离堕落的野心”），诗人这里显然批判了古罗马政客盛行的做法，即通过礼物和赏赐来网罗门客，从而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他接着指出，麦凯纳斯选择自己也不是因为“运气”，这一说法与外人的评论针锋相对。他特别强调了麦凯纳斯择友的严格而睿智的标准——不看财产和门第，而看“心地是否纯洁”。在这首写给恩主的诗里，贺拉斯重新定义了被罗马政治实践所扭曲的几个概念，提出“高贵”（nobilitas）并非权力与声望（gloria），“尊严”（dignitas）并非官阶和头衔（honores），“自由”（libertas）更不意味着对权贵的依附和对下层的欺凌（clientela）。公元前1世纪政坛的污浊已让他对政治绝望，他更希望像伊壁鸠鲁派所说的那样，过平静幸福的生活。

在贺拉斯的论述中，他显然将麦凯纳斯引为同道。在开头部分，他在感慨庸人的愚蠢时说道（15－18行）：

你知道，那些愚蠢的家伙，会把官职　　　15

送给无能者，会崇拜名望，像奴隶一般，

会被头衔和蜡像迷花了眼。我们应当

怎么做，既然眼界和他们大不一样？

这里的“我们”无疑包括了作者和麦凯纳斯，贺拉斯充满自信的道德优越感足以证明，麦凯纳斯对他的判断力是认可的。后面谈及自己远离政坛、淡泊自守的志向时，贺拉斯评论道：“庸众会说 / 我疯了，你或许会说我很清醒”（97b－98行），再次表明了两人的知音关系。由此可以看出，贺拉斯不甘心被赞助体制捆缚，决心维护自己的精神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