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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4年，恺撒的遇刺造成了罗马民族的大分裂，共和派和恺撒的支持者陷入了血腥的内战。刺杀恺撒的布鲁图斯到了雅典，被当地人视为解放者，受到热烈欢迎，贺拉斯也欣然加入了他领导的共和派军队。毫无军事经验的他竟被任命为军政官（tribunus militum，军团级别的指挥官），很让世人诧异。然而，好景不长，两年之后，共和派军队在腓立比战役中惨败，贺拉斯侥幸逃生，尝到了命运之无常。腓立比战役之后，屋大维为了显示自己宽宏大量，宣布了大赦，贺拉斯得以在公元前41年回到罗马。他的诗才很快引起了注意，并为他赢得了维吉尔和瓦里乌斯的友谊。在他们的引荐下，贺拉斯结识了屋大维的权臣麦凯纳斯。麦凯纳斯领会了屋大维以文学巩固帝国秩序的意图，极力奖掖文艺，成为一大批诗人的恩主。贺拉斯也于公元前38年正式加入了这个圈子，从此衣食无忧。贺拉斯的辩护者必须面对这个问题：从共和派的高级将领变身为恺撒继承人屋大维的下属，贺拉斯难道没有背叛自己的理想？多年后贺拉斯以戏谑的口气对着缪斯神回忆道：“钟爱你们的泉水和舞蹈的我，未曾 / 在腓立比掉头溃逃的战阵中殒命，/ 曾躲过一棵该诅咒的大树，也曾在 / 西西里的海浪中死里逃生。”^[9] 但曾经与屋大维为敌的经历是他无法真正回避的。贺拉斯是否后悔自己加入了共和派的阵营？他最终归顺屋大维是否意味着共和理想的彻底破灭？他是出于求生的本能而放弃抵抗，还是心悦诚服地接纳了这位未来的罗马皇帝？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是能够发现一些线索的。

《长短句集》第16首可能作于公元前41 年，当时贺拉斯刚从共和派惨败的腓立比战役归来，尚未归顺屋大维，因此更多的是从战败者一方来看待罗马内战的，而且他尚未像后来那样受到赞助制度的牵绊，所以这篇作品的情感是真实可靠的。我们如果将这首诗与大致作于同时的维吉尔《牧歌》相比，就会发现一种意味深长的对照^[10]。维吉尔已经归附屋大维，他从战胜者的角度兴奋地宣告^[11]：

阿波罗被屋大维视为家族的守护神（露吉娜是阿波罗的妹妹月神狄安娜的别名），所以在奥古斯都时期的国家祭典中处于中心地位。维吉尔传递的信息是屋大维将带来一个全新的黄金时代。而在共和派的贺拉斯眼中，罗马世界呈现的完全是相反的图景：“又一个世代在内战中消耗殆尽，罗马/ 也正被自己的力量压垮”^[12]，历史上无数强敌都不曾征服罗马，然而“这渎神的一代，流着遭诅咒的血，却将毁掉她”。他预言“胜利的蛮族终将把我们的灰烬践踏，/ 骑兵的铁蹄将响遍我们的都城，/ 罗慕路斯的骸骨^[13]，从未遭受过日晒雨淋，/ 也将被他们肆意抛撒”（11－14行）。他认为罗马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像历史上的弗凯亚人一样，发下毒咒，永远逃离故国^[14]。这首诗也描绘了与维吉尔《牧歌》中相似的黄金时代画面，土地丰饶，一片和平，但那只能在遥远的天涯才可找到^[15]。此时的贺拉斯对罗马的前途不抱任何希望。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战败逃亡的贺拉斯以局外人的身份审视罗马现状时，他所哀叹的并非共和派的颓势，他所关心的并非一种政治制度压倒了另一种政治制度，让他痛心疾首的是，罗马没有被外族摧垮，却有毁于内战之忧。“内战”将成为他未来政治反思的关键词，推翻恺撒及其继承人所代表的独裁政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收拾罗马的乱局，重塑罗马民族的辉煌，这为他最终接受屋大维的统治埋下了伏笔。在诗的末尾，贺拉斯宣称“以我为先知，虔敬者才能有幸逃脱”（66行）。“先知”（vates）一词在较早的拉丁语中经常指诗人，具有浓烈的宗教色彩，因为古代的宗教预言常以诗体表达。后来希腊语转写词poeta成为“诗人”的通行称谓，贺拉斯则偏爱vates这个古旧词，表明了他渴望成为民族先知或代言人的心理，这种超越派别之争的罗马情结同样指向某种大一统的理想。

大约作于公元前38－前37年的《讽刺诗集》第1部第5首曲折反映了贺拉斯刚刚加入屋大维集团时的心理状态。这首诗表面的题材非常简单，描绘罗马到布伦迪西（Brundisium，今天意大利的Brindisi）的一次旅行，但它其实有非常明显的政治背景，虽然贺拉斯在作品里刻意回避政治话题，然而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循。在28－29 行贺拉斯称麦凯纳斯和科凯乌（L. Cocceius Nerva，罗马皇帝涅尔瓦的曾祖）是派去解决重大问题的使者，并说他们过去曾在闹翻的朋友间起过调解作用，后面这件事应当指公元前40 年的布伦迪西协定。恺撒死后，以屋大维和安东尼为首的恺撒同盟者与共和派之间爆发了内战，但他们两人之间也有很深的芥蒂，关系忽远忽近，直至后来彻底决裂，成为死敌。内战初期，屋大维难以独力抵挡庞培儿子的军队，需要安东尼的支援。双方在布伦迪西达成了协定，麦凯纳斯代表屋大维，波里欧（C. Asinius Pollio）代表安东尼，科凯乌在中间担任见证人。但对于贺拉斯所描述的这次旅程，学界有争议。贺拉斯跟随麦凯纳斯到了布伦迪西，但麦凯纳斯的目的地应该不是布伦迪西。一种观点认为，他在那里乘船去了雅典^[16]。据历史记载，公元前38 年秋，麦凯纳斯曾去雅典和安东尼协商，同行的还有安东尼的朋友卡皮托（Fonteius Capito）和中间人科凯乌。如果这样，此诗大约作于公元前38 年年末或者前37 年年初。另一种观点认为，麦凯纳斯最终去了塔伦顿（Tarentum，今天的Taranto）^[17]。公元前37 年夏，屋大维和安东尼在塔伦顿会面，屋大维的左膀右臂麦凯纳斯和阿格里帕都参加了磋商，最后达成了新的协定。如果贺拉斯的布伦迪西之旅与此有关，则此诗的创作时间要稍晚，大约在公元前37 年的下半年。但无论如何，屋大维与安东尼的矛盾都是此诗的大背景。

作为麦凯纳斯的密友，贺拉斯肯定了解此行的目的，但他却避免点明，用意何在？政治上的谨慎自然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对时局的复杂心态。首先，他曾经是反对屋大维和安东尼的共和派的一员，此时在政治上尚未彻底转向他们。其次，他对罗马未来的忧虑挥之不去。他和大多数罗马人一样，已经厌倦了绵延两代人的内战，如果此次屋大维和安东尼能够再次达成一致，和平的曙光似乎就不远了，但另一方面，诗人的直觉却让他隐隐感到新的内战或许不可避免。贺拉斯在诗中故意呈现出来的天真形象让作品的政治含义更显扑朔迷离。

莱克福德相信，贺拉斯始终在希望和怀疑之间摇摆。他特别分析了作品的三个方面。一是友谊的主题，一方面贺拉斯在诗中突出了麦凯纳斯朋友圈内的温暖友情，似乎希望这种友情可以扩大到政治领域，并最终战胜屋大维和安东尼的分歧，但另一方面他似乎意识到真正的友谊只能存在于小范围内，外面的动荡世界是不可控的。二是暴力主题，作品中间部分描绘的弄臣萨门图和小丑齐基鲁的骂战（51－70行）是外部世界暴力的一个缩影，在诗中它并没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被讽刺的艺术降服，贺拉斯当然希望政治和军事暴力也能如此，但他知道在更广大的世界里，“诗歌不能让任何事情发生”^[18]。三是性梦和失败奇迹的意象。贺拉斯自嘲地叙述了他在特维库的经历，一位妓女的爽约让他苦等一晚，最终他在梦中满足了欲望（82－85行）。那提亚人竭力想让贺拉斯相信，当地神庙门槛上的乳香即使没有火也会融化，贺拉斯却不以为然（97－100行）。两件事或许都是在暗示，对和平的期望将难以实现，奇迹不会发生^[19]。在诗末，贺拉斯说，“我知道众神过得平静惬意，/ 倘若自然制造了奇迹，一定不是 / 他们心绪不宁，从天界穹顶降下来的”（101－103行）。这既反映了伊壁鸠鲁派的观点——自然现象只能用自然原因来解释，也再次回应了维吉尔《牧歌》第4首第7行“从高高的天上新的一代已经降临”，从而曲折地表达了对乐观派的质疑。

经过十几年的观察和思考，贺拉斯逐渐相信，屋大维统治罗马是天命所归。在晚年的《书信集》第2部第2首里，他重新审视了腓立比战役的历史意义：“不谙战事的我被内战的潮水 / 卷入了无力抗衡奥古斯都的军队。”（47－48行）“无力抗衡”（non responsura）的将来分词形式表达了一种命定感，原文中的lacertis（臂膀、力量）突出了屋大维不可战胜的特质，避免了对内战的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之争。贺拉斯既没违心地谴责当年自己的选择，也没有冒犯屋大维的尊严。这两行诗暗示，他归附屋大维并不是背弃共和派的理想，而是对罗马国家的未来有了新的认识。

正是基于这样的新看法，贺拉斯希望自己当年的战友也能认清形势，加入屋大维的阵营。在《颂诗集》第2部第7首中，贺拉斯劝诫朋友庞培·瓦卢斯（Pompeius Varus）不要继续流亡海外，早日返回罗马。他这样写道（9－16行）：

“盾牌”（parmula）的小词形式暗示了作者的调侃语气，表明贺拉斯此时已经能够轻松面对这段历史，以置身事外的视角来自嘲了，但诗句仍传递了严肃的信息。贺拉斯宣称墨丘利拯救了自己，固然因为墨丘利是诗人的守护神，但如果联想到《颂诗集》第1部第2首，墨丘利的形象也代表了屋大维，那么贺拉斯在这里就表达了对屋大维的感激之情，同时也委婉地提醒朋友，归顺屋大维是最好的选择。

贺拉斯在作品中从不掩饰他与共和派友人的关系，《颂诗集》第1部第4首便是最好的证据。在这部贺拉斯最为看重的诗集中，每首诗的次序都是精心安排的。第1首献给恩主麦凯纳斯，第2首献给皇帝屋大维，第3首献给好友维吉尔，第4首献给塞提乌（L. Sestius Quirinus），无疑表明了这位共和派友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在内战中，塞提乌和贺拉斯都支持刺杀了恺撒的布鲁图斯，后来战败后他虽然接受了现状，但并未因此否定布鲁图斯的理念，一直保存着他的头像。

贺拉斯既然接受了屋大维的统治，为何依然不肯斩断自己与共和派的情感联系呢？共和派对他究竟意味着什么？沃姆勃指出，贺拉斯固然从来没有为自己年轻时代加入共和派道歉，但他也从来不曾把自己的阵营理想化，认为它真是崇高正义的，“如果说他没有忏悔腓立比战役的错误，他也从未赞美过它的正确”^[20]。这是因为，从公元前146年征服宿敌迦太基开始，罗马在实质上已经成为以军事征伐为基础的庞大帝国，辽阔的疆域、众多的民族、高度技术化的统治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心和一套遏制反抗的意识形态，而这是羸弱的元老院和传统的共和制难以提供的。到了罗马共和国晚期，作为政治理想的共和制已经名存实亡。从原则上说，拥护共和制，反对个人独裁，无疑是具正义性的。然而，罗马社会面临着一个恶性循环：作为军队主要兵源的平民为国家殊死战斗，军事胜利导致奴隶大量涌入，集约化的奴隶制农庄不断兼并平民低效的小型农场。简言之，平民是为自身的破产和流离失所而战。但此时的元老院早已沦为保守贵族的俱乐部，既无改革的勇气，也无改革的意愿。共和国座右铭（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的两个组成部分——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已经分裂。在剧烈变动的政局中，保守的共和派无法得到底层民众的支持。而恺撒等将领恰恰是用无偿分地分粮等手段笼络了士兵和其他平民，让他们心甘情愿放弃共和制。恺撒的死丝毫没有延缓共和制的解体，正如西塞罗所慨叹的那样：“我们因为这个人被杀而欢欣鼓舞——但我们却在捍卫这个人所做的一切！”^[21] 除了反对个人专制、维护元老院的中心地位外，共和派所流露出来的罗马观念（Romanitas）与即将来临的帝国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没有明显的区别。这种观念概括起来，就是将罗马公民权加以神化，突出罗马的“文明世界”与非罗马的“野蛮世界”的隔绝与对峙。

在贺拉斯身上，这种罗马观念尤其强烈。征服外族是贺拉斯钟爱的主题，《颂诗集》第1部中至少有三处表达了这种态度。在第2首中，贺拉斯劝诫屋大维停止内战，早日向帕提亚王国进军，为罗马民族复仇^[22]。在第12首中，他祈求朱庇特保佑屋大维征服威胁罗马的帕提亚人，甚至东方海岸的“印度人和丝国人”^[23]。在第35首中，他更直截了当地写道（33－40行）^[24]：

外战救赎内战的观念在此表露无遗。贺拉斯的帝国情绪甚至比身为皇帝的屋大维更浓烈，他曾多次建议屋大维向帕提亚和不列颠进军。但屋大维远比他明智，竭力避免在境外开战，而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公元前20年，帕提亚人主动归还了克拉苏丢掉的军旗和被俘的罗马士兵，这在屋大维看来比军事胜利还要荣耀^[25]。麦凯在总结贺拉斯的政治主张时写道：“他观察到意大利的社会动荡和道德沦丧，相信在此状态下，罗马必须寻找某个敌人作战，只有与异国的战争能够让罗马人的注意力从内战转移到别处。”^[26]

贺拉斯的这种认识绝非独特，而是代表了古希腊罗马关于内战与征服的正统思想。早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就提出，希腊人与蛮族人（在希腊文化中，蛮族人是非希腊人的同义词）的战争是自然的，而希腊人之间的战争却不是，因此前一种战争可以无所顾忌，后一种战争却要克制。希腊人不应奴役彼此，只有蛮族人才可被奴役^[27]。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概括了军事训练的三重目的，一是让接受训练者避免被人奴役，二是赢得领导地位，为被领导者（其他希腊人）的利益服务，三是奴役只配被奴役的人（蛮族人）^[28]。西塞罗在《论共和国》中虽然声称，一个国家若要发动战争，必须有正当的理由——复仇或自卫。但他并非只支持防御性战争。一切威胁到罗马安全的民族都可视为罗马的敌人，先发制人的战争同样属于自卫^[29]。

在鼓吹外战和征服的同时，古希腊罗马思想家普遍把内战视为一种朽败和邪恶的现象。在修昔底德笔下，城邦的内讧总是意味着政治体制的崩溃以及社会、宗教和伦理秩序的全面失衡。甚至语言的正常含义都被扭曲，争斗双方都竭力用最崇高的字眼描绘自己的动机，而用最邪恶的语汇诋毁对方。因此，修昔底德认为，内战让希腊人的性格变得野蛮。他对科孚岛政局的记述就形象地展现了内讧的腐蚀作用^[30]。正因如此，当内战“不可避免”时，希腊人和罗马人就会用外战的修辞语汇来形容内战。例如，在公元前63年的喀提林叛乱中，西塞罗极力掩盖派系之争的实情，极力渲染喀提林如何与高卢人勾结，如何要摧毁整个罗马，因而他领导的反喀提林行动实质是针对外敌（hostes）的战争^[31]。如果我们对比萨卢斯特的《喀提林阴谋》，却会发现，喀提林或许只是公元前1世纪罗马派系倾轧中盛产的那种野心家而已，并非执意与整个罗马为敌。萨卢斯特认为，没有外战，内战就很容易产生，和平和繁荣总是物欲和权欲的温床^[32]。他在《朱古达战争》中写道：在灭亡迦太基之前，“公民中间没有争权夺利的现象：对敌人的恐惧维持着国家的良好道德”^[33]。公元前146年不仅是罗马称霸的起点，也是道德堕落的开始，这个观点逐渐深入人心。外战不仅可以制止内战，而且可以为内战赎罪，这几乎成了罗马人的集体无意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细节出现在塔西佗的《编年史》中。屋大维死后，驻扎在日耳曼的军队哗变，新任皇帝派养子格尔马尼库斯（Germanicus）前往安抚。谈判失败后，士兵发动叛乱。一夜杀戮之后，他们终于心生悔意。塔西佗不动声色地写道：“士兵们的暴戾之气仍未平息，他们突然有一种向敌人进军的冲动：那将是为他们的疯狂赎罪，同袍的鬼魂永远不会安静下来，除非他们不洁的胸膛刻下光荣的伤口。”^[34] 赎罪的冲动果然威力巨大，罗马军队势如破竹，为公元9年罗马军队在日耳曼的惨败报了仇。

在《颂诗集》第1部第2首中，内战之罪几乎被贺拉斯描绘为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罗马民族的原罪。除开诗歌后半段的祷告、反复出现的“罪”的字眼，前半段与兆象和祭祀相关的词也有很多，第1行的“不祥”（dirae）、第3行的“神圣”（sacras）、第6行的“异象”（monstra）、第16行的“神庙”（templa）、第18行的“凶险”（sinistra，虽然字面意思是左边）等词共同描绘了一幅罗马遭受天谴的图景。伊利亚和罗慕路斯（第46行提到的Quirinus是古代萨宾族的战神，罗慕路斯死后封神，与其混同）的典故似乎把天谴的原因归于罗马人的“原罪”——兄弟相残^[35]。既然罗马城的建立是以罗慕路斯杀死雷穆斯为序曲，内讧和内战便成了罗马人的基因，这或许是受百年内战煎熬的罗马人普遍的一种宿命想法。贺拉斯并不是唯一表达这种想法的诗人。同辈的维吉尔在《农事诗》中甚至把罗马绵延战祸的起因推到了比埃涅阿斯还早的特洛伊先祖拉俄墨冬（Laomedon）^[36]。拉俄墨冬曾多次失信于神，结果神的诅咒一直伴随着他的家族。然而，罗马人的悲剧在于，他们总是以罪的方式来惩罚罪：内战无非是放大的兄弟相残。这样，惩罚不仅不能终结罪，反而让罪不断延续。

因此，谁能终止内战的循环，谁能实现罗马内部的持久和平，维护罗马民族的整体利益，谁就是贺拉斯眼中的英雄。当他已经确信屋大维就是这位期待已久的英雄时，共和派的抵抗就失去了政治的正当性。但在拥护帝制的力量占据绝对优势时，共和派的悲壮抵抗却具有道德上的崇高价值。《颂诗集》第1部第22首便体现了贺拉斯的这种视角。

这首诗是写给贺拉斯的好友阿里斯提乌·弗斯库（Aristius Fuscus）的，虽然作品表面的主题是“神圣的诗人”^[37]和“神圣的恋爱者”^[38]，因而与诗学相关，然而诗的第1行“一个人倘若品行正直，不沾上任何邪恶”毫无疑义地指向道德层面，而且诗中的多处措辞都影射了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小加图（M. Porcius Cato Uticensis，老加图的曾孙）。第2行的“毛利人”（小加图曾在北非毛里塔尼亚一带率领支持共和体制的军队与恺撒的军队作战）、第5行的“西尔特斯”（北非海岸附近险滩密布的海湾）、第15行的“尤巴王的国土”（在恺撒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战争中，尤巴一世站在小加图一边反对恺撒）都能唤起读者关于小加图的联想，1－4行的道德论断也很符合老加图的风格，而罗马人公认小加图继承了这位先祖的品行，诚实正直，疾恶如仇。小加图战败自杀后被普遍视为共和理想的殉道者、罗马传统道德的最后守护者。祖姆沃特在此基础上提出，诗中有两类典范，一类是小加图所代表的道德典范，贺拉斯借他的形象表明，道德情操比军事征伐、政治权势更有价值；一类是贺拉斯自己所代表的艺术典范，诗歌同样比军事、政治的荣耀更高贵^[39]。由此可知，共和派人士吸引贺拉斯的乃是他们的道德操守，与众多趋炎附势的帝制拥护者相比，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表现出坚定的信仰和纯洁的人品。但贺拉斯认为，在出现屋大维这位代表罗马未来的人物后，放弃抵抗并不可耻，因为它符合更高层次的罗马民族利益。

不仅如此，屋大维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竭力维护着共和制的假象，竭力让罗马人相信，新的和平纪元是建立在最纯正最古老的罗马传统之上的。元老院依然运行，共和国的官阶体系依然完好，屋大维自称“第一公民”（princeps），避开了罗马人厌恶的帝王字眼。他在位期间，通过一系列法令整肃社会风纪，对以前的反对者采取宽容态度，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在贺拉斯看来，屋大维并非共和理想的敌人，虽然新建立的罗马帝国并非原来的共和国，但它至少容纳了共和制的元素，更重要的是，屋大维有能力结束煎熬罗马一个世纪的内战局面，让罗马再次凝聚为一个强大的整体。如果当初自己加入共和派的军队是为罗马的未来而战，那么后来自己归顺屋大维同样是基于对罗马未来的信念，共和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制度，不如说是罗马传统的别名，而屋大维就是罗马传统的新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