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贺拉斯都被视为一位标准的宫廷诗人、政治诗人，这曾为他带来荣耀，也曾让他广受诟病。他的恩主麦凯纳斯是罗马皇帝屋大维最为倚重的文臣，他本人虽拒绝出任屋大维的秘书，并多次推掉了为皇帝写长诗的任务，但毕竟接受了屋大维的指派，为公元前17年举行的国家世纪庆典献上了自己的应景之作，而且《颂诗集》中的多首作品也有歌功颂德、扮演罗马国家喉舌之嫌。

在君主制时代，诗人纷纷追摹贺拉斯的这种官方身份，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帝俄时代的作家，在俄国攻占格但斯克后，特列佳科夫斯基于1734年写了一首庄严的颂诗，并将贺拉斯和古希腊诗人品达称为这种题材的典范^[1]，苏马罗科夫在一封给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信中，更以贺拉斯自喻：“奥古斯都的皇朝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贺拉斯。”^[2] 杰尔查文的两首著名作品《纪念碑》（1795）和《天鹅》（1804）都是对贺拉斯作品的改写，昭示了即将到来的俄国浪漫主义时期的“帝国式崇高风格”^[3]。在《纪念碑》中，让杰尔查文引以为豪的并非自己的诗歌才能，而是他第一个以俄罗斯的方式赞颂君主（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诗人身份^[4]。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不仅接受了贺拉斯的诗学，也认同了贺拉斯的角色。

贺拉斯作品中的帝国主义情绪曾是骑士化、浪漫化战争诗歌传统的主要灵感来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名句“为国捐躯，甜蜜而光荣”（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更成了鼓舞士兵充当炮灰的口号^[5]，但当现代战争的残酷激起强烈的反战情绪时，贺拉斯的声誉也跌入了低谷。现代主义大师、美国诗人庞德抱怨道：“既不单纯也不热情，只有在品味食物和语言时才具备感觉，比青铜更恒久，贺拉斯，秃脑袋，大肚子，粗鲁庸俗，奴颜媚骨，比其他任何文学大师都缺乏诗意，占据了大英博物馆整整一卷目录，英语诗歌中近一半的劣作都是拜他所赐。”^[6]

直到1991年，还有拉丁学者不假思索地沿袭着这样一副贺拉斯的形象，在《颂诗集》第1部第2首的注释中写道：“贺拉斯急切地接受了宫廷诗人的角色，抓住一切机会表达个人的崇拜、公众的渴求，站在屋大维一边宣扬道德改革。贺拉斯把这首颂歌放在《颂诗集》的显要位置，并暗示元首是神的化身，是为了借此表明他自己如何接近权力的中心。”^[7]

然而，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理解。贺拉斯身上始终有两种雄心，一是在技艺上成为泛希腊时代诗人卡利马科斯那样的大师，二是在精神上成为罗马民族的先知和代言人，两种理想既对抗冲突，又相辅相成，前者让他远离政治，追求独立，后者却吸引他拥抱政治，积极入世。自卡图卢斯开始，古罗马诗人就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如何与日渐强大、日渐侵入私人领域、日益干预艺术独立的政治力量相处。处于共和国晚期的卡图卢斯尚有空间选择对抗，他对权倾朝野的恺撒说：“我没太多兴趣，恺撒，向你献媚，/ 也不想知道你肤色是白还是黑。”^[8] 不仅如此，他还写了不少直接抨击恺撒及其党羽的诗作。但在贺拉斯的时代，文学已经成为帝国秩序的一部分，他已经无法享有前辈卡图卢斯那种艺术上的自由，只能在权势重压下竭力维护有限的独立，在政治与艺术间保持艰难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