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经过两三个月孜孜不倦、日以继夜、艰苦卓绝的奋战，我最终考上了当时的甘肃师范大学（现为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

当时学校已经有了一些社团，诸如诗社、小说社、剧社等等。我思忖着自己应当参加一个适合自己的社团。上大学以前我在工厂曾经当过宣传干事，经常在一面墙那么大的壁报上写文写诗，组织诗词快板朗诵比赛，有了这样的基础，我参加了诗社。诗社有自己的刊物《我们》，诗社的成员都争相在《我们》这个期刊上发表诗歌，这个刊物是诗歌的摇篮，从这个摇篮里摇出许多诗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980年，九叶派诗人唐祈先生摘了右派的帽子从北大荒来到甘肃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工作，大家盼望有机会认识唐先生。

有一天，诗社的同学相约拜访唐祈先生。晚上，我们拿着自己的诗作敲开了唐祈先生的房门。唐祈先生很清瘦，目光炯炯有神，有着南方人特有的机敏与热情。大家都自我介绍，大意是说我们是中文系的学生，今日慕名而来想请教先生有关诗歌方面的问题，唐祈先生热情地请我们进屋。

这是教工楼二楼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门开在西边窗户开在东边，一进门靠左手挤着一个书架和一张单人床，靠右手挤着一个双人沙发，沙发前面靠窗户的地方挤着一张书桌，书桌上堆满小山似的稿件。小屋里的活动空间只有沙发和床之间，宽不到半米长不到三米的地方。（以后，每当我们到唐先生的屋里请教问题的时候，总是坐在沙发上把脚尽量往里收，生怕谁走过的时候把谁绊倒。）

我们坐在沙发上，从书包里掏出自己的诗歌习作本，恭恭敬敬地递给唐祈先生。唐先生仔仔细细地看了每一首诗，他说有的内容不适合写诗，有的内容适合写诗。他当场就否定了其中的几首诗，对于肯定的几首诗逐行逐字提出了修改意见。后来我们按照唐先生的指导对这些诗进行了修改，果然不同凡响。

此后，我开始发表诗歌。

孙克恒先生当时已经是诗歌评论家，他从诗歌理论的角度对我们进行诗歌创作的教育，使我们对规范地创作诗歌从理论上受到启迪，受益匪浅。

我们西北师大涌现出来的这一批诗人，都不同程度地得到过何来先生和张书绅先生的培养和帮助。

诗刊社对甘肃这个诗人辈出的地方是很看好的。我曾经参加诗刊社诗歌艺术培训中心举办的诗歌艺术培训函授班，1990年左右这个函授班曾经邀请我参加当年在山西举办的青春诗会，我仔细查看了从兰州到山西开会的那个小地方的车次，我发现我准备乘坐的火车到达那个小地方的时间是半夜三点，下车以后怎么办我一时没有了主意，所以错过了参加一次青春诗会的机会。2004年，我又收到诗刊社诗歌艺术培训中心的来信，信中通知我诗刊社诗歌艺术培训中心要出学员诗歌集，希望我参加。我看了通知以后，我把平时写的诗整理了一下，从中选出一些诗稿寄过去，诗刊社诗歌艺术中心从这些诗里选了其中的十七首留用。2005年，这十七首诗收在由诗刊社诗歌艺术培训中心编辑，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诗集《闪烁的星群》里。

当时学校经常举办诗歌朗诵音乐会，张子选是朗诵家，每场必演，给诗社和学校争得了荣誉。彭金山是诗社的社长，很有权威性，他点子多，爱活动，把诗社搞得轰轰烈烈，新人层出不穷，领导我们从稚嫩走向正规发展，很不容易。

我每出一本诗集都要给他送一本，他接过我的诗集时并不多说话，却总是给我很大的鼓励。有一次我见到彭金山，他说：“你还在坚持写诗。”我说：“是的，我还在坚持写诗。”

我还在坚持写诗吗？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没有办法超然于外洁身自好。生存第一，这是铁的法则。

有将近五年的时间，我作为兰州大学的教授在几个大学之间奔波讲课，自然辩证法、大学语文、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品德，能够讲的课都讲了，目的就是为了挣钱。最多的时候一天讲八节课，如此这般总算挣了一套房子。有一天我在东郊巷遇见娜夜，我说这五年我没有写过一篇文章，没有写过一首诗。我和她站在街边聊了一两个小时，聊了我的郁闷、我的困境、我的无奈我莫名的坏情绪，她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和听众，一直听我叨叨絮絮，时而帮助我消解一些什么。有一句话是催人泪下的：“看书，坚持写作！”

我和匡文留隔着一条马路居住，经常见面。我们经常谈诗歌，谈生活，无所不谈。后来她去了北京，联系渐渐少了。冥冥中我与诗有着不解之缘。正在写诗的道路上徘徊不定的时候，我收到高平先生寄来的《高平诗选》。

于是有了我的这本诗选。

2015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