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无数次询问过白胭脂的妈妈，而她总是无数次地哭着，说着，我没有看见我没有看见我真的什么都没有看见啊……

警察也无数次询问过白胭脂的爸爸，但他无数次地眨着眼睛，或者翻着眼白，因为他听得到，却一个字也说不出。

白胭脂从精神病院回来的时候，是第二年的春天。她还是穿着四中的校服，里边是四中的体恤，干干净净。她总是干干净净的，连杀了人也是干干净净的。但是她长胖了，很胖很胖，胖得又像是她妈妈的妹妹了。她还是那么咯咯地笑，对着长方形的、长条形的天空，咯咯咯咯地娇笑、瓜笑。四中两个字被紧绷绷的胸脯绷起来，就像绷着两只不断膨胀的瓜。

但是她不笑的时候，她低了头走路的时候，她又像是从前那个白胭脂了。我说的从前的白胭脂，是骑了大轮子上学、放学的白胭脂，默默地骑着、慢慢地骑着，有点儿谦卑有点儿骄傲。幺伯有一天说，再让白胭脂念半年四中，她还能考上清华北大。不过幺伯又说，她还敢考哪儿呢？她哪儿也考不了了。

白胭脂的妈妈开了一家干杂店，还有一部公用电话机。干杂店的旁边，就是从前河南人的面馆，现在做了一家麻将铺。麻将在深夜响着，就像是很多人的脚步，走来了，又走远了。白胭脂妈妈的头发还是刨花，很浓密的、很干燥的、很花白的刨花，她常常把头搁在柜台上打瞌睡，向走来走去的人现出她满头的刨花。

白胭脂也经常坐在柜台后边想事情，她低了头，却不瞌睡，就是那么想事情。她胖了，越来越像她妈妈，只有头发还是披在肩上，细细的、直直的直发。

有一天，也就是白胭脂杀人五六年后的某一天，我们正在巷子里边踢足球。我们也穿着校服，是那种印着拼音字母，永远也猜不出校名的校服。我们一边踢球，一边还叼着香烟胡扯。过街楼更加破旧了，过街楼已经拆掉了，很多的院坝也都拆掉了，留下空空的屋子，还有齐人高的荒草。没有拆的，都画上了一个圆圈，圈着一个粗暴的“拆”！

白胭脂摇摇摆摆地走过来，她的脚步踩在石板上，依旧噼啪噼啪地响，小声小气地响。我们咕咕哝哝地叫着，白胭脂白胭脂，我们也叫得无精打采的。白胭脂走到我们中间停下来，白胭脂脂玉一样的脸上飞着红，红得真的就像是两抹红胭脂。她咯咯地笑着，很野的咯咯咯咯地笑声，她说，我们来做游戏吧，我们来做瞎子摸痰盂。她摸出一条手帕来，对着冷风抖了抖，就先把自家的眼睛蒙上了。

最先摸到白胭脂的人，还是那个叫作子弹的瓜娃子。子弹不是瓜娃子了，子弹成了真正的小伙子。那个像弹孔的地方，真的像一颗子弹留在里边没出来。他扭住白胭脂的胳膊，他说他们要到荒草里边慢慢摸。

白胭脂的笑声在荒草里边响着，咯咯咯咯地响，好像有好多野鸽野兔在扑腾，胡乱地扑腾着。

后来我们嬉皮笑脸问子弹，疯子的味道怎么样？白胭脂真是他妈的疯子吗？

子弹也笑了，可是因为脸上被咬出来的那个洞，他笑起来就像在假笑。他斜了斜嘴角，他说，疯个×！顿了顿，他更正说，×才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