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辆板车也是像白胭脂的大轮子，碾着青石板噼噼啪啪地回到了过街楼。我们跟在后边跑了几步，就怅然无趣地停下来了。车上的床单严严地裹着一个人，就像裹着一节朽木头。白胭脂跟在车后，低了头默默地走。她妈妈走在另一侧，半张了嘴巴，满脸的木然。她的嘴唇要比女儿厚实很多，张开来就像是熟透的杧果，杧果切成了两个瓣。

我们看着板车走远，走过了过街楼。我说的过街楼不是街，就是那座拱桥一样的老房子。板车穿过的时候，就像穿过一部画面抖动的旧电影，一直走进了二胡咿咿呀呀着的城门洞。我们是平行看过去的，板车越看越远。还有一个人是俯瞰过去的，在他的眼睛里，板车就越看越小。那个母亲是丰腴的，那个女儿是娇弱的，他看着看着，咽了唾沫，有了笑容，嘴里可能还说了妈的×。他不是在骂人，是在谢谢这老天爷带来的好运气。当然，这是他的好运气。

这个人就住在过街楼上。过街楼那拱桥一样的房子，都是他一个人的天下，而他却不是过街楼的人。他甚至不是我们这座城市我们这个省份的人。他来自很远的地方，说不太好懂的北方话，我们都叫他河南人。但是他说他是山西人，他租住了过街楼，在过街楼外边开了一个小馆子，专卖山西刀削面。他是老板，也是秃头，把一团湿面顶在秃头上，运起两把刀子飞快地削，面皮飞快地飞到滚水里，看得让人胆战心惊。他卖刀削面，也顿顿都吃刀削面，他的嘴里热烘烘的，满嘴都是蒜味和醋味，牙齿上无数的焦黄焦黑的斑点，他说是山西的氟水咬出来的，娘娘的，是氟水。不过我们还是叫他河南人。我们这座城市的人，把说北方话的人都叫作河南人。很多年前，黑衣黑裤的河南人在我们这儿走街串巷，挑担子卖电孵的鸡仔，用黑黢黢的机器爆米花和苞谷花。河南人的口音，我们听起来就是一统天下的北方口音。或者说，河南话就是北方话，普通话就是北京话，而卷了舌头的北京话却成了越说越糊涂的糊涂话。

我们都叫那个人是河南人。天晓得河南人是从谁手里租了过街楼。他说他要把老婆、孩子都接来，他说在老家他和老婆、孩子都睡一条炕。我们都等着他在过街楼上筑炕呢，在过街楼上筑炕，简直就像在天上筑炕，我们都等着看他们一家横在天炕上的样子，是不是和电影里边一个样。可是他终究还是一个人，他睡在破破烂烂的过街楼上，睡得鼾声轰轰地响，响得一条巷子都能听得见。

河南人见了谁都要笑一笑，是那种北方人心宽体胖的笑。过街楼的人去吃他的刀削面，他总是双手不停刀子，嘴里吆喝着多加一点姜葱蒜。我们说，可不可以多加一点臊子？他就说可以可以，多加一点臊子！小工就应一声，听到了，多加一点臊子！我们端了面呼噜噜地刨着，天晓得是不是加了臊子。大人们经常说，河南人不是人，是精。我们不明白，河南人还能是妖精？妖精总是很漂亮的，白胭脂不像妖精，白胭脂的妈妈是有些像的，可是……她还妖得不够妖。

白胭脂的家里静得就像一孔窑，她不说话，她妈妈不说话，她爸爸只能用眼睛说话。高考只有一个多月了，她妈妈可能已经忘了高考这回事情呢，她爸爸是惦记着的，他一直都惦记着高考，因为过街楼的所有人都晓得，他女儿要去读清华或者是北大。他用眼睛提醒女儿，娃娃、娃娃、娃娃，你要考大学，清华北大、北大清华……可是白胭脂哪里听得见。那时候白胭脂也许什么都听不见了，只听得见过街楼的蟋蟀声、老鼠声，过街楼上河南人的呼噜声。真他妈的不可思议，六月的过街楼，就像吹着冷飕飕的西北风。

白胭脂依旧骑了大轮子去上学，大轮子碾在青石板上绵啧啧地响，就像轮子瘪了气。她背上的书包重得如同一袋水泥，压得她的身体随时都会散了架。她放学穿过我们中间时，我们还是叫着白胭脂白胭脂……叫得有气无力的，就像白胭脂有气无力的蔫样子。

有一天晚上，很多人都端了椅子、凳子，坐在院坝里乘凉。其实天气还没有热起来，但是六月了，六月就是乘凉的季节，芭蕉扇叭叭叭地响起来，没有蚊子、没有炎热，也还是像夏天真的来了。河南人就在这个冷飕飕的夏夜里，扛了一纸箱鸭梨去探望白胭脂的爸爸。鸭梨是天津的鸭梨，纸箱是水果摊流行的纸箱，很普通但又很庞大，扛在肩上很惹眼。很惹眼但是又很谦虚，因为鸭梨早已不稀罕，而且很便宜。给一个瘫痪病人送鸭梨，给一个贫困的家庭送鸭梨，就是两箱、十箱，也就像那句什么成语，给一辆燃烧的东风车，只浇了小小的一杯水。

河南人去探望白胭脂的爸爸，换句话说，他其实是去探望白胭脂的妈妈。因为她的爸爸已经不能说话，探望也就是远远地望一望。他在白家坐了一会儿，不算久不算短，该要说的都说了。后来他出来，白胭脂的妈妈送到门外，说了几句话。院坝里的人都在黑暗里支起耳朵听，却听不清她说了几句什么话，因为她的声音叽叽咕咕的，忸忸怩怩的。我们都没有想到，那个当了母亲的女人，一身茶叶味道的女人，一个忘了哭的女人，也会用忸忸怩怩的声音来说话。我们还看到，白胭脂就站在她妈妈的身后边，不说话不忸怩，只是定定地看着河南人在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