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正式向余英年小姐求婚的那个上午，成都飘着蒙蒙的细雨。他借了同学的自行车，出华西坝，撇开沿河的捷径，一路朝北去。过万里桥的时候，看见一排黝黑的光屁股娃娃站在桥墩往下跳，下边有日本飞机炸出的炸弹坑，水深得像是跳水池。父亲骑过了南大街、红照壁，到皇城坝又折而往西，经东城根街，碾过半边桥，兜了近半个城的大圈子，才慢吞吞拐进文庙前街，到了那扇撑着一棵大朴树的院门外。他后来告诉我，之所以磨蹭，是为了缓解心里的不安。而据我母亲的回忆，那天一早是清风鸦静的，她父亲余外庐先生伏在书房撰写《成都城垣考》，牵牛花的藤蔓绕过湿地，向廊檐下慢慢爬过来。佛堂里燃着细香，供着观音菩萨和已故的余夫人。母亲说，当院门敲响的时候，一窝野鸽子正扑噜噜地腾起来。父亲推车站在院门口，头顶着滴水的衬衣，像一个孤身长旅的古人。

母亲问：“你咋个才来呢？”

父亲嗫嚅说：“俺，迷路了。”

那是1941年7月27日的事情。给父亲开门的是余英年小姐和她妹妹余文年。英年对父亲莞尔地一笑，她的容长脸是适合莞尔一笑的，但她的嘴唇坚定地抿着，这种坚定总让父亲对她有一点发怵。文年也朝父亲笑了笑，还挤了挤左眼，意思是这就全看你的了。父亲埋了头，像是没看见，径直上书房去给余先生请安。

父亲是从山东流亡过来的学生。那时的华西坝，除了五所基督教会合办的华西协和大学外，还有内迁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和齐鲁大学，父亲就在齐鲁的教育系念大三，而英年在华西的家政系念大一，本来彼此不相识，是文年牵的线。文年十一岁，比我父亲和她姐姐都小十多岁，最喜欢的事情有两件：看张恨水的小说、吃街边上的担担面。英年骂她没出息，她不服气，反问：“当好太太就算有出息啦？”英年气得脸发白，要拧她的嘴，只碍她小自己太多了，下不了手。华西的家政系是培养太太的，至少成都人都是这么说，那儿的女娃儿摆弄得琴棋书画，还会说英文、煮咖啡、沏好茶，是为相夫教子准备的。英年说：“都是一派胡言。”但众口铄金，没人会听她辩解的。

四月的一天，英年回家告诉文年，美国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已从重庆飞到成都了，要到华西坝来演讲，你一定要来听一听，开一开眼界，你总不能一辈子做个小家碧玉吧。但文年不想去，说自己不晓得海明威是哪个，更没读过他的书。英年就耐了性子说，海明威是全世界有名的大作家，专写战争题材的，最著名的是《永别了，武器》。文年又问：“他跑到中国来干什么，他不晓得这儿到处都在打仗吗？”英年说：“他就是来考察中国的抗战啊。”文年扑哧笑起来，说：“还说什么永别呢，这家伙离了武器还能咋个活？”英年扭头看看她们的父亲，余先生干咳一声，拿茶盖在盖碗茶里擀了擀，茉莉花茶的香味在屋子里飘着，他说：“姐说好，听一听也好嘛，啊？”余先生是成都第二师范的教务长，三年前夫人去世后，他以修纂《成都城垣考》自娱，把家政都交给了大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