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红一家，住在一座天主教堂内。一九六六年夏天，神父被红卫兵赶走后，礼拜堂做了市委机关的大仓库，堆放办公桌、椅子、文件柜，还有可借给干部家用的床、茶几、方桌，以及自行车、开水瓶、洗脸盆、撮箕、扫把……上边都有块小标牌：行政处。

太阳天，阳光穿过脏兮兮的彩绘玻璃，仓库内气流旋转，五色迷离，一时宛如大剧院，人已散去，舞台灯光还落寞地亮着。

库门还是一百年前用老楠木打的，坚如城门，平日紧闭，挂了把大锁，万夫莫开。

印红的父亲，是仓库保管员，钥匙就吊在他的裤带上，足足七寸长，半截露到衣服下，一甩一甩，相当惹眼。

印家五口人，老印、印嬢、印红、姐姐印丽、弟弟印小军，就住在仓库边的一间大屋内。

教堂在明藩王府旧址的西侧，建于晚清，竣工已是民国，是罕见的中西合璧式，像一座南方私家园林再加公馆和碉楼，很肃穆，也很森然。红卫兵唱着歌，闯进教堂打砸、横扫了三遍，肃穆没有了，森然还在；屋顶、墙上长出荒草，还多了些萧索。随后，两堵新砌的红砖墙，把教堂圈成了三部分。

一部分成为仓库和印家的住宅。

一部分做了街道小厂，加工铁器，成天敲打声不断。

还有一大部分没人管，任随它荒芜，叫花子白天黑夜都可以进来睡大觉。却很少有人来：那种冷冽的荒芜，会钻到人的骨头里。

老印五十好几了，穷苦人出身，被抓了壮丁，起初当国民党的兵，淮海战役被俘，又当了共产党的兵。他上过朝鲜战场，还参加过中印边境还击战，但没放过枪，一直干后勤，做保管员。转业了，也做保管员。凡入库的家具，铁的、木的、纸的……均有公家的印戳，从没丢失过一件。就是老鼠钻进去了，不拿领导批的条子，也休想钻得出来。老印的同事、顶头的科长，都敬他，又有点怕他。他黑、矮、敦实，短脸大口，木木的，说话不好懂，有很重的乡音，像河南话，又像山西话，不像四川话，有人说可能是印度话，或者是印度支那话、印第安人话……总之，和他说话很费劲。他便干脆少说话。

那间五口同住的印家大屋，从前可能是神职人员的阅览室，或者教民休息处。老印用层板、纸板把它隔成四个小间，做父母的一间，两女儿一间，幺儿一间。还有一间空着，放了口军绿色的旧木箱，喷着部队的番号，可能是装弹药或压缩饼干的，算是老印的一个纪念品。印家没有厨房，一个蜂窝煤炉、一个自砌的柴火灶，还有一张很沉的四方桌，就搁在街沿上，做饭、吃饭都在这儿。屋檐有一丈多宽，避雨，透气，春夏秋三季还好。冬天吹风，很冷，但没别的法，就硬扛。扛过立春，人就舒展了。咋个说，比起从前挤在西御河沿街的棚户里，也是好多了。

街沿下是块花园，有两棵棕榈、一棵黄杏。树下种了茄子、扁豆、番茄、小葱和蒜苗……还有一群鸡在菜丛中游窜。鸡是印嬢养的。行政处照顾老印的关系，把她从七十里外的农村安置到炊事班打下手，洗菜、刷锅、熬稀饭、蒸馒头，还喂猪。食堂喂了三十多头猪儿，节庆日杀了，给黄皮寡瘦的干部们打牙祭。印嬢人高马大，动作利麻，事再多，没一件不做得服服贴贴的，猪儿一天天看着上膘，乌黑、溜圆。炊事班长不止一回夸她。她说：“芝麻小事，比起乡坝头，嗨！”

印嬢在机关喂猪，在家喂鸡，漆黑的是澳洲黑，白的是巴白鸡，全身金黄、肥嘟嘟的叫九斤黄，还有永远只有拳头大的河南电爆鸡儿，是用电孵化的，长不大，但精悍，而且母鸡不间歇地下蛋，终生不做鸡婆子。鸡屎撒在土里，菜都长得肥嫩。有天印嬢拔萝卜，萝卜须带出一枚有链子的十字架，她顺手就搭在了晾衣绳上。

晾衣绳挂在两棵棕榈之间，晾衣服、被单和幺儿的尿片。

幺儿八岁多了，短脸大口，酷似老印，但白胖了许多，吃得多、喝得多，每晚必尿床，尿了就大闹。老印再困，也必披衣起床，亲自给幺儿换尿片，换完了，还在幺儿屁股上啃一口，呵呵笑。幺儿大哭，哭得越响亮，老印越舒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