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评传
傅雷编译
我要证明,无论是谁,
只要他的行动是善的,高尚的,
他一定能靠了这些德性而当得起忧患。
贝多芬
一八一九年二月一日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Ludwig Von Beethoven)于一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生于德国科隆附近的波恩(Bonn)城。他的祖先是弗兰芒人种出身。他的父亲是一个毫无天才的歌者,而且是酒鬼。他的母亲是一个女佣,她是厨司的女儿,和一个男役结婚不久就成了寡妇,便再嫁给贝多芬的父亲。
贝多芬短小臃肿,身干坚实,生就一副运动员的骨胳。一张阔大的脸庞,皮肤是土红色的,只有在他暮年,肤色才变成黄色的,病态的,尤其在冬天,当他幽闭在室中,远离了田野的时光。额角前俯,极有威严。头发乌黑,异常浓密,虬结如乱蛇,好似从没经过木梳的爬剔。眼中藏着一种奇异的威力,见过他的人都要被这副眼神吸摄住。鼻子短而方,但很宽,简直是狮鼻。一张细腻的嘴,下唇往往比上唇前突。牙齿生得那么可怕,看来可把胡桃嚼成细粉。下颚右侧有一个很深的小窝,使他的脸相变得很不均衡。莫舍勒斯(Moscheles)说:“在谈话时,他有一副可亲的,令人欢悦的,微笑的神气,可是他真正笑起来是非常可憎,粗暴而且带着装鬼脸的样子,笑的时间也是很短的。”——这是一个不惯于欢乐的人的笑啊。他普通总带着凄凉悲愁的表情,“一种无可医治的忧伤”。一八二五年时,雷斯塔伯(Rellstab)说:“看到他温柔的眼睛和眼睛里所含蓄的深切的苦痛时,真可说他必须竭尽全力才能止住自己哭泣。”
他童年过得非常惨淡,并没像他前辈莫扎特(Mozart)那样幸福:在儿时享受家庭的温情。对于他,人生老早显得是一场悲惨的,暴烈的斗争。他父亲想发展他的音乐天分,要他成为一个神童。在四岁上,他已把他整天系在一张古琴(clavecin——钢琴的前身)前面,或是教他拉提琴,他把过度的工作压在小贝多芬身上。在这种形势中,贝多芬之所以不至终身痛恨艺术者,也算是一件奇迹了。他必须使用暴力才能令贝多芬学习音乐。他的少年时代一被物质的烦虑和挣面包的念头磨难得憔悴不堪。十一岁,他加入戏院里的管弦乐队:十三岁,他当大风琴演奏者。一七八七年,他丧失了他敬爱的母亲。“她对于我是那么仁慈,那么值得爱慕,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啊!当我能说出我母亲的温柔的名字为她能亲耳听到的时候,还有谁比我更幸福呢?”她是染肺痨病死的;贝多芬以为他自己亦然染着同样的病;他已经常常感到痛苦,疾病之外又加上悲哀,比疾病更残酷。十七岁,他已成为一家之主,担负着两个弱弟的教养之责;他不得不羞惭地把他的父亲放在退闲养老的地位,因为父亲老是喝得烂醉,不能支撑门户;他的养老金,为不使他浪费起见,也由人们直接交与他的儿子。这些可悲的事情给他留下一道很深的创痕。但他居然觅得了一个依靠,为他终生企念而敬爱的,这是波恩城的一个世家,姓布罗宁(Breuning)。可爱的埃莱奥诺雷·布罗宁(Eleonore Breuning)小姐,比他小二岁。他教她音乐,使她爱好诗歌。她是他童年的伴侣,他们中间也许还有一种相当温柔的情操。以后,爱兰奥诺雷嫁给韦格勒医生(D r.Franz Wegeler),他亦成为贝多芬的一个知己。
不论贝多芬的童年是怎样悲惨,他对于这一个时期和地方老是保存着一种甜蜜而又凄凉的回忆。被生活所迫,离开故乡,差不多在维也纳消磨了一生,在那繁华轻佻的城市及其黯淡的近郊村镇中,他从没有忘掉莱茵河畔的故乡,从没忘掉那壮严的,父性的大河,他称做“我们的父亲莱茵”。
大革命爆发了;开始蔓延到全欧洲;它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在当时是新思想的发源地。贝多芬于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曾注册为该校学生;他听过有名的施奈德教授的“德国文学”课程。这位教授是一个响应法国大革命的热心志士。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正当战事在波恩城中爆发的时候,贝多芬离别了故乡,从此常住在维也纳,执握德国音乐中心的城市,在路上,他遇到攻击法国的黑森军队。那时候,他的爱国心必然是复活了。自一七九六年至一七九七年间,他把弗里贝格描写战争的诗谱为音乐;如行军曲,带着爱国色彩的合唱曲,例如《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民族》那支歌。但他之歌颂革命势力也是徒然的事,大革命的气势已经征服了世界,也已征服了贝多芬自己。一七九八年,虽然奥国和法国间的情势很紧张,贝多芬却仍和法国人士交往,如法国使馆方面的人,和刚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德将军等。在这些交往中渐渐养成了他的民主思想,在他以后的生活中,这种情操更有极大的发展。
一七九六年,他在日记上写着:“勇敢啊!虽然身体那么羸弱,我的天才定会获得胜利……二十五岁!不是已经临到了吗?就在这一年,整个的人应该觉醒了。”特·伯恩哈德夫人与葛林克说过他很骄傲,举止粗鲁,悒郁寡欢,说话中带很重的外省口音。唯有和他亲密的人,才能认识他在这种骄傲的愚拙之下,隐藏着无穷的仁慈。他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叙述他种种成功的经过,说那时候他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是:“譬如我看到一个朋友遇到窘迫,而逢着我自己经济拮据不能立即帮助他时,我只要埋首工作,短时期内,我便把他解救了……你瞧这多么可喜。”后面又说:“我的艺术应当为不幸者的福利服务。”
病魔已在叩他的门了。它缠住了他,永远不放松他了。一七九六年至一八○○年间,耳聋的痛苦已开始令他觉到。耳中只是日夜不停的作响;感觉上的痛苦侵蚀他。他的听觉慢慢地弱了。好几年中,他对谁都不说,即是对最亲爱的朋友也都瞒着;他躲避着不见人,为的不使人家注意他的残废;这可怕的秘密,他只独个儿心里明白。但到了一八○一年,他再不能守缄默了;他绝望地告诉两位朋友:韦格勒医生和阿门达(Amenda)牧师:
“我的亲爱的,我的善良的,我的挚爱的阿门达,……我真常常希望你和我在一起!你的贝多芬是万分苦恼。你要知道我自己的最宝贵的一部分,我的听觉,底弱了许多。我们在一起时,我已觉出若干病像我隐瞒着;自是以还,这情景更加剧了……我还能痊愈的么?自然我是如此希望着,可是希望极少;这不治之症。我应该悲哀地生活着,躲避一切我亲爱的人,尤其在这一个悲惨的,自私的世界上!……我将隐遁于如何黯淡的天地中啊!当然,我发誓要超临这一切苦难;但对于我将如何可能呢?”
他在写给韦格勒信中说:“……我度着可怜的生活。两年以来,任何人我都要躲避,因为我不能和人接谈;我聋了。如果我有别种职业,也许还可以;但对于我的职业,这是如何可怕的情景啊!我的不在少数的敌人又将如何议论我呢?……在戏院里,我必须坐在紧靠乐队的地位,才能懂得演员的动作。我听不出乐器与歌唱中的高音……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我要,如果是可能的话,我要征服我的命运;但有时候,我竟是上天的最可怜的造物……容忍!多么悲哀的隐遁所!但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这时代的若干作品,便表示这种悲剧的忧郁,如《悲怆奏鸣曲》(全集卷十三,一七九九年),尤其是《第三钢琴奏鸣曲》的largo一节(全集卷十,一七九八年)。可是另外许多作品并不反映着这种痛苦,真是怪事,如欢欣喜悦的《七重奏》(一八○○年)和清澈恬静的《第一交响曲》(一八○○年),都映出一种无愁无虑的青春锐气。自然,要磨练心魂使其习惯痛苦,必得要相当的时间,心灵之需要欢乐,以至当它没有欢乐的时候,它必得自己创造出来。“现在”如果太残酷了,它可以在“过去”中度生活。幸福的岁月不会一下子消灭的;它们的光彩,在欢乐过去以后还会长久的照耀着,孤独着,流落在维也纳,那么不幸,贝多芬编隐遁到故乡的回忆中去;那时的心魂还很清楚地印着这些美梦的影子。《七重奏》中的Andante不啻是莱茵河的罗曼斯。《第一交响曲》也是一件歌咏莱茵的作品,是一个青年对着他的幻梦的微笑。它是快乐的,疏懒的;人们可以感到其中含有迷醉的原慾和希望。但在某几个部分,在序曲中,在若干表现明暗很强烈的喇叭声中,在神怪的Scherzo中,我们如何感动地窥到一颗未来的天才的目光在这年轻的面上闪烁。这是波提切利(Botticelli)《圣家庭》画上的小耶稣的眼睛,在这副孩童的目光中,一可看到他未来的悲剧。
在他肉体的痛苦之外又加上另一种烦恼。韦格勒说她从没看到贝多芬不把一种热情推之极端的。这些热情似乎是十分纯洁的。热情与肉欲之间毫无连带关系。现代的人们往往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因为大多数人不知所谓热情,更不知真正的热情是极难得的。贝多芬的心魂中多少含有清教徒的气息;亵渎的念头和谈话为他痛恨;他对于爱情的圣洁性抱着绝对的观念。人家说他的一生确像处女一般贞洁,从没有什么过失需要忏悔。这样的人,生来便是要做爱情的牺牲者的。他老是狂乱迷惑,老是幻梦幸福,却立刻失望,接着更有苦涩的烦闷。贝多芬灵感中最丰富的泉源便应当在这些爱的转换和骄傲的反抗中探求。
一八○一年,他爱一个女子,名叫朱丽埃塔·圭恰迪妮(Giulietta Guicciardi),著名的《月光奏鸣曲》(全集卷二十七,一八○二年)便是使这女人成为不朽的作品。他写信给韦葛莱,他说:“我的生活较为温和了些,我和人们的交际也较多了些,……这变化,是由于一个可爱的女郎的魅力;她爱我,我爱她。这是两年来第一次享到幸福。”但他感到自己残废的痛苦,经济状况也不允许他娶他所爱的人。其次,朱丽埃塔(Giulietta)是风骚的,孩气很重的,自私自利的;她使贝多芬痛苦,终于在一八○三年十一月嫁给加伦贝格(Gallenberg)伯爵。贝多芬似乎支持不住了,他写下“海林根施塔特(Heiligenstadt)遗嘱”给他的弟弟卡尔与约翰,命他们“在我死后开拆”。他几乎要自杀,幸亏他的坚固不拔的道德观念救了他。他对于痊愈的最后的希望也已消灭了。“甚至支撑我的最高的勇气也消散了。喔,聪明睿智的神呀,给我一天,唯一的一天的欢乐吧!我已久久不闻真正的欢乐之音了!何时,喔!何时,我的神,我在能听到它?……永远不?——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弥留时的哀鸣;可是贝多芬还活了二十五年。他的坚强的性格不肯在磨练他的苦难前面低头。“我的体力和智力比任何时候都高强了……我的青春,是的,我明白感到,它才开始呢。我所窥见但不能确定的目标,我天天在逼近它……喔!如果我从这疾苦中解放出来,我将亲抱世界!……不,我决不能忍受。我要直扼运命的咽喉。它必不能把我完全制服……哟!能够把一个人生生活到千百次,真是如何美妙的事啊!”
这爱情,这痛苦,这意志,这些挣扎和骄傲的交流,这些内心的悲剧,在一八○二年左右的作品中重复映现,如:《葬曲奏鸣曲》(全集卷二十六),《荒诞情奏鸣曲》和《月光奏鸣曲》,《第二奏鸣曲》(全集卷三十一),其中杂有戏剧情调的叙述,好似一段伟大的,凄凉的对白;《提琴奏鸣曲》En ut mineur(全集卷三十),《克勒策奏鸣曲》(全集卷四十七),更有依格勒特(Gellert)的歌词谱成的六首雄壮的宗教歌曲(卷四十八),一八○三年的《第二交响曲》却更反映出他青年的热情;而且人们也明白感到他的意志已经驾驭一切。一种无可抵抗的力量扫荡了忧郁的思想。生命的呼声引起了终局的一段;他不肯相信他的厄运是无可挽救的;他原痊愈,他要爱情;他充满了希望。
他的许多作品中,《进行曲》中Marche的节奏与战斗的节奏显得十分强烈与坚持。《第二交响曲》中Allegro 与Final部分,带着浓烈的英雄色彩的《致亚历山大皇奏鸣曲》的第一段,尤其表现得明显。这时候,大革命已到达维也纳。贝多芬被他耸动了。“他在亲密的朋友中间,毫无顾忌的谈论政局,他的判断很精辟,目光很锐利。”他对于革命抱着无限同情。他理想一个英雄的共和国,由胜利之神创造的;中胜利之神便是首席执政拿破仑;于是,贝多芬接连着制作奉献大拿破仑的《英雄交响曲》(一八○四),和《第五交响曲》(一八○五——一八○八)的末段;前者是法兰西帝国的《伊里亚特》,后者是颂赞光荣的史诗。中才是真正的革命音乐;在这种音乐中,时代的心魂活泼泼地,纯洁地复活了,而这活泼与纯洁正是时代风云在伟大孤独心灵中所显现的面目。其印象虽然经过现实的接触亦不会减损分毫。也许本人没有自觉,但这时的作品都有同样的反映:《科里奥兰序曲》(一八○七),满是狂风暴雨的气势,《第四四重奏》(全集卷十八)的第一节和上述序幕非常相似;《热情奏鸣曲》(全集卷五十七,一八○四),为俾斯麦称为“如果我常听此曲我的勇气将永远不竭”的;甚至《哀格蒙特序曲》与《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全集卷七十三,一八○九)纯粹属于铺张的部分,也都含有英雄式的情调与战斗的气势。
贝多芬突然中止了《第五交响曲》,一下子写成了《第四交响曲》。幸福在他面前重现了。一八○六年五月,他和特雷泽·特·布伦瑞克(Thérèse de Brunswick)订婚。她已爱了他长久——从她少女时代,在贝多芬初到维也纳教她学钢琴时起。她是当时的贵族,她的哥哥原与贝多芬为知友。关于这些幸福的日子,还保存在特雷泽的记载中:“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晚餐后,月光下,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他的手指在键盘上来回轻按……以后,他在低音部分按了几个和音,慢慢地,用一种神秘的庄严的神气,弹奏巴赫(Bach)的一阕名歌,辞日:“如你愿把你的心给我,最初还是秘密些罢,我们共同的思念,不要给任何人猜到才好。”
这一年上写的《第四交响曲》,真如一朵精纯无比的鲜葩。含有他一生最平静的日子的幽香。因了爱情,他在生活与举动上努力与社会谋妥协。
然而这么美满的平和并不持久;爱情所产生的影响却仍遗存到一八一○年。无疑的,贝多芬靠了这个影响才获得自主力,使他产生他的天才的最完美的果实,如那部古典的悲剧——《第五交响曲》,夏日的神明的梦——《田园交响曲》(即第六)(一八○八),受着莎士比亚《暴风雨》一剧感应的《热情奏鸣曲》,这是他认为他奏鸣曲中最有力的一部,在一八○七年完成,题赠给特雷泽的哥哥的。对于特雷泽,他又题赠她那部梦幻的,神怪的奏鸣曲(全集卷七十八,一八○九)。一封没有日子的信,写给“不朽的爱人”的信,和《热情奏鸣曲》同样表现她的爱情的热烈:
“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心头满压着和你说不尽的话……啊!不论我在哪里,你总和我在一起……当我想起你也许不能在星期日以前接到我第一次消息时,我竟哭了。——我爱你,如你爱我一样,但更甚……啊!神!——没有如你,怎样的人生啊!——咫尺,天涯。——我的思念一齐奔向你,我的不朽的爱人,这些思念有时快乐,有时忧愁,以后,又问运命,问它能否接受我们的愿望。——我只能和你一起生,否则我就不能生存下去……”
什么神秘的理由阻止这两个爱人的幸福呢?——也许是没有财富,身份境遇的不同,也许是贝多芬不能忍受人家要他长久地等待的条件。——婚约解除了;然而两个人似乎永未忘掉他们的爱。直到她的末日(她死于一八六一年),特雷泽依旧爱着贝多芬。而贝多芬在一八一六年时亦说过:“一想到她,我的心和我第一次遇见她时跳得一样剧烈。”那么动人,那么深切的“致遥远的爱人”的六支名歌(全集九十八)亦是那年之作。他在题跋中写着:“在这美妙的人儿前面,我的心要盈溢,可是她不在这里,不在我身旁!”特雷泽在赠给贝多芬的肖像上题着:“献给不出世的天才,献给大艺术家,献给善人。——T.B.”在贝多芬晚年,一个朋友出其不意地看见他独个吻抱着这张肖像哭泣,一面高声说(他习惯是大声说话的):“你是如此美,如此伟大,和天使一样!”那个朋友退了出去,迟一刻再进去,看见他在弹琴,和他说:“今天,我的老友,你脸上绝无可怕的气色。”贝多芬答道:“这是因为我的好天使来访问过我了之故。”深刻的创痕呀!他自己说:“可怜的贝多芬,这个世界上绝无你的幸福。只有在理想的境界内可以找到朋友。”
他的日记中写道:“屈服,屈服于你的运命前面:你再不能为了你自己而只能为了别人而生存;为你,只有在艺术中还有你的幸福。哟神呀!给我战胜我自己的力量罢!”
爱情把他放逐了。一八一○年,他重新变得孤独,但是光荣来了,他显然感觉到他的年富力强的时代已经来到。他完全纵任他暴烈与粗犷的脾气,对于社会,对于礼法,对于物议,什么也不理会了。还怕什么呢?更无爱情与野心。他所仅有的是他的力,他的力的快乐,使用的需求。“力,这是异于凡人的的人的德性!”他重复不修边幅,行为也比从前放任了。他知道他有权可以说出一切,甚至向世间最大的人物。在一八一二年时代见过他的贝蒂娜·布伦塔诺(Bettina Brentano)说:“没有一个帝王具有像他那样对于自己的力强的意识。”她写信给歌德说:“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整个宇宙在我面前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啊,歌德,连你也忘记了……”
《第七交响曲》与《第八交响曲》即在这时期写成的。前者是节奏的大祭乐(orgie du rythme),后者是诙谑的交响曲(symphonie humorisgue)。也许是他表现得最自然,如他自己所说“最尽量的两件作品”,发狂般的欢乐,无从捉摸的转变,伟大的骇人的爆发,使歌德也为之出惊。贝多芬自言:
“我是为人类酿制美酒的酒神。是我给予人类以精神上的癫疯与狂乱。”
一八一四年,贝多芬的幸运达到了最高点,在维也纳会议中,他被认为一颗欧罗巴的光荣的巨星。他参加会议中的庆祝会。各国的亲王向他致敬;他亦骄傲地让他们恭维他。
他胸中满燃着对于为自由的战争的热望。一八一三年,他写了一部交响曲,题做“威灵顿之胜利”,一八一四年初,又写成一部歌咏战争的合唱曲:《德意志的再生》。这些含有时间性与投机性的作品,比看他其余的音乐更增加了他的声名。但他的国土究竟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他写信给友人说:“我的王国是在天上。”
光荣之后,最悲惨的时期又跟着来了。
他几次三番要离开维也纳,这是他所不喜的浮华的都会。最后一次,奥国皇太子与其他两位亲王苦苦留住了,他们答应支付他优厚的年俸,维持他的生活。然而诺言没有实践,他的几位好友和拥护者又相继去世,他愈加变得孤苦了。
他的耳朵变得完全聋了。从一八一五年秋天起,他和若干仅存的人物只有笔墨上的往还了。关于一八二二年《菲岱里奥》(Fiedelio)一剧的预奏会的经过,申德勒(Schinder)曾有下列一段悲痛的记述:
“贝多芬要求亲自指挥最后一次的预奏……从第一幕的二部唱起,显而易见他全没听见台上的歌唱。他把乐曲的进行延缓很多;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进行时,台上的歌手自顾自地匆匆向前。结果是全局都紊乱了。经常的,乐队指挥乌姆劳夫不说明什么理由,提议休息一会,和歌唱者交换了几句说话之后,大家重新开始。同样的紊乱又发生了。不得不再休息一次。在贝多芬指挥之下,无疑是干不下去的了;但怎样使他懂得呢?没有一个人有心肠对他说:‘走罢,可怜虫,你不能指挥了。’贝多芬不安起来,骚动之余,东张西望,想从不同的脸上猜出症结所在:可是大家都默不做声。他突然用命令的口吻呼唤我。我走近时,他把谈话手册授给我,示意我写。我便写着:‘恳求您勿再继续,等回去再告诉您理由。’于是他一跃下台;对我嚷道:‘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里去;进去,一动不动地倒在便榻上,双手捧着他的脸;他这样一直到晚饭时分。用餐时他一言不发,保持着最深刻的痛苦的表情。晚饭以后,当我想告别时,他留着我,表示不愿独自在家。等到我们分手的辰光,他要我陪着去看医生,以耳科出名的……在我和贝多芬的全部交谊中,没有一天可和这十一月里致命的一天相比。他心坎里受了伤,至死不曾忘记这可怕的一幕的印象。”
两年以后,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当他指挥《合唱交响乐》时(或更准确地说,当时节目上所写明的是参与音乐会的指挥事务),他全没听见整个会场上听众喝彩的声音;一个女歌者牵着他的手把他的身子旋转去向着大众,他才突然看见听众全体站立着,挥舞着帽子,热烈鼓掌。
孤独着,和人类隔离着,他只有在自然中寻求安慰。“地上没有一人能如我一样爱好田野……我爱一株树甚于一个人……”在乡间,清晨或薄暮,他独个散步不戴帽子,不论是在烈日下或雨下。“威严的神啊!——在林中我幸福了,——幸福在林中——那里,每株树都诉说你的存在,——神,多么神奇!——在这些丛林中,在这些山冈上,——是寂静,——是寂静传达出你的一切。”
在大自然中,他烦恼的心神获得一些宁息。他被金钱的烦虑弄得疲惫不堪,他亦为要保护他亡弟遗下的侄子而惹出不少苦恼。但这些愁苦的深渊里,贝多芬却在着手颂赞欢乐的工作。
颂赞欢乐,这是他一生的计划。一七九三年他在波恩城时已经有这思念。他老是在踌躇这部作品所应采取的方式。即是《第九交响乐》终局的合唱部分,也未成为他心目中确定的形式。一八二四年五月,当《第九交响乐》演奏过后,贝多芬还想修改终局的合唱为器乐。
在一部交响乐中插入合唱,在技术上是一件极困难的事。贝多芬在原稿上曾想在别一个时间内引入合唱,他对于个中问题,迟疑了好久方才决定。
欢乐的主要乐旨在器乐中演奏完之后,管弦乐器突然中止,出乎不意的静默,使合唱的开场具有一种神明的,神秘的性格。而合唱中的欢乐简直是一个欢乐之神本身。仿佛从天降下,周围环绕着超自然的寂静,她用轻和的气息抚摸着人间的创痛。乐旨转入歌唱时,最初先在男低音中显现,微微含着庄严的被压迫的神气。渐渐地,欢乐征服了生灵,这是一种征服,是欢乐与痛苦的战争。进行曲的节拍响了,军队在前进;热烈的,急促的男中音歌声,在这一切奋激的乐章中,人们可以听到贝多芬作曲时在田野中奔跑,如醉如狂宛似狂风暴雨中的李尔王一般的时候的气息,与受到感应的喊声和呼气的节奏。在战士的欢乐之后,接着是一种宗教的冥想与出神,以后又是神圣的宴会,爱情的陶醉。全人类向天伸长着手臂,疯狂的叫喊,投向欢乐之神,把它紧抱在心窝。
贝多芬这件巨大的制作终于和《D调弥撒曲》一起在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在维也纳举行演奏。成功的情形是空前绝后的。当作者出场时,人们以五次齐声的鼓掌欢迎他。向例,在这个特别讲究礼仪的国家,对于皇族也只用三次鼓掌礼,交响乐引起一种癫狂的热情。许多人哭起来,音乐会后,贝多芬感情冲动得晕去,人们把他抬扶到家里;他朦胧地睡着,衣服也不脱,不食不饮,一直到翌日早上。
但胜利只是一时的,贝多芬任何利益都没有。音乐会没有为他挣一文钱。物质生活的艰难依然如故,他仍旧是贫,病,孤独——但是战胜了……战胜了人类的庸俗,战胜了他的命运,战胜了他的痛苦。
一八二六年十一月,他因受感冒,以致肺部患病;正当他为安排他的侄儿的前途之故在冬天旅行了一次回来,在维也纳病倒了。他的朋友们都远离着。他遣侄儿去找医生。据说这麻木不仁的家伙竟在路上赌博了几天,把正事忘掉了。医生来得太迟了,而且为病人看护得极坏。三个月间,他的坚强的躯体和病魔争持着。一八二七年正月三日,他正式把侄儿立为承继人。他变得十分和顺,十分忍耐。一八二七年二月十七日,受了三次手术,还要受第四次,在弥留的床上,他用那么清明的心情写道:“我忍耐着,我想:一切痛苦都有若干好处。”
这好处是解脱,他临终时说:“一出喜剧的终局。”——我们说:他的生命是悲剧的终局。
他在一场大雷雨中,——在狂风大雪中, ——在一声暴雷中死了(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贝多芬!多少人曾赞颂他的艺术的伟大。但他还不只是一个乐圣,他是近代艺术中最英雄的力。他是一切受难的,战斗的人的最好最伟大的朋友。当我们为世间的疾苦变得抑郁时,他便会走近我们,好似坐在穿着丧服的母亲前面,在钢琴上奏出他抑制的悲歌,一安慰这苦痛流泪的人儿。当我们在对于世间的庸俗,丑恶的战斗中疲倦了时,他会抚慰我们,使我们重新生出意志和信心。他分赠我们他的战斗的勇气与幸福,他的心神的陶醉令人感到神的存在。他和大自然的默契与沟通,久而久之,使他完全渗透了大自然的深厚宏伟的力。舒曼(Schumann)提及《第五交响曲》时写道:“我们虽然常常听到他,他对于我们老是产生一种不变的力,好比那些大自然的现象,常常显现,但令我们永永感到恐怖与惊骇。”这是不差的;贝多芬是自然的一种力,故他的生活现象大有荷马式的伟大,一种基本力与自然界其他成分的争斗的了。
[译者附言]前尝迻译罗曼·罗兰著《贝多芬传》一书,为本报编者荫渭兄所见,嘱为节录精要,成一短篇,以刊本报。志此以明出处也。
(原载《国际译报》一九三四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