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二十一世纪乐府学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研究在观念植入和方法使用上做了两件事情：一、介绍西学；二、将中国学术纳入西学言说系统，学术现代化进程主要是引进吸收运用西学的过程。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呼唤民族文化自觉，成为一项客观需求。在这一背景影响下，乐府学也迎来了自主设计时代。其标志有三：乐府学成为独立研究领域；乐府学研究有计划进行；一批学人以研究乐府名家。
一、文献研究。陈贻焮、陈铁民、彭庆生主编之《增订注释全唐诗》是第一部《全唐诗》全注本，包括对唐代乐府的全面注释，文献整理价值不言而喻。
有计划研究《乐府诗集》等乐府学经典著作是这一时期乐府文献研究最大特点。《乐府诗集》是乐府学集大成之作，弄清《乐府诗集》对于研究乐府学有“一览众山小”作用。
受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学者中津滨涉、增田清秀等人研究《乐府诗集》成书工作的启发，二十一世纪初王小盾指导博士生喻意志撰成博士学位论文《〈乐府诗集〉成书研究》，尚丽新撰成《〈乐府诗集〉的刊刻和流传》。喻文重点考察了郭茂倩家世，《乐府诗集》编纂文献背景和音乐背景，《乐府诗集》资料来源等情况。尚文考察了《乐府诗集》在宋元明清各代刊刻流传情况。这是大陆学人首次对《乐府诗集》成书和流传所做专门研究。此后喻意志围绕《乐府诗集》成书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如《从宋本〈乐府诗集〉小注看〈乐府诗集〉的编纂》等，都考证翔实，言之成理，值得重视。
2009年吴相洲主持之“乐府诗集分类研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丛书含九部专著，分别是王福利《郊庙燕射歌辞研究》，韩宁《鼓吹横吹曲辞研究》，王传飞《相和歌辞研究》，曾智安《清商曲辞研究》，梁海燕《舞曲歌辞研究》，周仕慧《琴曲歌辞研究》，向回《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研究》，袁绣柏、曾智安《近代曲辞研究》，张煜《新乐府辞研究》。各著均含乐府文献研究，像类目成因、收录标准、曲辞补录以及具体作品考证等。如《郊庙燕射歌辞研究》论郊祀歌在《乐府诗集》中位置、汉郊祀乐章名称、汉郊祀歌整体完成时间及其作者、“邹子乐”等问题；《鼓吹横吹曲辞研究》辩析有关郭茂倩鼓吹曲辞概念出自《宋书·乐志》鼓吹概念等问题；《相和歌辞研究》论相和歌辞编纂标准和收录范围与相和歌概念发展过程的关系；《清商曲辞研究》论郭茂倩在唐人基础上对“清商”范围所做界定，从而使清商曲辞成为吴歌西曲专称；《舞曲歌辞研究》指出舞曲歌辞多辑自《宋书》《南齐书》《晋书》等正史，其类目根据歌辞所属舞乐系统特殊性而设立；《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研究》对部分杂曲歌辞进行重新归类，补录杂曲歌辞，订正杂歌谣辞中误收乐歌；《近代曲辞研究》论盛唐盖嘉运献乐给唐玄宗，《乐府诗集》中却出现中唐曲辞问题；《新乐府辞研究》辑补唐代新乐府一百七十题，等等。
当然不是所有《乐府诗集》文献研究都值得肯定。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彭黎明、彭勃编《全乐府》。该书编纂目标不是整理《乐府诗集》，而是依自身理解重新编辑注释乐府。书中将《乐府诗集》各类曲辞拆分，按朝代先后重新排列。顺序也不再沿袭《乐府诗集》，而是按自身理解，并自创“史歌谣辞”等种类。如第一卷“先秦两汉”排列顺序是：“相和歌辞”、“杂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歌谣辞”、“史歌谣辞”、“古诗逸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舞曲歌辞”、“郊庙歌辞”。诗作下有注释。因包含《乐府诗集》全部诗作，实际上是对《乐府诗集》所收诗作进行全部注释。但注释简略，难点问题均未触及。该书不再保留《乐府诗集》原有叙论和解题，只将部分内容作为引证材料加入新的叙论和注释当中，因此该书不包含对《乐府诗集》叙论和解题的笺注。编者因不了解乐府诗留传特点，随意校改《乐府诗集》所收作品，尤为不当。乐府诗是一个特殊的诗歌留传系统，后人整理时要特别注意尊重诗集原貌，不能轻易用传世其他文献校改诗作。《全乐府》根据史志改动作品做法更不可取。如晋鼓吹曲辞《宣辅政》“云泽雨施”据《晋书》改为“云行雨施”，《文皇统百揆》“并化无内外”据《晋书》改为“至化无内外”等等，均属不该。
除了《乐府诗集》，王小盾在丘琼荪《历代乐律志校释》基础上，率团队对历代正史乐志展开研究。成果有孙晓辉《两唐书乐志研究》、李方元《〈宋史·乐志〉研究》、王福利《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温显贵《〈清史稿·乐志〉研究》。著作主要考察两部分内容：各史乐志编纂及史料来源；各代音乐沿革情况。第一部分内容属于文献研究。
这一时期对乐府学著作展开系统研究是郑祖襄。其《华夏旧乐新证》中所载《〈古今注〉“横吹曲”史料真伪谈》《“增其事，省其文”，难免疏漏——〈新唐书·礼乐志〉若干记载讨论》《〈通典·乐典〉述评》，《华夏旧乐新探》所载《〈汉书·艺文志〉中的音乐书》《〈古今乐录〉“相和歌”的文字标点及释义》《〈隋书·经籍志〉音乐书述略》《〈荀氏录〉考》《〈古今乐录〉辑佚本汇编说明》《关于智匠和〈古今乐录〉》《〈古今乐录〉辑佚本汇编》等，均为乐府学著作研究成果。《华夏旧乐新探》所收《唐宋“雅”、“清”、“燕”三乐辨析》《说“高祖乐楚声”》等文所论，也与乐府文献密切相关。此外，如孙尚勇《乐府文学文献研究》《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的体例及影响》等，也就汉唐一系列乐府学著作展开论述。
音乐史学者有关音乐文献教科书中所介绍各种音乐文献，其实就是古代乐府学文献。如方宝璋、郑俊晖《中国音乐文献学》介绍正史、会要、政书、十通、类书、乐书、乐论、乐谱、报刊、工具书以及佛藏、道藏当中音乐文献，对指引初学者查找乐府学文献有参考价值。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除了介绍音乐考古学一般知识外，还介绍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考古发现的乐器、壁画，可作为乐府学者利用音乐考古资料入门参考。
王小盾《隋唐音乐及其周边》，共收四组文章，其中第三组“音乐文献研究”收《音乐文献学和中国音乐学的学科建设》《任半塘、王运熙先生的音乐文献工作》《中国音乐文献学：以杨荫浏为枢纽的两个时期》等文评介当代学人音乐文献研究。《关于〈古今乐纂〉和音乐文献的辨伪》《再论音乐文献辨伪的原则和方法》《从〈琴操〉版本论音乐古籍辑佚学》《敦煌舞谱校释》《论〈道藏〉中的音乐史料》《关于各史乐志音乐名词的书名号等问题》等文，或从一部音乐文献出发谈音乐史料整理原则和方法，或对某一音乐文献进行整理，观点和方法均值得重视。
除了乐府学典籍，其他一些乐府学文献问题也有人关注。如钱志熙《汉魏乐府艺术研究》下编《汉魏乐府丛考》所收汉魏乐府研究八篇文章。《论蔡邕“汉乐四品”之第四品应为相和清商乐》辨析以往学界一直将“短箫铙歌”当作蔡邕《礼乐志》所列汉乐第四品，通过细心比对，发现原文存在遗漏，并从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等引用中找到这一遗漏，从而认定第四品应为相和清商乐。《周汉“房中乐”考论》《相和歌辞与清商三调关系问题》《乐府“行”之本义再探讨》《关于李延年依胡乐造“新声二十八解”问题》四文辨析乐府学研究中一些老问题，综论各家之说，力求有所推进。《〈汉书·艺文志·诗赋〉所列歌诗目录集考、集说》《〈汉书〉、〈宋书〉著录汉代歌诗存佚篇目综述》两篇文章研究汉乐府诗著录情况，已触及乐府诗文献研究核心问题。这种普查加追踪式研究，有利于厘清汉乐府留存状况。《汉乐府佚诗〈河东蒲反歌诗〉考索》一文从王充《论衡》中辑出《河东蒲反歌诗》一篇。汉乐府为乐府源头，关注者多，研究充分，发现一首未收乐府，实属不易。
许云和《乐府推故》就汉《房中祠乐》《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汉《郊祀歌》十九章、鼓吹铙歌《芳树》《石留》、“四面楚歌”、“采诗夜诵”等十几个乐府诗问题展开讨论。这些问题学界或争论已久，或由作者首次提出，论述中常发挥新见。尽管有些难题无法完全解决，但作者思维活跃，有益开启思路，解决类似问题。
吴相洲主编《乐府诗要素研究》含四部专著，论乐府诗题名、曲调、本事、体式等要素，分别是张煜《乐府诗题名研究》、向回《乐府诗本事研究》、曾智安《乐府诗音乐形态研究——以曲调考察为中心》、周仕慧《乐府诗体式研究》。《乐府诗题名研究》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考察题名所依之据、所含之义、所属之类、所历之变，如指出乐府“歌”字题源于乐府定音乐器“歌钟”；“曲”由最初像盛放器物的宛曲之形辗转演变为宛曲之曲、合乐之曲，所以凡是以“曲”为题之乐府大都篇幅短小，风格婉转；“行”用作乐府题名是词义假借，在甲骨文中“行”与“永”通，而“永”与“咏”通，等等。《乐府诗本事研究》辨析《陌上桑》《秋胡行》《杞梁妻》等曲调本事的复杂形成过程。《乐府诗音乐形态研究——以曲调考察为中心》指出《朱鹭》曲辞所述情境为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及器物造型中的流行构图，寓意男女欢合、子孙蕃衍，等等。
吴相洲主编《乐府诗断代研究》五部专著，陈利辉《两汉乐府诗研究》、王淑梅《魏晋乐府诗研究》《北朝乐府诗研究》、王志清《齐梁乐府诗研究》、韩宁《初唐乐府诗研究》均包含文献研究。如《两汉乐府诗研究》以列表方式揭示《诗经》和汉乐府命名方式之差异。《魏晋乐府诗研究》探讨魏晋乐府诗文献著录问题，指出魏晋乐府诗不分解歌辞是其常态，是这些歌辞的原始面貌；分解歌辞皆为“清商三调”歌诗，是西晋荀勖撰旧辞施用于清商三调时所留存，是这些歌辞再次入乐之标志；“本辞”是荀勖“撰旧辞”所用底本旧歌诗，不入晋乐；书中补录了九十三首魏晋乐府歌辞。《齐梁乐府诗研究》通过考察齐梁雅乐歌辞、俗乐歌辞文献著录情况，揭示齐梁宫廷音乐观念、创作情境、创作风尚以及乐府创作的阶段性特征。《北朝乐府诗研究》考察乐府乐、辞使用和分布情况及其文献著录来源，并补录部分北朝乐府曲辞。《初唐乐府诗研究》认为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并非乐府《白头吟》；《回波乐》也非曲水饮酒之意，等等。
刘航《汉唐乐府中民俗因素解析》从民俗角度考证刘生、王昌、西施、张女、何满子、青溪小姑、文康等乐府诗中常见人物，城南、折柳、衣带等乐府诗中常见意象。吕肖焕《中国古代民谣研究》将民谣分成风谣、谶谣等类别，附录中有“风谣的分类整理”、“谶谣的分期整理”等内容，研究杂歌谣辞可适当参考。
这一时期台湾乐府文献研究也有许多成果。如李立信《〈文选·饮马长城窟行〉〈古辞〉考辨》探讨古辞与拟作关系。朱我芯《〈乐府诗集〉“新乐府辞”义界与分类意义之商榷》认为郭茂倩《乐府诗集·新乐府辞序》所持新乐府概念“既不符合李绅原创‘新题’乐府的‘病时’概念，亦不考量新乐府诗人早已并作标举的时事性与讽谕性诗旨。当代学者普遍无疑地认同郭氏的广义界定，却忽略考察历代诗论中有关新乐府的所指，其实绝少与郭氏同调者，显示郭氏的界定在新乐府定义的接受史中并非主流，而是出于诗歌总集编类考量下的一种类别概念。”[27]因而将唐代乐府分为“古题”、“声诗”、和“新题乐府”三类。观点未必正确，但所述为乐府诗分类问题。刘德玲《〈乐府诗集〉体例与收诗之商榷》认为“《乐府诗集》缺乏统一的分类准则……在收诗方面，郭也犯了取材不知裁度的毛病，导致全书收诗庞杂紊乱。”[28]类似指责古已有之，皆因不了解郭茂倩编辑思想和编辑实际情况所致。有些批评更无道理，如云《乐府诗集》未收汉高祖《大风歌》，其实并非没有收录，只是题名易为《大风起》，说者没有看到而已。
这一时期日本乐府文献研究论文也有很多。白居易新乐府仍是学人关注重点。如金木利宪《〈河海抄〉所引用的〈新乐府〉和〈源氏物语〉（特集新乐府：讽喻的精神）》、陈翀《实相院密乘建长四年笔〈文集卷第三新乐府〉（书影四枚）（特集新乐府：讽喻的精神）》、冈部明日香《关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新乐府庆安三年版本〉：介绍和校点翻刻（特集新乐府：讽喻的精神）》、太田次男《白氏新乐府序——从旧抄本·刊本的文本来看》，等等，探讨白居易新乐府版本及其对日本文学影响问题。小川恒男《六朝乐府译注（8）〈芳树〉（下）四首》、乐府诗读书会编《六朝乐府诗译注（1）〈艾如张〉一首、〈战城南〉二首、〈将进酒〉一首》《六朝乐府诗译注（2）〈巫山高〉前半四首》等文章，翻译注释六朝乐府名篇。柳川顺子《〈宋书〉乐志和〈乐府诗集〉——以“相和”“清商三调”的分类为中心》讨论《乐府诗集》编纂与《宋书·乐志》乐府诗著录的继承关系。道家春代《汉代升仙乐府和画像石》以汉画像石印证升仙题材乐府。这些文章皆立足文献考察具体问题，选题旨趣、研究方法均值得借鉴。
进入新世纪以来，很多学人意识到了从音乐角度研究古代诗歌的重要性。吴相洲《唐代歌诗与诗歌》《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永明体与音乐关系研究》、赵敏俐《中国古代歌诗研究》等，都是这方面成果。成果虽然没有使用“乐府”这一概念，但汉唐时期很多歌诗是乐府，已经触及乐府音乐问题。
2009年吴相洲主持“乐府诗集分类研究”项目成果九部专著均含有乐府音乐研究内容。如王福利《郊庙燕射歌辞研究》探讨汉房中乐歌、房中乐、房中歌之“房中”、演奏场所、乐器使用等问题；韩宁《鼓吹横吹曲辞研究》从音乐角度辨析鼓吹、横吹概念；王传飞《相和歌辞研究》探讨了歌诗消费多元取向以及声乐文化、器乐文化大发展与汉相和歌生成问题；曾智安《清商曲辞研究》探讨《神弦歌》祭祀组曲的内在结构；梁海燕《舞曲歌辞研究》探讨中原旧舞在南朝流变和南朝舞曲在唐代留存情况；周仕慧《琴曲歌辞研究》考察南北朝琴曲和当时流行的清商乐关系；向回《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研究》探讨曹植杂曲歌辞入乐问题；袁绣柏、曾智安《近代曲辞研究》探讨盛唐“选诗入乐”方式对唐诗繁荣影响；张煜《新乐府辞研究》证明四十题新乐府曾经入乐，等等。
赵敏俐《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上编“汉乐府制度与歌诗艺术生产”详细描述汉代乐府活动，对参与乐府活动各层人员及作用情况描述尤其详细。中编“汉代歌诗艺术分类研究”对《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鼓吹铙歌》十八曲、相和歌辞、舞曲、琴曲、杂曲歌辞、杂歌谣辞、文人歌诗一一展开分析。这些作品学界已经多有论述，但作者能在前人基础上是是非非，不做惊人之语，不作繁琐考据，结论平实可信。例如相和歌表演体制及其相关术语，文学和音乐史学界都做过很多解释，但结论都不如该著阐述通达可信。下编“汉代歌诗艺术成就研究”从乐府功能和表现形态、因舞台表演而形成的文本体式特征、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等角度入手论述汉乐府艺术成就。作者为汉代诗歌研究专家，熟知研究对象和研究历史，既能从音乐特点入手考察问题，又能跳出问题之外引入新视点加以深刻反思；既描述乐府活动一般情况，又不落前人窠臼而时出新见。这种老成治学境界，值得后学体会学习。
刘怀荣、宋亚莉《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详细描述了魏晋南北朝各朝乐府活动情况，以及诗人参与活动创作诗歌情况。书中对邺下后期公宴雅集、西晋故事体、代言体歌诗、梁武帝制礼作乐与歌诗关系等论述，均深入而有新意。可作为研究魏晋南北朝乐府活动的重要参考。
左汉林《唐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就唐代乐府制度一系列问题展开研究。由于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对唐代乐府活动情况描述已经十分详细，所以该书只能在岸边书中描述不充分不准确处做文章。因此该书内容可以当作岸边著作补充，一同作为唐代乐府制度研究之参考。
吴相洲主编《乐府诗要素研究》四部专著中都含有乐府音乐研究。如张煜《乐府诗题名研究》认为“引”为乐府诗题是因弹奏竖箜篌动作似引弓而来；曾智安《乐府诗音乐形态研究——以曲调考察为中心》认为“铙”不是汉鼓吹曲主要乐器，汉鼓吹曲和汉骑吹曲区分在于鼓的使用；周仕慧《乐府诗体式研究》考察乐府对话体、对唱体、套语、声辞合写、三字节奏、五言四句体、声律等体式特征，等等。
吴相洲主编《乐府诗断代研究》各部专著中也有乐府音乐研究内容。如陈利辉《两汉乐府诗研究》考察相和歌乐器变化情况：汉代以打击乐器和吹管乐器合奏为主，到南朝则转为以弹拨乐器为主；王淑梅《魏晋乐府诗研究》探讨魏晋音乐体制以及鼓吹曲、相和歌及杂曲歌辞入乐问题，指出缪袭鼓吹曲辞与西晋新辞在句式、韵式方面有明显一致性；王志清《齐梁乐府诗研究》认为南齐宫廷音乐建设主要特征是在充分继承前代乐歌和乐府歌辞基础上进行局部创变，其音乐创作带有新声化和开放性，深受流行音乐影响；王淑梅《北朝乐府诗研究》考察后魏乐府音乐来源，认为除了北狄乐，尚有中原、江南、西域、辽东、西凉、龟兹、高昌等各地音乐，等等。
吴相洲《乐府歌诗论集》所收《略谈唐代旧题乐府的入乐问题》一文对唐代古乐府不入乐说法提出质疑，证明相当数量古题乐府在唐代仍然入乐，为从音乐角度研究唐代古题乐府提供了依据；《论王维乐府诗》一文逐首考察王维乐府诗音乐形态；《论元白新乐府与歌诗传唱的关系》一文从歌诗传唱角度揭示了元稹、白居易新乐府创作与宫廷音乐以及流行音乐关系。
新世纪以来音乐史学者、历史学者乃至文学史学者所作音乐研究成果也值得关注。以下列举数种：
刘崇德《燕乐新说》上编《燕乐新说》在凌廷堪、林谦三、丘琼荪基础上继续研究燕乐，包含“雅乐三律说”、“燕乐三律说”、“宫调长论”、“乐拍说”、“乐谱说”、“今存唐乐乐谱”等章。对研究近代曲辞音乐形态有借鉴意义。
刘明澜《中国古代诗词音乐》研究历代诗歌音乐特点。第二章“秦汉乐府歌曲”、第三章“魏晋南北朝乐府音乐”中所论“相和歌的音乐特征”、“汉代的短箫铙歌”、“魏晋清商乐的艺术形式”、“南朝的吴声西曲”等问题，均与乐府音乐形态有关。作者为音乐学者，能根据直接经验分析问题，值得文学研究者借鉴。
袁静芳《中国汉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汉传佛教音乐，可作为研究与佛教有关乐府之参考。
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在描述历代舞蹈发展史过程中，涉及许多乐府名篇，有助于文学研究者深入理解这些乐府诗的音乐形态。2010年刘青弋主编十卷本《中国舞蹈通史》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古代部分占七卷，对各个时期宫廷舞蹈描述更为详细。如《秦汉卷》（彭松著）第二章“歌、舞、乐间奏的相和大曲”、第七章“秦汉宫廷的典礼乐舞”，《魏晋南北朝卷》（彭松著）第一章“清商乐舞”、第二章“宫廷女乐”、第四章“中外各族乐舞文化的交流”、第七章“魏晋南北朝的雅乐舞”，《隋唐五代卷》（王克芬著）第二章“来自民间的宫廷宴享乐舞”等。是研究乐府音乐形态重要参考书。
孙晓辉《两唐书乐志研究》、李方元《〈宋史·乐志〉研究》、王福利《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温显贵《〈清史稿·乐志〉研究》对各史乐志所载乐府活动情况都做了考察。
毛水清《唐代乐人考述》为一百一十二位唐代乐人作传。乐人是乐府活动主体，也是构成乐府诗音乐形态的重要元素。这些考述有利于弄清唐代乐府诗音乐形态。书后附录“先唐音乐与乐人概述”、“唐代乐人曲名表”，便于研究参考。但书中“乐人”包括皇帝、著名诗人，标准有失宽泛。
关也维《唐代音乐史》名为唐代音乐史，实为唐代音乐通论，涉及唐代民间音乐、宫廷燕乐、琴曲、雅乐、民族音乐、乐理、记谱方法、燕乐调式、创作方法、音乐机构、乐舞教育、音乐思想、文艺政策等多个方面。规模虽远远不及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之研究》，但有些内容为岸边著作所无，尤其是有关唐代各民族音乐交流方面，比岸边著作表述丰富。较之二十世纪出版多部中国音乐通史有关唐代音乐描述也详细许多。
音乐学界在古代乐谱破译上做了大量工作，有些成果可直接再现乐府音乐形态。长期以来人们经常质疑文学史工作者从音乐角度研究乐府的可行性，认为乐府曲调已经消失根本无法研究。敦煌琵琶谱、舞谱、日本所传中国古代曲谱以及长安古乐谱等乐谱破译成果，有力回应了这种质疑，为从音乐角度研究乐府提供了坚强支撑。
与唐代乐府相关曲谱有敦煌琵琶谱、敦煌舞谱、长安古乐谱、明清工尺谱、日本所传唐代乐谱等，破译这些曲谱就有可能还原部分乐府音乐形态。这些乐谱数量很多，仅日本所传乐谱就有《五弦琴谱》《仁智要录》《博雅笛谱》《古谱·笙谱律卷/吕卷》等。关也维《唐代音乐史》曾这样介绍《五弦琴谱》《仁智要录》：“现藏于日本京都市右京区阳明文库的《五弦琴谱》，共录有大曲（包括摘遍）、小曲与调子品等二十八首乐曲，成书于八百四十二年。其中《秦王破阵乐》《武媚娘》《平调火凤》《移都师》《苏罗密》《王昭君》《昔昔盐》《饮酒歌》《天长久》等曲目”，[29]“日抄本《仁智要录》筝谱集成，是日本平安朝的太政大臣藤原师长（1138—1192）所编纂。全书共十二卷。载有传入日本的大量唐代音乐。其中既有唐代大曲的摘遍，亦有通俗小曲，对研究唐代音乐具有重要价值。”[30]古代乐谱破译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938年日本学者林谦三就曾着手破译敦煌琵琶谱，此后不断有人进行破译，下面列举数种：
叶栋《唐乐古谱译读》分“论文篇”和“译谱篇”。“论文篇”收录《敦煌曲谱研究》《唐代音乐与古谱译读》《唐传筝曲和唐声诗曲解译——兼论唐乐中的节奏节拍》《唐大曲曲式研究》等论文。“译谱篇”收《〈敦煌曲谱〉译谱25首》《唐传〈五弦琵琶谱译谱〉32首》《唐传十三弦筝曲译谱30首》《唐大曲筝曲译谱6首》《〈仁智要录·高丽曲〉译谱31首》《〈三五要录〉琵琶谱译谱9首》《横笛谱译谱5首》《合奏谱4首》《唐声诗曲配钢琴伴奏曲7首》《敦煌舞谱〈浣溪沙〉配〈敦煌曲谱〉3首》。所译曲谱《倾杯乐》《伊州》《三台》《上元乐》《平调火凤》《王昭君》《何满子》《六胡州》《惜惜盐》《武媚娘》《秦王破阵乐》《如意娘》《夜半乐》《凉州》《玉树后庭花》《春莺啭》《回杯乐》《婆罗门》《长命女儿》《泛龙舟》《扶南》《想夫怜》《甘州》《剑器浑脱》《渭城曲》等，均为乐府曲调。虽然其破译准确性尚有争论，但毕竟开启了这方面的工作。
陈应时《敦煌乐谱解译辨证》从林谦三1938年破译敦煌琵琶谱遗留问题入手，经过多年探索，破解了敦煌乐谱翻译中一系列难题，包括“认识敦煌乐谱”、“乐谱解译”、“谱字音位辨正”、“琵琶定弦辨正”、“节拍节奏辨正”、“乐谱校释”、“同名曲比较”、“P.3808敦煌乐谱译谱”，等等。从中可见敦煌乐谱破译过程之曲折与工作之繁难。
李健正是长安古乐谱破译最大专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出版了《最新发掘唐宋歌曲》，从长安古乐谱中破译了《望月婆罗门》《忆江南》《伊州歌》等近代曲调。2011年其“唐宋音乐三书”出版，包括《最新发掘唐宋歌曲》、《大唐长安音乐风情》、《长安古乐研究》。其中《大唐长安音乐风情》又破译了《甘州歌》《凉州》《倾杯乐》《三台》《霓裳羽衣曲》《捣衣曲》《清平调》等唐代乐府曲调。而《蔡氏五弄》中的《游春》《渌水》《幽居》，以及清商曲《子夜吴歌》等创调更在唐代以前。李健正手中还有三十本古乐谱，约二千二百页，其中《后庭花》《明妃怨（商调）》《小阳春》《雨淋铃》《望海潮》《拜新月》《贺圣朝》《小石调》《浪淘沙》《感皇恩》《喜迁莺》《越调》等乐谱，也很可能是乐府曲调。李健正破译遵循依谱说话、史实佐证、逻辑合理、歌名相符四项原则，结论信实可靠。他的工作为研究乐府音乐形态提供了有力支持。
还原乐府音乐形态，除了出土、传世乐谱以外，还有其他文献、文物可资利用。这方面历史学者、音乐史学者有大量成果问世，也可以参考借鉴。
萧亢达《汉代乐府百戏艺术研究》第一章绪论，介绍“乐舞管理机构及其职能”、“雅乐和俗乐”、“汉乐四品”、“俗乐乐人身份”，属于一般音乐史内容。第二章“文物资料所见汉代乐器”，介绍“中原乐器及其演奏艺术”和“外来及边地民族乐器”，证之以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详细描述各种乐器形制和演奏方法，对了解汉乐府音乐表演中乐器情况很有帮助。第三章“汉代歌舞艺术”以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相互印证描述汉代歌舞，对认识汉乐府音乐形态借鉴意义更为直接。第五章“余论”论汉代乐舞演出场地、舞台、乐队。这些内容其他音乐史著作较少涉及，对追寻汉乐府音乐形态却十分重要。
彭适凡、王子初等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音乐考古学界历时多年推出的重大科研成果。大系以省为卷，分“乐器”、“图像”等章介绍古今音乐文物。卷前有一省音乐文物综述，卷后有索引附录。每一文物介绍分“时代”、“藏地”、“考古资料”、“形制纹饰”、“音乐性能”、“画面内容”、“文献要目”等细目。这项成果是描述历代乐府诗音乐形态首先需要参考的资料。
除了上述专著，像如童忠良、谷杰、周耘、孙晓辉《中国传统乐学》，李玫《中国传统律学》等介绍乐学、律学知识的教材，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不失为入门读物。
深入了解相关领域研究动态，可以参考有关学科反思成果。如项阳《接通的意义——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中国音乐文化史》反思中国音乐文化史学科建构诸多问题：在建构民族音乐文化史时如何对待中西音乐学理论问题，如何打通使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田野调查、古乐留存问题。所论都从具体问题研究出发，进而升华到理论问题、方法问题、方向问题。不仅有助于了解音乐史学界对其学科建设反思情况，而且有助于文学史工作者描述乐府音乐形态时开启思路。其《以乐观礼》所收《礼乐·雅乐·鼓吹乐》《中国礼乐制度四阶段论纲》《中国音乐教育史研究中礼乐文化缺失的思考》《中华礼乐文明、礼仪之邦的历史与现代意义》几篇论文，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礼乐制度，有助于乐府学研究现代意义的思考。
新世纪台湾学者也推出一些与乐府诗音乐形态相关的成果。以下介绍四种：
陈美娥《中原古乐史初探（上篇）》共八章，后三章论汉魏六朝音乐，涉及一系列乐府音乐问题。如第七章“论魏乐”、“论晋乐”、“论相和三调”、“论清商大曲与演奏形式”、“论雅乐清商之变”、“论吴声与西曲”、“论南北曲式”等，都是魏晋南朝乐府音乐基本问题。作者长期从事南音整理和演出工作，对音乐有独特感悟，凭借所见资料谈自己看法，表述简洁明白。
廖蔚卿《中古乐舞研究》有意接续台静农《两汉乐舞考》，具体考察魏晋南北朝乐舞诸多问题，如“建安乐府诗溯源”、“晋代乐舞考”、“乐府王明君曲考”、“南北朝乐舞考”、“南朝乐府与当时社会的关系”等。可作为描述魏晋南北朝乐府音乐形态之参考。
刘月珠《唐人音乐诗研究——以箜篌琵琶笛笳为主》分析唐人歌咏箜篌、琵琶、笛、笳等器乐诗作，描述这些器乐曲表演特点效果，涉及一些器乐曲名称。对描述相关乐府诗音乐形态，不失为一种参考。
刘德玲《两汉雅乐述论——以典礼音乐为主的考察》从音乐入手探讨两汉雅乐渊源和体制，进而论述两汉雅乐歌辞思想内容、艺术成就以及价值影响。但因所论问题太大，只能就个别问题展开辨析，如《安世房中歌》作者和创作年代等。作品解释时有新意。唯将两汉雅乐歌辞修辞技巧分析作为艺术成就描述，未免堕入小道。
日本学者乐府音乐研究也有一些成果。如斋藤聪《王维〈少年行〉——关于新题乐府的咏唱法的研究》研究新题乐府咏唱方法，狩野雄《舞台上的曹丕乐府——围绕曹丕乐府的乐舞表现》研究曹丕乐府实际表演情况，都有新意。
进入新世纪以来，乐府文学研究论文选题已向更深更广领域开掘，专著选题也开始有规划和设计。
吴相洲主持的“乐府诗集分类研究”项目九部专著，对《乐府诗集》所收十二类乐府诗题材、主题、艺术特点、语言形式乃至风格影响都有论述。如王福利《郊庙燕射歌辞研究》阐述汉房中祠乐艺术风格；韩宁《鼓吹横吹曲辞研究》指出唐代鼓吹乐府诗在赋题、体式和风格上对南北朝鼓吹乐府创作有所发展和创新；王传飞《相和歌辞研究》指出作为音乐作品组成部分的“相和歌辞”是相和歌的歌诗文本，在创制方式及艺术形态上与徒诗不同；曾智安《清商曲辞研究》论述清商乐歌与南朝、唐代诗歌关系；梁海燕《舞曲歌辞研究》指出舞曲歌辞音乐特征不仅表现在主题、内容、风格上，也体现在歌辞体式上；周仕慧《琴曲歌辞研究》认为南朝琴歌因借鉴了吴歌西曲等乐歌中流行的五言体式以及和、送声形式，呈现出音韵婉转的风貌；向回《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研究》分析杂曲歌辞审美趣味、艺术追求、创作手法上的独特性；袁绣柏、曾智安《近代曲辞研究》认为隋朝近代曲辞创作表现出了融合南北文风的特点；张煜《新乐府辞研究》认为张、王古乐府开启了元、白新乐府，而元、白新乐府则影响了张、王新乐府创作，等等。
吴相洲主编《乐府诗要素研究》四部专著中均包含文学研究内容。如张煜《乐府诗题名研究》弄清乐府诗题名涵义以及发生、发展、变化情况；向回《乐府诗本事研究》指出乐府诗本事包括单曲本事与组歌本事、始辞本事与拟辞本事、辞内本事与辞外本事三大组六种类型；曾智安《乐府诗音乐形态研究——以曲调考察为中心》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官方将汉鼓吹曲建构为带有意识形态的组曲；周仕慧《乐府诗体式研究》揭示对话体、对唱体、套语、声辞合写、三字节奏、五言四句体、声律等体式特征。
吴相洲主编《乐府诗断代研究》五部著作均含有文学研究内容。如陈利辉《两汉乐府诗研究》指出汉乐府与《诗经》以篇首命名为主不同，题名当中包含了音乐性、文学性等多种因素，且越到后来音乐内含越丰富；王志清《齐梁乐府诗研究》指出梁武帝有恢复古乐、建构宏大雅乐的理想，加上个人音乐修养和文学才能，使梁代宫廷雅乐建设得以顺利开展；王淑梅《北朝乐府诗研究》认为后魏一朝是北朝乐府发展的关键时期，北朝存在采诗制度，使北朝乐府诗得以保存、流传；韩宁《初唐乐府诗研究》探讨了《帝京篇》、《临高台》等长篇乐府诗出现的成因，对沈佺期、宋之问等初唐重要诗人乐府诗创作在初唐诗歌发展史上地位做了重新估计。
赵明正《汉乐府研究史论》是新时期为数不多乐府研究史著作。除“导论”、“结语”外，有“汉代：汉乐府研究的滥觞”、“魏晋南北朝：汉乐府研究的发展”、“唐宋：汉乐府研究的集成”、“元明清：汉乐府研究的总结”、“20世纪：汉乐府研究的转型”几章，每个时期选取典型乐府学著作论述。
新世纪以来台湾乐府文学研究继续活跃。硕士学位论文选作乐府截止到2005年就有赖昭君《李白乐府诗研究》、邱欣心《隋代乐府诗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选作乐府的有刘德玲《乐府古辞之原型与流变：以汉至唐为断限》、黄丽容《李白乐府诗色彩之研究》、朱我芯《诗歌讽谕传统与唐代新乐府研究》、陈钟琇《唐声诗研究》。说明乐府作为相对独立研究领域已经成为学人普遍认识。
组诗仍是台湾学人喜欢论述的对象。如曾进丰《皮日休〈正乐府十篇〉析论》、蔡造珉《南朝乐府中“神弦歌”之内容探析》、林素美《对酒叙长篇——论鲍照乐府诗〈拟行路难〉十八首》、林秀珍《汉〈十九章之歌〉探究》等。白居易新乐府仍是热点。如许东海《讽谕与谏诤——从谏诤意识论白居易新乐府创作之理念与实践》、吴静如《云龙风鹏，志在兼济——白乐天新乐府管窥》、李柏翰《白居易讽谕诗之语言风格探析——以新乐府五十首为例》、朱我芯《白居易〈新乐府〉的讽谕手法研究》等。女性主义被引入乐府研究。如陈惠龄《爱与怨的基调——两汉乐府叙事诗中妇女的生命之歌》、黄淑贞《汉乐府诗中的妇女问题》等。一些论文仍关注修辞，如王之敏《〈吴歌〉、〈西曲〉谐音现象探讨》、黄陶陶《南北朝乐府民歌的修辞艺术（上）》《南北朝乐府民歌的修辞艺术（下）》等。
从台湾新时期发表论文中可以看出学人们在努力开创乐府文学研究新思路。如朱我芯《由杜甫新乐府看讽谕诗人主体建构》、小屏《从章法观点看“梁鼓角横吹曲”》、苏瑞隆《论刘宋诸王对鲍照乐府创作的影响——以七言体与绝句体为主的探讨》、殷善培《谶言与美刺——汉代谣辞的两种类型》等，都在努力选取新视角，探讨新问题。
关注乐府诗学是这一时期台湾乐府学研究一个亮点。如温光华《刘勰〈文心雕龙〉乐府诗论探析》、杨淑玲《冯班的乐府诗论》等，都是典型乐府诗学研究。欧纯纯《皮日休〈正乐府〉十首探析》“将元结《系乐府》、白居易《新乐府》，与皮日休《正乐府》间，‘系’字、‘新’字、‘正’字间的关系，作一探讨，以明乐府诗在中唐之后，继承、创新、匡正的发展历程。”[31]已触及唐代乐府诗学重要问题。
著作则有沈志方《汉魏文人乐府研究》。该书专论汉魏文人乐府，包含概念界定、范围划分、创制性质、思想内涵、表现艺术、后世影响等篇。其中“汉魏文人乐府的创制性质”篇，实际上探讨文人乐府与音乐关系，包含“依前曲作新歌”、“空无依傍的创制”、“文人乐府的模拟方式”等章和“曹魏文人乐府入乐表”、“相和诸曲乐器表”、“相和诸曲演奏程序表”三个附表。这是对汉魏文人乐府诗创作音乐形态所做较为系统的探讨。“汉魏文人乐府的影响”一篇包含“五言诗的成熟与七言诗的展开”、“文人乐府与依声填词”、“模拟方式与拟古传统的确立”、“文人叙事乐府的滥觞”、“组诗形式的扩充及影响”等章，考察乐府诗创作历史。
新时期日本乐府文学研究论文选题十分丰富。如长谷部刚《关于陆机的拟古乐府以及拟古诗》《从乐府文学史看陶渊明的〈怨诗楚调〉》《杜甫〈兵车行〉和古乐府》、狩野雄《石崇乐府〈吟叹三曲〉——“史”的性格和背景》、加藤敏《元结诗小寓——关于〈演兴〉四首和〈系乐府〉十二首》、佐藤大志《乐府文学和声律论的形成（六朝诗的词汇及表现技巧的研究）》《六朝乐府文学的展开和声律论》、大村和人《从巫到“小妇”——乐府〈三妇艳〉的小妇》、牧角悦子《曹植创作中乐府的变化：围绕“兴”的表现和物语性》、烟村学《白居易〈新乐府·道州民〉的制作意图：关于与元和年间实录编纂的关系》、斋藤聪《关于王维的〈老将行〉在乐府文学中的定位》等，选题视野开阔，中国学人很少留意的诗人和作品，一些从未论及的问题，日本学者已经关注，且有深入论述。
对唐后乐府诗的关注尤其值得称赞。中国学人对唐后乐府诗很少关注，而新世纪以来日本出现了一批研究唐后乐府诗的文章。如儿岛弘一郎《杨维桢的咏史古乐府——以制作背景为中心》《明史乐府研究》《尤侗〈明史拟稿〉与〈拟明史乐府〉——史与诗之间》、要木纯一《杨维桢〈古乐府〉中的女性像》、西冈淳《陆游蜀中乐府考》、运天亚纪子《铁崖古乐府中的“情性”描写研究》、荒井礼《关于王渔洋的〈咏史小乐府三十首〉》，等等。唐后乐府是乐府学有待开垦的大片荒地，日本学者多人以此为题进行研究，可见其学术眼光之敏锐。
从比较文学角度入手研究乐府依然有文章问世。如新间一美《白居易的讽喻诗和菅原道真：以新乐府〈牡丹芳〉诗的影响为中心（特集新乐府：讽喻的精神）》、月野文子《乐府诗〈子夜歌〉缪辞及其受容——围绕万叶歌中“莲”和“丝”的表现》、山本淳子《彰子之学——〈紫式部日记〉“新乐府”进讲的意义》等。但选题仍集中在白居易新乐府，其他乐府诗对日本文学影响研究则不多见。日本诗人乐府诗创作研究似乎未纳入学者视野。
著作成果以佐藤大志《六朝乐府文学史研究》为代表。该著沿袭冈村贞雄《古乐府的起源与继承》工作思路，从乐府诗拟作入手考察六朝乐府文学史诸问题。总论部分以乐府题名为切入点，考察东晋乐府断绝后乐府诗如何拟作、梁陈文学集团乐府诗创作诗题取用，以及《陌上桑》题名变迁问题。分论部分探讨鲍照乐府诗创作、何承天鼓吹铙歌创作、崔豹《古今注·音乐篇》对后人拟作乐府影响等。论述时有新见，如鲍照乐府诗创作具体场景，何承天《鼓吹铙歌》用赋题法创作乐府，崔豹《古今注·音乐篇》解释乐府本事影响对后人拟作乐府影响，等等。书后附有《汉魏晋南北朝乐府相关论著目录》中文篇与日文篇，便于乐府学者参考。
从民国建立到二十世纪末，乐府学与诗经学、楚辞学、词学、曲学相比，呈总体落后局面。具体表现是研究者少，重视不够，投入不够，深度不够，广度不够，成果不多，深层原因则是理念不清、没有理论自觉。新世纪以来，乐府学迎来转机，也开启了“自主设计”时代。
其标志之一就是更多学人把乐府当作一个研究领域。一个重要标志是硕博论文选乐府为题成为一种趋势。据不完全统计，仅2002—2007年以乐府为题硕士毕业论文有张煜《温庭筠歌诗研究》、冯淑华《〈唐声诗〉研究》、张斌《中晚唐文人音乐文学研究》、涂珍兰《论中唐新乐府与古文运动的文化取向》、金波《论李贺乐府与歌行》、梁旭艳《李白古乐府创作四题》、梁海燕《舞曲歌辞研究》、周仕慧《〈乐府诗集·琴曲歌辞〉研究》、向回《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研究》、吉文斌《李白古题乐府曲辞研究》、王旭《唐大曲之流变》、何林军《试论元结与新乐府运动》、亓娟莉《〈乐府诗集·琴曲歌辞〉研究》、卓若望《中晚唐乐府题边塞诗研究》、王琳《刘禹锡乐府诗研究》、李淼《李贺乐府诗研究》、何谊萍《李白〈上云乐〉中基督教成分试探》、方孝玲《〈白纻〉舞、歌、辞考论》、陈瑞娟《唐代乐府诗论》、朱玉葵《论唐代法曲的起源与流变》、杨青《论唐代“边地大曲”》、孙明慧《论刘禹锡的乐府诗》、张建军《李杜乐府诗比较研究》、雷乔英《论〈伊州〉》、马欢《唐代音乐机构研究》、张磐《〈乐府杂录〉研究》、徐维《中唐妇女题材的乐府诗研究》、赵岩《论中唐乐府题边塞诗》等。2001—2006年以乐府为题的博士毕业论文有李锦旺《唐代乐府诗综论》、喻意志《〈乐府诗集〉成书研究》、尚丽新《〈乐府诗集〉的刊刻和流传》、孙尚勇《乐府史研究》、周期政《唐代乐舞歌辞研究》、王立增《唐代乐府诗研究》、刘亮《晚唐乐府诗研究》、袁绣柏《近代曲辞研究》、张煜《新乐府辞研究》、左汉林《唐代乐府制度研究》、韩宁《〈乐府诗集〉“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研究》、曾智安《清商曲辞研究》等。此外，喻意志还有博士后出站报告《汉唐音乐典籍叙录》。说明进入新时期以来，越来越多学人开始把乐府当作一个独立领域进行研究。
其标志之二是初步建构起现代意义乐府学理论。2006年吴相洲在《关于建构乐府学的思考》一文中提出了建构现代乐府学构想，主张从文献、音乐、文学三个层面研究乐府，就某一具体作品而言，从题名、曲调、本事、体式、风格五个要素进行把握，目标是使乐府诗发生、发展、变化情况和所属音乐特点以及文学特色得到尽可能清晰的描述。2011年在《论王维乐府诗的文献留存和音乐形态》一文中对乐府诗音乐形态研究做了具体设计：“所谓‘音乐形态’是指乐府诗所属一切音乐活动形态。包括四个方面：一、创调情况，包括乐调创立时间、本事背景、所属曲调等；二、表演情况，包括表演者（尤其是歌者、舞者、作者等）、表演方式（是否配舞、舞蹈形制、舞蹈规模、舞容舞具、舞者情态、歌者情态等）、表演场所、表演时间、表演目的、表演功能、表演效果等；三、流变情况，包括乐调的变异、衍生、消失、再造等；四、创作情况，包括哪些乐府诗是选词入乐、哪些乐府诗是依声作词、哪些乐府诗曾经借用过别的乐调、哪些乐府诗在哪些时期内曾经入乐、又在何时不再入乐等。探寻乐府诗的音乐形态，是乐府学研究的核心环节，意在从乐府诗的音乐属性中把握其文学特点，如题材、主题、体式、风格等等。”[32]在设计这些理论同时组织一系列具体课题研究，即“乐府诗集分类研究”、“乐府诗断代研究”、“乐府诗要素研究”。分类研究对《乐府诗集》所收十二类乐府从文献、音乐、文学三个层面进行研究；要素研究是研究题名、本事、曲调、体式四个要素；断代研究从文献、音乐、文学三个层面考察各个时段乐府。
其标志之三有专门刊物和学会，信息交流、学术规划、队伍培养更加有序。为了倡导乐府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了乐府学辑刊《乐府学》第一至十辑。每辑栏目都按乐府学理论设计，如“文献考订”、“体制探源”、“音乐研究”、“文学研究”、“名篇解读”等等。从2007—2013年，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学科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中心举办了四届乐府歌诗国际学术研讨会。《乐府学》的编辑和发行以及两年一届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扩大了乐府学影响，使乐府学这一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学人的认可。2007年8月第一届乐府歌诗研讨会于北京召开，傅璇琮先生提议成立乐府学会。会议向学界发出《关于筹建中国乐府学会的倡议》，倡议得到了海内外学界同仁积极响应，四十多位著名学者签名表示支持。2009年8月第二届乐府歌诗研讨会召开，选出了学会筹备机构，吴相洲负责申请事宜，开始了申请进程。2010年成立申请得到北京市教委批复，2011年得到教育部批复，2013年初国务院办公会议通过，2013年3月28日民政部下发同意成立乐府学会通知，2013年8月24召开乐府学成立大会。乐府学会成立是乐府学史上标志性事件，表明乐府学这一概念得到了学界更广泛认可。乐府学研究真正步入了自觉时代。
【注释】
[1]〔梁〕沈约：《宋书》，第22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60页。
[2]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4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00页。
[3]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页。
[4]张首映：《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提要》，见乔默：《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5]罗根泽：《乐府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6]罗根泽：《乐府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7]刘永济：《文学论；默识录》，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60页。
[8]《学原》，第2卷，1947年第4期，见孙楷第：《沧州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14页。
[9]《光明日报》1950年7月19日第三版，1985年4月4日做过增订。
[10]杨若木：《杨公骥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
[11]丘琼荪：《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第一、二分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版。
[12]潘重规：《乐府诗粹笺》，学海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4页。
[13]周英雄：《从两首乐府古辞看民间歌诗》，《中外文学》，1975年，第78页。
[14]〔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页。
[15]〔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第33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95页；〔宋〕郭茂倩编，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第33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93。
[16]〔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第44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41页。
[17]〔宋〕郭茂倩编，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第4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01页。
[18]〔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第25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3页；〔宋〕郭茂倩编，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07页。
[19]姚大业：《汉乐府小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20]徐仁甫：《古诗别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1]任半塘：《唐声诗·下编·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22]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23]陈贻焮：《论诗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7页。
[24]王汝弼：《乐府散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
[25]杨生枝：《乐府诗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26]亓婷婷：《汉代乐府诗的社会功能》，《国文学报》，1989年6月。
[27]朱我芯：《〈乐府诗集〉“新乐府辞”义界与分类意义之商榷》，《兴大中文学报》，第15期，2003年。
[28]刘德玲：《〈乐府诗集〉体例与收诗之商榷》，《中国学术年刊》，第26期，2004年9月。
[29]关也维：《唐代音乐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
[30]关也维：《唐代音乐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
[31]欧纯纯：《皮日休〈正乐府〉十首探析》，《东海大学文学院学报》，第42卷，2001年7月。
[32]吴相洲：《论王维乐府诗的文献留存和音乐形态》，《文学遗产》，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