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改革开放时期乐府学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生态回归正常，学术意识形态化得到修正，单一评价体系被打破，乐府学也随之走向繁荣。但是清理前一时期左倾影响需要一个长期过程，有些乐府学研究还带有左倾年代印记。这一时期乐府学研究开始出现转型，古代传统逐渐得到重视，新的方法被广泛使用，但尚未形成新研究传统。整个中国文学研究在观念和方法上，还处在引进、消化、吸收阶段，尚未进入自主设计、自主创新阶段，清理和继承古代乐府学传统，建构现代乐府学时机尚未到来。
这一时期乐府文献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包括《乐府诗集》整理、作品集评、词语解释、本事考证、作年辨析、作品选注、鉴赏分析等多种形式。
这一时期出版了两部《乐府诗集》点校本：一是陈友琴等人点校，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一是聂世美、仓阳卿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中华本以影宋本为底本，以汲古阁本为校本；上古本以汲古阁本为底本，以其他传世本为校本。《乐府诗集》四部丛刊本有断句，但没有全面标点。两个标点本出版，结束了《乐府诗集》没有完整标点的历史。但两个版本点校均有明显错误，聊举数端即可知晓：第一，《乐府诗集》所收诗作主要来自宫廷歌录，不是诗人别集或诗歌总集，是一个特殊的诗歌留传系统，校改诗作时应充分尊重诗集原貌，不能轻易用其他传世文献校改诗作。而中华本《出版说明》云：“梁武帝的《子夜四时歌》，《春歌》脱去了‘花坞蝶双飞’一首，《秋歌》脱去‘七采紫金柱’、‘吹漏未可停’两首，据《诗纪》引入注中。”[14]乐府选取诗人作品入乐，漏收一些作品和诗句很正常，不一定是《乐府诗集》编辑错误，无需校改。第二，《乐府诗集》叙论和解题中征引大量文献，文献中又征引文献，标点时要特别慎重。如中华本和上古本卷三十三“清调曲一”引《古今乐录》后一段标点，将《荀氏录》、王僧虔《技录》、张永《技录》、智匠《古今乐录》分开标点就很不合适。[15]因为《荀氏录》为王僧虔《技录》所引，而王僧虔《技录》、张永《技录》又都是《古今乐录》所引，郭茂倩只是引用了《古今乐录》，不可能在引《古今乐录》之后又引王僧虔《技录》、张永《技录》，更不能引《荀氏录》。第三，叙论和解题中包含大量乐府题名，题名之间有时还存在隶属关系，因不熟悉这些情况而误点。如中华本卷四十四《子夜歌四十二首》解题引《古今乐录》曰：“凡歌曲终，皆有送声。子夜以持子送曲《凤将雏》以泽雉送曲。”[16]上古本标点为：“凡歌曲终，皆有送声。子夜以持子送曲，《凤将雏》以泽雉送曲。”[17]。正确标点应是：“凡歌曲终，皆有送声。《子夜》以《持子》送曲，《凤将雏》以《泽雉》送曲。”第四，标点者疏忽也会造成标点错误。如中华本和上古本卷二十五《木兰诗》题解皆引《古今乐录》曰：“木兰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18]《古今乐录》为陈代著作，书中不可能出现唐人名字。第五，《巾舞歌辞》《宋鼓吹铙歌三首》以及《汉鼓吹铙歌十八曲》中的《石留》等，一直没有标点。可见《乐府诗集》校勘、标点尚有很大改善空间，需要对《乐府诗集》著作性质、引用文献和乐府诗体制有充分了解。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含有唐前乐府诗辑校内容，资料多取自《乐府诗集》，但也补充很多《乐府诗集》以后资料。个别作品加有按语，阐述辑校者对该问题看法。姚大业《汉乐府小论》“汉乐府民歌集评”[19]部分选汉乐府四十余首“集校”、“集评”。“集校”、“集评”内容均摘自前代汉乐府整理著作，方便读者阅读参考。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辑补部分乐府，如傅翕然《行路难二十篇》，无名氏《甘州乐》《醉公子》《小秦王》《轮台》等，可以作为《乐府诗集》补编之参考。
这一时期在乐府诗笺证方面最重要的成果要数徐仁甫《古诗别解》。该书共八卷，卷一、卷二分别是“诗经别解”、“楚辞别解”，其他六卷为两汉到宋诗别解，其中包含大量乐府诗别解。如卷三“汉诗别解”共四十五则，只有九则是非乐府诗，乐府诗占五分之四。卷四“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别解”四十三则都是乐府别解。卷五“魏诗别解”二十五则中有八则为非乐府诗。别解充分利用古汉语知识解释前人理解乐府的各种歧义，常能在众多说法中自立新说，给人以别开生面之感。例如“公输与鲁班”解，以前也曾有人指出为一人，余冠英还曾专门撰文论述。而徐氏据《经传释词》指出“与”有“谓”义，既非古人误用，也非语气助词。再如“《思悲翁》‘食交君’当作‘食君肉’辨”，[20]认为应该是篆书“肉”和“交”字形近，才会出现这种误会。虽然有些解释猜想有余，实证不足，但思路很有创意。
乐府文献研究论文内容很丰富，涉及校勘、标点、解词、本事考证、文本著录等方面。如吴世昌《〈秦女休行〉本事探源——兼批胡适对此诗的错误推测》、俞绍初《〈秦女休行本事探源〉质疑》、吴世昌《答俞绍初君的“质疑”》就左延年和傅玄《秦女休行》本事是否均为庞氏烈妇事进行讨论。1984年葛晓音《左延年〈秦女休行〉本事新探》再论这一问题，认为后汉申屠蟠《奏记外黄令梁配》所记缑玉为父报仇事比庞烈妇事更接近左诗内容。再如萧涤非《〈东门行〉并不存在“校勘”问题》、李增林《关于〈东门行〉的校勘问题——与王季思先生商榷》、王季思《〈东门行〉的校点和评价问题——答萧涤非先生》、段熙仲《〈东门行〉的读法质疑》等文章讨论汉乐府《东门行》校点。樊维纲《晋南北朝乐府民歌辞语释》解释一个时期乐府词语，马国强《乐府诗语“两走马”新解》解释一个词语。黄纪华《汉〈房中祠乐〉的时代作者辨》、侯安国《鲍照组诗〈拟行路难〉写作年代考证》讨论两组诗作者和年代。曹道衡《从乐府诗的选录看〈文选〉》讨论《文选》选录乐府诗问题。张强《〈郊祀歌〉考论》、王建纬《汉鼓吹铙歌〈巫山高〉试解》解释汉郊祀歌和鼓吹曲《巫山高》。叶桂桐《汉〈巾舞歌辞〉试解》《刘宋鼓吹铙歌三首解读》、卿三祥《〈刘宋鼓吹铙歌三首解读〉商榷》继孙楷第、杨公骥之后继续解读难解乐府。
八十至九十年代掀起古代文学普及热潮，乐府选注、选讲、鉴赏成果大量问世。如杨磊《乐府诗选讲》，金大业《乐府故事》，许逸民等《乐府诗名篇赏析》，徐昌洲、李嘉训《古典乐舞诗赏析》，李春祥《乐府诗鉴赏辞典》，叶桂刚、王贵元《中国古代乐府诗精品赏析》，陈友冰《两汉南北朝乐府鉴赏》，胡汉生《唐乐府诗译析》，赵光勇《汉魏六朝乐府观止》，陈友冰《汉魏六朝乐府赏析》，刘筑琴《乐府诗三百首》，王运熙、王国安《汉魏六朝乐府诗评注》，等等。这是乐府学史上普及性著作出版最为集中的一个时期。
其中有些选本具有较高学术含量。曹道衡《乐府诗选》就是其中之一。该选意在修订余冠英《乐府诗选》。因余选不选文人乐府，所以加上了文人乐府，分为“汉魏西晋郊庙乐曲及民歌”、“汉魏西晋文人乐府诗”、“东晋南朝乐府民歌”、“东晋南朝文人乐府诗”、“北朝乐府民歌”、“北朝文人乐府诗”六部分。注释以简洁话语解释诗句、词语，很少引用文献，不做繁琐考证，难字加上注音，方便读者阅读。但诗选没有因为普及而放弃学术追求，遇有争议问题尽量作出交代。例如在选注鼓吹曲辞汉铙歌《朱鹭》时，就交代了鼓吹曲性质、所用乐器、铙歌用途、曲辞留存、是否全为军乐、曲辞声辞合写以致不可解读、后人解读是否可靠等内容。
乐府学著作整理成果有苏晋仁、萧炼子校注之《宋书乐志校注》。《宋书·乐志》是中古音乐学集大成之作，志中有关音乐史叙述、曲辞收录内容，是《乐府诗集》重要资料来源，是整理《乐府诗集》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校注》以涵芬楼影印宋蜀大字本及三朝递修本（即百衲本）《宋书》为底本，详参《宋书》其他版本及相关典籍做了校勘，并对志中时代背景、史料来源及音乐学问题进行考证、注释，纠正原书错误，解决音乐史问题。岳珍《碧鸡漫志校正》对《碧鸡漫志》这部重要乐府学著作做了校勘整理。
吉联抗继《魏晋南北朝音乐史料》之后编成《隋唐五代音乐史料》。《史料》从《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中辑录音乐史料，按“乐、曲明实”、“人物”、“乐器”、“乐论”、“乐书”、“乐工”、“职官”等细目编排，并译成白话。内容均出自乐府学著作，并分门别类编排，适合研究者翻阅。类似成果还有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舞蹈史研究组编《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资料》辑录《全唐诗》中所载音乐、舞蹈、服饰、游戏、百戏、艺人生活等资料，便于读者翻检。
潘重规五十年代于台湾师范大学讲授乐府，后出版《乐府诗粹笺》。学生汪中受其影响，作手抄本《乐府古辞钞》，后又作《乐府诗选注》，选录了部分唐代乐府，数量远超《乐府古辞钞》。注释文字不多，只在少数作品下加注释和按语。1986年作者又出版《乐府诗纪》一书。洪顺隆《乐府诗》上、下、傅锡壬《大地之歌——乐府》《历代乐府诗选析》、陈香《白居易的新乐府》均为乐府选注本。
这一时期台湾乐府文献研究论文也有一些。如陈文豪《汉乐府诗“交钱百万两走马”试释》探讨汉乐府具体作品理解问题，陈鸿森《汉武始立乐府说研议》探讨乐府机构设立问题，李文献《谈三首〈秦女休行〉诗的本事及其纠葛》在大陆学人研究基础上继续探讨该诗本事，廉永英《文心雕龙乐府第七会笺》对乐府诗学著作进行深度整理。
这一时期日本乐府文献研究成果丰富，论题新颖，考证细致。如井口博文《关于鲍照〈拟行路难〉的篇数》、笕文生《“绕床”考——李白〈长干行〉札记（立命馆大学创设八十周年记念文学部论集）》《“吹不尽”考——李白〈子夜吴歌〉札记（立命馆大学创设八十周年记念文学部论集）》、太田次男《关于白诗唐代钞本：以〈坎曼尔诗笺〉〈卖炭翁〉为中心》、松元幸男《关于班固歌诗问题》、矢田博士《曹操〈短歌行（对酒篇）〉考——以不“月明星稀”以下4句为中心》、中纯子《段安节〈乐府杂录〉译注稿（1）》《段安节〈乐府杂录〉译注稿（2）》《段安节〈乐府杂录〉译注稿（3）》、太田次男《关于宫内庁书陵部蒇本白氏文集新乐府元亨写本》《关于宫内庁书陵部蒇本白氏文集新乐府元亨写本（承前）》、玉田继雄《汉代乐府中的神仙歌辞与镜铭（白川静博士古稀记念中国文史论丛）》、丸山茂《汉铙歌〈战城南〉集释》、佐藤大志《汉魏晋南北朝乐府研究文献目録〈日文编〉》、佐藤利行《陆机〈百年歌〉考》《陆机乐府诗译注（1）》《陆机乐府诗译注（2）》、冈田充博《王昌齢〈箜篌引〉考（上）》《王昌龄〈箜篌引〉考（下）》、神鹰德治《关于庆安三年刊本〈新乐府〉》、来田隆《真福寺蒇新乐府注总索引（一）：本文篇·自立语索引篇》《真福寺蔵新乐府注总索引（二）：付属语索引篇》、松元幸男《关于“上林乐府”所在地》等等，内容涉及文献留存，有字句理解，有翻译注释，有论文索引，十分丰富。
这一时期乐府音乐研究著作不多，但出现了《唐声诗》这部重要著作。《唐声诗》是任半塘唐代“音乐文艺”研究总体计划中一部重要成果，极富原创性。上编为理论建构，阐述“声诗”“范围与定义”、“构成要件”、“形式”、“歌唱”、“舞蹈”、“与大曲关系”、“与长短句辞关系”、“与杂歌杂吟关系”。下编具体考察一百五十四个声诗曲调。每个曲调下设“提要”、“考订”两部分。“提要部分有‘创始’、‘名解’、‘调略’、‘律要’四项，乃每调所必备；有‘别名’、‘音调’、‘体别’三项，视资料或个别情况增加。‘音调’即宫调；‘调略’专指字、句、韵之数目；‘律要’专指平仄、定格等；‘体别’专指初体、常体、别体之别。”“考订部分有‘辞’、‘乐’、‘歌’、‘舞’、‘杂考’五项。”[21]内容涵盖声诗文献、音乐形态、文学体裁等多个层面。这些细目与乐府诗题名、本事、曲调、体式等要素多有对应。一百五十四个曲调涉及清商曲辞、杂曲歌辞，但以近代曲辞为主。该著大幅提高了近代曲辞音乐形态描述的清晰度，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唐代乐府诗作为音乐作品的真实存在。著作征引异常丰富，在没有数字文献检索条件下，将相关资料几乎一网打尽。
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从隋唐五代燕乐、曲子、大曲、著辞、琴歌、谣歌、讲唱等角度入手，论述燕乐杂言歌辞（具体论述已超出燕乐范围），涉及一系列乐府作品和乐府问题。如《大曲》一章论魏晋大曲，较之前人论述更为细致。论唐代大曲一百二十一曲，是对唐代大曲所作一次普查，为后人继续研究这些大曲奠定了基础。其《论〈宋书·乐志〉所载十五大曲》《唐大曲及其基本结构类型》是唐代大曲研究的前期成果。《琴歌》一章论及琴曲配词、《胡笳十八拍》、韩愈《琴操》等内容。
张明非《唐诗与舞蹈》从各个角度探讨唐诗与舞蹈关系。包含“唐代舞蹈空前繁荣的原因”、“唐代舞蹈的高度发达”、“唐代舞蹈的文化特征”、“异彩纷呈的唐代著名舞蹈”、“唐代诗人与舞蹈”、“唐代诗人笔下的乐伎生活”、“唐代乐舞诗的价值”、“唐代乐舞诗的艺术成就”等专题。这是对唐诗产生乐舞文化背景的深入揭示，不仅有利于认识唐代舞蹈所处文化生态，而且有助于认识唐诗所处文化生态，其中就包括乐府诗产生的文化生态。
这一时期有关乐府音乐研究文章内容涉及乐府体制、乐类划分、音乐术语、雅俗关系、乐府名篇等。如寇效信《秦乐府考略——由秦始皇帝陵出土的秦乐府编钟谈起》，曹道衡《〈相和歌〉与〈清商三调〉》《试论“铙歌”演变》，姚大业《东汉的音乐官署与民歌》，李文初《汉武帝之前乐府质疑职能考》，赵生群《西汉乐府考略》，齐天举《由〈饮马长城窟行〉说到相和三调歌的解、艳和趋》，丁承运《清商三调音阶调式考索》，张永鑫《汉乐府的“解”与“乱”》，郜积意《论西汉雅乐与俗乐的互动关系》，张斌荣《汉哀帝罢撤乐府的前因后果》，李方元、李渝梅《北魏宫廷音乐机构考》，罗漫《古曲“阳关三迭”考辨》，张天健《〈渭城曲〉“阳关三叠”新解》，等等。葛晓音《初盛唐清乐关系从属关系质疑》一文，对学界所持清乐从属于燕乐说法提出质疑，认为：“至少在初盛唐时期，清乐和燕乐是并列的两个乐种，燕乐并不包括清乐。”[22]类似辨析清楚地揭示了初盛唐乐府产生的音乐背景。
这一时期音乐舞蹈学界成绩斐然，涌现出大量成果，其中也含有乐府音乐形态研究内容。如欧阳予倩主编《唐代舞蹈》，沈知白《中国音乐史纲要》，许健《琴史初编》，常任侠《中国舞蹈史话》，王克芬等《中国舞蹈史》，丘琼荪《燕乐探微》，彭松、于平《中国古代舞蹈史纲》，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刘芹《中国古代舞蹈》，张援《中国古代的乐舞》，袁禾《中国舞蹈》等。下面介绍数种：
欧阳予倩主编《唐代舞蹈》第一章总论唐代舞蹈，第二章分述唐代舞蹈，对九部伎、十部伎、立部伎、坐部伎、健舞、软舞、歌舞戏、霓裳羽衣舞等外来舞蹈以及祭祀舞蹈代表作品来源、功用、音乐、动作、舞具、舞态、表演效果等一一描述，是了解唐代舞蹈的入门书籍。
丘琼荪《燕乐探微》完成于1962年，正式出版在1986年。丘著在清人凌廷堪《燕乐考原》、日本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基础上，继续探讨燕乐诸问题，有“燕乐调”、“清乐”、“法曲”、“琵琶”、“二十八调”、“俗字谱”等章。书中提出了很多新见。如清商曲在唐代流传问题，作者认为不能根据《通典》相关记载，就认定清商曲到开元年间已经失传，因为宫廷不传并不等于民间不传；清乐在盛唐虽然衰微但很多因素在法曲中又得以保留；昆曲、京剧中仍有唐代燕乐元素留存，燕乐并未完全消失，等等。这些论述对后人继续考察唐代清商曲音乐形态，有指引方向的作用。
许健《琴史初编》写先秦至现代之琴史。书分为十章，每章设“琴人”、“琴曲”、“琴论”等节，介绍各个时期琴学情况。琴乐在乐府中是很特殊的一类，既有作为伴奏之琴，也有独奏之琴，既有艺人之琴，也有文人琴。弹琴是古人一项文化素养，很多文人能琴，记谱自成一法，留下了很多琴谱、琴论著作。琴史之作，古人早有，但许史简明朴素，可从从中了解中国琴史大概。
除了著作，有些论文集值得注意。如阴法鲁《阴法鲁学术论文集》，所收论文主要作于二十世纪。其中《汉乐府与清商乐》《唐代乐人对外来音乐的态度》《隋唐时期的“文康乐”》《读杜甫〈剑器行〉诗杂记——为〈中华舞史研究〉创刊而作》《公孙大娘——唐代技术超群的女舞蹈家》《唐代乐舞简介》《唐代的乐舞艺术》《唐宋大曲的结构》《霓裳羽衣曲》《漫谈唐代舞蹈中几个舞种》《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和舞蹈》《敦煌石窟中的音乐资料》《敦煌石窟提供了什么音乐资料》《敦煌乐舞资料的历史背景》《词史讲话之三：汉代的乐府和民歌》《词史讲话之四：魏晋南北朝的清商乐和民歌》等文章均与乐府有关。
这一时期台湾研究乐府音乐论文也有很多。如林秀贞《两汉乐府对乐舞的发展与影响》、胡红波《武帝后乐府官署的裁员、改词、及罢撤》研究汉代乐府活动，论述较为深入。胡红波《“但歌”与“但曲”》论乐府音乐术语含义，结论信实可靠。杨玉成《诗与乐的交融：“清商三调”新探》从乐府体制入手分析清商三调作品，方法可取，见解新鲜。陈万鼐《琵琶：汉代弦乐器六种及“相和歌”敷衍研究（1）》《琴、筝：汉代弦乐器六种及“相和歌”敷衍研究（2）》《箜篌、筑：汉代弦乐器五种及“相和歌”敷衍研究（3）》《汉代相和歌的敷衍：汉代弦乐器五种及“相和歌”敷衍研究（4）》从乐器入手研究汉代相和歌。刘怡慧硕士论文《唐代燕乐十部伎、二部伎之乐舞研究》专门研究唐代燕乐十部伎以及坐、立部伎乐舞。
著作方面，胡红波《乐府相和歌与清商研究》研究相和歌和清商曲。沈冬《唐代乐舞新论》以音乐行家身份论述唐代乐舞，有一系列新见，对《折杨柳》和《杨柳枝》关系分析给人印象尤深。杨旻玮《唐代音乐文化之研究》附录《唐代音乐纪事年表》《〈全唐诗〉中有关唐代音乐文化之诗作辑录》《〈全唐文〉中有关唐代音乐文化之作品辑录》可供描述唐代乐府诗音乐形态时翻检资料之用。廖美云《唐伎研究》从历史演变、狎妓风气、娼妓类型、才艺特色、诗歌特色、对诗词创作贡献和影响等方面描述唐伎生活情况。娼妓是音乐活动主体，弄清其生活工作情况，对追寻乐府诗音乐形态有重要意义。
香港学者饶宗颐《穆护歌考——兼论火袄教入华之早期史料及对文学、音乐、绘画之影响》是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研究乐府的成果。曹本治、王忠人、甘绍成、刘红、周耘编写《中国道教音乐史略》研究道教音乐史，可作为研究与道教有关乐府之参考。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乐府音乐研究成果丰富。如狩野雄《“作为歌谣的古乐府”——基于歌唱场景的一项考察》从还原歌唱场景入手考察古乐府。水原渭江《敦煌所见舞谱〈浣溪沙〉（资料3）以及〈凤归云〉（资料1）的解读——敦煌舞谱研究第七稿》《敦煌所见舞谱〈浣溪沙〉（资料3）以及〈凤归云〉（资料1）的解读——敦煌舞谱研究第八稿》《敦煌所见舞谱〈浣溪沙〉（资料3）以及〈凤归云〉（资料1）的解读——敦煌舞谱研究第九稿》解读敦煌乐府舞谱。川上忠雄《六朝乐舞（1）》《六朝乐舞（2）》《六朝乐舞（3）》对六朝乐舞进行系列探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乐府文学研究成果呈爆发式增长，质量参差不齐，新旧交替特征明显。表现之一：沿袭前一时期惯性，选题集中在《陌上桑》《羽林郎》《孔雀东南飞》《木兰诗》《龟虽寿》《观沧海》《敕勒歌》《春江花月夜》《燕歌行》《行路难》《蜀道难》等少数名篇上，其他篇目虽然有所涉及，但数量有限。说明很多学人仍然未把乐府当作一个研究领域进行长期研究，仍是随机选题。表现之二：成果水平参差不齐，学术含量不足。这一时期报刊数量陡然增加，一些文艺、教改或知识普及刊物，不要求文章有多少创新。很多论文算不上科研成果，很多作者称不上是学术中人。表现之三：沿用左倾年代批评框架，仍以人民性、现实主义等概念论说乐府。如蔡守湘、李进才《从〈诗经〉、两汉乐府民歌看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朱思信《刘兰芝形象的典型意义》等。表现之四：宏观概说有余微观探究不足。如吴庚舜《略论唐代乐府诗》、振甫《唐代乐府的继承和发展》等。上述情况说明，这一时期乐府尚未成为独立研究领域，学人很少以研究乐府名家。高校当中硕士学位论文选乐府为题仅见商伟《论唐代的乐府诗》、徐建华《边塞诗与乐府》、刘曙初《李白乐府研究》少数几篇，博士论文未见以乐府为题者。
到九十年代（包括此前发表的少数文章），乐府文学研究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乐府在诗歌史上标志性作用被逐渐认识，越来越多学人开始从乐府特性出发考察乐府，考察视角日益走向多元。表现之一：更多诗人和诗作受到关注，像曹丕、傅玄、刘琨、萧衍、卢纶、温庭筠等以前很少被人论及的乐府诗人，像《安世房中歌》《汉郊祀歌》《燕歌行》《西洲曲》等很少被人论及的乐府诗作，开始有人论述。如张晶《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交融：温庭筠乐府诗简论》、刘崇德《李白〈猛虎行〉〈草书歌行〉新考》、张瑞君《李白〈设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辞〉解疑》、张宏《汉代〈郊祀歌十九章〉的游仙长生主题》等。表现之二：注意阐发乐府诗诗史意义。如张国星《西晋乐府诗“拟古”论》、葛晓音《论汉乐府叙事诗的发展原因和表现艺术》、潘啸龙《汉乐府的娱乐职能及其对艺术表现的影响》、吴怀东《建安乐制及拟乐府诗形态考述》《民歌升降与刘宋后期诗风》、陈桥生《论王公贵人对南朝乐府民歌的接受》等。表现之三：开始探索乐府自身创作规律。如王春淑《李白乐府对前人乐府的继承发展》、傅如一《李白乐府论》、钱志熙《齐梁拟乐府诗赋题法初探——兼论乐府诗写作方法之流变》《乐府古辞的经典价值——魏晋至唐代文人乐府诗的发展》、刘则鸣《上追汉魏，不染时风：鲍照拟古乐府诗述论》等。表现之四：引入新视角考察乐府现象。如胥树人《从音乐角度看李白的乐府诗》、程千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陈晶《从叙事学角度证〈西洲曲〉乃男子思念女子之说》、姜彬《吴歌的衬字和叠句试探》等。表现之五：反思以往诗歌史描述框架。如王启兴《白居易领导过“新乐府运动”吗·》、罗宗强《“新乐府运动”种种》等。表现之六：注意从乐府体制入手分析乐府诗特点。如廖仲安《“欲饮琵琶马上催”小辩》从琵琶表演形态入手解读王翰诗句真实含义。陈贻焮《评曹孟德诗》在谈到《步出夏门行》“云行雨步”一首时说：“曹操这一篇和两首古辞内容都不相干，是‘借古乐府写时事’的又一例。艳辞不整齐，和正曲四章不同，又有不甚可解的地方，可能本是用散文写的序，后来合乐时用做艳，为了迁就乐调不免改变原来的句逗。正文每章末尾两句也是入乐时加上的，和正文无关。”[23]从乐府诗表演形态进行解释文本特点，与纯粹从文学角度来论述作品不同。
葛晓音九十年代一系列文章可作为这一变化的代表。其《盛唐清乐的衰落和古乐府诗的兴盛》探索盛唐清乐衰落和古乐府兴盛的关系。指出从初唐到盛唐清乐在宫廷虽然趋于式微，但在民间依然流传，古乐府诗创作仍有实际音乐背景。从景云至开元中宫廷再度提倡雅乐，崇尚雅正思潮成为主流，也促成了盛唐古乐府诗创作的兴盛。《论李白乐府的复与变》描述李白乐府创作诗歌史意义，并揭示其成因。《新乐府缘起和界定》在辨析郭茂倩《乐府诗集·新乐府辞序》新乐府定义基础上，重新界定新乐府涵义。《论杜甫的新题乐府》总结杜甫新乐府创作历史性功绩。这些文章注意从乐府诗音乐属性出发来观察诗人乐府创作特点和成就，使一个时期乐府诗在诗歌史上标志作用得到了更加清晰的揭示，代表着九十年代唐代乐府诗研究达到的新境界。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多种乐府诗研究专著，如王汝弼《乐府散论》、姚大业《汉乐府小论》、天鹰《论吴歌及其他》、萧涤非《乐府诗词论丛》、张永鑫《汉乐府研究》、郑文《汉诗研究》、倪其心《汉代的乐府诗》、王运熙《乐府诗集导读》等。葛晓音《八代诗史》、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虽非乐府研究专著，但含有很多乐府研究内容。
王汝弼《乐府散论》选汉魏六朝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分析评点。内容有知识介绍、问题研究、主旨阐发、艺术品评、注释商榷等。书中大量沿用左倾年代批评话语。如评《战城南》云：“这首民歌充分反映了汉乐府构思超脱，感情奔放，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特征。……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反战情绪，是《铙歌》里战斗性最强的一篇檄文。”[24]
杨生枝《乐府诗史》是时隔四十多年后出版的一部乐府诗史。较之罗根泽《乐府文学史》、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细致许多，述及一些新诗人，提出一些新问题。例如解释武帝“乃立乐府”：“我认为，‘乃立’绝非后人注释的‘始立’之义，而是包含着重建、扩充的意思。正由于汉武帝对乐府机关的重大改革，使宫廷的典礼机构成了独立的伎艺机构，由教育性大于娱乐性而变为娱乐性大于教育性；又因为乐府在汉初虽有其官，但采民间歌谣以入乐府却从汉武帝开始。”[25]说法虽非原创，但在八十年代说出还很新鲜。但作者初涉乐府，难免出现知识问题。例如对“乐府”称诗原因的分析，对“声依永”的理解，将《大明三年宴乐技录》作者王僧虔说成是萧齐人，等等。将汉唐各个时期乐府诗史分为“两汉——乐府创始期”、“魏晋（西晋）——乐府拟作期”、“六朝——乐府新变期”、“北朝——乐府渐兴期”、“隋唐——乐府完成期”，也没有多少理据。《乐府诗集》中唐人作品占多数，但叙述隋唐乐府仅占一章，总体格局有失平衡。
张永鑫《汉乐府研究》分四编十六章，第一编“乐府考源”论乐府起源、汉代乐舞、秦代乐府、两汉乐府、乐府界说等问题。有关秦代乐府描述问题较新。乐府设立非始于武帝问题虽不新鲜，但详细描述武帝以前各帝乐府情况却很新鲜。对两汉乐府民歌性质问题辨析最有新意。第二编“汉乐府的音乐性”，考证相和歌表演体制和歌辞协律各种情况。第三编“汉乐府的分类和编集”考证班固《汉书》、蔡邕《礼乐志》、徐陵《玉台新咏》、吴兢《乐府古题要解》、郑樵《通志》和郭茂倩《乐府诗集》所见之汉乐府，属于文献研究。第四编“汉乐府的特质”论述汉乐府思想内容、艺术特点及历史地位，属文学研究。可见该书从音乐、文献、文学三个层面论述汉乐府，层次清楚，问题意识强。可惜很多问题未能展开论述。
王运熙《乐府诗述论》除了收录其五十年代出版的《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以外，又收录其1976年以后一批新作乐府论文，编为《乐府诗再论》，具体包括《略谈乐府诗的曲名本事与思想内容的关系》《乐府民歌和作家作品的关系》《相和歌、清商三调、清商曲》《读汉乐府相和、杂曲札记》《蔡琰与〈胡笳十八拍〉》《论吴声与西曲》《吴声、西曲中的扬州》《谢惠连体和〈西洲曲〉》《柳恽的〈江南曲〉》《梁鼓角横吹曲杂谈》《读〈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论乐府诗绝句四首》等文章。文章与前两编文章内容或有重复，但也有新发现。例如揭示乐府诗内容与本事关系，考察相和歌与清商三调关系，考证蔡琰《胡笳十八拍》创作年代，都能根据史料作出合理分析。从地域角度研究乐府也有开启意义。白璧微瑕在于受时代影响，时以阶级分析学说分析问题。书后附《研究乐府诗的一些情况和体会》一文，谈治乐府经验，有利于后学深入理解其乐府研究，体会治学思路，获得宝贵经验。作者与王国安合著之《乐府诗集导读》分“导言”和“选读”两部分，各占一半左右篇幅。导言除了介绍乐府学知识和典籍外，主要讲述汉唐乐府诗史，文字达十万字左右，相当于一部小型汉唐乐府诗史。
钟优民《新乐府诗派》专论新乐府诗派。前两章溯源，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新乐府传统，后八章论唐代新乐府。所论新乐府不局限于张王元白，而是将张王元白新乐府当作唐代新乐府辞发展高潮，所以描述下来很像一部唐代新乐府诗史。但该书有很多问题：一、囿于老文学史言说框架，以现实主义、人民性为核心价值标准描述新乐府；二、将《乐府诗集》所收新乐府辞统统当作新乐府诗派诗作，没有看到这些新乐府辞作者之间有无诗派关系；三、将很多非乐府诗，如杜甫《石壕吏》、元稹《连昌宫词》等当作新乐府论述；四、未能从音乐属性来谈新乐府。
钱志熙《汉魏乐府的音乐与诗》从音乐入手考察汉魏乐府，涉及汉代音乐雅俗之变、各类乐府诗艺术体制、乐府诗和乐府功能与汉代社会、建安文人乐府诗创作等问题。论武帝好神仙与郊祀歌内容，建安时期“篇”题乐府创作等，都有新意。
葛晓音《八代诗史》描述汉隋诗歌史，对《平陵东》《秦女休行》《孤儿行》《战城南》《步出夏门行》《孔雀东南飞》以及曹植《白马篇》、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等具有标志性意义乐府名篇有深入分析和精彩评论。对汉乐府观风俗、察时政的论述，《梁鼓角横吹曲》保存和流传的论述，也很有新意。
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以很大篇幅论述汉乐府。有关“汉初雅乐之新变”、“乐府诗的产生与界说”、“西汉乐府诗的抒情特征”、“异出同源的东汉两类乐府诗”、“东汉乐府诗的艺术特征”的论述，相当于对汉代乐府诗史做了重新勾画。“《郊祀歌》十九章新论”和附录“《安世房中歌》作者、时代考”、“《汉鼓吹铙歌》十八曲考论”，对汉代三组重要乐府展开深入论述。所论问题前人虽然多有涉及，但都能提出己见。例如指出以民歌称乐府之不当，分析《郊祀歌》十九章艺术成就，从使用范围分析汉铙歌十八曲军乐性质等，均发前人所未发。这些论述代表着这一时期汉乐府研究最高水平。
台湾这一时期乐府文学研究相当活跃，一批硕博士学位论文以乐府为题。硕士学位论文有张国相《唐代乐府诗之研究》、张荣基《李白乐府诗之研究》、廖美云《元白新乐府研究》、巫淑宁《张籍及其乐府诗研究》、陈秀文《张籍乐府诗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有张修蓉《中唐乐府诗研究》、金银雅《盛唐乐府诗研究》。说明这一时期台湾学人已经把乐府当作独立研究领域。
这一时期台湾出现了一批乐府诗研究专著，数量与大陆相当而时间略早。如张清钟《两汉乐府诗之研究》、胡红波《乐府相和歌与清商研究》、江聪平《乐府诗研究》、亓婷婷《两汉乐府研究》、陈香《白居易的新乐府》、张静哗《白居易新乐府研究》、范淑芬《元稹及其乐府诗研究》、张修蓉《中唐乐府诗研究》、汪中《乐府诗纪》等。其中有断代研究，有分类研究，有诗人研究，选题以两汉和中唐乐府为多。
张清钟《两汉乐府诗之研究》描述汉乐府体制，深得要领，但述多作少，很多问题没有展开论述。廖美云《元白新乐府研究》论元白新乐府文学特点，观念虽不新颖，但结构合理，持论适中，较前人同类论述深入细致。黄浴沂《唐代新乐府诗人及其代表作品》简述唐代一系列新乐府诗人及其作品。谭润生《北朝民歌》对北朝乐府展开多层面解读，篇幅和细致程度都超过前人。书中以“句式”、“套语”、“诗语”等概念分析乐府形式，是为乐府诗体式研究，很有新意。最大问题是将北朝乐府认定为“民歌”。所著《唐代乐府诗》相当于一部唐代乐府诗史。该书水平显然不及《北朝民歌》，存在一系列问题，如新乐府认定标准有失宽泛等。
同期论文选题仍然以汉乐府和中唐新乐府为多。如张草湖《乐府诗总论》、傅锡壬《汉代乐府诗中反映的妇女生活》、吕正惠《元和新乐府运动及其政治意义》、邱燮友《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时代使命》、林文瑞《乐府诗的特性及其源流之研究》、黄浴沂《唐代新乐府运动产生之背景》、蔡正发《白居易〈新乐府〉与〈策林〉比较研究》等。
所论问题已经变得十分广泛，视角和方法也呈多元化倾向。如王成荃《古诗十九首与古乐府》、陈玉倩《论古诗十九首与汉代乐府诗的关系》、林彩淑《汉代乐府诗与古诗十九首之关系析论》所论汉乐府与古诗十九首关系问题就十分复杂。有些论文选题虽泛，但论述深入细致。如陈万鼐《汉代乐府之研究》对汉代乐府活动一系列有代表性事件和典型问题都有涉及。王淳美《西汉民间乐府与后人拟作之研究》研究汉乐府拟作问题。朴英姬《从〈艳歌何尝行〉论汉魏晋乐府诗的几个问题》通过分析一首诗论一个时代乐府。姚道生《〈陌上桑〉罗敷“以礼自防”探微》论一首诗中一个具体问题。翁成龙《李白乐府诗的技巧》分析李白乐府诗比兴使用。李白志在删述，乐府多用比兴，对此深入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李白古乐府学内涵。李清筠《三曹乐府诗中的神仙世界》论三曹乐府对神仙题材的书写。王文颜《乐府诗中的几个问题》分析乐府“表声词的运用”、“不可解的歌辞”、“写定时省略部分歌辞”、“开头语、结束语的运用”、“拼凑性的乐词”，从表演体制入手考察歌辞文本形成。亓婷婷《汉代乐府诗的社会功能》归纳汉乐府诗功能：“1.乐教观念的弘扬；2.祭祀礼仪的凭依；3.民情舆论的宣泄；4.帝国盛世的反映。”[26]戴丽珠《汉乐府诗与曹植乐府诗的比较》从言说角度分析汉乐府与文人乐府诗之不同。罗联添《李白〈蜀道难〉写作年代考辨》《李白〈蜀道难〉寓意探讨》重新探讨李白《蜀道难》写作时间和寓意，综论前人众说，提出自己看法，集《蜀道难》本事研究之大成。而邱燮友《汉乐府诗所反映的生活艺术》、杨国娟《汉魏乐府诗中数字美学之探究》、李丰楙《六朝乐府与仙道传说》、沈志方《论邺下乐府的主题类型》、林淑贞《杂歌谣辞所反映的社会现象》等，都是从新角度研究乐府问题。邱燮友《乐府诗的特性及其源流》言及唐后乐府，知识多有不确。蔡鸿江《皮日休乐府论析探》触及乐府诗学问题。叶慕兰《庾信乐府诗探析》、朱我芯《刘禹锡乐府风貌》、谭润生《张祜乐府诗试探》、巫淑宁《张籍乐府诗中社会写实内容之探讨》则专论某一乐府诗人。
台湾乐府研究主要问题有：或执着于旧观念，仍以民歌称乐府，如杜若《乐府、民歌》、王建生《汉代诗歌——乐府与民歌》等；或在乐府诗修辞技巧上做文章，陷于小道，如林丽桂《乐府及诗词中的顶真（宋以前）》、翁成龙《李白乐府诗的修辞技巧》等。
同期日本乐府文学研究成果丰富，论题广泛，探讨深入。如中森健二《关于鲍照〈拟行路难〉的构成》、道家春代《古乐府和古诗十九首》、后藤秋正《围绕〈陇上歌〉的注释》、矢田博士《关于曹植神仙乐府》《曹植〈泰山梁甫行〉创作时期考——以陈祚明“黄初元年说”当否为中心》、市川桃子《中国古典诗中谐音双关语：关于乐府〈江南〉古辞的“鱼”（1）》、佐藤大志《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创作意图》《鲍照乐府诗的特质》、松元幸男《汉初礼乐祭祀与乐府（官署）情况》、森野繁夫《谢灵运的乐府（上）——以〈上留田行〉为中心》《谢灵运的乐府（下）——以〈上留田行〉为中心》、松浦友久《李白〈将进酒〉是乐府诗还是歌行？——以“样式和表现机能”为视角》、鎌田出《李白〈将进酒〉表现考——乐府和歌行的表现机能与饮酒》、狩野雄《傅玄〈咏史乐府〉的创作——魏晋文人乐府制作的一个背景》、松原朗《李白〈梁甫吟〉考（上）——乐府〈梁甫吟〉谱系定位》《李白〈梁甫吟〉考（下）——乐府〈梁甫吟〉的演变》《从盛唐到中唐——导致乐府文学变化的手法》等。永明新体诗出现与乐府诗关系密切，但学界无人专门论述这一问题。长谷部刚《南朝文人乐府与声律论》《沈约乐府诗与声律论》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很有意义。
有些研究已经触及乐府学核心问题。如清水茂《“行”的本义》从先秦出土之“行钟”入手探讨“行”之涵义，虽然未能最终解决问题，但开启了“行”之涵义探索新思路，即“行”可能是某种歌唱活动。再如斋藤功《〈乌夜啼〉变迁考》考察一个曲调的变迁情况，釜谷武志《以鲍照的“代”为中心》、土屋聪《鲍照〈代东门行〉与古辞〈东门行〉：求其“代”作意图的一个考察》探讨鲍照乐府创作标记涵义，佐藤大志《关于崔豹〈古今注〉音乐篇》研究晋代乐府学著作，山口为广《汉魏时人乐府观》分析魏晋人乐府观念，所论均为乐府学重要问题。
有些论文视角相当新颖。如增田欣《“西去都门几多地”的意味构造——白居易〈骊宫高〉诗句意味和日本之变相》，向井芳树《〈孔雀东南飞〉与〈心中宵庚申〉：日中的夫妇心中剧》，后藤昭雄《平安朝乐府与菅原道真之〈新乐府〉》论古代乐府诗对日本文学影响等。
九十年代末冈村贞雄《古乐府的起源与继承》出版。书中选取两汉魏晋南北朝代表性乐府曲调，如《陌上桑》《折杨柳行》《挽歌》《少年行》《子夜歌》《读曲歌》《华山畿》等，考察其由来和后世拟作，相当于为这些曲调写一个小型历史。书中还考察了蔡琰、曹植、傅玄、梁武帝等有代表性诗人乐府诗创作继承和创新情况。在继承和创新中揭示诗人乐府诗创作特点以及著名乐府曲调沿革情况，有助于揭示乐府诗特性。乐府诗有固定题名、本事、曲调、体式、风格，这些要素时刻要求后人拟作回归其固有传统，但诗人创作总是要有创新。就在这继承和创新当中，乐府诗历史得以延伸。将乐府诗创作当作一个特殊系统加以考察，揭示其内在沿革机制和原理，是一项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