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建国二十七年乐府学
建国后十七年和文革十年，乐府学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出现了研究运动化、方法单一化、批评标签化等现象。
建国后民国学人整理乐府势头再未能得到顺利延续，只有陈直《汉铙歌十八曲新解》能在众多前人笺证基础上自立新说，达到很高水平。杨公骥《西汉歌舞剧巾舞〈公莫舞〉的句读和研究》对《公莫舞》做了精彩解读。[9]巾舞歌辞《公莫舞》因“声辞杂写”造成“不可解读”。杨文从句读、韵脚、章法、内容、和声、舞蹈动作、创制年代和流行区域几个方面入手进行综合考察，认为“巾舞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我国最早的一出有角色、有情节、有科白的歌舞剧。尽管剧情比较简单，但它却是我国戏剧的祖型。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它具有重要的价值。”[10]文章集天才想象、丰富知识、严谨考证于一身，对研究同类问题有示范意义。詹锳《李白诗论丛》收其《李白〈蜀道难〉本事说》一文，考察《蜀道难》本事诸说真伪。到八十年代这一问题被学界重新提起，成为海峡两岸众学人共同关注的话题。
1959年1月学术界开始在《光明日报》等刊物上讨论《胡笳十八拍》作者和写作年代问题，郭沫若、萧涤非、刘大杰、王运熙、谭其骧、王达津等学者皆有文章发表，到年底《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成《胡笳十八拍讨论集》，由中华书局出版。争论焦点是《胡笳十八拍》作者问题。郭沫若发表多篇论文，认定是蔡文姬所作，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有些文章还论及蔡文姬《悲愤诗》、生年、故里等问题。其他乐府名篇也有学人关注。如《木兰诗》中“唧唧复唧唧”、“扶将”如何解释，“扑朔”、“迷离”生活中有何经验，“燕山”和“黑水”在什么地方？《孔雀东南飞》写作时间、地点，等等，学界也有讨论。廖仲安《关于王之涣及其〈凉州词〉——并与孙祚民同志商榷》《答孙祚民同志》两篇文章就王之涣《凉州词》几个关键词语与孙祚民展开讨论。
这一时期出现了两部普及性乐府诗选注本。第一部是余冠英《乐府诗选》。选诗分“汉魏乐府古辞”、“南朝乐府民歌”、“北朝乐府民歌”、“汉至隋歌谣”、“汉魏晋宋文人乐府”五部分。读者定位在“国文修养相当于初中以上的程度”，注释简明并附有作品说明。书中已经使用人民性、现实主义等概念。该书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有学者著文指出注释不当之处。如孙楷第《评余冠英乐府诗选注》对《选注》中二十七条“注间有不正确者，疑而不能定者，应注而未注者”进行辨析。宋毓珂《读余冠英先生〈乐府诗选注〉》也就一系列注释问题提出修正意见。另一部选注本是徐澄守《张王乐府》，只注张王乐府，影响有限。
乐府学著作整理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国古代戏剧论著集成》收录崔令钦《教坊记》、南卓《羯鼓录》、段安节《琵琶录》《乐府杂录》等书，首次汇集此类著作。罗蔗园《〈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笺订——唐段安节〈乐府杂录〉笺订的一部分》对段安节《乐府杂录》中《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进行笺证。任半塘《教坊记笺订》对《教坊记》做了深度整理。《教坊记》残稿仅存两三千字，而任氏笺订为二十多万字。其用力之勤苦，考订之深入，视野之开阔，令人惊叹。王运熙《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书目提要》评介古今主要乐府学文献，是继梁启超开列乐府学文献书单后对主要乐府学典籍的一次详细介绍，为初治乐府学者提供了很大便利，对后人研究乐府文献，梳理乐府学史，也有启示意义。
《历代乐志律志校释》是由丘琼荪倾注巨大心力完成的乐府学著作整理的巨大工程，包含对二十六史中十七部乐志、八部律志的详细校注。校注完成于六十年代末，交由中华书局出版，因文革延宕未出，且丢失了大部分稿件。直到二十世纪末，才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第一、二分册。[11]第一分册对《史记·乐书》《史记·律书》《汉书·律志》《汉书·乐志》《后汉书·律志》进行校释，第二分册对《晋书·律志》《晋书·乐志》《宋书·律志》《宋书·乐志》《魏书·律志》《魏书·乐志》进行校释。这是古代乐府学基本典籍一次全面而具有专业深度的整理。
同一时期台湾出版乐府诗选注著作明显多于大陆。如潘重规《乐府诗粹笺》是汉魏晋南北朝乐府诗选注本，选篇甚精，注释亦详。书前有序，作于1963年，有云：“盖自汉魏一降，乃有专门之诗学，乃有专业之诗家，乃有专著之诗集。”“乐府之诗抒真感，叙实事，羽翼乎音乐歌舞，信为诗中最美之作。”“乐府诗不独为诗之精髓，且亦为新诗蕃殖根荄。……吾国汉魏以后之各体诗歌，盖无不导源于乐府。即今后欲创作中国新诗体者，亦必洞明诗歌与乐舞之密切关系。”“至于理董郭氏书以与治中国乐舞诗者相参证，期得吸收古今歌诗之精英，开辟未来新诗之途径，则请俟诸异日。”[12]洞见乐府价值，开示研究路径。
再如张寿平《汉代乐府与乐府歌辞》，书分两编。第一编“汉代乐府官署与乐府歌辞”，征引史料，考述两汉乐府官署设置始末，乐府采风、造乐、演奏、乐府歌辞类别等。第二编“两汉乐府歌辞考识”对《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古今注》《宋书》《南齐书》《文选》《玉台新咏》《乐府诗集》著录之汉乐府进行考证。多引前人注释成果，加以评论，进而自立新说。
再如龚慕兰《乐府诗选注》，选诗颇为奇特，先列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又列魏乐府、晋乐府、南北乐府、唐乐府，不知何意。而又将相和歌辞中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侧调曲各调曲辞列为清商曲辞。文字注释较为简单，且多征引前人成果。
乐府解题也有学人关注。如方祖燊《魏晋乐府诗解题》《宋齐乐府诗解题》、周诚明《南北朝民间乐府诗解题》专门研究某个时段乐府诗解题，对《乐府诗集》中解题内容有所补充，可作为《乐府诗集》整理的参考资料。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对《乐府诗集》所做文献研究，全面深入，思路新颖。如中津滨涉《〈乐府诗集〉之研究》收集了大量有关《乐府诗集》资料，其中尤以“《乐府诗集》引用书考”而见功力。增田清秀《乐府诗的历史研究》的“资料篇”中有“郭茂倩的乐府诗集的编纂”、“乐府诗集未收录乐府（汉魏晋南北朝）”、“吴兢之乐府古题要解”、“文选李善注的古乐府和乐府诗集”、“刘次庄的乐府集·乐府集序解批判”等章。日本学者这些工作显示出良好的学术眼光，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学人研究《乐府诗集》成书，就是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启发。
这一时期还有乐府文献研究论文发表。如堤留吉《关于〈卖炭翁〉的解释》、津田洁《关于〈白氏新乐府〉卷三文本——以刊本和抄本为中心》、小岛佑马《敦煌出现的胡笳十八拍》、小西升《乐府选释（1）——朱鹭》《乐府选释（2）——思悲翁》、太田次男《关于真福寺蔵〈新乐府注〉和鎌仓时代的文集受容——附〈新乐府注〉翻印》等，就乐府文献问题展开具体研究。
这一时期乐府学音乐研究成果不多，但也有一些。如王达津《汉乐府相和歌即汉清商说》继续讨论相和歌和清商三调关系问题，许建《古琴曲中的〈胡笳十八拍〉》、郭沫若《为“拍”字进一解》等，探讨《胡笳十八拍》音乐特点。孙楷第《清商曲小史》描述清商曲发展历程。文章篇幅不长，但征引丰富，内容精粹，提出很多问题。陈中凡《从隋唐大曲试探当时歌舞戏的形成》从隋唐大曲入手探讨歌舞戏形成问题。
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1952年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后又以此为基础，组织专家集体撰写《中国音乐史稿》，1962年由音乐出版社出版上、中册，到1981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齐。这是当时最大一部中国音乐通史，在叙述汉魏晋南北朝音乐史时，对汉代乐府活动、鼓吹曲、相和歌、南北朝乐府都有涉及，对相和歌体制描述尤其详细。由于这些描述出自音乐学者之手，对描述汉魏晋南北朝乐府音乐形态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史稿对唐代燕乐体制、表演情况也有细致描述，可作为考察唐代相关乐府作品之借鉴。丘琼荪《汉大曲管窥》也是这一时期音乐史研究重要成果，对认识汉乐府音乐形态有重要参考价值。
这一时期台湾学者发表的乐府音乐研究成果应该首推台静农1950年发表《两汉乐舞考》一文。文章分“两汉之雅乐”、“两汉乐舞之风尚”、“乐府”、“郊庙乐舞”、“宴乐”、“军乐”、“相和歌”七个细目论汉代乐府。内容涉及乐府活动各各方面，对乐府体制和乐舞实际表演情况描述最为详细，是两汉乐府音乐形态研究的重要成果。七十年代周诚明《南北朝乐府诗之渊源》一文谈及乐府采诗问题，可惜未能展开论述。其另一篇《南北朝乐府诗体制之研究》论及乐府题名和体式问题。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乐府诗音乐研究，选题多样，探讨深入。如铃木修次《短箫铙歌与横吹曲》、增田清秀《清商曲的源流和吴歌西曲的传唱》《汉魏及晋初鼓吹曲的演奏》《魏晋之乐府（一）：以宫廷音乐为视角》《魏晋之乐府（二）：以宫廷音乐为视角》《上林乐府》《南北朝给赐鼓吹实状》、林谦三《关于汉代的七盘舞》、泽口刚雄《有关汉魏乐府声调·音色的一个考察》《箜篌及鼓吹·横吹考》《西域音乐输入与汉乐府之生动》、小西升《有关七盘舞诸说》、山口为广《关于乐府“大曲”中的“艳”“趋”》，等等，所论均为乐府音乐基本问题，较同一时期中国大陆学人关注点更为丰富，探讨更加深入。
日本这一时期推出了两部中国音乐史重要成果。一部是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对汉唐时期音乐体制均有描述。一部是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是迄今为止所见对唐代音乐活动描述最为详细的一部著作，足资学人研究借鉴。
这一时期乐府文学研究最重要成果要数王运熙《六朝乐府与民歌》和《乐府诗论丛》两部著作。《六朝乐府与民歌》主要研究南朝乐府中的吴声西曲，包括《吴声西曲的产生年代》《吴声西曲的产生地域》《吴声西曲的渊源》《吴声西曲杂考》《论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声》《论吴声西曲与谐音双关语》《神弦歌考》七篇文章，涉及吴声西曲产生年代、地域、渊源、作品、体制、修辞等问题。《乐府诗论丛》主要考察汉乐府和少量南北朝乐府，包括《汉魏两晋南北朝乐府官署延革考略》《汉武始立乐府说》《清乐考略》《说黄门鼓吹乐》《汉代鼓吹曲考》《杂舞曲辞杂考》《汉代的俗乐和民歌》《论〈孔雀东南飞〉的产生时代、思想、艺术及其问题》《南北朝乐府中的民歌》等文章，主要探讨乐府制度、清商曲、鼓吹曲、俗乐与乐府关系以及乐府长篇《孔雀东南飞》。上述研究可贵处是尊重乐府宫廷音乐属性，从乐府体制入手研究乐府文学特点，代表着这一时期乐府文学研究最高成就，对后人构建现代乐府学具有启发和示范意义。
其他学人一般不专注于乐府研究，但也有高水平成果问世。如詹锳《李白乐府探源》考察李白乐府诗创作来源，是对李白乐府创作核心问题的探讨。林庚《“边塞诗”随笔》《王之涣的〈凉州词〉》《说凉州》《步出城东门》《短歌行》《漫谈庾信〈昭君词应诏〉》等谈乐府短文，以诗人眼光谈诗作艺术，代表同期乐府诗欣赏最高水平。
受政治运动影响，这一时期乐府研究也频现“运动”现象，每隔一段时间，学人们就一哄而起，集中研究某篇乐府。二十多年当中，研究《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羽林郎》《胡笳十八拍》《龟虽寿》《木兰诗》几篇乐府诗论文数量，占同期发表乐府诗研究论文总量80%以上。这种运动式研究，固然具有轰动效应，可以使某些乐府名篇因充分阅读而被深入认识，但这不能代表乐府学研究的整体繁荣。运动恰恰说明大多数学人研究乐府没有长期规划，没有长期积累，只是跟风选题，随机作文而已。
这一时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以人民性为内容标准，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为艺术标准来评价一切文学。乐府学未免被带到批评政治化，标准单一化当中，乐府学研究只剩下贴标签式的表态了。从《罗敷不是劳动人民》《〈羽林郎〉解释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训诂”》《论〈孔雀东南飞〉的人民性和艺术性》《评俞平伯在汉乐府〈羽林郎〉解说中的错误立场》《批判胡适在评价汉乐府诗中的形式主义观点》《汉乐府〈陌上桑〉的民主性何在》《论南北朝乐府中的人民性和艺术性》《读〈龟虽寿〉——兼论曹操的法家思想》等论题中就可以看出，研究已经远远超出学术范围。这些研究从乐府学史来看，只有倒退，没有任何进步意义。
台湾这一时期乐府文学研究也有很多成果发表。著作如陈义成《汉魏六朝乐府研究》，专门研究汉魏六朝乐府。论文多以汉乐府为题。如胡钝俞《汉代乐府与古诗》论汉乐府和古诗，多举作品，排比相关材料。韩屏周《两汉乐府古辞研究（上）》《两汉乐府古辞研究（中）》《两汉乐府古辞研究（下）》，综合前人关于汉乐府论说。许世瑛《汉乐府四首句法研究兼论其用韵》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乐府。周英雄《从两首乐府古辞看民间歌诗》辨析民间乐歌与诗文人诗差异，结论是“无论遣词用字，或展开格式，皆有程度深浅之分。”[13]
陈糜珠《文心雕龙乐府论研究》是台湾学人较早论述乐府诗学的文章。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乐府文学研究成果更为丰富。如冈村贞雄《乐府诗题继承与傅玄》、阿部正次郎《关于“瑟调曲”古辞表现出来的“孤儿”的立场》、稻益俊男《关于杜甫的〈兵车行〉——以战争体验继承为视角》、小西升《汉代乐府诗与神仙思想》、阿部正次郎《从汉代乐府诗看“弃妇”的条件》、目加田诚《关于乐府的一项考察——民歌和文人诗问题》等，问题新颖，论述深入。德田武《日本乐府的性格之一——作为煽动文学的特质》、铃木修次《乐府文学之性格》等文章，探讨乐府文学特性。浅野通有《唐朝的踏歌——作为我们踏歌行活动影响母体的考察》探讨唐朝踏歌对日本踏歌活动影响。福本雅一《杨铁崖乐府序说》探讨唐后乐府。太田青丘《〈折杨柳〉与〈江汉〉——汉诗的飞跃、省略法及构筑美》探讨汉诗美学结构。网佑次《庾信周五声调曲（正）》《庾信周五声调曲（续）》，对中国学者很少关注的乐府诗人进行研究。冈村贞雄《乐府歌辞对古诗的引用——余冠英〈乐府歌辞的拼凑和分割〉批判》回应中国学者乐府学研究论题。
日本学者很看重乐府独特性，很多文章都立足于乐府诗特性来思考问题。如小西升《关于后汉乐府诗流行之状况》《南朝乐府诗的创作方法》、大野实之助《李白的〈东武吟〉——在乐府流传中的位置》、高木重俊《李贺与新题乐府——与古乐府的独特关连》、藤野岩友《乐府〈陌上桑〉之源委（影山教授·小嶋教授退休纪念号）》、藤井守《子夜歌和读曲歌：读曲歌的成立及变迁》，均从乐府特性出发来探讨乐府诗因革演变过程。吉川幸次郎《项羽的〈垓下歌〉》《汉高祖的〈大风歌〉》《关于短箫铙歌》《曹操的乐府诗》从中国诗歌发展史角度解读一系列乐府名篇。文中有语词详解，有背景分析，有版本考辨，有主旨阐述，行文自由，皆以阐发问题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