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国时期乐府学
民国三十多年间，乐府学受关注程度远远比不上诗经学、楚辞学、词学，但某些方面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其中尤以作品笺注和诗史写作成绩最为突出。西方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被大量引入，“民歌”、“乐府文学”等概念被广泛使用，一些新问题进入学人视野。陆侃如、黄节、罗根泽、萧涤非、余冠英等人以治乐府名家。乐府学研究实现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换。
民国时期学人沿袭清人笺注乐府传统，推出一批笺注成果。如平步青《乐府本事》、陆侃如《乐府古辞考》、刘雪樵《汉代乐府的解释》、夏敬观《汉短箫铙歌注》《宋书乐志相和歌十三曲校释》、曲滢生《汉代乐府笺注》、黄节《汉魏乐府风笺》、闻一多《乐府诗笺》、王越《汉代乐府校释》《汉代乐府释音》、朱建新《乐府诗选》、彭丽天《乐府诗集古辞校正》《乐府古辞考补》、吴慧星《乐府古辞考》等。
这些笺注呈现几个特点：对象仍以汉魏乐府为主，经学阐释成分大为减少；沿用古人笺证方法，同时加入现代学术思维；笺注水平很高，甚至超过清人。
汉铙歌历来号称难解，清人曾为此倾注许多心力，民国学人继续进行笺证。如夏敬观《汉短箫铙歌注》，先论铙歌性质，继而一一解读：训读文字，联系史实，辨析前说，提出己见。类似成果还有谭献《汉铙歌十八曲集解》、胡芝新《汉铙歌十八曲集注》等。其他难解乐府也有人触及。如孙楷第《晋杂舞歌辞的章句》《宋书乐志今鼓吹铙歌辞考》《宋书·乐志“铎舞歌诗二篇考”》解读晋杂舞歌辞和宋鼓吹铙歌。沈约《宋书·乐志》就曾说宋鼓吹铙歌“乐人以音声相传，训诂不可复解”[1]。孙楷第对此进行解读，结论未必人人认可，但解读方法有启发意义。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学界兴起解读乐府难题热潮，与民国学人开启之作用密不可分。
某些名篇考证还引起了后来学界长期论争。如罗根泽《〈胡笳十八拍〉作于刘商考》一文认为《胡笳十八拍》作者并非蔡琰，应是刘商。这一问题到五十年代曾有激烈争论，文革当中略有停歇，八十年代论争再起。见诸报刊文章多得难以计数。罗根泽《木兰诗作于韦元甫考》、曲滢生《木兰诗的时代》、杨无恙《木兰诗考》、抱一《花木兰从军时地考释》、荣钟麟《木兰从军时地之商榷》等文讨论《木兰诗》诸问题，五十年代以后，也长期被学界关注。何裕《陌上桑本事辨证》、《陌上桑时代商榷》、《陌上桑异名考释》、《陌上桑疑义诠释》四篇文章也开启了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有关论争。南朝清商曲调也有人作系列考证。如雨亭《懊侬歌小考》、《阿子头及欢闻歌小考》、《乌夜啼小考》、王运熙《乐府〈前溪歌〉杂考》等。程会昌《曹孟德〈蒿里行〉“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解》考证一首乐府诗本事。陈寅恪《白香山新乐府笺证》采用诗史互证方式解读白居易新乐府。这些成果说明民国学人解读乐府，见识高远，方法多样。
笺注著作以下几种值得重视：
陆侃如《乐府古辞考》是民国时期出现较早规模较大的乐府笺注著作。作者认为，《乐府诗集》编纂虽然相当完备，但仍然存在许多缺点。如个别曲调误入他类，古辞拟作排列颠倒，将不入乐之谣谚列入乐府，成书后数百年研究成果没有纳入，等等。从创制、模拟、入乐、不入乐等维度来看乐府，其涵义也非常混乱。他主张将琴曲歌辞、杂歌谣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四类排除在乐府之外，只取郊庙、燕射、舞曲、鼓吹、横吹、相和、清商七类歌辞考证。考证先引前人见解，再加上自己按语，征引丰富，考证细致。
黄节《汉魏乐府风笺》沿袭古人以乐府比附《诗经》传统，以郊庙歌辞当颂，以燕射歌辞当雅，以相和歌当风，取汉魏相和歌辞注释，兼及少数杂曲歌辞。章节亦以“汉风”、“魏风”标示。但笺证中已经没有经学阐释成分。笺证具有集注集说性质，多引前人成果，时而加上按语，标之以“节笺”、“节释言”字样。
曲滢生《汉代乐府笺注》选汉代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进行注释。笺证文字不多，且多引《乐府诗集》及《汉书》颜师古注、《文选》李善注以及明清以来如朱嘉徵、朱乾、陈本礼、王先谦，近人黄节见解。
朱建新《乐府诗选》将乐府区分为入乐作品（古辞）和非入乐作品（非古辞），郊庙、燕射、舞曲、琴曲歌辞一概不录。书中还选注少量宋代乐府。最大瑕疵是将一些非乐府诗当作乐府，注释文字简单，很多作品没有注释。
闻一多《乐府诗笺》选三十九首汉乐府笺证。时引清人成果，但无清人经学阐释成分，重在求真求实。文献征引异常丰富，令人目不暇接，却均能支撑论断。有时还采用音韵训诂方法加强论证。如《日出入》中“六龙之调使我心若”句，作者认为“若”应作“苦”。理由之一是“古韵鱼部入声字，多不与平上去相叶，此本以苦下为韵，今作‘若’，则失其韵矣”[2]。所笺乐府篇目虽然不多，但水平大有超越清人之势。
余冠英1926年所作《乐府诗集作家姓氏考异》将《乐府诗集》所收曲辞作者与传世其他总集、别集著录作者差异一一列举。这是首次对《乐府诗集》文献所做专题研究。
民国时期日本乐府文献研究成果很少，但也有像高仓克己《关于乐府诗集的本辞》这样触及乐府学文献研究核心问题文章发表。
民国时期，吴梅治词学，王国维治曲学，都从音乐角度着眼。同样，也有学人从音乐角度研究乐府。以下介绍两种：
王易《乐府通论》设“述原”、“明流”、“辨体”、“征辞”、“斠律”、“余论”等章。“述原”从礼乐角度讲乐府起源；“明流”概述由汉到宋乐府活动演变概况；“辨体”论乐府分类，并以表格形式列举各代歌辞；“征辞”评点各类歌辞艺术特色，并例举诗作；“斠律”阐述乐府相关音乐史知识；“余论”对有志于乐教者提出“明本”、“知方”、“立制”三点希望。书中所述多为古籍所载之乐府常识，但着眼于乐府特性，从源流、体制、文辞、声律等角度论述乐府，于传统乐府学最为接近。
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中第五章《论乐府》、第六章《唐代歌诗》，都强调从音乐角度考察诗歌，触及乐府一系列音乐问题。如考证“节”、“解”、“谱”涵义，论述“四弦曲”、“相和曲”、“吟叹曲”、“大曲”与相和五调关系，考察王维、李益、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张祜等人诗作入乐情况等。作者特别强调音乐研究，经常随意贬低排斥已经失去音乐形态或尚未获得音乐形态的诗作。如谓拟古乐府为“假乐府”，新乐府不入乐，均不该称作乐府，“极端反对”崔豹、吴兢等人仅从义理角度解释乐府。还说：“《文选》很多是文人无聊的作品，不关性情，所以不可歌唱，所以这部书无价值。”[3]作者从《太平御览》里发现隋末人作有《乐部》一书，并从《册府元龟》中辑录出数条，从《宋书·乐志》中考证曹植《七哀诗》为乐府等，类似考证很有价值。
民国时期研究乐府音乐问题论文也有一些。如黄节、朱自清《乐府清商三调讨论》讨论相和歌与清商三调关系，孙楷第《梁鼓角横吹曲用北歌解》探讨北朝传入南朝横吹曲音乐性质，彭仲铎《张骞得曲李延年造新声事辨伪》辨析李延年因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摩诃兜勒》曲而造新声二十八解事真伪，汪世清《鼓吹与铙歌》辨析鼓吹与铙歌关系，张长弓《论汉乐府中的赵代秦楚之讴——读闻一多的什么是九歌后》论汉代乐府采诗时对各地音乐吸收，等等。有些问题引发了多人讨论。如相和歌与清商三调关系，梁启超、陆侃如、逯钦立等人都曾发表见解，成为民国乐府学研究一桩公案。其实，相和歌以表演方式命名，清商三调以调式命名，二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关系，也不是前后继承关系。这种争论多半是因为文学研究者不熟悉音乐所致。
民国时期，大学学科设置均仿照西方，文学与音乐被划为两个不同学科，这或多或少影响了人们从音乐角度研究乐府。音乐学界因普遍接受西方音乐学观念和方法，将中国音乐史纳入到西方音乐学言说体系。人们更愿意关注乐学、律学、乐器、制度等问题，很少关注具体乐府作品音乐形态。例如王光祈《中国音乐史》是这一时期问世的一部重要中国音乐史，完全根据西方音乐观念和方法来看中国音乐史，与古人谈音乐有很大区别，关注的都是“律”、“调”、“谱”、“器”、“乐队”、“舞乐”、“歌剧”、“器乐”等问题。这些内容基本停留在技术层面，至于中国历史各个时期有什么音乐活动和作品书中则没有多少叙述。王光祈对中国音乐史的描述开创了国人描述中国音乐史的范式，此后古代音乐史学界一直把研究重点放在这些技术层面上。音乐史家重在描述音乐史，对众多乐府诗所属音乐机制、特点、传播方式、沿革过程以及这些因素对诗歌影响等，揭示得不够系统，也不够深入。音乐史家成果只能作为乐府学研究基础，文学史家尚需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行，在揭示具体乐府作品音乐形态上下大气力。
这一时期日本汉唐音乐史研究成果对于乐府学研究参考价值更直接一些。如泷辽一《作为匈奴音乐的鼓吹曲》《三国时代鼓吹乐的文学史意义》《关于魏晋时代鼓吹乐》《魏晋时代的雅乐》等文章，均研究乐府音乐问题。岸边成雄《唐代音乐文献解说》《燕乐名义考》考察唐代音乐文献和燕乐。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继清人凌廷堪之后继续研究隋唐燕乐调。有“隋代前后调的意义之变迁”、“隋代之龟兹乐调”、“唐代之燕乐”、“燕乐二十八调”、“燕乐调之律”、“唐乐调之后继者”、“燕乐调与琵琶调之关系”等章。林氏从技术入手，证之以出土文献，与凌氏仅据传统文献考察不同。燕乐与近代曲辞关系密切，林氏这些工作对描述近代曲辞音乐形态很有借鉴意义。
相比文献和音乐研究，民国时期乐府文学研究成果更多。其中乐府文学史写作成就最大，罗根泽《乐府文学史》、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两部百年来影响最大的乐府文学史都作于这一时期。
乐府文学史写作与新式大学课程设置有关。二十世纪以来，新式大学纷纷建立，文学史是国文系主要课程，高校教师为了教学需要，写下了大量文学史。1904年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出版开始，到三十年代出版了二十多部文学史，“谢无量、曾毅、顾实、葛尊礼、王梦曾、张之纯、汪剑如、欧阳溥存、蒋鉴璋、谭正璧、胡怀琛、凌独见、周群玉、赵景深、刘麟生、郑振铎、穆济波、胡小石等均有文学史的著述。”[4]这些文学史或详或略，都曾述及汉唐乐府。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规模较大，对汉唐乐府叙述内容最多。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最为晚出，乐府诗发展进程描述也最为清晰。胡适《白话文学史》将大部分乐府当作白话文学予以描述。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于汉代诗歌史部分直接取名《乐府》。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所持概念虽然与乐府不同，但所述汉唐音乐文学也是以乐府为主。
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第一章“古歌谣及乐府”，第一节“秦以前之歌谣及其真伪”，第二节“两汉歌谣”，列举作品，辨析真伪，评点艺术。第三节“汉魏乐府”，先介绍汉代到明代重要乐府学著作（是现代学人较早所列乐府学研究书单），然后列举各类歌辞，阐发主旨，品评诗艺，归纳诗史意义。梁启超是大学问家，论述有气象，目光很敏锐，善于揭示问题，也敢于下结论。如在考察荀勖《荀氏录》、张永《元嘉正声技录》、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与智匠《古今乐录》关系时指出，《乐府诗集》中所引前三录皆出自《古今乐录》所引。他认为《乐府诗集》中近代曲辞、新乐府辞、杂歌谣辞均非真正之乐府，舞曲、琴曲在古代有曲无辞，狭义乐府只有郊庙、燕射、鼓吹、横吹、相和、清商、杂曲七种。他又辨析相和歌与清商三调关系，与黄节、朱自清有关讨论相呼应。书中两次谈及乐工随意改作歌辞事，是余冠英《乐府歌辞的拼凑与分割》论文之前对该问题论述较多的学人。
罗根泽《乐府文学史》则是专门描述乐府文学史的著作。著作以汉唐乐府文学史为描述对象，是其《中国文学史类编》总体计划（歌谣、乐府、词、戏曲、小说、诗、赋、骈散文）中的一部。关于写作分体文学史，他在前言中写道：“我相信一种文学的变迁的原因，和并时的其他文学的影响，终不及和前代同类文学的影响大。……所以我的《中国文学史类编》，是‘以类为经，以时为纬’；‘以类为编，以时为章’。指望读者一方面得到各类文学的竖的概念，一方面也得到全部文学的横的概念。”[5]他不赞同梁启超、陆侃如将琴曲歌辞、杂歌谣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排斥在乐府之外：“今案治乐府有两种立场，一曰音乐，一曰文学。以音乐为立场，则所谓《新乐府》者，自然可废。岂惟《新乐府》，魏晋之作，其不入乐者，亦当可废。即其入乐者，每多与本辞不同，则凡非本辞亦可废。若以文学为立场，则凡仿效乐府之作，皆当目为乐府文学。兹编乃述乐府文学，非论乐府声调，故不能去《新乐府》。郭氏概以类分，非以时分，独《近代曲辞》，以时为类，与其体例实有未合。但于治乐府文学流变，颇为便利，故吾侪亦乐与赞同。”[6]书中没有使用“民歌”一词，代之以“平民所作乐府”。由于强调作乐府文学史，所以有意忽略乐府音乐特性，使文学史描述陷入平面化。至于把音乐当作了文学创作的束缚，说唐代古题乐府不入乐正好促成了乐府文学创作解放，更有失偏颇了。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较为晚出，成就也最高。该书是作者于1933年在清华研究院随黄节读研究生时所作学位论文。书前有黄节为其论文所作《审查报告》，《报告》中一一列举论文创新之处。该书分六编二十七章，详细描述由汉到隋乐府文学发展历程。描述除了介绍一个时期乐府文学概况，还就一些有价值问题展开讨论。如乐府起源问题、相和歌与清商三调关系问题、房中乐涵义问题、汉铙歌解读问题、晋多叙事乐府问题、乐府和声与词的起源问题、“盐”的涵义问题、乐府诗声律演变问题，等等。乐府研究很多重要问题，或由该书首次提出，或虽非首次提出，但能提出己见。微瑕之处在于受阶级分析学说影响，时常强调贵族平民之分，大量使用“民间乐府”之类概念。
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是其在东北大学任教时讲义。书中卷二设“汉乐府三声之消长”一章，论两汉乐府；“南北风谣特盛及乐声流徙之影响”一章，论魏晋南北朝乐府。描述以排列资料加按语形式进行，资料有力，持论精要，两章合起来可视作一部小型汉魏六朝乐府诗史。其《唐乐府纲要》也是在东北大学任教时讲义。前论部分论汉隋乐府诸问题，本论部分论唐代乐府五个问题：一、武德、贞观间董理旧乐及新制乐章；二、开元、元和间乐府之盛况；三、元和以后乐府之衰变；四、诗余之远源与近因；五、唐末五代诗余略述。论述多排列资料，间以按语，点出唐代乐府发展筋脉。以诗余接谈乐府，可见乐府与曲子词嬗变之轨迹。文中皆先描述乐府活动，再谈乐府之文学价值及历史发展脉络，与仅从文学层面描述乐府相比，更接近古乐府学。当时对乐府有此明确意识确属难能可贵。更值得称道的是刘氏晚年注意到了“乐府学”这一概念。其《默识录》卷二“李白之乐府学”条云：“《太平清话》记韦君年十一赋《铜雀台》绝句，李太白大欢，授以古乐府之学。按太白长于古乐府，成专门之学，故能以之教人，惜已无从知其绪论矣。”[7]又有“阳关三叠”条，留意《阳关三叠》之叠法，与单纯从文学层面谈乐府者不同。
朱自清《中国歌谣》虽非乐府文学史著作，但其中有论“歌谣的历史”一章，曾专论“乐府中歌谣”，认为鼓吹曲、横吹曲、相和歌、清商曲、杂曲当中都有歌谣，似有将歌谣泛化倾向。有些乐府诗最初形态或许是歌谣，已经加工成朝廷乐曲者不应再视为歌谣。书中将《竹枝词》归入“山歌”。刘禹锡诗序所言“里中儿歌”，称作“山歌”未尝不可。但将刘禹锡、白居易等人所作《竹枝词》称作“山歌”，则有失宽泛了。
民国时期有些论文也以概述乐府文学史为内容。如张长弓《清商曲辞研究》《东汉乐府与乐府诗》、魏绍诚《乐府概论》、黄穆如《乐府源流》、朱建之《论乐府》、黄泽浦《南北朝的新乐府》、赵景深《论汉代乐府》、吴烈《乐府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祝自文《乐府之由来及其演变》等，都具有概述性质。
写作乐府文学史最大意义在于描述出各个时期乐府特点及其发展历程。许学夷《诗源辩体》等古代诗话著作在谈及汉唐诗歌当中也曾有意阐发乐府诗前后继承演变关系，但民国以来系统描述乐府诗史还是受西方文学史概念影响而新增的乐府学内容。综观这一时期乐府学史，存在两个问题：一、受进化论和民粹主义影响，多将乐府视为民歌，誉之以文学发展的源头活水，文人拟作则标志诗歌走向僵化和死亡。其实这是一条虚假预设理论，没有实际根据作为支撑。二、多将乐府当作纯粹文学作品，对乐府音乐属性未予足够重视。学者给出的两点理由是：一、乐府诗音乐形态已经消失，无法研究；二、文人所作乐府为拟作，无关音乐，不必研究。其实两条理由都不成立：乐府音乐形态记录有欠缺但不等于完全消失，不能因为部分信息消失就取消对乐府诗音乐形态的追寻；文人所作乐府仍有大量是入乐歌诗，不都是纯案头拟作，其音乐形态仍需研究。
民国学人已经开启了《孔雀东南飞》《木兰诗》《陌上桑》《短歌行》《西洲曲》等乐府名篇的论述。以后半个世纪，这些名篇一直是学人乐府研究热点选题。民国学人在乐府文学研究上提出了很多新视点。如林庚《歌谣不是乐府亦不是诗》、邵祖平《乐府诗研究谈》、公方苓《乐府的由来界说及类别》、许梦因《乐府之性质》《论吴声歌曲里的男女赠答》论乐府概念和研究方法以及乐府诗体式问题，张长弓《论〈吴声〉〈西曲〉的产生时社会基础》从社会角度入手谈南朝新兴清商曲的产生，等等。再如孙楷第《绝句是怎样起来的》在考察绝句起源时曾涉及乐府，认为“绝句最初只是乐府之一解”，[8]等等。这些问题古人或已提出，但没有详论，民国学人以系列实证论述这些问题，是对乐府学研究的推进。
余冠英是这一时期少数以专注乐府研究而著名的学人。其《汉魏六朝诗论丛》共收录论文十一篇，直接论乐府者八篇，与乐府相关论文三篇。其中《〈乐府诗选〉序》作于1950年，《建安诗人代表曹植》作于1951年，《论蔡琰〈悲愤诗〉》未标作年，其他均作于1949年以前。《乐府歌辞的拼凑与分割》一文论乐府歌辞拼凑分割。这一现象古人已经提及，但都没有详细论述，该文列举八种具体情形，清晰地描述出这一现象的存在。因事关乐府歌辞文本形成问题，所以显得特别重要。《汉魏诗里的偏义复词》《说“公输与鲁班”》《说“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谈汉魏乐府词语使用习惯。《吴声歌曲里的男女赠答》以大量例证揭示吴声歌曲里男女赠答现象，是对乐府诗对唱体式的研究。《谈〈西洲曲〉》在游国恩、叶玉华之后继续谈对《西洲曲》理解的一系列问题。
民国时期日本学者从文学角度论乐府也有一些成果。如儿岛献吉郎《乐府表现出来的中国诗人的传统思想》《乐府表现出来的中国诗人的传统思想（二）》、丰田穰《汉铙歌二三题》《乐府之生成考》等。日本学者研究成果已经受到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如丰田穰《乐府之生成考》就被张敬翻译过来刊登在《师大月刊》第二十六期（1936年4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