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代乐府学
明代宫廷乐府活动持续存在，但水平已经远不能和唐宋相比。很多诗人将写作乐府当作训练诗艺、寄托诗学观念的手段，研究、整理、评论乐府常见于诗话当中，将乐府诗学推向了顶峰。
记录明代乐府活动主要有《明史·乐志》和《明会要》。
《明史·乐志》共三卷，第一卷记录乐府活动。志前有一段文字叙述明代乐府活动概况：“明兴，太祖锐志雅乐。是时，儒臣冷谦、陶凯、詹同、宋濂、乐韶凤辈皆知声律，相与究切厘定。而掌故阔略，欲还古音，其道无由。太祖亦方以下情偷薄，务严刑以束之，其于履中蹈和之本，未暇及也。文皇帝访问黄钟之律，臣工无能应者。英、景、宪、孝之世，宫县徒为具文。殿廷燕享，郊坛祭祀，教坊羽流，慢渎苟简，刘翔、胡瑞为之深慨。世宗制作自任，张鹗、李文察以审音受知，终以无成。盖学士大夫之著述止能论其理，而施诸五音六律辄多未协，乐官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晓其义，是以卒世莫能明也。稽明代之制作，大抵集汉、唐、宋、元人之旧，而稍更易其名。凡声容之次第，器数之繁缛，在当日非不灿然俱举，第雅俗杂出，无从正之。故备列于篇，以资考者。”[66]明人制礼作乐，不仅建树无多，而且雅郑不分。例如：“太祖时，前后稍有增损。乐章之鄙陋者，命儒臣易其词。二郊之作，太祖所亲制。后改合祀，其词复更。太社稷奉仁祖配，亦更制七奏。尝谕礼臣曰：‘古乐之诗章，和而正；后世之诗章，淫以夸。故一切谀词艳曲，皆弃不取。’尝命儒臣撰回銮乐歌，所奏《神降祥》《神贶》《酣酒》《色荒》《禽荒》诸曲，凡三十九章，命曰《御銮歌》，皆寓讽谏之意。然当时作者，惟务明达易晓，非能如汉、晋间诗歌，铿锵雅健，可录而诵也。殿中韶乐，其词出于教坊俳优，多乖雅道。十二月乐歌，按月律以奏，及进膳、迎膳等曲，皆用乐府、小令、杂剧为娱戏。流俗喧哓，淫哇不逞。太祖所欲屏者，顾反设之殿陛间不为怪也。”[67]再如：“弘治之初，孝宗亲耕耤田，教坊司以杂剧承应，间出狎语。都御史马文升厉色斥去。”[68]或因皇帝见识不足，或因朝臣知识不备，乐章制作水平不高，态度也不够端正，乐府活动至此已经彻底走上下坡路了。
《明史·乐志》记述乐曲表演情况较为具体。如云：“圜丘：迎神，奏《中和之曲》。奠玉帛，奏《肃和之曲》。奉牲，奏《凝和之曲》。初献，奏《寿和之曲》，《武功之舞》。亚献，奏《豫和之曲》，终献，奏《熙和之曲》，俱《文德之舞》。彻豆，奏《雍和之曲》。送神，奏《安和之曲》。望燎，奏《时和之曲》。方丘并同，曲词各异，易望燎曰望瘗。太社太稷，易迎神曰《广和》，省奉牲，余并与方丘同，曲词各异。”[69]似此足资研究明代乐府音乐形态参考。
其他两卷一卷收郊庙歌辞，一卷收燕射歌辞。前代史志记录歌辞，多详于郊庙，而略于燕射，《明史·乐志》收录燕射歌辞较为全面，包括《洪武三年定朝贺乐章》《洪武二十六年定中宫正旦冬至千秋节朝贺乐章》《宣德以后增定慈宫朝贺乐章》《洪武三年定宴飨乐章》《十二月按律乐歌》《洪武十五年复位宴飨九奏乐章》《永乐十八年定宴飨乐舞》《嘉靖间续定庆成宴乐章》《永乐间小宴乐章》《嘉靖间仁寿宫落成宴飨乐章》《豳风亭宴讲官乐章》《隆庆三年大阅礼成回銮乐章》《嘉靖间皇后亲蚕宴内外命妇乐章》《永乐间定东宫宴飨乐章》等。是续编《乐府诗集》重要材料。
清龙文彬《明会要》设有“乐”两卷，卷二十一叙“乐”、“杂录”、“乐器”、“乐歌”、“乐舞”、“论乐”，记录明代乐府活动甚详。只是“乐歌”但录曲名，不录曲辞，注云：“歌辞详《明史·乐志》。”[70]与《明史·乐志》相较，记录分门别类，便于翻阅。资料除取自《明史·乐志》外，还参考了很多其他文献。书前“例略”称：“兹篇摭辑，自《明史三编》外，泛览二百余种。”[71]具体到“乐门”，征引文献如《续文献通考》《世法录》《大政记》《大训记》《春明梦余录》《野获编》等。如征引王圻《续文献通考》：“《明乐典》云：‘文舞：《云门》《咸池》《大韶》，在庭阼阶之左；武舞：《大夏》《大濩》《大武》，在庭宾阶之右；位为六列，施《英》《韶》而舞之。各有四表，表距四步，为酇缀，各六十四，合用三百八十四人。文舞服皮弁，左执籥，右秉翟。武舞服韦弁，左执干，右执戈。文武之成曷为异？曰：一、三、五为九，而乾用之，参天之数也。二与四为六，而坤用之，两地之数也。文舞，阳也；成以参天。武舞，阴也；成以两地。节序自然之理也。’”[72]《明会要》同样是记录明代乐府活动、乐府曲目、乐府议论的重要著作。
明代出现一系列乐府诗整理著作，是明代乐府学一项重要成就。
梅鼎祚著。《古乐苑》虽然在名称上受到了左克明《古乐府》启发，作品收录也限于隋代以前，但二者定位明显不同：左克明想编一部《乐府诗集》简明读本，梅鼎祚意在修正《乐府诗集》编辑错误。《古乐苑》对郭集所录有删有补，对郭集叙论和解题也有增加；规模有五十二卷，是《古乐府》五倍以上。
梅鼎祚说：“郭氏意务博揽，间有诗题，混列乐府。如《采桑》则刘邈《万山见采桑人》、《从军行》则王粲《从军诗》，梁元帝《同王僧辨从军》、江淹《拟李都尉从军》，张正见《星名从军诗》、庾信《同卢记室从军》之类，有取诗首一二语窜入前题。如‘自君之出矣’，则鲍令晖《题诗后寄行人》，‘长安少年行’则何逊学古诗《长安美少年》之类。有辞类前题原未名为歌曲，如《苦热行》任昉、何逊但云‘苦热’，《斗鸡篇》，梁简文但云‘斗鸡’之类。有赋诗为题，而其本辞实非乐府，若张正见‘晨鸡高树鸣’，本阮籍《咏怀诗》‘晨鸡鸣高树，命驾起旋归’；张率‘雀乳空井中’，本傅玄杂诗，‘鹊巢邱城侧，雀乳空井中’之类；亦有全不相蒙，如《善哉行》则江淹《拟魏文游宴》；《秋风》则吴迈远‘古意赠今人’之类。有一题数篇半为牵合，如杨方《合欢诗》后三首为杂诗，《采莲曲》则梁简文后一首本《莲花赋》中歌之类，并当删正。”[73]因此删掉了一些不当之作，增补一些应收之作。
其实为《乐府诗集》补编作品要冒很大风险。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主要根据前代歌录编辑而成。歌录是乐府表演曲目，乐府性质可靠。后人若非找到郭氏未见歌录，仅凭类似乐府题名增补就太危险了。因为并非所有以“歌”、“行”等命名者都是歌诗，即使是歌诗也并非都是乐府曲目，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某些作品属于乐府，便不能补入。增补杂歌谣辞尤其应该慎重。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其他各类务求全收，唯独杂歌谣辞只是举例收录，意在说明乐府源远流长，渊源有自。梅氏将一些伪托先秦歌谣收入乐府，不仅不合郭氏本意，作品可靠性也值得怀疑。例如《古歌辞》根据晋王嘉《拾遗记》收录《皇娥歌》《白帝子歌》，文献性质便十分可疑，且歌辞为七言古诗，不类上古歌谣。梅氏在《白帝子歌》后注引杨慎话说：“《拾遗记》全无凭证，直构虚空。”[74]但还是照收不误。
梅氏收录果然受到了四库馆臣强烈质疑。《四库全书总目》对《古乐苑》批评较之他批评《乐府诗集》更甚：“是编因郭茂倩《乐府诗集》而增辑之。郭本止于唐末，此本止于南北朝，则用左克明《古乐府》例也。其所补者，如琴曲歌辞庞德公之《于忽操》，见《宋文鉴》中，乃王令拟作，非真庞所自作也；杂歌曲词之《刘勋妻》，其诗《艺文类聚》称魏文帝作，《玉台新咏》称王宋自作，邢凯《坦斋通编》称曹植作；然总为五言诗，不云乐府；亦不以‘刘勋妻’三字为乐府题也。左思《娇女诗》自咏其二女嬉戏之事，亦不云乐府也；至梁昭明太子、沈约、王锡、王规、王缵、殷钧之《大言》《细言》，不过偶然游戏，实宋玉《大言赋》之流。既非古调，亦未被新声，强名之曰‘乐府’，则《世说新语》所谓‘矛头淅米剑头炊，百岁老翁攀枯枝，井上辘轳卧婴儿’‘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者，何又不入乎？……然其捃拾遗佚，颇足补郭氏之阙。其解题亦颇有所增益。虽有丝麻，无弃菅蒯，存之亦可资考证也。”[75]这些批评可作为整理《古乐苑》之参考。
《古乐苑》最大价值在于增补解题。如郊庙歌辞，叙论几乎照抄《乐府诗集》，没有多少增加，而在《汉郊祀歌》下引《汉书·礼乐志》记录郊祀歌制作及祭祀过程，就很有道理。虽然所引并非罕见典籍，但可以方便读者阅读。梅氏还有意将某个问题相关文献集中排列，以便后人研究。尤其是增补郭茂倩以后相关论述，是乐府学研究资料又一次集成。如《汉铙歌十八曲》，《乐府诗集》解题只是引《古今乐录》曰：“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字多讹误。一曰《朱鹭》……十八曰《石留》。又有《务成》《玄云》《黄爵》《钓竿》，亦汉曲也。其辞亡。或云：汉铙歌二十一无《钓竿》，《拥离》亦曰《翁离》。”[76]梅氏解题除了保留上述内容，还把《乐府诗集》《宋鼓吹铙歌三首》解题中所引《古今乐录》一段话移到这里：“沈约云：‘乐人以音声相传，训诂不可复解。’凡古乐录，皆大字是辞，细字是声，声辞合写，故致然尔。”[77]后又引王世贞《艺苑卮言》有关《汉铙歌十八曲》一大段议论。这样就把《汉铙歌》难解问题凸显出来，使读者可以清楚看到：沈约就已经注意到了该问题，智匠也曾留意，到王世贞也有论述。《古乐苑》也因此得到了后人赞誉。如日本学者江邨绶就说：“《古乐苑》一书，论辩颇正，庶乎集大成者。”[78]《古乐苑》是明人整理《乐府诗集》最为用心、成就最高的一部著作。
徐献忠著，成书于嘉靖庚申年。自序云：“因左君克明所编次乐府诗及郭茂倩所广，各原其本意加纂释云。儒者每病河汾拟经，独取于汉人之撰。噫！礼失而求之野，三代而下，舍汉人又何可之焉？斯亦不思而过言之矣。”[79]可见徐氏赞同王通做法，把汉乐府当作《诗经》后继者，以汉儒解经法解释乐府。如对《房中歌》“丰草葽”章的解释：“此言后妃之附托于丰大之世而生贤子以成教养之德，而世可延长也。故以‘丰草’、‘女萝’兴起而为曲也。”[80]再如对《房中歌》“雷震震”篇的解释：“此言人君明德治天下，如雷之震，如电之耀，威于海内，而使宏大之泽广被于无疆，则后妃亦被其宠，灵可以相保令终，而世世咸寿也。”[81]是明清古乐府经学化阐释之一家。
《四库全书总目》云：“是书……所见殊浅，而又索解太凿。如杜氏《通典》谓房中乐为楚声，献忠则谓屈宋骚辞每言着一‘兮’字，乃楚人怨叹之本声，而以《安世房中歌》为非其伦。亦未免拘泥鲜通矣。”[82]其实徐献忠有些解释很有见地。如《安世房中歌》作者唐山夫人，他猜测原来应是秦朝“宫中内史知文者”，又据歌辞内容判定《房中歌》并非“房中燕乐之词”。[83]说明作者曾认真思考这一问题。再如对《郊祀歌·象载瑜》的解释：“按《汉书·礼乐志》云：‘太始三年，行幸东海，获赤雁。’而名题曰‘象载瑜’者，言其行幸之时以南越之象载玉璧以献诸海神，适获朱雁，以见神之所贶。而蓬莱之望，庶几可及也。”[84]象载璧之说，虽未详言其事，但说法很圆通。
贺贻孙著。《四库全书总目》解题云：“第一篇论诗与歌谣、讴、诵、谚语不同，三百篇皆乐章，其说甚是。而谓汉魏之乐府，宋之词，元之南、北曲，皆用此列，则不尽然。……贻孙所说，似是而非。盖迂儒解诗，患其视与后世之诗太远。贻孙解诗，又患其视与后世之诗太近耳。”[85]《诗触》因解释《诗经》而涉及乐府，被《四库全书》列在经部，。
明代出现了胡震亨《唐音癸签·乐通》这样专门研究唐代乐府活动的专著，值得格外重视。
《唐音癸签》对乐府给予了特别关注，在开篇即详细辨析乐府概念：“而诸诗内又有诗与乐府之别，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其题或名歌，亦或名行，或兼名歌行。又有曰引者，曰曲者，曰谣者，曰辞者，曰篇者。有曰咏者，曰吟者，曰叹者，曰唱者，曰弄者。复有曰思者，曰怨者，曰悲若哀者，曰乐者。凡此多属之乐府，然非必尽谱之于乐。谱之乐者，自有大乐、郊庙之乐章，梨园教坊所歌之绝句、所变之长短填词，以及琴操、琵琶、筝笛、胡笳、拍弹等曲，其体不一。而民间之歌谣，又不在其数。”[86]行文中作者还以小字做注。如云：“歌，曲之总名。衍其事而歌之曰行。歌最古，行与歌行皆始汉，唐人因之。”“抽其意为引，导其情为曲，合乎俗曰谣，进乎文为辞，又衍而盛焉为篇。皆以其辞为名者也。”“咏以永其言，吟以呻其郁，叹以抒其伤，唱则吐于喉吻，弄则被诸丝管。此皆以其声为名者也。”[87]这些解释和分类未必都对，但能够看出作者对此做过一番研究。
书中设“乐通”四卷，专论唐代乐府活动。“乐通一”述“雅乐调”、“俗乐调”、“十二和”、“二舞”、“庙舞”、“十部伎”、“鼓吹曲”、“大射乐章”、“乡饮酒乐章”、“侲子之唱”、“凯歌”、“论唐初乐曲散佚”；“乐通二”述“唐各朝乐”、“唐曲”；“乐通三”述“琴曲”、“羯鼓曲”、“琵琶曲”、“笛曲”、“觱篥曲”、“舞曲”、“散乐”、“四夷乐”、“乐署”；“乐通四”有“总论”、“词曲”、“律调”、“拍”、“叠”、“遍”、“破”、“犯”、“解”、“唐人乐府不尽谱乐”等细目。这是明人对唐代乐府活动所作最系统的论述。
记录唐人乐府活动的材料并不难找，但作者不是简单分类编排这些材料，而是对其中一系列问题展开研究，有些论述很有见地。如“论唐初乐曲散佚”：“初，太宗命祖孝孙等定雅乐，寻诏褚亮等分制乐章。高宗上元中，复令太常少卿韦万石与太史令姚元辩增损当时郊庙燕会乐曲。迨则天称制，改易典章，歌辞多是内出。开元中，诏中书张说复行厘正，上自定声度，说为之辞，中间杂用贞观旧辞为多。太常卿韦
尝铨叙为五卷，付太乐、鼓吹两署习之。此一代乐章刊定始末也。奈旧史不能考遵前代史例，于乐志中只录郊庙，而无朝会燕射等曲。新志则并郊庙不录。其辞因日就亡佚。旧史书序云：
乐歌辞，太常先有宫商角徵羽五调，调各一卷，是贞观中侍中杨仁恭妾赵方等辑近代词人杂诗为之者。韦
亦尝令太乐令孙玄成整比为七卷，以辞多不经，不录。今考会要，殿庭元日、冬至朝会乐章七，元日迎送皇帝奏太和，开元中源乾曜作；群官行奏舒和，上公上寿奏休和，皇帝受酒登歌奏昭和，显庆中李义府作；中宫朝会乐章四，东宫朝会乐章五，亦义府作。此固雅乐曲也，何以亦不录乎？辞之近郑、卫者，既尽为之删，其稍近雅者，又复不亟存一二，唐乐章之挂漏独甚，史家固不能辞其责也。”[88]《乐府诗集》不录唐代燕射歌辞，与新旧《唐书》不录燕射歌辞有直接关系。补编唐代燕射歌辞是整理《乐府诗集》一项重要任务。
《乐通》对唐代乐府曲目做了一次清理。如“唐曲”，收录周隋以前创调在唐代依然流行乐曲三十七曲、唐雅乐十曲、年代题义可考之大小曲一百七十九曲、题义无考者二九七曲，其中很多乐曲不见于乐录、政书、乐志。对那些年代题义可考者，作者都做了考证，不似陈旸《乐书》仅列篇目而已。考证涉及曲目创调本事、流传本事。除了“唐曲”，其“琴曲”、“羯鼓曲”、“琵琶曲”、“笛曲”、“觱篥曲”、“舞曲”、“散乐”、“四夷乐”等条目中也列举了一系列乐曲。这样，《乐通》就提供了一部唐代乐曲总目录。
《乐通》对于“律调”、“拍”、“叠”、“遍”、“破”、“犯”、“解”等唐代乐曲术语解释也很有价值。这些是前代乐录、政书、乐志著作中少有的内容。
明代还有一些与乐府音乐相关的著作。如成书于万历年间的王邦直《律吕正声》论古今律吕之义，“有图、有解、有制、有义、有体用、有统会、有经纬，主要内容包括律政关系、律历关系和重定律吕三个部分，兼及琴瑟、乐制、鼓乐、宫乐、古辞、民谣、曲艺、戏剧、舞蹈等艺术门类。”[89]该书从律吕入手谈及乐歌、乐舞、八音形制及作品，其中就有乐府。该书征引丰富，有一定资料价值。
明代复古思潮兴盛，许多诗人借拟作乐府寄托诗学理想，将乐府诗学推向顶峰。
明人诗话关于乐府文献研究主要体现在词语解释和版本考证两个方面。
1.词语考证。这方面首先要属杨慎《升庵诗话》。诗话对一系列乐府或词语做了具体考证。杨慎学识渊博，常能发他人所未发，考证中或追踪作品来龙去脉，或品评作品高下，或考证作品版本得失，实际上是一部乐府诗笺注本。前代乐府解题著作重在解释题目本义和主旨，很少解释具体词语，像杨慎这样专门解释乐府词语著作还很少见。这些解释是整理《乐府诗集》重要参考。
杨慎解释征引广博。如“太白梁甫吟”条：“李太白《梁甫吟》：‘手接飞猱搏雕虎，侧足焦原未言苦。’盖用《尸子》载中黄伯及莒国勇夫事，而杨子见、萧粹可皆不能注，今录其全文于此。《尸子》曰：‘中黄伯曰：“余左执太行之猱，而右搏雕虎。夫贫穷者，太行之猱也，疏贱者，义之雕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试矣。”又曰：‘莒国有石焦原者，广五十步，临百仞之溪，莒国莫敢近也。有以勇见莒子者，独却行齐踵焉。所以称于世。夫义之为焦原也，亦高矣。贤者之于义，必且齐踵，所以服一时也。””[90]再如“湖阴曲题误”条：“王敦屯于湖，帝至于湖，阴察营垒而去。此《晋纪》本文。于湖，今之历阳也。‘帝至于湖’为一句，‘阴察营垒’为一句。温庭筠作《湖阴曲》，误以‘阴’字属上句也。张耒作《于湖曲》以正之。”[91]旁征博引，精彩迭现。
杨慎驰骋学问做法也引来了批评。王世贞《艺苑卮言》就说：“明兴，称博学饶著述者，盖无如用修。其所撰，有《升庵诗集》……杨工于证经而疏于解经，博于稗史而忽于正史，详于诗事而不得诗旨，精于字学而拙于字法。”[92]而王世贞《艺苑卮言》也偶尔解释乐府词语。如云：“魏武帝乐府：‘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秋风萧瑟，洪涛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其辞亦有本。相如《上林》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月生西陂。’马融《广成》云：‘天地虹洞，因无端涯。大明出东，月生西陂。’扬雄《羽猎》云：‘出入日月，天与地沓。’然觉扬语奇，武帝语壮。”[93]类似解释在明人诗话中经常可以看到。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曾述及乐府题名，多引前人论述，自己无多发明。
2.版本考证。明人诗话中偶尔也会涉乐府作品版本问题。如杨慎《升庵诗话》“甄后《塘上行》”条：“‘蒲生我池中，绿叶何离离。岂无蒹葭艾，与君生别离。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成寐。莫以豪贤故，弃捐素所爱。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薤。莫以麻枲贱，弃捐菅与蒯。倍恩常苦枯，蹶船常苦没。教君安息定，慎莫致仓卒。与君一别离，何时复相对。出亦复苦愁，入亦复苦愁。边地多悲风，树木何搜搜。从君致独乐，延年寿千秋。’此诗《乐府》亦载，而详略不同。然词义之善，无如此录之完美，故书于此。”[94]
明人诗话中曾论及乐府歌唱体制和流传情况。
1.歌唱体制。如杨慎《升庵诗话》“子美赠花卿”条就谈到唐人绝句入乐问题：“‘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花卿名敬定，丹棱人，蜀之勇将也，恃功骄恣。杜公此诗讥其借用天子礼乐也，而含蓄不露，有风人‘言之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之旨。公之绝句百馀首，此为之冠。唐世乐府，多取当时名人之诗唱之，而音调名题各异。杜公此诗，在乐府为‘入破第二叠’。王维‘秦川一半夕阳开’，在乐府名《相府莲》，讹为《想夫怜》；‘秋风明月独离居’为《伊州歌》；岑参‘西去轮台万里馀’为《蔟拍六州》；盛小丛‘雁门山上雁初飞’为《突厥三台》；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为《盖罗缝》；张仲素‘亭亭孤月照行舟’为《胡渭州》；王之奂‘黄河远上白云间’为《梁州歌》；张祜‘十指纤纤似笋红’为《氐州第一》；苻载‘月里嫦娥不画眉’为《甘州歌》；无名氏‘千年一遇圣明朝’为《水调歌》；‘雕弓白羽猎初回’为《水鼓子》，后转为《渔家傲》云。其馀有诗而无名氏者尚多，不尽书焉。”[95]涉及唐代乐府选诗入乐问题，有助于认识唐人乐府诗创作方式。
胡应麟《诗薮》有时也从表演体制来谈乐府。如云：“乐府尾句，多用‘近日乐相乐’等语，至有与题意及上下文略不相蒙者，旧亦疑之。盖汉魏诗皆以被之弦歌，必宴会间用之。尾句如此，率为听乐者设，即郊祀延年意也。读古人书有不得解处，能多方参会，当自瞭然。”[96]已谈及乐府诗套语体式问题。又如：“《来罗曲》：‘君子防未然，莫近嫌疑边。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即《君子行》前半首，唐乐府删节律诗盖出此。”[97]谈及乐府表演时艺人随机截取歌辞问题。再如评价《西洲曲》体式特征：“《西洲曲》，乐府作一篇，实绝句八章也。每章首尾相衔，贯串为一，体制甚新，语亦工绝。”[98]这些见解从音乐体制入手才能得出。
许学夷《诗源辩体》也曾从音乐形态角度论乐府，如云：“卓文君乐府五言《白头吟》，沛然从肺腑中流出。其晋乐所奏一曲，乃后人添设字句，以配音节耳。乐府《满歌行》《西门行》《东门行》以及甄后《塘上行》皆然。昔人称李延年善于增损古词，则乐府于古词信有增损者。”[99]认为选词入乐会造成诗歌字句增损。
2.流传情况。明人诗话还涉及一些曲调流传情况。如杨慎《升庵诗话》“犹唱犹吹”条：“《后庭花》，陈后主之所作也。主与俸臣各制歌辞，极于轻荡。男女唱和，其音甚哀。故杜牧之诗云：‘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阿滥堆》，唐明皇之所作也。骊山有禽名阿滥堆，明皇御玉笛，将其声翻为曲，左右皆能传唱。故张祜诗曰：‘红叶萧萧阁半开，玉皇曾幸此宫来。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滥堆》。’二君骄淫侈靡，躭嗜歌曲，以至于亡乱。世代虽异，声音犹存。故诗人怀古，皆有‘犹唱’‘犹吹’之句。呜呼，声音之入人深矣！”[100]谈及两个乐府曲调世流传情况。
从文学角度来评论乐府是明人乐府诗学最大贡献，从词语到作品，从诗人到时代，从形式到风格，涉及许多层面。
1.品评辞藻。明人多从诗艺角度品评乐府辞藻。如王世贞《艺苑卮言》：“‘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用意工妙至此，可谓绝唱矣。惜为前二句所累，筋骨毕露，令人厌憎。”[101]再如谢榛《四溟诗话》云：“《越裳操》止三句，不言白雉而意自见，所谓‘大乐必易’是也。及班固《白雉》诗，加之形容，古体变矣。”[102]这些是作者读诗体会，后人读这些乐府时可适当参考。
2.品评诗作。明人诗话中评点诗作内容所占比例最高。如王世贞《艺苑卮言》：“《孔雀东南飞》质而不俚，乱而能整，叙事如画，叙情若诉，长篇之圣也。”[103]再如谢榛《四溟诗话》：“唐山夫人《房中乐》十七章，格韵高严，规模简古，骎骎乎商周之颂。迨苏李五言一出，诗体变矣，无复为汉初乐章，以继《风》《雅》，惜哉！”[104]品评并非一味称赞，有时也有批评。如陆时雍《诗境总论》就说《孔雀东南飞》有数病：“大略繁絮不能举要，病一；粗丑不能出词，病二；颓顿不能整格，病三。”[105]
3.品评诗人。品评诗人是诗话主要内容。如王世贞《艺苑卮言》：“‘《大风》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风》乐极悲来，其悔心之萌乎？’文中子赞二帝语，去孔子不远。”[106]胡震亨《唐音癸签》评李白云：“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107]揭示李白拟古之法。这些论述较之前人评点李白乐府深刻了许多。
明代诗话还品评近世乐府诗人。如顾起纶《国雅品》云：“杨聘君廉夫才高情旷，词隽而丽，调凄而惋，特优于古乐府。……张外史天雨叙廉夫集云：‘今代善用吴才老韵书，以古语驾御之，惟李季和杨廉夫称作者。廉夫上法汉魏，出入李唐。其古乐府有旷世金石之声。’宋文宪公景濂亦称‘铁崖君声光殷殷，摩戛霄汉’。吴越名士竞归之，比东海倪元镇、昆山顾仲瑛、云丘张仲简、吴兴郯九成，皆其客也。廉夫之迹，颇类陶靖节。”[108]这是对元代诗人杨维桢乐府诗创作的评价。
4.乐府风格。明代诗话有许多关于乐府风格的论述。如徐祯卿《谈艺录》：“温裕纯雅，古诗得之。遒深劲绝，不若汉铙歌乐府词。”[109]胡应麟《诗薮》有时甚至根据风格来判定作品的归属。如云：“晋乐府奏子建‘明月照高楼’诗，中四句云：‘北风行萧萧，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泪堕不能止。’陈王本辞所无，殊类魏武语也。”[110]从风格来判定作品归属确实不太可靠，判定作品归属还应该拿出实在证据。他考证《木兰诗》产生年代就拿出了实在证据：“晋明世，柔然社崙始称可汗，此歌出晋人手，愈无可疑。盖宋齐以后，元魏入帝中华，柔然屏居大漠，与黄河黑山道里悬绝。惟东晋世，五胡扰乱，柔然拓跋常相互攻幽冀间，故诗人历叙及之。世之疑《木兰》者，率指摘‘可汗’二字，不知此歌得此证佐益明，亦一快也。”[111]即以称呼出现时间判定作品年代。
5.写作经验。明代复古思潮盛行，许多诗人写作古乐府，介绍古乐府写作经验就成了诗话一项重要内容。王世贞是后七子代表人物，所著《艺苑卮言》多谈乐府写作经验。如引徐祯卿语曰：“古诗三百，可以博其源。遗篇十九，可以约其趣。乐府雄高，可以厉其气。《离骚》深永，可以裨其思。”[112]又云：“拟古乐府，如《郊祀》《房中》，须极古雅，发以峭峻。《铙歌》诸曲，勿便可解，勿遂不可解，须斟酌浅深质文之间。汉魏之辞，务寻古色。《相和》瑟曲诸小调，系北朝者，勿使胜质；齐梁以后，勿使胜文。近事毋俗，近情毋纤。拙不露态，巧不露痕。宁近无远，宁朴无虚。有分格，有来委，有实境，一涉议论，便是鬼道。”[113]这些都是古乐府写作经验之谈。
6.乐府观念。自从隋朝王通以乐府续诗以来，人们大都认为乐府是风雅正宗嗣响，明人继续发挥这一观点。如徐祯卿《谈艺录》在开头叙述诗歌历史时说：“汉祚鸿朗，文章作新，《安世》楚声，温纯厚雅，孝武乐府，壮丽宏奇。缙绅先生，咸从附作。虽规迹古风，各怀剞劂。美哉歌咏，汉德雍扬，可为《雅》《颂》之嗣也。及夫兴怀触感，民各有情。贤人逸士，呻吟于下里，弃妻思妇，歌咏于中闺。鼓吹奏乎军曲，童谣发于闾巷，亦十五《国风》之次也。东京继轨，大演五言，而歌诗之声微矣。至于含气布词，质而不采，七情杂遣，并自悠圆。或间有微疵，终难掩玉。两京诗法，譬之伯仲埙篪，所以相成其音调也。”[114]明确指出汉乐府是《诗经》嗣响。
7.诗史建构。明代诗评家最大功劳是确立了明代以前中国诗歌描述基本格局。而在这方面功劳最大的就是胡应麟《诗薮》和许学夷《诗源辩体》。《诗薮》以诗体为经，以时代为纬；《诗源辩体》以时代为经，以诗体为纬，构筑起一部清晰明前诗歌史，其中就包括乐府诗史。
《诗薮》内编、外编、杂编各六卷，续编二卷，共二十卷。论诗强调体裁，如云：“曰风、曰雅、曰颂，三代之音也。曰歌、曰行、曰吟、曰操、曰辞、曰曲、曰谣、曰谚，两汉之音也。曰律、曰排律、曰绝句，唐人之音也。诗至于唐而格备，至于绝而体穷。故宋人不得不变而之词，元人不得不变而之曲。词胜而诗亡矣，曲胜而词亦亡矣。明不致工于作，而致工于述；不求多于专门，而求多于具体；所以度越元宋，苞综汉唐矣。”[115]这些表述可能不够严谨，但阐述了诗歌体裁之大概，使人一目了然，深得诗史描述之法。
《诗薮》分体论诗，每体均涉乐府，多有精辟论述。论三言如云：“铙歌曲句读多讹，意义难绎，而音响格调，隐中自见。至其可解者，往往工绝。如《卮言》所称‘驾六飞龙’、‘四时合’是也。然以拟郊祀，则兴象有余，意致稍浅。”[116]贵古贱今，一似七子主张。再如：“郊祀炼辞锻字，幽深无际，古雅有余。铙歌陈事述情，句格峥嵘，兴象标拔。惜中多不可解。今人《安世》等篇，多不点目，宁暇此乎？”[117]指出汉郊祀歌与铙歌各有特点，批评明人拟作不到位。论四言如云：“魏武‘对酒当歌’，子建‘来日大难’，已乖四言面目，然汉人乐府本色尚存。……至嗣宗、叔夜，一变而华赡精工，终篇词人语矣。”[118]相当于给每体乐府描述了一个小史。
在分体论诗后胡应麟发现，几乎所有诗体都发端于乐府：“世以乐府为诗之一体，余历考汉魏、六朝、唐人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近体、排律、绝句，乐府皆备有之。”[119]中国诗歌本来就与音乐相伴而生，汉唐作为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时期，各种诗体都在乐府中产生毫不奇怪。从汉代到元代，古体越来越少，律诗越来越多。其实这正是诗歌为了适应歌唱的结果。他总结说：“乐府之体，古今凡三变，汉魏古词，一变也；唐人绝句，一变也；宋元词曲，一变也。六朝声偶，变唐之渐乎？五季诗余，变宋之渐乎？”[120]这些变化正是诗乐相合而又相离的过程。胡应麟论诗每每有此宏大眼光，勾勒出诗歌发展大脉络。
胡氏建构诗歌史意识十分明显。如云：“唐五言绝，初盛前多作乐府，然初唐只是陈隋遗响。开元以后，句格方超。如崔国辅《流水曲》……皆酷得六朝意象。高者可攀晋宋，平者不失齐梁。唐人五绝佳者，大半此矣。”[121]“七言绝，李、王二家外，王翰《凉州词》，王维《少年行》……皆乐府也。然音响自是唐人，与五言绝稍异。”[122]有些描述直可作为乐府诗史骨架。如云：“六朝乐府虽弱靡，然尚因仍轨辙。至太白才力绝人，古今体格于是一大变。杜陵独得汉人遗意，第己调时时杂之。张籍、王建颇趋平淡，稍到天成，而材质有限，兼时代压之，不能高古。长吉诸篇，元人举代学其险怪，弊流国初。李文正又本胡曾遗意，取史实断以经语，古乐府遂亡。”[123]还曾谈及北朝乐府，比较南北乐府风格差异。
许学夷《诗源辩体》共三十八卷，堪称诗话巨作。他主张以时代论诗，曾说：“古今人论诗，论字不如论句，论句不如论篇，论篇不如论人，论人不如论代。晚唐、宋元诸人论诗，多论字、论句，至论篇、论人者寡矣，况论代乎？予之论诗，多论代、论人，至论篇、论句者寡矣，况论字乎？”又小字注云：“各卷中虽多引篇摘句，实论一代之体，或一人之体也。”[124]因此他论诗不分诗体，一概按时代先后论述。
《诗源辩体》对每一个时代乐府特点都有精到概括。如论汉郊祀歌云：“《郊祀》三言，如《练时日》《天马来》《华烨烨》《赤蛟绥》等篇，气甚遒迈，语甚轶荡，为三言绝唱。然自是汉人乐府，若以颂体求之，则失之远矣。”[125]论魏乐府云：“魏人乐府四言，如孟德《短歌行》、子桓《善哉行》、子建《飞龙篇》等，其源出于《采芝》《鸿鹄》，轶荡自如，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126]论刘宋乐府云：“明远乐府，七言有《白纻词》，杂言有《行路难》。《白纻词》本于晋，而词益靡，《行路难》体多变新，语多华藻，而调始不纯：此七言之三变也。”[127]论陈乐府云：“徐庾乐府七言，调多不纯。徐语尽绮艳，而庾则已近初唐矣。”[128]论隋乐府云：“六朝乐府与诗，声体无甚分别，惟乐府短章，如《子夜》《莫愁》《前溪》《乌夜啼》等，语真情艳，能道人心中事，其声体与诗乃大不同，唐人《竹枝词》，语意实本于此。”[129]完全可以作为描述上述时段乐府诗史之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