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辽金元乐府学
宋代文化繁荣，乐府活动兴盛，文献留存很多。《宋史·艺文志》著录“《乐》类一百十一部，一千七卷”，[1]大部分为宋人著作，包含琴学、曲谱、图谱、乐论、乐仪、乐记、奏议、乐录、歌录、解题等种类。琴学如李约《琴曲东杓谱序》一卷、《琴调广陵散谱》一卷；乐谱如宋仁宗《明堂新曲谱》一卷、徽宗《黄钟徵角调》二卷、郑樵《系声乐谱》二十四卷；图谱如宋祁《大乐图》一卷、阮逸《皇佑新乐图记》三卷、《政和大晟乐府雅乐图》一卷；乐论如沈括《乐论》一卷、刘昺《乐论》八卷、陈旸《乐书》二百卷；乐仪如《蜀雅乐仪》三十卷、无名氏《历代乐仪》三十卷；奏议如胡瑗《景佑乐府奏议》一卷、又《皇佑乐府奏议》一卷；乐记如冯元、宋祁《景佑广乐记》八十一卷、杨杰《元丰新修大乐记》五卷、《乐记》三十六卷；歌录如刘次庄《乐府集》十卷、僧灵操《乐府诗》一卷、郭茂倩《乐府诗集》一百卷、《历代歌辞》六卷；乐录如《乐苑》五卷；解题如刘次庄《乐府集序解》一卷、《乐府题解》一卷，等等。[2]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乐类”著录宋人乐府学著作有“胡瑗等《皇佑乐记》三卷、房庶《补亡乐书》三卷、范镇《范蜀公乐书》一卷、《五音会元图》一卷、郭茂倩《乐府诗集》一百卷、《大晟乐府雅乐图》一卷，荀以道《琴筌》十卷。”[3]记录宋代乐府活动主要是《宋史·乐志》和《宋会要辑稿》。
《宋史》在正史中规模最大，乐志篇幅也最长，共有十七卷，记录宋代乐府活动十分详细。志序云：“有宋之乐，自建隆讫崇宁，凡六改作。”[4]皇帝热心音乐制作，无奈执事者人言人殊，皇帝无力择善，得计辄行，结果屡议屡改，屡改屡议。靖康之变，宋室南渡，无暇作乐。姜夔、朱熹等人各向朝廷进献乐议，“惜乎宋祚告终，天下未一，徒亦空言而已。”[5]志序最后云：“今集累朝制作损益因革、议论是非，悉著于编，俾来者有考焉。为《乐志》。”[6]史家不厌其详，仅述雅乐就达六卷之多。例如皇帝或大臣如何提议，如何议论，如何制作，名称如何，乐器如何，等等。乐志中还记录了宋鼓吹曲制作和使用情况。如云：“熙宁中，亲祠南郊，曲五奏，正宫《导引》《奉禋》《降仙台》；祠明堂，曲四奏，黄钟宫《导引》《合宫歌》：皆以《六州》《十二时》。永厚陵导引、警场及神主还宫，皆四曲，虞主祔庙、奉安慈圣光献皇后山陵亦如之。诸后告迁、升祔、上仁宗、英宗徽号，迎太一宫神像，亦以一曲导引，率因事随时定所属宫调，以律和之。”[7]
《宋会要》是研究宋代乐府活动更直接更丰富的资料。宋代把会要正式列为官修机构，成书共有十种，卷数达二千二百以上。[8]元人修《宋史》各志，多有取材。可惜十种会要没有保留下来，今人所见《宋会要》为清人徐松所辑，虽然多达五六百卷，但已非《宋会要》全貌。因是辑本，难见原本次序，编排也有些紊乱。但从中可以看出，《宋会要》音乐部分所记宋代乐府活动情况十分丰富。
《宋会要》详细记录了北宋开国以来制定雅乐情况。如详定律吕，改作乐器，写作乐书，制作歌辞，等等。与《宋史·乐志》有关乐府活动记录基本相同但更为详细。《宋会要》还详细记录了郊祀乐、诗乐、教坊乐、郊社群祀乐歌、庙祀并各典礼乐歌、鼓吹导引乐歌，等等。如对教坊乐中“队舞”形制记述甚细。有云：“队舞之形制，其名各十。小儿队凡七十二人。一曰柘枝队，衣五色绣罗宽袍，戴胡貌，系银带。二曰剑器队，衣五色绣罗襦，裹交脚幞头，红罗袖抹额，带器杖。……女弟子队凡一百五十三人。”[9]《宋会要》中还详细记录了宋太宗制作乐曲：“太宗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曲创新声者，总三百九十。凡制大曲十八。正宫《平戎破阵乐》、南吕宫《平晋普天乐》、中吕宫《大宋朝天乐》、黄钟宫《宇宙荷皇恩》。……”[10]内容丰富，歌功颂德，娱宾遣兴，应有尽有。这四百多个曲名，是考察宋代乐府曲目的重要资料。
该书虽为类书，但颇似政书。其“乐部”22卷，分“雅乐”、“律吕”、“历代乐”、“鼓吹乐”、“四夷乐”、“宴乐”、“女乐”、“优倡”、“淫乐”、“歌、“舞”，以及“钟”、“錞于”、“磬”、“瑟”、“筝”、“筑”、“准”、“琴”、“笛”、“篪”、“管”、“籥”、“箫”、“笳”、“笙”、“竽”、“簧”、“埙”、“鼓”、“祝敔”、“笋虡”、“琵琶”、“羯鼓”、“觱篥”“五弦”、“六弦”、“七弦”、“太一”、“方响”、“缶”、“铎”、“铙”、“镯”、“角”、“铜钵”、“壤”、“抚相”、“舂牍”、“拍板”等各种乐器。乐类下面罗列历代典籍相关记载、论述、描述、故事。这些资料价值有二：一、研究价值。前代史志也有对各类音乐及其乐器的描述，但都不及《太平御览》详细。由于编者意在给读者提供资料，遂成细目资料汇编，相关资料让人一目了然，很方便研究者使用。无论研究乐府本事，还是考察音乐形态，都可以找到所需资料。二、文献价值。材料来源广泛，不局限于经史，诗文笔记亦予收录，很多亡佚文献赖以保存一二。例如《琵琶录》等乐记多有散佚，赖《太平御览》等大量引用，才使后人得以重新辑录。有些文献只有在《御览》中才得以看到一鳞半爪。如书中引《古乐志》云：“古乐府有歌行，《艳歌行》、《长歌行》、《短歌行》（魏武帝作）、《朝歌行》、《怨歌行》、《前缓声歌行》、《后缓声歌行》、《棹歌行》、《鞠歌行》、《放歌行》、《蔡歌行》、《陈歌行》。”[11]《古乐志》为何种书，不得而知，但从这里知道曾有此一书。
《乐书》规模巨大，涉及许多乐府曲目，值得重视。《四库全书总目》云：“宋陈旸撰。旸字晋叔，闽清人。绍圣中登制科，官礼部侍郎。事迹具《宋史》本传。此书乃建中靖国间旸为秘书省正字时所进。自第一卷至九十五卷，引三《礼》、《诗》、《书》、《春秋》、《周易》、《孝经》、《论语》、《孟子》之言，各为之训义。其第九十六卷至二百卷，则专论律吕本义、乐器、乐章及五礼之用乐者，为《乐图论》。引据浩博，辨论亦极精审。……唐以来乐书无传，北宋乐书惟《皇佑新乐图记》及此书存耳。遗文绪论，条理可征。”[12]乐属六经之一，许多学者都曾用心研究。其中陈旸用力最勤，历经四十余年，终于成就这部巨著。书后《总论》云：“臣家世之学，大概渊源六艺，折中周孔，排异端，尊圣人，使百家异学莫能少窜其说。虽名正礼乐，而实翼诸经也。”[13]
《乐书》由两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经典训义，共九十五卷，分别是《礼记》训义、《周礼》训义、《仪礼》训义、《诗经》训义、《尚书》训义、《春秋》训义、《周易》训义、《孝经》训义、《论语》训义、《孟子》训义。将这些经典中与音乐相关内容一一论述。方法是以经解经，融会贯通。历代制礼作乐，多以经义为宗，儒生疏奏议论，莫不引经据典。该书将这些经典表述汇聚起来，为研究历代乐议提供了很大便利。
第二部分“乐图论”对研究乐府学参考价值最大。该部分共有一百零五卷，以配图形式讲解音乐，如律、数、度、声、量、衡、黍、尺，歌、舞等。其中又以乐器、歌唱、舞蹈三项内容为主。每一项以雅、胡、俗为序插图解说。最后十二卷图说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所用音乐情况。这些内容对了解部分乐府曲目表演场合有一定参考意义。
书中所述乐器种类之多，分类之细，前所未有。由于配有图画，可以直观乐器形制。有些图画还标出这些乐器在不同演奏场合的位置和数量，对于研究者再现当时表演具体情境很有帮助。
对歌唱的论述非常系统。具体名目就有“工歌”、“卒歌”、“正歌”、“间歌”、“笙歌”、“遂歌”、“歌钟”、“歌磬”、“歌琴”、“歌瑟”、“歌缶”、“凯歌”、“讴”、“谣”等。对四夷歌论述也特别详细，仅“南蛮歌”就列举了二十八种之多。
记述舞蹈系统程度前所未见。书中详细列举了各种舞蹈舞具、舞队、舞名。对胡部、俗部舞蹈论述也非常详细，仅俗部杂乐所列舞蹈就达七十七种之多。像《圣朝乐章》《郊祀乐章》《破阵舞》《庆善舞》《大定舞》《上元舞》《圣寿舞》《龙池舞》《小破阵舞》《霓裳舞》《倾杯舞》等著名舞蹈书中都有论列。
“乐图论”与经典训义部分一样，好处在于全面系统，作者将其所见前代所有乐府活动器、歌、舞情况全部纳入论述。与乐府诗音乐形态相关内容，在书中都可以找到相应资料。但缺点也在这里，由于面面俱到，相关文献记录多少不一，致使许多描述不够精细。例如描述羯鼓就只取南卓《羯鼓录》，没有涉及其他文献。
二、宋代乐府歌辞留存情况。宋代乐府歌辞分为齐言和杂言两种，齐言歌辞属于乐府，杂言歌辞则属于曲子词。词不属于乐府学研究范围，这里只述齐言歌辞留存情况。
《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人歌录有刘次庄《乐府集》十卷、僧灵操《乐府诗》一卷、郭茂倩《乐府诗集》一百卷、李如篪《古乐府》十卷、《历代歌辞》六卷、无名氏《仿蔡琰胡笳十八拍》。[14]除了《乐府诗集》外，其他著作均已散佚。[15]《乐府诗集》是乐府学集大成著作，既是歌录，又是总集，下文单独论述。
收录乐府较多的总集是《文苑英华》。书中将乐府与歌行分开著录，说明编者认为乐府是乐府，歌行是歌行，二者不能等同。但区分不够严格，有些乐府被列入歌行。《文苑英华》编辑早于《乐府诗集》，可以作为整理《乐府诗集》参考资料。
《宋史·乐志》卷七到十七专门收录乐府歌辞。其中乐七至十二录郊庙歌辞，部分歌辞下有撰写和施用情况说明。如云：“绍兴十三年，初举郊祀，命学士院制宫庙朝献及圜坛行礼、登门肆赦乐章，凡五十有八。至二十八年，以臣僚有请改定，于是御制乐章十有三及徽宗元御制仁宗庙乐章一，共十有四篇。余则分命大臣与两制儒馆之士，一新撰述，并懿节别庙乐曲，凡七十有四，俱汇见焉。”[16]乐十三收录“朝会、御楼肆赦、恭上皇帝皇太后尊号上”歌辞，乐十四录“恭上皇帝皇太后尊号下、册立皇后、册皇、太子、皇子冠、乡饮酒、闻喜宴、鹿鸣宴”歌辞。乐十五、十六录鼓吹曲辞，乐十七录“诗乐琴律燕乐教坊云韶部钧容直四夷乐”歌辞。《旧唐书·音乐志》只录郊庙歌辞。《宋史·乐志》除郊庙歌辞外，还收录燕射、鼓吹、四夷曲辞。《乐府诗集》燕射歌辞不录唐人作品，很大原因是旧志没有收录。《宋史·乐志》收录这些歌辞，为续编《乐府诗集》提供了便利。
《宋会要》中已经注意到了歌辞收录，《宋史·乐志》所收歌辞有些就取自会要。如《宋会要辑稿》在“郊社群祀乐歌”中就记录了大量歌辞。有云：“南郊亲祀，降神用《景安》：无为靡远，深厚广圻。祭神如在，弁冕衮衣。粢盛丰美，惟德馨辉。以祥以佑，非眇专祈。”[17]这些都是编辑宋代乐府的重要资料。
《太平御览》分门别类，常常引用乐府诗句。如“天部下”云：“《古乐府诗》曰：‘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18]再如“天部十二·雪”：“《乐府歌诗》曰：‘皓如山上雪，皎如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19]“时序部五·春下”：“《古乐府诗》曰：‘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20]由于成书在郭茂倩之前，可以作为整理《乐府诗集》之参考。
宋代还有一些歌辞目录著作。如《宋史·艺文志三》著录“沈建《乐府诗目录》一卷”，[21]《通志二十略·乐略》列举大量乐府诗曲目，《宋会要》记录太宗所作四百多首乐曲名称。
《乐府诗集》集汉初到北宋末一千多年乐府学之大成，其集大成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主要根据歌录收录歌辞。这一百卷乐府是对以往歌录的一次大汇集。当时并没有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这样多代诗歌总集，也没有像《全唐诗》这样一代诗歌总集，他以一人之力将宋前乐府搜罗殆尽，其用力之勤苦，功绩之伟大，不言而喻。明人毛晋翻刻《乐府诗集》时说该集“采陶唐迄李唐歌谣辞曲，略无遗轶，可谓抗行周雅，长揖楚辞，当与三百篇并垂不朽”。[22]正是由于《乐府诗集》，才使后人得以看见那么多宋前乐府。后人整理乐府，或简编、或补编、或笺注，基本不出此集范围。以至于人们干脆将《乐府诗集》简称为《乐府》。
《乐府诗集》收录歌辞同时，有意识保存歌辞表演信息，为此征引了大量乐录、乐记，如《荀氏录》《元嘉正声技录》《大明三年宴乐技录》《古今乐录》《教坊记》《乐府杂录》等。这是一次乐府诗音乐形态资料的大汇集。以往乐录、乐记只记录少量作品音乐形态，郭茂倩是将其所能见到的有关乐府诗音乐形态资料尽量汇集起来，系于某类乐府或某题乐府之下。有些乐录著作后来亡佚，因《乐府诗集》征引，后人才得以窥见一斑。
《乐府诗集》有极高学术含量。书中将乐府诗分为十二类，每一类设有叙论，总结该类乐曲由来、性质、流变以及相关研究情况。大类下小类亦然。具体篇目下又设解题，汇集资料，辨析问题，力求详尽。因而书中所引，不局限于歌录、乐录，而是根据所需，征引所有相关资料综合研究。这是对汉初以来乐府学的一次全面总结，乐府学至此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后代所有汉唐乐府学研究都从这里出发。
郭茂倩生平资料留存甚少，但根据《乐府诗集》可以研究其学术思想。研究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
1.乐府观念研究。主要问题有：将乐府看作礼乐文化核心组成部分，给乐府以准确定位；将杂歌谣辞收入乐府，不排斥民间乐歌；音乐雅俗观上较为开放，不排斥新声俗乐；将新乐府编入乐府，具有远见卓识。
2.乐府分类研究。主要问题有：对前人分类成果的继承；分类创新及其理论依据；后人指责郭茂倩分类出于无知。
3.阐释方法研究。主要问题有：叙论、解题撰写思路；文献处理方式；阐释目标；阐释方法。
4.乐府学思想背景研究。主要问题有：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与时代思潮关系；郭茂倩与同时代其他乐府学者思想异同。
重点是从观念、方法两个层面把握郭茂倩乐府学思想，尤其是注意考察郭茂倩乐府价值定位和乐府诗阐释方法。研究难点是郭茂倩乐府学思想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
对《乐府诗集》集大成意义，后人认识并不充分。《四库全书总目》云：“宋郭茂倩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茂倩为侍读学士郭褒之孙，源中之子，其仕履未详。本郓州须城人，此本题曰太原，盖署郡望也。是集总括历代乐府，上起陶唐，下迄五代，凡《郊庙歌辞》十二卷，《燕射歌辞》三卷，《鼓吹曲词》五卷，《横吹曲词》五卷，《相和歌辞》十八卷，《清商曲词》八卷，《舞曲歌辞》五卷，《琴曲歌辞》四卷，《杂曲歌辞》十八卷，《近代曲词》四卷，《杂谣歌辞》七卷，《新乐府词》十一卷。其解题征引浩博，援据精审，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每题以古词居前，拟作居后，使同一曲调，而诸格毕备，不相沿袭，可以药剽窃形似之失。其古词多前列本词，后列入乐所改，得以考知孰为侧，孰为趋，孰为艳，孰为增字、减字。其声词合写，不可训诂者，亦皆题下注明。尤可以药摹拟聱牙之弊，诚乐府中第一善本。”[23]仅把《乐府诗集》当作一个乐府善本，不及明人毛晋将其与《诗经》《楚辞》相提并论。
郑樵著《通志》二百卷，由纪、谱、略、世家、列传、载记六种形式组成。四库全书就将《通志》列为政书系列。略共二十篇，五十二卷，在《通志》中最有创见，人们往往将其单独列出，称《通志二十略》，也简称《通志略》。《乐略》对五声、八音、十二律论述，与前人同类著作相似，没有更多发明。最有见地的是有关乐府论述，价值仅次于《乐府诗集》。《艺文略》著录了乐府学著作，有文献价值。据《宋史·艺文志》著录，郑樵尚有《系声乐谱》二十四卷。
郑樵作史主张博通。他三十年时间专注于《通志》写作，博览群书，汇通百家，多有创见，所作《乐略》、《艺文略》，都体现了博通独断精神。他把乐府与《诗经》相提并论，认为乐府是《诗经》正宗嗣响。其《通志总序》云：“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仲尼编《诗》，为正乐也。……继风、雅之作者，乐府也。”[24]其乐府观念直接继承了隋代王通，继王通、李白之后，再次从理论上充分肯定乐府价值。陈旸作《乐书》也主张宗经，但未把乐府看作是《诗经》嗣响，煌煌二百卷叙述乐府很简略。
郑樵认为诗的关键在于音乐，《诗经》和汉魏乐府莫不如此。他按照《诗经》分类标准给乐府分类，将“短箫铙歌”等十四类二百五十一调“系之正声，即风雅之声也”；将“郊祀歌”等四类四十八曲“系之正声，即颂声也”；将“汉三侯之诗”等七类九十一曲“系之别声，而非正乐之用也”。而“正声之余则有琴，琴五十七曲，别声之余则有舞，舞二十三曲。”此外又列“古调”、“征戍”等四百一十九曲，为“遗声”，相当于周代“逸诗”。他反对以义论诗。其《正声序论》云：“近世论歌行者，求名以义，强生分别，正犹汉儒不识风雅颂之声，而以义论诗也。……呜呼！诗在于声，不在于义。”[25]观点十分鲜明。
郑樵又作《正声序论》《祀飨正声序论》《祀飨别声序论》，区别正声与别声。其《祀飨别声序论》云：“正声者，常祀飨之乐也。别声者，非常祀飨之乐也。出于一时之事为可歌也，故备于正声之后。”[26]以表演场合来区分正声与别声。大雅正声是诗人理想创作目标，但何谓大雅正声，无人做明确表述。郑樵从诗歌功用角度作出解释，表述明白而具体。这就是郑樵博通而又能独断之处。但郑樵有时又以创调时间区分正声别声，如云：“自隋之后，复无正声。”[27]隋代以前，即使是陈后主《春江花月夜》《堂堂》，也被当作雅乐正声。
郑樵还列出正声、别声、遗声曲调名称。其《乐府总序》云：“一曰短箫铙歌，二十二曲。二曰鞞舞歌，五曲。三曰拂舞歌，五曲。四曰鼓角横吹，十五曲。五曰胡角，十曲。六曰相和歌，三十曲。七曰吟叹，四曲。八曰四弦，一曲。九曰平调，七曲。十曰瑟调，三十八曲。十一曰楚调，十曲。十二曰大曲，十五曲。十三曰白纻歌，五曲。十四曰清商，八十四曲。凡二百五十一曲，系之正声，即风雅之声也。一曰郊祀，十九章。二曰东都五诗。三曰梁十二雅。四曰唐十二和。凡四十八曲，系之正声，即颂声也。一曰汉三侯之诗，一章。二曰汉房中之乐，十七章。三曰隋房内，二曲。四曰梁，十曲。五曰陈，四曲。六曰北齐，二曲。七曰唐，五十五曲。凡九十一曲，系之别声，而非正乐之用也。正声之余则有琴，琴五十七曲，别声之余则有舞，舞二十三曲。古者丝竹与歌相和，故有谱无辞，所以六诗在三百篇中，但存名耳。汉儒不知，谓为六亡诗也。琴之九操十二引，以音相授，并不著辞。琴之有辞，自梁始。舞与歌相应，歌主声，舞主形，自六代之舞，至于汉魏，并不著辞也。舞之有辞，自晋始。今之所系，以诗系于声，以声系于乐，举三达乐，行三达礼，庶不失乎古之道也。古调二十四曲，征戍十五曲，游侠二十一曲，行乐十八曲，佳丽四十七曲，别离十八曲，怨思二十五曲，歌舞二十一曲，丝竹十一曲，觞酌七曲，宫苑十九曲，都邑三十四曲，道路六曲，时景二十五曲，人生四曲，人物十曲，神仙二十二曲，梵竺四曲，蕃胡四曲，山水二十四曲，草木二十一曲，车马六曲，鱼龙六曲，鸟兽二十一曲，杂体六曲。总四百十九曲，不得其声，则以义类相属，分为二十五门，曰遗声。遗声者，逸诗之流也，庶几来者复得其声，则不失其所系矣。”[28]虽然规模不及《乐府诗集》，但也相当可观。有些曲调为《乐府诗集》所无，如崔颢《王家少妇》。
《乐略》只列名称，不录歌辞，只有个别曲调下小注为了解释本事例举了部分歌辞。如“短箫铙歌二十二曲”《艾如张》注：“温子升辞云：‘谁在闲门外，罗家诸少年。张机蓬艾侧，结网槿篱边。若能飞自勉，岂为缯所缠。黄雀傥为诫，朱丝犹可延。’此《艾如张》之事也。观李贺诗有‘艾叶绿花谁剪刻，中藏祸机不可测’，似剪艾叶为蔽张之具也。”[29]郑樵有时还在曲调下加上按语。如“拂舞歌五曲”下按语云：“晋杨泓《舞序》云：‘自到江南，见《白符舞》，符即凫也，《白凫舞》即《白鸠舞》也。白凫之辞出于吴，其本歌云：“平平白凫，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谓晋为金德，吴人患孙皓虐政而思从晋也。’然《碣石》章又出于魏武，则知拂舞五篇，并晋人采集三国之前所作，惟《白凫》不用吴旧歌而更作之，命以《白鸠》焉。”[30]这些解释很有学术含量。
乐府学著作正史艺文志、经籍志著录分类较粗。《通志二十略·艺文略》将这些著作分为“乐书、歌辞、题解、曲簿、声调、钟磬、管弦、舞、鼓吹、琴、谶纬”十一类，也体现了郑著细致和独创之处。再如《乐苑》一书，他书著录均不标作者，唯独郑樵于书下注“陈游”二字。当然其著录并不完整，陈旸《乐书》二百卷，建中靖国年间就献给朝廷，书中没有列入。郭茂倩《乐府诗集》一百卷，成书在前，也没有著录。
马端临认为司马迁作《史记》，“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号称“良史”。《汉书》以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杜佑《通典》虽然“纲领宏大，考订该洽”，但“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31]所以仿《通典》体例而作《通考》。其中《乐考》部占整部全书十四分之一，约七十万字，规模远超《通典·乐典》和《通志二十略·乐略》，是一部重要乐府学著作。其优点有四：
第一，全面。《乐典》所述，止于天宝，《乐略》止于唐代，《乐考》直到宋末，内容更加丰富。书中征引广博，历代史志、相关奏议、专门著作、政书、会要等，无不征引。其中也包括《通典·乐典》《通志二十略·乐略》《乐书》等书。
第二，系统。《乐考》较《乐典》《乐略》纲目设置更加细密合理。序云：“首叙历代乐制，次叙律吕制度，次八音之属，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尽古今乐器之本末，次乐县，次乐歌，次乐舞，次散乐、鼓吹，而以彻乐终焉。”[32]显然借鉴了陈旸《乐书》体例。
第三，权威。典章经制历代正史书志多有述及，除了《通典》《通志》外，论述最多的就是会要。但会要一体，始于唐代。唐前各种会要，都是宋代以后人补作，《乐考》在这些会要之前，将历代乐府活动情况做了全面叙述，使后人增补唐前会要必要性大为降低。人们大可根据《乐考》来了解历代乐府活动，无需先去查阅会要。
第四，见识。马端临很有思想，叙述历代乐府活动，汇聚相关文献，折中各种观点。例如郑樵《乐略》批评儒生抛弃音乐，但以义理解释《诗经》，所谓“义理之说日盛，而声歌之学日微”。马端临却不以为然：“盖诗者，有义理之歌曲也，后世狭邪之乐府，则无义理之歌曲也。……夫义理之胜，岂足以害事哉！”[33]
《文献通考》中还有《郊社考》二十三卷，《宗庙考》十五卷，可作为研究宋前郊庙歌辞之参考。《经籍考》中有关音乐一卷，介绍音乐典籍作者、内容以及著录情况，考察乐府文献留存可适当参考。
宋人从诗学角度论及乐府文字者很多，并出现了王灼《碧鸡漫志》这样的重要著作。宋代乐府诗学值得深入研究。
《碧鸡漫志》作于南宋，是一部辨析曲子词源流之作，涉及许多乐府曲调，对一系列近代曲辞辨析尤为精审。因此这既是一部词学著作，也是一部乐府学著作。该书共有五卷，卷一阐述古今歌唱传统变化，卷二评论宋人词作得失，卷三到卷五辨析曲调源流。除了卷二，其他各卷都与乐府相关。如卷一论汉人即兴作歌，荆轲易水歌唱能于立谈间变徵换羽，元结、皮日休补上古乐歌得失，唐代乐府在宋代流传，唐人以绝句为歌，等等。卷三到卷五论述一系列乐府曲调。如《雨霖铃》，《乐府诗集》张祜诗解题云：“《明皇别录》曰：‘帝幸蜀，南入斜谷。属霖雨弥旬，于栈道雨中，闻铃声与山相应。帝既悼念贵妃，因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时独梨园善觱篥乐工张徽从，至蜀，帝以其曲授之。洎至德中，复幸华清宫，从官嫔御皆非旧人。帝于望京楼命张徽奏《雨霖玲曲》，不觉凄怆流涕。其曲后入法部。’《乐府杂录》曰：‘明皇自蜀反正，乐工制《还京乐》《雨霖铃》二曲。’”[34]而《碧鸡漫志》辨析云：“《雨淋铃》，《明皇杂录》及《杨妃外传》云：‘帝幸蜀，初入斜谷，霖雨弥旬，栈道中闻铃声，帝方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淋铃》曲以寄恨。时梨园弟子，惟张野狐一人善筚篥，因吹之，遂传于世。’予考史及诸家说，明皇自陈仓入散关，出河池，初不由斜谷路。今剑州梓桐县地名上亭，有古今诗刻，记明皇闻铃之地，庶几是也。罗隐诗云：‘细雨霏微宿上亭。雨中因感雨淋铃。贵为天子犹魂断，穷着荷衣好涕零。剑水多端何处去，巴猿无赖不堪听。少年辛苦今飘荡，空愧先生教聚萤。’世传明皇宿上亭，雨中闻牛铎声，怅然而起。问黄幡绰：‘铃作何语？’曰：‘谓陛下特郎当。’特郎当，俗称不整治也。明皇一笑，遂作此曲。《杨妃外传》又载：‘上皇还京后，复幸华清，从官嫔御多非旧人。于望京楼下，命张野狐奏《雨淋铃》曲，上四顾凄然。自是圣怀耿耿，但吟“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世中。”’杜牧之诗云：‘零叶翻红万树霜。玉莲开蕊暖泉香。行云不下朝元阁，一曲淋铃泪数行。’张祜诗云：‘雨淋铃夜却归秦，犹是张徽一曲新。长说上皇和泪教，月明南内更无人。’张徽即张野狐也。或谓祜诗言上皇出蜀时曲，与《明皇杂录》《杨妃外传》不同。祜意明皇入蜀时作此曲，至《雨淋铃》夜却又归秦，犹是张野狐向来新曲，非异说也。元微之《琵琶歌》云：‘泪垂捍拨朱弦湿。冰泉呜咽流莺涩。因兹弹作雨淋铃，风雨萧条鬼神泣。’今《双调雨淋铃慢》，颇极哀怨，真本曲遗声。”[35]考证非常详细，征引唐人笔记、诗文，证之以实地考察。最后还指出流传至南宋的《雨霖铃慢》，风格“颇极哀怨”，是唐人曲调遗留。类似考证，方法可取，结论可信。
《四库全书总目》这样评价《碧鸡漫志》：“是编详述曲调源流。前七条为总论，述古初至唐、宋声歌递变之由。次列《凉州》《伊州》《霓裳羽衣曲》《甘州》《胡渭州》《六幺》《西河长命女》《杨柳枝》《喝驮子》《兰陵王》《虞美人》《安公子》《水调歌》《万岁乐》《夜半乐》《何满子》《凌波神》《荔枝香》《阿滥堆》《念奴娇》《清平乐》《雨淋铃》《菩萨蛮》《望江南》《麦秀两岐》《文溆子》《后庭花》《盐角儿》，凡二十八调。一一溯得名之缘起，与其渐变宋词之沿革。盖《三百篇》之馀音，至汉而变为乐府，至唐而变为歌诗。及其中叶，词亦萌芽。至宋而歌诗之法渐绝，词乃大盛。……灼作是编，就其传授分明，可以考见者，核其名义，正其宫调，以著倚声所自始。……其辨《霓裳羽衣曲》为河西节度使杨敬述所献，唐明皇为之润色。援白居易、郑嵎诗注为证，一扫月宫妖妄之说。又据谱谓是曲第一至第六叠皆无拍，证《唐史》载王维论按乐图霓裳第三叠初拍之伪。持论极为精核。他如《虞美人》曲，诸说各别。《河满子》曲，一事异词者，皆阙其所疑，亦颇详慎。至《念奴娇》，偶以古人为名，亦犹戚氏之例，本不出于天宝。灼特以当时误称唐曲而辨之，理宜附录，不当杂列古曲之中。《盐角儿》既据《嘉佑杂志》谓出于梅尧臣，则未可附于古曲。且‘盐’乃曲名，隋薛道衡集有《昔昔盐》，唐张鷟《朝野佥载》有《突厥盐》，可以互证。乃云市盐得于纸角上，已为附会。且纸角几许，乃能容一曲谱，亦不近事理。是则泛滥及之，不免千虑之一失矣。”[36]评价十分公允。
《碧鸡漫志》乐府学价值有四：第一，首次以一组论文形式详细论述具体乐府曲调。以往类似研究多随机而作，如苏轼考证《阳关三叠》叠法。郭茂倩《乐府诗集》虽然有意识考证曲调源流，但论述都相对简短，除了十二篇大类叙论，所有解题都不够论文规模。而王灼论述，几乎每篇都是论文，多者有几千字。第二，通过一系列曲调考证，揭示了唐乐府到曲子词演变过程，使人们对唐乐府和曲子词的关联与分际问题有了更加清晰而具体的认识。第三，交代众多乐府曲调在宋代流传情况，有助于描述这些曲调音乐形态。第四，对乐府和词两个概念进行辨析，指出宋人乐府概念泛化原因。
宋人诗话著作渐多，往往论及乐府，多以诗学为视角。内容主要有：
1.评论乐府诗人。如论中唐诗人张籍、王建。刘邠《中山诗话》：“张籍乐府词，清丽深婉。”[37]周紫芝《竹坡诗话》：“唐人作乐府者甚多，当以张文昌为第一。”[38]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元白张籍王建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然其词浅近，其气卑弱。”[39]评价有肯定，也有批评。范晞文《对床夜语》：“古乐府当学王建，如《凉州行》《刺促词》《古钗行》《精卫词》《老妇叹镜》《短歌行》《渡辽水》等篇，反复致意，有古作者之风，一失于俗则俚矣。”[40]李白是乐府创作大家，诗评家关注也较多。如葛立方《韵语阳秋》对李白诗的评价：“李白乐府三卷，于三纲五常之道，数致意焉。虑君臣之义不笃也，则有《君道曲》之篇，所谓‘风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鸿翼于夷吾，刘葛鱼水本无二。’虑父子之义不笃也，则也《东海勇妇》之篇，所谓‘淳于免诏狱，汉主为缇萦。津妾一棹歌，脱父于严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虑兄弟之义不笃也，则有《上留田》之篇，所谓‘田氏仓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交柯之木本同形，东枝憔悴西枝荣。无心之物尚如此，参商胡乃寻天兵！’虑朋友之义不笃也，则有《箜篌谣》之篇，所谓‘贵贱结交心不移，惟有严陵及光武。’‘轻言讬朋友，对面九疑峰。’‘管鲍久已死，何人继其踪？’虑夫妇之情不笃也，则有《双燕离》之篇，所谓‘双燕复双燕，双飞令人羡。玉楼珠阁不独栖，金窗绣户长相见。’”[41]以往人们常以笃于伦谊评价杜甫诗歌，不知李白乐府创作也有意彰显伦谊。由此可以领会李白通过拟古乐府复兴古道之深意。
2.考证乐府作品。如葛立方《韵语阳秋》对乐府用意、本事、词语作了一系列考证，涉及《盘舞》《白纻》《凤将雏》、昭君琵琶是否自弹等问题。再如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考证《木兰诗》作者：“世传《木兰诗》为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问所欲’，汉魏时，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谁之词也？”[42]又如吴聿《观林诗话》对乐府“长跪”一词的考证：“每疑《古乐府》有‘长跪问故夫’之语，一日读《隋志》，至册后之礼，皇后先拜后起，皇帝后拜先起，乃知古妇人亦伏拜也。”[43]这些考证都是整理乐府诗的重要资料。
3.品评作品辞藻。如许顗《彦周诗话》：“齐梁间乐府词云：‘护惜加穷袴，防闲讬守宫。’‘今日牛羊上邱陇，当时近前面发红。’老杜作《丽人行》云：‘赐名大国虢与秦。’其卒曰：‘慎勿近前丞相嗔！’虢国秦国何予国忠事，而近前即嗔耶？东坡言老杜似司马迁，盖深知之。”[44]眼光很独特。
元人脱脱主持修撰宋辽金三史，皆设乐志，从《辽史》《金史》中可以概见两代乐府学情况。
《辽史》设有乐志一卷，有序云：“辽有国乐，有雅乐，有大乐，有散乐，有铙歌、横吹乐。”[45]多仿制中原而来。如云：“辽《十二安》乐：初，梁改唐《十二和》乐为《九庆》乐，后唐建唐宗庙，仍用《十二和》乐，晋改为《十二同》乐。《辽杂礼》：‘天子出入，奏《隆安》；太子行，奏《贞安》’，则是辽尝改乐名矣。馀十《安》乐名缺。”[46]“雅乐歌辞，文阙不具；八音器数，大抵因唐之旧。”[47]辽代音乐体制简单，不仅乐器单一，表演也比较随意。如云：“辽册皇后仪：呈百戏、角抵、戏马以为乐。皇帝生辰乐次：酒一行，觱篥起，歌；酒二行，歌，手伎入；酒三行，琵琶独弹；饼、茶、致语，食入，杂剧进；酒四行，阙；酒五行，笙独吹，鼓笛进；酒六行，筝独弹，筑球；酒七行，歌曲破，角抵。”[48]在册封皇后这样正式场合竟然加入杂耍表演，其随意性可想而知。
金人入主中原，接收了北宋乐府机构，乐府体制比较完备。《金史》有《乐志》两卷。序云：“金初得宋，始有金石之乐，然而未尽其美也。及乎大定、明昌之际，日修月葺，粲然大备。其隶太常者，即郊庙、祀享、大宴、大朝会宫县二舞是也。隶教坊者，则有铙歌鼓吹，天子行幸卤簿导引之乐也。有散乐。有渤海乐。有本国旧音，世宗尝写其意度为雅曲，史录其一，其俚者弗载云。”[49]《乐志》记金代雅乐制作过程较为详细，散乐部分较为简单。如云：“元日、圣诞称贺，曲宴外国使，则教坊奏之。其乐器名曲不传。”[50]记述鼓吹乐也较简单：“马上乐也。天子鼓吹、横吹各有前、后部，部又各分二节。金初用辽故物，其后杂用宋仪。海陵迁燕及大定十一年卤簿，皆分鼓吹为四节，其他行幸惟用两部而已。”[51]《乐志》记述了皇帝作“本朝乐曲”故事，收录了本朝乐曲歌辞、郊祀乐歌、宗庙乐歌、殿庭乐歌、鼓吹导引曲、采茨曲歌辞。是续编《乐府诗集》重要资料。
金代大诗人元好问著有《遗山乐府》，并阐述其乐府思想。元好问是唐后标举乐府并大规模创作乐府的诗人，在乐府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论诗绝句三十首》有两首论及乐府。分别是其七，论北朝乐府《敕勒歌》：“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52]其十七论元结《欸乃曲》：“切响浮声发巧深，研摹虽苦果何心。浪翁《水乐》无宫徵，自是云山韶濩音。”[53]
王若虚《滹南诗话》曾谈及乐府，如云：“张舜民谓乐天新乐府几乎骂，乃为《孤愤吟》五十篇以压之，然其诗不传，亦略无称道者，而乐天之作自若也。公诗虽涉浅易，要是大才，殆与元气相侔，而狂吠之徒，仅能动笔，类敢谤伤，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也。”[54]称赞白居易新乐府有元气。
元代为大一统政权，在礼乐制作上注意吸收中原文化，制作出一整套乐府作品。相关活动主要记载在《元史·礼乐志》当中。元人还出现了左克明《古乐府》这样的乐府整理著作。元代乐府诗学成绩较高，对明代乐府诗学有开启作用。
《元史》第六十七至七十一卷为礼乐志，前一卷叙礼，后四卷述乐。乐志部分记述“制乐始末”、“郊祀乐章”、“宗庙乐章”、“宣圣乐章”、“登歌乐器”、“宫县乐器”、“节乐之器”、“文舞器”、“武舞器”、“舞表”、“郊祀乐舞”、“宗庙乐舞”、“泰定十室乐舞”、“乐服”、“大乐职掌”、“宴乐之器”、“乐队”等内容。记述很有特点：一、由于礼乐合志，特别注意记述乐曲表演具体步骤。如描述“郊祀乐舞”“降神文舞（崇德之舞）”中《乾宁之曲》六成中第四成：“黄钟角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舞蹈；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高呈手；三鼓两两相向蹲；四鼓举左手，收，左揖；五鼓举右手，收，右揖；六鼓稍前，开手；七鼓复位，正揖；八鼓两两相向，交籥，正蹲；九鼓复位立；十鼓稍前，开手立；十一鼓合手，退后，躬身；十二鼓伏，兴，仰视；十三鼓举左手，收，开手，正蹲；十四鼓举右手，收，开手，正蹲；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55]细致程度为以往史志所少见。二、元代宫廷音乐家使用了许多民族乐器，如“宴乐之器”中就有“火不思，制如琵琶，直颈，无品，有小槽，圆腹如半瓶榼，以皮为面，四弦，皮絣同一孤柱。”[56]有助于了解宫廷音乐变迁。三、将百官志乐府机构记述放到礼乐志当中，如“大乐职掌”条所记；将舆服志乐人服装描述纳入礼乐志当中，如“乐服”条所记。
《乐府诗集》问世以后，出现了一系列整理《乐府诗集》著作，元左克明《古乐府》就是其中之一。《古乐府》选诗上自三代，下止陈隋，分为八类，共成十卷。书中不录郊庙歌辞和燕射歌辞，将古歌谣排在最前，相和歌辞和清商曲辞各占两卷，其他六类各一卷。对于不收唐人作品，作者解释说：“世传者众，弗赖于斯。”是编没有提到郭茂倩《乐府诗集》，但所选作品基本不出《乐府诗集》范围，各类名称与《乐府诗集》一致，大类叙论也基本抄录《乐府诗集》。如第一卷“古歌谣辞”叙论就基本抄录《乐府诗集》“杂歌谣辞”叙论。作品题解也多抄录《乐府诗集》题解，只是略加变化而已。如《南风歌》题解云：“《乐录》曰：‘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乐书》曰：‘舜歌《南风》而天下治，《南风》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57]《乐府诗集》琴曲歌辞《南风歌二首》解题云：“《古今乐录》曰：‘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史记·乐书》曰：‘舜歌《南风》而天下治，《南风》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58]当然《古乐府》中有些歌谣不见于《乐府诗集》，如《康衢歌》《舜歌》《五子歌》《华元歌》《子产歌》等，但这样作品只占很少一部分。
自从金代元好问作古乐府以来，元代也有人继续作古乐府，以此寄托诗学追求，杨维桢作《铁崖古乐府》就很典型。如何写作古乐府就成为诗人乐于谈论的话题。如范梈《木天禁语》就曾谈到了“乐府篇法”：“张籍为第一，王建近体次之，长吉虚妄不必效，岑参有气，惜语硬，又次之。张王最古，上格如《焦仲卿》《木兰词》《羽林郎》《霍家奴》《三妇词》《大垂手》《小垂手》等篇，皆为绝唱。李太白乐府，气语皆自此中来，不可不知也。要诀在于反本题结，如《山农词》，结却用‘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多食肉’是也。又有含蓄不发结者。又有截断顿然结者，如‘君不见蜀葵花’是也。‘老翁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多食肉。’”[59]结合元人古乐府创作研究元代乐府诗学，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元人诗话中可以看到评价前人学作乐府之得失。如吴师道《吴礼部诗话》云：“杨巨源始与元白学诗，而诗绝不类元白。王建自云绍张文昌，而诗绝不类文昌。岂相马者固不在色别乎？巨源清新明严，有元白所不能至者。建乐府固仿文昌，然文昌恣态横生，化俗为雅，建则从俗而已，驯致其弊，便类聂夷中。”[60]“卢仝奇怪，贾岛寒涩，自成一家。张祜乐府，时有美丽。赵嘏多警句，能为律诗，盖小才也。朱庆馀，张籍门人，传其诗法，然独以《闺怨》一篇知名于时，此集乃不录。于鹄、曹唐，仅如候虫之自鸣者耳。”[61]说明当时有很多人学作乐府，所以才有对前人学作乐府的评价。
有些诗话中还可以看到对乐府诗体的评价。如陈绎曾《诗谱》论“古体”时有云：“三国六朝乐府，犹有真意，胜于当时文人之诗。”[62]论“绝句体”时有云：“古乐府，浑然有大篇气象。”[63]论“汉郊祀歌”时有云：“锻意刻酷，炼字神奇。”[64]论“汉乐府”时有云：“真情自然，但不能中节尔。累度乃是好景。”[65]这种评点已经超出个别作家作品，上升到对乐府诗体和某一组乐府诗的评价，带有诗史描述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