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隋唐五代乐府学
隋唐国力强盛，乐府规模扩大，乐府名家辈出。与之相应，乐志、乐典、乐议、乐记、解题、琴学著作均有问世，乐府诗学成就空前。五代乐府学趋于衰落，但也有一些成就。
隋朝统一南北，乐府活动兴盛，乐府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据《隋书·音乐志上》记载，隋文帝开国以后十分重视乐府建设，开皇二年就召集群臣讨论音乐。但议乐者才能高下不一，品行忠奸混杂，文帝不能明辨，未能取得理想效果。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开皇乐议”。乐议涉及许多音乐知识和前朝乐府故事。
《隋书·音乐志上》还追述了梁武帝“制定礼乐”之事：“是时对乐者七十八家，咸多引流略，浩荡其词，皆言乐之宜改，不言改乐之法。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104]于是“定郊禋宗庙及三朝之乐”，制作鼓吹曲辞，更造新声乐曲。南朝乐府建设至梁达到鼎盛。陈朝“并用梁乐，唯改七室舞辞”，“天嘉元年，文帝始定圆丘、明堂及宗庙乐”。“及后主嗣位，耽荒于酒，视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声乐，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又于清乐中造《黄鹂留》及《玉树后庭花》、《金钗两臂垂》等曲，与幸臣等制其歌辞，绮艳相高，极于轻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105]这些记录多少可补梁、陈两史不设乐志之失。《隋书·音乐志中》还追述了北朝自北魏乐府活动情况。
《隋书·音乐志》详细记录了隋代音乐建制、乐器使用情况以及乐曲名称。这对于清晰描述出隋代乐府音乐形态很有帮助。如七部伎：“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其后牛弘请存《鞞》《铎》《巾》《拂》等四舞，与新伎并陈。……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创造既成，大备于兹矣。”[106]具体如对清乐记载：“《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属晋朝迁播，夷羯窃据，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张氏，始于凉州得之。宋武平关中，因而入南，不复存于内地。及平陈后获之。高祖听之，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昔因永嘉，流于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复会同。虽赏逐时迁，而古致犹在。可以此为本，微更损益，去其哀怨，考而补之。以新定律吕，更造乐器。’其歌曲有《阳伴》，舞曲有《明君》《并契》。其乐器有钟、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箫、篪、埙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五人。”[107]再如对《龟兹》记载：“《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开皇中，其器大盛于间干。时有曹妙达、王长通、李士衡、郭金乐、安进贵等，皆妙绝弦管，新声奇变，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街公王之间，举时争相慕尚。……炀帝不解音律，略不关怀。后大制艳篇，辞极淫绮。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创《万岁乐》、《藏钩乐》、《七夕相逢乐》、《投壶乐》、《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觞》、《神仙留客》、《掷砖续命》、《斗鸡子》、《斗百草》、《泛龙舟》、《还旧宫》、《长乐花》及《十二时》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断绝。”[108]
隋朝国祚不长，却出现了很多乐录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乐论》一卷（卫尉少卿萧吉撰）、《乐杂书》三卷、《乐元》一卷（魏僧撰）、《管弦记》十卷（凌秀撰）、《乐要》一卷（何妥撰）、《乐部》一卷、《春官乐部》五卷、《乐府声调》六卷（岐州刺史、沛国公郑译撰）、《乐府声调》三卷（郑译撰）、《乐经》四卷、《琴操钞》二卷、《琴操钞》一卷、《琴谱》四卷（戴氏撰）、《琴经》一卷、《琴说》一卷、《琴历头簿》一卷、《新杂漆调弦谱》一卷、《乐谱》四卷、《乐谱集》二十卷（萧吉撰）、《乐略》四卷、《乐律义》四卷（沈重撰）、《钟律义》一卷、《乐簿》十卷、《大隋总曲簿》一卷、《推七音》二卷（并尺法）、《乐论事》一卷、《乐事》一卷、《正声伎杂等曲簿》一卷、《太常寺曲名》一卷、《太常寺曲簿》十一卷、《歌曲名》五卷、《历代乐名》一卷、《乐悬图》一卷、《钟律纬辩宗见》一卷、《当管七声》二卷（魏僧撰）、《黄钟律》一卷。[109]涉及乐论、琴学、乐谱、曲簿，内容之丰，数量之多，前所未有。
在众多乐府学著作中歌录是最大亮点。考《隋书·经籍志》及其研究著作，隋人撰写歌录可能有“《古乐府》八卷、《乐府歌辞钞》一卷、《歌录》十卷、《古歌录钞》二卷、《乐府歌诗》二十卷（秦伯文撰）、《乐府歌诗》十二卷、《乐府三校歌诗》十卷、《乐府歌辞》九卷、《古今九代歌诗》七卷（张湛撰）、《三调相和歌辞》五卷、《三调诗吟录》六卷、《奏鞞铎舞曲》二卷、《太乐备问锺铎律奏舞歌》四卷（郝生撰）、《乐府新歌》十卷（秦王记室崔子发撰）、《乐府新歌》二卷（秦王司马殷僧首撰）”以及“鼓吹、清商、乐府、宴乐、高禖、鞞、铎等《歌辞舞录》（凡十部）”。[110]说明时人重视收录和保存乐府歌诗。可惜这些歌录到唐代多已亡佚。好在《隋书·音乐志》记录了大量郊庙歌辞，可补这些歌录亡佚之缺憾。这些歌辞有沈约所制歌诗三十曲，陈朝所改“七室舞辞”，北齐郊庙歌辞，北周郊庙歌辞，以及隋郊庙歌辞。
隋朝乐府学著作大量涌现与开皇乐议有关。《隋书·万宝常传》云：“开皇之世，有郑译、何妥、卢贲、苏夔、萧吉，并讨论坟籍，撰著乐书，皆为当世所用。”[111]万宝常是个很有天才的乐工，他曾撰有《乐谱》六十四卷。本传云：“开皇初，沛国公郑译等定乐，初为黄钟调。宝常虽为伶人，译等每召与议，然言多不用。……并撰《乐谱》六十四卷。”[112]可惜这六十四卷《乐谱》没有保留下来。
隋代思想家王通，据六经作《续书》《续诗》《礼论》《乐论》《赞易》《元经》。其中《续诗》就是以乐府接续《诗经》，乐府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以至于无以复加，影响极其深远。《续诗》今不存，从相关文献可知是选三百篇乐府以续《诗经》。杨炯《王勃集序》说文中子曾“甄正乐府，取其雅奥，为三百篇以续《诗》”。[113]而杜淹《文中子世家》则说：“《续诗》三百六十篇，列为十卷。”[114]
从《中说》相关议论文字中得知，王通认为《续诗》和孔子整理《诗三百》一样。他表示：“《续诗》可以讽，可以达，可以荡，可以独处；出则悌，入则孝；多见治乱之情。”[115]与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很相似。《中说·事君篇》又载：“薛收问《续诗》。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谓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风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颂，以成功告于神明也；四曰叹，以陈诲立诫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伤焉，或恶焉，或诫焉，是谓五志。’”[116]解释诗作时也努力发掘诗中深义。如《中说·周公篇》载：“子曰：‘《大风》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风》乐极哀来，其悔志之萌乎？’”[117]与汉儒解释《诗经》做法相似。
王通无意于建构乐府诗学，但他以乐府比附《诗经》，以序诗之法解释乐府，给乐府以新定位，在乐府诗学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
唐承隋南北文化融合之格局，蕴海纳四方文化之心胸，多位皇帝酷爱音乐，李白、王维、白居易等大诗人积极参与，乐府活动空前繁荣，乐府学著述十分丰富。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音乐作品制作过程、表演方式、流变情况以及诗人参与创作情况。
《旧唐书·音乐志》《新唐书·礼乐志》对唐代乐府活动都有详细记录。《乐府诗集》征引《旧唐书》共三十三次，征引《新唐书》八次。
《旧唐书·音乐志一》主要记述了初唐武德、贞观年间祖孝孙等人“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118]，《秦王破阵乐》《功成庆善乐》制作以及施用，高宗与群臣制作《白雪歌》，自制《神宫大乐》《越古长年乐》等情况，玄宗御勤政楼表演《倾杯乐》《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圣寿乐》以及教授梨园弟子等情况。《旧唐书·音乐志二》记述了九部乐、十部乐、立部伎、坐部伎表演情况及代表曲目。《旧唐书·音乐志三、四》主要记录郊庙歌辞及表演情况。
《新唐书·礼乐志第十一》主要记述雅乐制作和沿革，对《大唐雅乐》表演情况记述较旧志详细。新志记述文舞《治康》、武舞《凯安》表演情况也很详细。新志还记述了从献祖到昭宗庙舞名称。对《秦王破阵乐》《功成庆善乐》制作和表演情况记述与旧志略异。对九部乐来历及表演用器记录则多沿隋志。《新唐书·礼乐志第十二》记录了俗乐二十八调。对坐部伎、立部伎表演曲目记述也较详细。记载玄宗参与乐府活动尤其详细。如云：“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119]足见盛唐乐府活动之繁盛。对安史之乱以后乐府恢复情况，以及历代皇帝制作和接受四方进献乐曲情况记录也很详细。
两《唐书》其他纪、志、传也有关于唐代乐府活动的零星记录。
现存唐代政书《唐六典》《通典》都是记录唐代乐府活动的珍贵资料。《乐府诗集》征引《通典》共有二十次。
《唐六典》开元二十七年成书。最初由玄宗列出六个条目，多位集贤院学士历时十几年编纂完成，署名李林甫等撰。体例是先列各官署名称，再解释官署职能及其历史沿革。卷十四为“太常寺”，详细记述了开元年间太常寺各署设置和职能。注释根据当时太常寺实际运行情况而作，因此相当于太常寺“工作指南”。例如对“十部伎”的注释：“凡大燕会，则设十部之伎于庭，以备华夷：一曰燕乐伎，有景云乐之舞、庆善乐之舞、破阵乐之舞、承天乐之五；二曰清乐伎；三曰西凉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安国伎；八曰疏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国伎。”[120]对各伎表演人数和使用乐器都有说明。例如对“清乐伎”的注释：“编钟、编磬各一架，瑟、弹琴、击琴、琵琶、箜篌、筝、筑、节鼓各一，歌二人，笙、长笛、箫、篪各二，吹叶一人，舞者四人。”[121]后来新旧志相关记载与之类似。新志把九部伎统称为“燕乐”，而《唐六典》并不如此。
《通典·乐》中唐人杜佑于贞元十七年撰成，记述乐府活动尤其详细，且追本溯源，有助于考察乐府活动来龙去脉。共分七卷，条目清晰。具体是：第一，历代沿革上；第二，历代沿革下；第三，十二律、五声八音名义、五声十二律旋相为宫、五声十二律相生法、历代制造；第四，权量、八音、乐悬；第五，歌、杂歌曲、舞、杂舞曲；第六，清乐、坐立部伎、四方乐、散乐、前代杂乐；第七，《郊庙宫悬备舞议》等二十六组关于礼仪用乐的奏议。[122]虽然材料多见于前代史志，但似此梳理乐曲演变脉络，可成各曲之小史。《通典》记录唐代乐府活动十分真切，两《唐书》乐志多有取材。例如清乐在宫廷沿革情况，从献祖到昭宗庙舞名称，都取材于《通典》。
作为政书，《通典》记录乐府活动与正史不同，它细分纲目，内容详备，工具性强。《通典》还注意追索事件发生依据，学术意味很强。例如唐代郊庙雅乐名《十二和》，《通典》就引《礼记》中两段话加以说明：“大乐与天地同和”，“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123]而新旧志只取前一句。旧志云：“按《礼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故制十二和之乐，合三十一曲，八十四调。”[124]新志云：“初，祖孝孙已定乐，乃曰大乐与天地同和者也，制《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数，号《大唐雅乐》。”[125]《通典》收录二十六组礼仪用乐奏议。例如第一组《郊庙宫悬备舞议》综合了魏、宋、梁、唐十多人议论。历代音乐沿革，儒生多有议论，莫不引经据典，很有学术含量。正史乐志偶尔收录一些，但像《通典》这样将其分二十六个专题收录，前所未有，充分体现了《通典》的学术性。
与《通典》类似著作还有《唐会要》。《乐府诗集》征引《唐会要》共七次。《唐会要》，撰者署名宋王溥，其实百分之八十出自唐人之手。《宋史·王溥传》云：“溥好学，手不释卷，尝集苏冕《会要》及崔弦《续会要》，补其阙漏，为百卷，曰《唐会要》。”[126]苏冕《会要》四十卷记载唐初至德宗九朝事，崔弦《续会要》四十卷记载德宗至宣宗朝事。王溥续宣宗至唐末事，成二十卷。因此《唐会要》主要是唐人著作。
《唐会要》记述音乐主要在卷三十二至三十四，设“雅乐上”、“雅乐下”、“太常乐章”、“凯乐”、“燕乐”、“清乐”、“散乐”、“破阵乐”、“庆善乐”、“诸乐”、“四夷乐”、“东夷二国乐”、“南蛮诸国乐”、“西戎五国乐”、“北狄三国乐”、“论乐”、“杂录”等子目。部分内容录自《通典》，但有关唐代乐府活动内容远较《通典》详细，两《唐书》乐志记录都不及《唐会要》详赡。
例如关于天宝十三载改乐名事就不见于两《唐书》乐志：“司空杨国忠、左相陈希烈奏：‘中使辅璆琳至，奉宣进止，令臣将新曲名一本，立石刊于太常寺者，今既传之乐府，勒在贞珉，仍望宣付所司，颁示中外。’敕旨：‘所请依。’”[127]许多乐名不见其他史籍。《唐会要》特别注意标注太常乐章歌辞留存情况和歌辞作者情况。如“飨德明兴圣皇帝庙酌献并奏长发之舞，乐章九”下注云：“吏部侍郎李纾撰。”“天宝元年四月十四日有司奏请降神用混成之乐，送神用太一之乐，乐章十一”注云：“检撰人，未获。”[128]说明编纂时曾努力寻找歌辞作者。再如卷二十二记祠龙池乐章撰写过程：“开元二年闰二月诏，令祠龙池。六月四日，右拾遗蔡孚献《龙池篇》，集王公卿士以下一百三十篇，太常寺考其词合音律者为《龙池篇乐章》，共录十首。”注云：“紫微令姚元之，右拾遗蔡孚，太府少卿沈佺期，黄门侍郎卢怀慎，殿中监姜皎，吏部尚书崔日用，紫微侍郎苏颋，黄门侍郎李义府，工部侍郎姜晞，兵部侍郎裴漼等更为乐章。”[129]
《旧唐书·经籍志上》著录乐府学著作有：《乐经》三十卷（季玄楚撰）、《乐书要录》十卷（大圣天后撰）、《乐略》四卷（元殷撰）、《声律指归》一卷（元殷撰）、《琴操》三卷（孔衍撰）、《琴谱》四卷（刘氏、周氏等撰）、《琴谱》二十一卷（陈怀撰）、《琴叙谱》九卷（赵耶律撰）、《琴集历头拍簿》一卷、《外国伎曲》三卷、《论乐事》二卷、《外国伎曲名》一卷、《历代曲名》一卷、《推七音》一卷、《十二律谱义》一卷、《鼓吹乐章》一卷、《古今乐记》八卷（李守真撰）。[130]这些书可分为几类：第一类是乐论类，如《乐经》《乐书要录》《乐略》等；第二类是声律著作，如《声律指归》《推七音》《十二律谱义》等；第三类是琴书，如《琴操》《琴谱》《琴集历头拍簿》等；第四类是曲名，如《外国伎曲名》《历代曲名》《鼓吹乐章》等；第五类是乐记，如《古今乐记》等。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乐府学著作有：元殷《乐略》四卷、又《声律指归》一卷、翟子《乐府歌诗》十卷、又《三调相和歌辞》五卷、刘氏、周氏《琴谱》四卷、陈怀《琴谱》二十一卷、《汉魏吴晋鼓吹曲》四卷、《琴集历头拍簿》一卷、《外国伎曲》三卷、又一卷、《论乐事》二卷、《历代曲名》一卷、《推七音》一卷、《十二律谱义》一卷、《鼓吹乐章》一卷、李守真《古今乐记》八卷、武后《乐书要录》十卷、赵邪利《琴叙谱》九卷、张文收《新乐书》十二卷、刘贶《太乐令壁记》三卷、徐景安《历代乐仪》三十卷、崔令钦《教坊记》一卷、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一卷、郗昂《乐府古今题解》三卷（一作王昌龄）、段安节《乐府杂录》一卷（文昌孙）、窦琎《正声乐调》一卷、玄宗《金风乐》一卷、萧祜《无射商九调谱》一卷、赵惟暕《琴书》三卷、陈拙《大唐正声新址琴谱》十卷、吕渭《广陵止息谱》一卷、李良辅《广陵止息谱》一卷、李约《东杓引谱》一卷（勉子，兵部员外郎）、齐嵩《琴雅略》一卷、王大力《琴声律图》一卷、陈康士《琴谱》十三卷（字安道，僖宗时人）、又《琴调》四卷、《琴谱》一卷、《离骚谱》一卷、赵邪利《琴手势谱》一卷、南卓《羯鼓录》一卷。[131]可见新志除旧志著录五类著作外，又增加了歌录和解题两类著作。
两《唐书》著录还可能有遗漏。《宋史·艺文志》著录唐人乐府著作有：《琴谱》六卷、《唐宗庙用乐仪》一卷、《唐肃明皇后庙用乐仪》一卷、崔令钦《教坊记》一卷、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二卷、王昌龄《续乐府古解题》一卷、刘贶《大乐令壁记》三卷、《大乐图义》一卷（不知作者）、田琦《声律要诀》十卷、薛易简《琴谱》一卷、段安节《琵琶录》一卷、又《乐府杂录》二卷、《乐府古题》一卷、陆鸿渐《教坊录》一卷、李勉《琴说》一卷、陈拙《琴籍》九卷、徐景安《新纂乐书》三十卷、赵惟简《琴书》三卷。[132]有些两《唐书》未予著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乐类”就收录唐人著作除了《乐府杂录》《羯鼓录》《教坊记》《琵琶故事》以外，还著录有田畴《声律要诀》十卷、吴兢《古乐府》十卷、《乐府古题要解》二卷、李康成《玉台后集》十卷。[133]
在上述几类著作，乐论类重在理论，琴谱类专门论琴，声律类专论声律，曲名类专记曲名，大都亡佚。唯独崔令钦《教坊记》、南卓《羯鼓录》、段安节《乐府杂录》《琵琶录》等乐记类著作留存至今。《乐府诗集》征引《教坊记》共一次，《羯鼓录》共一次，《乐府杂录》共七次，《琵琶录》共一次。
这几部著作与前代乐录有些不同，特点在于传奇述异。作者是乐府活动旁观者，有意访寻乐府故事，以资博闻。崔令钦《教坊记》序云：“诏曰：‘太常礼司，不宜典俳优杂伎。’乃置教坊，分为左右而隶焉。左骁卫将军范安及为之使。开元中，余为左金吾仓曹，武官十二三是坊中人。每请禄俸，每加访问，尽为余说之。今中原有事，漂寓江表，追思旧游，不可复得，粗有所识，即复疏之，作《教坊记》。”[134]南卓在录中表示：“会昌元年，卓因为洛阳令，数陪刘宾客、白少傅宴游，白有家僮，多佐酒。卓因谈往前三数事，二公亦应知之，谓卓曰：‘若吾友所谈，宜为文纪，不可令堙没也。’……虽不资儒者之博闻，亦助宾筵之谈话，属之好事，庶几流传。”[135]段安节序言云：“自念浅拙，聊且直书，以俟博闻者之补兹漏焉。”[136]言辞谦虚，态度却很认真，都希望把乐府事情记录下来。崔令钦在后记中明白表示意在告诫君主：“殉嗜欲近情，忘性命大节，施之于国则国败，行之于家则家坏。”[137]
任半塘《教坊记笺订》给《教坊记》内容分类如下：序、教坊制度与人事（二十则）、曲名（二百七十八曲名）、大曲名（四十六曲名）、曲调本事（五则）、崔氏后记。可见《教坊记》属于杂记著作，涉及乐府活动多个侧面，特别是对教坊故事、种种习俗的记述，生动详细。如云：“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常在上前头也。其家犹在教坊，谓之‘内人家’，四季给米。其得幸者谓之‘十家’，给宅第，赐无异等。”[138]从中可见教坊中人习惯称呼。
对乐曲表演情况描述也细致而生动。如云：“开元十一年初，制《圣寿乐》。令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宜春院女教一日，便堪上场，惟搊弹家弥月不成。至戏日，上亲加策励曰：‘好好作！莫辱没三郎。’令宜春院人为首尾，搊弹家在行间，令学其举手也。宜春院亦有工拙，必择尤者为首尾。首既引队，众所瞩目，故须能者。乐将阕，稍稍失队，余二十许人。舞曲终，谓之‘合杀’，尤要快健，所以更须能者也。”[139]“《圣寿乐》舞，衣襟皆各绣一大窠，皆随其衣本色。制纯缦衫，下才及带，若短汗衫者以笼之，所以藏绣窠也。舞人初出，乐次，皆是缦衣舞。至第二叠，相聚场中，即于众中，从领上抽去笼衫，各内怀中。观者忽见众女咸文绣炳焕，莫不惊异！”[140]从中可以看到《圣寿乐》表演情况，涉及演员组成、排演情况、表演情况、表演效果等，连皇帝在表演前动员的言语都记录下来。
《教坊记》记录了二百七十八个曲名。乐府学著作中有《历代曲名》之类，但都没有流传下来，《教坊记》著录曲名就显得十分珍贵。曲名或无歌辞传世，或有歌辞传世。像《抛球乐》《清平乐》《破阵乐》《千秋乐》《泛龙舟》《长命女》《武媚娘》《杨柳枝》《浣溪沙》《浪淘沙》《想夫怜》《长相思》《拜新月》《倾杯乐》《望月婆罗门》《玉树后庭花》《渔父引》《大郎神》《胡渭州》《三台》《山鹧鸪》《醉公子》《广陵散》《穆护子》《何满子》等在《乐府诗集》中都有歌辞留存。《教坊记》著录了四十六个大曲名，像《凉州》《伊州》《甘州》《霓裳》《后庭花》《伴侣》《柘枝》《回波乐》等亦见录于《乐府诗集》。《教坊记》还考证了《兰陵王》《踏谣娘》《乌夜啼》《安公子》《春莺啭》五个乐曲本事。
南卓《羯鼓录》前录成于唐宣宗大中二年，后录成于大中四年，记录唐玄宗、李琎、黄帆绰、宋璟、宋沇、李皋、李琬、杜鸿渐、韩皋等人善击羯鼓的故事。如云：“羯鼓出外夷，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音主太簇一均，龟兹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用之。……诸曲调如太簇曲、色俱腾、乞婆娑、曜日光等九十二曲名，玄宗所制。上洞晓音律……尤爱羯鼓玉笛，常云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为比。”[141]《羯鼓录》后面附了一百三十一个“诸宫曲”名，分别是“太簇宫”二十三曲，“太簇商”五十曲，“太簇角”十五曲，“诸佛曲词”十曲，“食曲”三十三曲。还注明：“徵羽调与蕃部不载”。[142]
《乐府杂录》作者段安节，晚唐诗人段成式之子，温庭筠之婿。他精通音乐，父亲曾任太常卿，使他有条件完成这部著作。序中表示受到崔令钦《教坊记》启发而作此录：“安节以幼少即好音律，故得粗晓宫商，亦以闻见数多，稍能记忆。尝见《教坊记》亦未周详，以耳目所接，编成《乐府杂录》一卷。”[143]
《乐府杂录》所记确实比《教坊记》系统，主要有以下几部分：第一，乐府各部，具体是雅乐部、云韶部、清乐部、鼓吹部、驱傩、熊罴部、鼓架部、龟兹部、胡部。内容涉及体制、乐器、舞衣、舞具、代表曲目等。第二，各色演员，歌者如永新、张红红、田顺郎等，舞工所表演的具体曲目和分类等，俳优如张野狐、李仙鹤、范传康、上官唐卿、吕敬迁等。第三，各种乐器，具体是琵琶、筝、箜篌、笙、笛、觱篥、五弦、方响、击瓯、琴、阮咸、羯鼓、鼓、拍板等。第四，一些曲目本事，具体是《安公子》《黄骢叠》《离别难》《夜半乐》《雨霖铃》《还京乐》《康老子》《得宝子》《文叙子》《望江南》《杨柳枝》《新倾杯乐》《道调子》《傀儡子》。最后是《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有关各部记述，史志也有涉及，但都不如此录详细。最后一部分《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详细描述了二十八调名称，以五音和四声相配合。由于图已经阙失，难以看到其中完整关系，对错一直存在争议，但毕竟列出了二十八调具体名称，成为后人研究二十八调的重要文献。
段安节《琵琶录》专录琵琶演奏故事，从中可见乐府活动部分情况。如前述安史之乱中流落民间的胡二娣在灵武李灵曜尚书广场筵上唱《何满子》与梨园骆供奉相逢事就出自该书。
唐代还有许多笔记，也是记录乐府活动重要文献。如张鷟《朝野佥载》、李德裕《次柳氏旧闻》、郑处诲《明皇杂录》、郑綮《开天传信记》、李绰《辇下岁时记》、佚名《大唐传载》、赵璘《因话录》、孟棨《本事诗》，等等。郑处诲《明皇杂录》就记录了唐明皇很多音乐故事。如云：“每赐宴设酺会，则上御勤政楼……令宫女数百，饰以珠翠，衣以锦绣，自帷中出，击雷鼓为《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144]“唐玄宗自蜀回，夜阑登勤政楼，凭栏南望，烟云满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夫久未还。’盖卢思道之词也。歌歇，上问：‘有旧人乎？逮明为我访来。’翌日，力士潜求于里中，因召与同至，则果梨园子弟也。其夜，上复与乘月登楼，唯力士及贵妃侍者红桃在焉。遂命歌《凉州词》，贵妃所制，上亲御玉笛为之倚曲。曲罢相睹，无不掩泣。”[145]孟棨《本事诗》记有王维于宁王府上作《想夫怜》事，玄宗听梨园弟子歌李峤《汾阴行》事，李白以《蜀道难》《乌栖曲》见贺知章事，刘希夷作《代悲白头翁》事，沈佺期唱《回波乐》恢复牙绯事。这些都是著名乐府创调本事或传播本事。据日本学者中津滨涉《乐府诗集之研究》中“引用书考”一章所列，《乐府诗集》引用唐人笔记、小说、杂史之类著作尚有《松窗录》《杜阳杂编》《唐逸史》《唐国史补》《明皇别录》（应为《明皇杂录》）《幽闲鼓吹》《刘禹锡嘉话录》等。[146]
唐人诗文中有很多与乐府活动相关内容。这些诗文或许本意不在于记录乐府活动，客观上却生动描述了乐府活动某些侧面，同样是研究唐代乐府学的重要资料。例如元稹《连昌宫词》对歌舞盛况的描写：“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中许燃烛。春娇满眼睡红绡，掠削云鬟旋装束。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遍凉州彻，色色龟兹轰录续。李謩压笛傍宫墙，偷得新翻数般曲。”[147]这是一个何等热闹场面！音乐成了节日狂欢必备节目，成了联系宫廷和民间的媒介。唐代很多诗文对乐府名篇的表演情况和艺人表演情况都有生动的描写。例如白居易《霓裳羽衣歌》就详细描述了《霓裳羽衣曲》的舞容舞态。
顺便指出，《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中都有“乐部”，对乐府活动分类解释，并附上相关诗文，所谓“事居于前，文列于后”。例如《初学记》在子目下分“叙事”、“事对”、“赋”、“诗”等部分。“叙事”是解释性文字，“赋”、“诗”是描写歌咏文字。如“乐部上”“舞”条下面就列有后汉傅毅《舞赋》、梁简文帝《舞赋》等赋和梁简文帝《咏舞诗》、刘遵《应令咏舞诗》等诗。[148]这些也是唐人乐府研究成果。
就留存形式而言，乐府可以唱于口头，可以写于墙壁，可以书于纸张。考察乐府诗留存情况，是考察乐府活动的继续。作为乐府活动核心成果，乐府诗在当时以何种形式留存于世，值得努力追寻。因为从中可以看到唐人乐府观念、创作、传播、接受等种种情况。这里主要介绍歌录、乐志、诗歌总集、诗歌别集、类书等文献中乐府诗留存情况。
歌录是乐府诗留存主要载体。《旧唐书·经籍志下》著录：“《歌录集》八卷、《汉魏吴晋鼓吹曲》四卷、《乐府歌诗》十卷、《太乐杂歌辞》三卷（荀勖撰）、《太乐歌辞》二卷、《乐府歌辞》十卷、《乐府歌诗》十卷、《三调相和歌辞》三卷、《新撰录乐府集》十一卷（谢灵运撰）。”[149]《新唐书·艺文志》[150]著录：“荀勖《太乐杂歌辞》三卷、又《太乐歌辞》二卷、《乐府歌诗》十卷、谢灵运《新录乐府集》十一卷。……翟子《乐府歌诗》十卷、又《三调相和歌辞》五卷……《汉魏吴晋鼓吹曲》四卷。”[151]可见两志著录歌录均为唐前人所作，没有唐人著作。这就引来了一系列问题：唐人有无歌录？如有，其著作主体是谁？两《唐书》为何不著录唐人歌录？
唐人确实作有歌录。如《旧唐书·音乐志》载：“（开元）二十五年，太常卿韦
令博士韦逌、直太乐尚冲、乐正沈元福、郊社令陈虔申怀操等，铨叙前后所行用乐章，为五卷，以付太乐、鼓吹两署，令工人习之。时太常旧相传有宫、商、角、征、羽《
乐》五调歌辞各一卷，或云贞观中侍中杨恭仁妾赵方等所铨集，词多郑、卫，皆近代词人杂诗，至
又令太乐令孙玄成更加整比为七卷。”[152]可见唐人作有歌录，作者有太常寺官员，也有太常寺之外人参与。杨恭仁妾赵方等为何能铨集五调歌辞，她以何种身份，出于何种目的，在何种情境下“铨集”歌辞，值得探讨。
这些歌录不见于两《唐书》著录，可能与史官观念有关。《旧唐书·音乐志》云：“贞观二年，太常少卿祖孝孙既定雅乐，至六年，诏褚亮、虞世南、魏徵等分制乐章。……至
又令太乐令孙玄成更加整比为七卷。……其五调法曲，词多不经，不复载之。”[153]在旧志作者看来，收录“雅乐歌辞”，是仿前代乐志通例，其他歌辞因“词多不经，不复载之”。
郭茂倩在编《乐府诗集》时是否看到唐人歌录呢？《乐府诗集》谈到引用前代歌录凡四见：一、魏武帝《塘上行五解》解题：“《歌录》曰：‘《塘上行》，古辞。或云甄皇后造。’”[154]二、古辞《饮马长城窟行》解题引郦道元《水经注》云：“歌录云：‘饮马长城窟’，信非虚言也。”[155]三、陆机《悲哉行》解题：“《歌录》曰：‘《悲哉行》，魏明帝造。’”[156]四、《齐瑟行》解题引《歌录》曰：“《名都》《美女》《白马》，并《齐瑟行》也。”[157]所引都是唐前著作。《乐府诗集》中唐人作品居多，郭茂倩据何收录唐人乐府，有待于深入考察。
《旧唐书·音乐志》录雅乐歌辞，使唐代雅乐歌辞得以较为完整保存下来。旧书收录歌辞时还注意标注作者、宫调、使用程序等信息。如云：“享太庙乐章十三首。（贞观中魏徵褚亮等作）迎神用《永和》（黄钟宫三成，大吕角二成，太簇徵二成，应钟羽二成，总九变同用）”[158]，“仪坤庙乐章十二首，迎神用《永和》（林钟宫，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徐彦伯作）”[159]。这些歌辞都被收入《乐府诗集》，大小解题也往往引用旧志。如《唐祀圆丘乐章》解题引《唐书·乐志》曰：“贞观二年，祖孝孙修定雅乐，取《礼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故制十二和之乐：祭天神奏《豫和之乐》，祭地祗奏《顺和》，祭宗庙奏《永和》……六年，冬至祀昊天于圆丘乐章，褚亮、虞世南、魏徵等作。”[160]
旧书其他志传所载歌谣有些被郭茂倩收在《乐府诗集·杂歌谣辞》当中。如《薛将军歌》《颜有道歌》《新河歌》《田使君歌》《黄獐歌》《得体歌》《黄台瓜辞》《唐天宝中京师谣》《唐贞观中高昌国童谣》等。《新唐书·礼乐志》不录雅乐歌辞，其他志传中却记录一些歌谣。如《唐永淳初童谣》《唐高宗永淳中童谣》《唐武德初童谣》《唐神龙中谣》《唐中宗时童谣》《唐景龙中谣》《唐天宝中童谣》《唐天宝中幽州谣》《唐德宗时童谣》《唐元和初童谣》《唐咸通中童谣》等。
考察唐人诗歌总集中是否有乐府总集，乐府在诗歌总集中处于什么位置，可以看到唐人乐府观念、创作、流传、接受等情况。
唐人有无乐府总集呢？查《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唐人诗歌总集中没有明确以“乐府”名之者。以“歌辞”、“歌诗”命名者倒有一些。如《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赵抟歌诗》二卷……《翰林歌辞》一卷”。[161]《宋史·艺文志》著录有“《鲍溶歌诗》五卷……王涯《翰林歌辞》一卷、（令狐楚）《歌诗》一卷”。[162]《旧唐书·李德裕传》载德裕有一方《歌诗篇录》刻石。刘肃《大唐新语·文章》云：“刘希夷……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词旨悲苦，不为时所重。……后孙翌撰《正声集》，以希夷为集中之最。由是稍为时人所称。”[163]但歌诗不等同于乐曲，一般乐曲不等同于宫廷乐曲，唐人总集中乐府留存情况还需仔细分析。
署名王涯的《翰林歌辞》到底是王涯一人的作品，还是与张仲素、令狐楚一同写作的歌辞，尚待进一步考证。若属后者，当视为乐府总集。中唐时翰林学士为乐府写作歌辞乃是惯例，该集最应该看作是总集当中专录乐府诗者。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玉台新咏》解题云：“右陈徐陵纂，唐李康成云：‘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平好文，雅尚宫体，故采西汉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且为之序。’”[164]李康成认为《玉台新咏》专录“乐府艳诗”。《新唐书·艺文志》将《玉台新咏》与歌录一起排列。《玉台后集》作为《玉台新咏》续编，应视为一部乐府专集。
唐代很多诗人善为歌诗，见载于《旧唐书》的诗人就有顾况、韦执谊、陆贽、韩愈、元稹、白居易、李绅、李德裕、杨乘、毕諴、崔咸、李白、杜甫、李益、李贺等。李白、李贺、吴融等人诗集也曾以“歌诗”命名。但歌诗成为宫廷乐曲才算乐府。刘禹锡《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序》云：“尚书郎卢公讳象……始以章句振起于开元中，与王维、崔颢比肩骧首，鼓行于时。妍词一发，乐府传贵。”[165]《旧唐书·元稹传》载：“穆宗皇帝在东宫，有妃嫔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166]《旧唐书·李益传》载：“李益……长为歌诗。贞元末，与宗人李贺齐名。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辞。”[167]唐代诗人所作歌诗哪些为乐府，还需要做细致分析。
由于诗人创作与乐府曲目之间有个动态变化过程，诗人别集中乐府留存，往往呈现出复杂局面。诗人所作乐府有无单独成集，或在诗集中乐府有无单独排列，是考察重点。有资料表明唐代诗人有乐府专集。卢照邻《乐府杂诗序》云：“乐府者，侍御史贾君之所作也。……爰有中山郎徐令……探亡篇于古壁，征逸简于道人。撰而集之，命余为序。”[168]可知侍御史贾君有《乐府杂诗》行于世。陆龟蒙《和过张祜处士丹阳故居序》云：“张祜……元和中作宫体小诗，辞曲艳发……及老大，稍窥建安风格，诵《乐府录》，知作者本意。”[169]可知张祜有《乐府录》行于世。李季卿《三坟记》云：“先侍郎之子曰曜卿……赋古乐府廿四章，左史韦良嗣为之叙。”[170]诗集中将乐府单独编排更不乏其人。魏颢《李翰林集序》云：“次以《大鹏赋》、古乐府诸篇，积薪而录。”[171]当然有些诗集乐府不单独编排，如白居易将新乐府与讽喻诗排列在一起，《元稹集》则将乐府单独排列。《四库全书总目》《元氏长庆集》提要云：“此本……自一卷至八卷前半为古诗……二十三卷为古乐府。二十四卷至二十六卷为新乐府。”[172]
唐人编纂类书中也保留了部分乐府诗。如《艺文类聚》，初唐欧阳询领修，规模达一百卷。全书共分四十六部，每部又分子目，共七百二十七个子目。乐部一后半部分和乐部二辑录了大量乐府诗，且按曲目归类编排，先列古辞，后按作品产生年代依次排列。《乐府诗集》正是按这一方式编辑乐府的。
唐代乐府诗创作往往伴随着诗人对乐府的深刻反思，从而形成了唐人独有的乐府诗学。唐代乐府诗学主要围绕古乐府、补乐府、新乐府几个核心概念展开。
乐府是礼乐文化核心部分。研究古乐府，创作古乐府，以寄托自己文化理想，是许多学者和诗人的共同选择。
1.古乐府解题。唐代出现一批乐府解题著作，这是唐人研究整理古乐府的直接成果。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著录，唐人解题类著作有吴兢《乐府古题要解》、郗昂《乐府古今题解》三卷（一作王昌龄）、刘
《乐府古题解》一卷、王昌龄《续乐府古解题》一卷。其中王昌龄《续乐府古解题》一卷可能就是郗昂《乐府古今题解》三卷。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今存。序云：“乐府之兴，肇于汉魏。历代文士，篇咏实繁。或不睹于本章，便断题取义。赠夫利涉，则述《公无度河》；庆彼载诞，乃引《乌生八九子》；赋雉斑者，但美绣颈锦臆；歌天马者，唯叙骄驰乱蹋。类皆若兹，不可胜载。递相祖习，积用为常，欲令后生，何以取正？余顷因涉阅传记，用诸家文集，每有所得，辄疏记之。岁月积深，以成卷轴，向编次之，目为《古题要解》云尔。”[173]吴兢是有感于长期以来诗人们不究古题本事，不仔细研读古辞，只据题目望文生义写作，严重偏离本事，才对这些古题本事、本义加以说明。他还特别强调古辞作用。如《江南曲》解题云：“右《江南曲》。古词云：‘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又云：‘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盖美其芳晨丽景，嬉游得时。若梁简文‘桂楫晚应旋’，唯歌游戏也。又有《采菱曲》等，疑皆出于此。”[174]再如《乌生八九子》解题云：“右古词。‘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言乌母生子，本在南山岩石间，而来为秦氏弹丸所杀；白鹿在苑中，人得以脯；黄鹄摩天，鲤鱼在深渊，人可得而烹煮之。则寿命各有定分，死生何叹前后也。若梁刘孝威‘城上乌，一年生九雏’，但咏乌而已，不言本事。”[175]该书《乐府诗集》多有引用。
刘
《乐府古题解》一卷今存。条目较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少，解释也较为简单。两书之间是否存在借鉴尚难定论。少数解释文字相差无几。如《大垂手》解题《乐府古题解》云：“言舞而垂其手，亦有小垂手及独摇手之类。”[176]《乐府古题要解》云：“右言舞而垂其手，亦有小垂手及独垂手也。”[177]
乐府解题写作宗意在追寻古题本事本义，普及古乐府知识，使诗人在写作时遵循这些本事本义，恢复古乐府传统。
唐人诗文中也有乐府解题内容。如吕才《进白雪歌奏》就有对琴曲《白雪》由来的考证：“臣按《礼记》及《家语》云：‘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是知琴操曲弄，皆合于歌。又张华《博物志》云：‘《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曲名。’又楚大夫宋玉《对襄王》云：‘有客于郢中歌阳春白雪，国中和者数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调高，人和遂寡。自宋玉以来，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178]
2.李白古乐府学。李白对古乐府有专门研究，曾系统模拟古乐府，建立起一整套乐府学。李白古乐府学有三点相互关联的内涵：一、作古乐府寄托着他恢复古道的使命感；二、系统模拟古乐府；三、致力于恢复古乐府传统。
李白对盛唐文化有总体设计，主导思想是恢复古代礼乐。《古风五十九首》其一写道：“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179]其“大雅正声”不仅是诗歌创作，而是指整个礼乐文化。李白十分关注朝廷礼乐建设，他看到高宗以来建立明堂成为朝廷礼乐大事，就作《明堂赋》歌咏此事。在现存六篇《明堂赋》中李白所作篇幅最长，描述明堂形制功能也最为详细，说明他对此有做过深入研究。赋中有句云：“太祝正辞，庶官精诚；鼓大武之隐辚，张钧天之铿鍧。孤竹合奏，空桑和鸣。尽六变，齐九成，群神来兮降明庭，盖圣主之所以孝治天下，而享祀窅冥也。”“然后临辟雍，宴群后。阴阳为庖，造化为宰。餐元气，筛太和；千里鼓舞，百寮赓歌。”[180]涉及音乐表演和诗歌创作。
任何文化建设都有其基础。《诗经》时代已经远去，后人难以按照《诗经》体式作诗。《楚辞》有很强地域色彩，又非《诗经》正宗继承者。唐人所见尚保留诸多古人思想和音乐元素的诗歌样式就是古乐府。因此整理、研究、创作古乐府，就成了人们表达文化理想的现实选择。王通以古乐府接续《诗经》，给李白以很大启发：王通续《诗》以实现“删述”之志，李白作诗以实现“删述”之志；王通“述而不作”，选取古乐府阐释诗教；李白“作而不述”，创作古乐府直陈诗教。李白古乐府学和古乐府创作一体两面，都是意在实现删述之志。
李白在建构古乐府学当中，曾努力恢复古乐府传统。如果说吴兢等人作解题是通过学术研究来维护古乐府传统的话，那么李白则是通过古乐府创作来维护古乐府传统。在《乐府诗集》当中，李白被录作品最多，使用曲调也最多，共一百一十七题作品，类别涵盖郊庙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十一类，只有燕射歌辞没有李白作品，而《乐府诗集》燕射歌辞一类恰恰不收唐人作品。十一类中近代曲辞以前均为古乐府。
自汉魏以来，人们在作古题乐府时，也往往加入自己情感，使古题在继续保持原有题材和主题的同时，增加或衍生出新的主题。李白创作往往拨开后人增加或衍生的主题，努力恢复原始主题。如《梁甫吟》，诸葛亮所作意在怀古言志，歌咏晏婴二桃杀三士故事。后来晋陆机、梁沈约、陈陆琼所作，都偏离了本事，只有李白回归到这一本事：“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181]并列举了姜尚、郦食其、剧孟等人故事，抒发怀才不遇之情，与诸葛亮用意一致。
无古辞借鉴时，李白努力按照本事去写。如《公无渡河》：“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波滔天，尧咨嗟，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杀湍湮洪水，九州始蚕麻。其害乃去，茫然风沙。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径流欲奚为？旁人不惜妻止之，公无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难凭，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长鲸白齿若雪山，公乎公乎挂骨于其间。箜篌所悲竟不还。”[182]梁刘孝威、陈张正见《公无渡河》，均极言川险不可涉，只有李白所作最接近崔豹《古今注》所述本事，写狂夫乱流渡河、其妻无力劝阻。
黄庭坚说“太白诗与汉魏乐府争衡”，[183]道出了李白乐府诗创作真正动机。李白以其非凡创作成就实实在在地维护了古乐府传统，使古乐府在唐代继续成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诗歌样式。
在恢复古乐府传统过程中还会遇到一种情况，即某些曲题既没有本事留存，也没有古辞留存，只剩下了题名。因此有人便努力为这些乐歌补写歌辞。其代表人物就是元结和皮日休。
元结作有《补乐歌十首》，序云：“自伏羲氏至于殷室，凡十代，乐歌有其名无其辞。考之传记而义或存焉……故采其名义以补之……凡十篇十有九章，各引其义以序之，命曰《补乐歌》。”十首的具体题目是《网罟》《丰年》《云门》《九渊》《五茎》《六英》《咸池》《大韶》《大夏》《大濩》。每首下面有小序，如云：“《网罟》，伏羲氏之乐歌也。其义盖称伏羲能易人取禽兽之劳，凡二章，章四句”，“《云门》，轩辕氏之乐歌也，其义盖言云之出，润益万物，如帝之德，无所不施。凡二章，章四句”。[184]郭茂倩《乐府诗集·舞曲歌辞·雅舞》序云：“黄帝之《云门》，尧之《大咸》，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文舞也。殷之《大濩》，周之《大武》，武舞也。周存六代之乐，至秦唯馀《韶》《武》。汉魏已后，咸有改革。然其所用，文武二舞而已，名虽不同，不变其舞。故《古今乐录》曰：‘自周以来，唯改其辞，示不相袭，未有变其舞者也。’然自《云门》而下，皆有其名而亡其容，独《大武》之制，存而可考。”[185]汉魏以来虽然有人以《云门》命名雅舞，如晋傅玄作有《云门篇》，庾信《周祀圆丘歌》中有《云门之舞二首》，但都是借名而已，无人为上古乐歌系统写作歌辞，元结为此作十首乐歌。歌辞以四言为主，语言和内容都尽量模拟古人韵味。
晚唐皮日休作有《补周礼九夏系文》。序云：“《周礼》：‘钟师掌金奏，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案郑康成注云：‘夏者，大也。乐之大者，歌有九也。《九夏》者，皆诗篇名也。颂之类也。’此歌之大者，载在乐章，乐崩亦从而亡，是以颂不能具也。呜呼，吾观之《鲁颂》，其古也亦久矣。《九夏》亡者，吾能颂乎？夫大乐既去，至音不嗣，颂于古不足以补亡；颂于今不足以入用，庸可颂乎？颂之亡者，俾千古之下，郑卫之内，窈窈冥冥，不独有大卷之音者乎？”[186]其《文薮序》云：“大乐既亡，至音不嗣，作《补周礼九夏歌》。”[187]与元结体例相同，每首下面著有小序。如云：“王夏之歌者，王出入之所奏也。四章，章四句。”“肆夏之歌者，尸出入之所奏也。二章，章四句。”[188]前代郊庙、燕射歌辞中也有用《皇夏》《肆夏》等题目，也都是借名，从来没有人为《周礼》中所载《九夏》之名补写歌辞。皮作也以四言为主，内容和语言风格尽量复古。
受补上古乐歌理论影响，唐人还写了一系列类似诗篇。元结就有《演兴》四首，用诗六义名称作诗。顾况有《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具体是《上古一章》《左车二章》《筑城二章》《持斧一章》《十月之郊一章》《燕于巢一章》《苏方一章》《陵霜之华一章》《囝一章》《我行自东一章》《采蜡一章》。每篇下面有序，如云：“上古，愍农也。”“筑城，刺临戎也。寺人临戎，以墓砖为城壁。”[189]这些篇什虽然不以乐府名之，但性质与乐府类似，只是意在讽刺现世，不歌颂往古。
除了补上古乐歌，唐人还补当代乐歌。最典型的就是柳宗元谪居永州时所作《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其《上铙歌鼓吹曲表》云：“臣宗元言：……伏惟汉魏以来，代有铙歌鼓吹词，唯唐独无有。臣为郎时，以太常联礼部，尝闻鼓吹署有戎乐，词独不列。今又考汉曲十二篇，魏曲十四篇，晋曲十六篇，汉歌辞不明纪功德，魏晋歌功德具。今臣窃取晋魏义，用汉篇数，为《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纪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劳，命将用师之艰难。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词以为容，且得大戒，宜敬而不害。”[190]每首曲辞前都著小序，如《晋阳武》题下云：“隋乱既极，唐师起晋阳，平奸豪，为生人义主，以仁兴武。为《晋阳武》第一。”《兽之穷》题下云：“唐既受命，李密自败来归，以开黎阳，斥东土，为《兽之穷》第二。”[191]
补当代乐歌与补上古乐歌有些类似，差异在于：一、曲名不是来自古代，而是出自汉魏以后，有前人作品可供借鉴，不属于凭空增补；二、乐歌创作有很强针对性，即送给朝廷表演，而上古乐歌此种针对性不强。
新乐府活动有四点内容：一、提出了“系乐府”、“新题乐府”、“新乐府”等新概念；二、希望所作成为乐府歌辞；三、充分发挥乐府补察时政的作用；四、有意颠覆古乐府传统。
1.卢照邻的“发挥新体”。卢照邻《乐府杂诗序》首先叙述周代以来乐歌历史，认为自“王泽竭而颂声寝，伯功衰而诗道缺”之后，乐府发展很不理想：“王风国咏，共骊翰而升沉；里颂途歌，随质文而沿革。以少卿长别，起高唱于河梁；平子多愁，寄遥情于陇坂。南浦动关山之役，作者悲离；东京兴党锢之诛，词人哀怨。其后鼓吹乐府，新声起于邺中；山水风云，逸韵生于江左。言古兴者多以西汉为宗，议今文者或用东朝为美。落梅芳树，共体千篇；陇水巫山，殊名一意。亦犹负日于珍狐之下，沉萤于烛龙之前。辛苦逐影，更似悲狂；罕见凿空，曾未先觉。潘、陆、颜、谢，蹈迷津而不归；任、沈、江、刘，来乱辙而弥远。”因此强烈主张“其有发挥新题，孤飞百代之前；开凿古人，独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192]卢照邻这里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古乐府是风雅失坠以后的产物，情感哀怨；第二，拘泥自身传统，重复多，创新少；第三，应该抛弃旧题，大胆创新，“发挥新体”。但卢照邻没有指出新体具体是什么样子。
2.元结的“系乐府”。为了发挥诗歌社会功用，元结提出了“系乐府”的概念。其《系乐府十二首》序云：“天宝辛未中，元子将前世尝可称叹者，为诗十二篇，为引其义以名之，总命曰系乐府。古人咏歌不尽其情声者，化金石以尽之，其欢怨甚耶戏尽欢怨之声者，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故元子系之。”[193]具体是《思太古》《陇上叹》《颂东夷》《贱士吟》《欸乃曲》《贫妇词》《去乡悲》《寿翁兴》《农臣怨》《谢大龟》《古遗叹》《下客谣》。序表达三层意思：一、提出了“系乐府”概念；二、希望这些乐府能够被朝廷采纳；三、具有鲜明的讽谕用意。
3.元白的“新乐府”。元白是新乐府理论集大成者，唐人新乐府理论几点内容在他们那里都有表现。这些理论阐述主要在白居易《与元九书》《新乐府序》《采诗官》和元稹《乐府古题序》当中。
第一，他们完善了新乐府概念。新乐府包含两层含义：首先它是乐府，而唐人所说乐府一定是与朝廷音乐机构有关，或是太常寺，或是梨园，或是教坊。其次，它是新的乐府。所谓新，或是指新题，以区别于古题；或是指新辞，以区别于旧辞；或是指新声，以区别于旧曲。郭茂倩《乐府诗集》新乐府辞叙论云：“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常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194]元白新乐府，除了指新题以外，还指乐府新歌。虽然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曾以“新题乐府”，区别“古题乐府”，并作有《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但“新题乐府”并不是唐人新乐府涵义的全部表述，因此也不能看作元白新乐府涵义的全面表述。可见从卢照邻“发挥新体”到元结“系乐府”，再到元白“新题乐府”，新乐府概念日益清晰。
第二，明确表示希望自己作品成为乐府歌辞。元白作新乐府以备朝廷“采诗”动机十分明确。如白居易《城盐州》云：“谁能将此《盐州曲》，翻作歌辞闻至尊。”[195]《读张籍古乐府》云：“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196]为了使新乐府诗便于入乐，他们还在形式上做了必要加工，即白居易《新乐府序》所说：“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197]
第三，发挥乐府诗干预社会特别是时政的作用。他们主张改革乐府，建议恢复周代采诗制度。元和初年白居易在《策林》第六十九《采诗以补察时政》中写道：“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198]元和四年后所作《新乐府·采诗官》中表示，自秦废止采诗制度以来，乐府歌诗只有歌颂，极不正常。所谓“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与元九书》亦云：“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刓矣。”[199]为了纠正“谄成之风”，他们特别强调诗歌讽刺作用。如元稹《乐府古题序》所云：“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200]
第四，颠覆古乐府传统。为了倡导新乐府，他们有意识颠覆古乐府传统。元稹《乐府古题序》云：“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201]元稹特别强调了乐府讽谕现实和与时变化的重要性，指出写古题不如借古题以讽谕时事，借古题以讽谕时事还不如作新题。这种“功能优胜论”，虽然狭隘了一些，但有一定道理。但“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就全面否定了古乐府存在价值，较卢照邻“落梅芳树，共体千篇；陇水巫山，殊名一意”批评更加犀利。在元白等人大力宣传下，新乐府成了引人瞩目的诗歌样式。在《乐府诗集》所收新乐府辞中，元白新乐府只是很少一部分，但在后人心目中，所谓新乐府就是元白新乐府。
4.皮日休的“正乐府”。到晚唐皮日休，又提出了“正乐府”这一概念。其《正乐府十篇》序云：“乐府，盖古圣王采天下之诗，欲以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得之者，命司乐氏入之于埙篪，和之以管籥。诗之美也，闻之足以劝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故《周礼》太师之职，掌教六诗。小师之职，掌讽诵诗。由是观之，乐府之道大矣。今之所谓乐府者，唯以魏晋之侈丽，陈梁之浮艳，谓之乐府诗，真不然矣。故尝有可悲可惧者，时宣于咏歌。总十篇，故命曰正乐府诗。”[202]乐府观念与元白等人如出一辙。
与魏晋南北朝人相比，唐人乐府诗学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魏晋南北朝人更多关注乐府诗创作方式，“拟”、“代”、“当”、“赋”等诗题标记，表明诗人关注的是怎样写作乐府，而唐人关注的是写什么样的乐府。古乐府、补乐府寄托着诗人建设文化的理想，新乐府代表着诗人对艺术的创新和讽谕时政的愿望。唐人深化了对乐府问题的探讨。建安以来，乐府创作进入有主名时代以后，诗人们开始更多关注乐府作为“诗”的特性，作品与曲调音乐的离与合，与本事的离与合，都成为诗人们关注的问题。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诗人们找到了诗歌与音乐结合的简便方法；赋题法的运用，标志着诗人们有意突破乐府本事。入唐以来人们继续探索这些课题，作古乐府者有意采用古体，作新乐府者主张发挥新体；作古乐府者主张遵守本事，作新乐府者主张抛弃本事，在歌辞与音乐的离与合，与本事的离与合上，唐人主张更加坚定，理论表述更加清晰，创作成就也更加突出。
五代朝代频繁更迭，每朝享国平均不到十一年，五十三年中换了十几个皇帝，统治者无暇从容治礼作乐，乐府活动与唐代无法相比。只是朝代更换后，新朝皇帝不能奉祀前朝皇帝宗庙，郊庙乐歌做了必要更换。这些情况被记录在宋薛居正等人撰《旧五代史·乐志》和王溥《五代会要》当中。欧阳修作《五代史记》（后人名为《新五代史》）不设乐志，只有个别传记涉及乐府活动。
《旧五代史》作于周亡后十三年，资料多取自前代实录。乐志前面有一段说明文字，可以概见五代宫廷雅乐沿革情况：“古之王者，理定制礼，功成作乐，所以昭事天地，统和人神，历代已来，旧章斯在。洎唐季之乱，咸、镐为墟；梁运虽兴，《英》《茎》扫地。庄宗起于朔野，经始霸图，其所存者，不过边部郑声而已，先王雅乐，殆将泯绝。当同光、天成之际，或有事清庙，或祈祀泰坛，虽簨虡犹施，而宫商孰辨？遂使磬襄、鼗武，入河、汉而不归；汤《濩》、舜《韶》，混陵谷而俱失。洎晋高祖奄登大宝，思迪前规，爰诏有司，重兴二舞。旋属烽火为乱，明法罔修，汉祚几何，无暇制作。周显德五年冬，将立岁仗，有司以崇牙树羽，宿设于殿庭。世宗因亲临乐悬，试其声奏，见钟磬之类，有设而不击者，讯于工师，皆不能对。世宗恻然，乃命翰林学士、判太常寺事窦俨参详其制，又命枢密使王朴考正其声。朴乃用古累黍之法，以审其度，造成律准，其状如琴而巨，凡设十三弦以定六律、六吕旋相为宫之义。世宗善之，申命百官议而行之。今亦备纪于后，以志五代雅乐沿革之由焉。”[203]
志中列有各代宗庙乐舞和部分郊祀乐舞名称。如云：“梁开平初，太祖受禅，始建宗庙，凡四室，每室有登歌、酌献之舞：肃祖宣元皇帝室曰《大合之舞》。敬祖光宪皇帝室曰《象功之舞》。宪祖昭武皇帝室曰《来仪之舞》。烈祖文穆皇帝室曰《昭德之舞》。登歌乐章各一首。（《五代会要》云：太常少卿杨焕撰。）二年春，梁祖将议郊禋，有司撰进乐名、舞名：乐曰《庆和之乐》。舞曰《崇德之舞》。皇帝行奏《庆顺》。奠玉帛登歌奏《庆平》。迎俎奏《庆肃》。酌献奏《庆熙》。饮福酒奏《庆隆》。送文舞迎武舞奏《庆融》。亚献奏《庆和》。终献奏《庆休》。乐章各一首。太庙迎神，舞名《开平》。皇帝行、盥手、登歌、饮福酒、彻豆、送神，皆奏乐。乐章各一首。”[204]《旧五代史》不标注乐章作者，不著录歌辞。书中有“乐章词多不录”，“其歌辞文不录”[205]，“曲词文多不载”[206]等字样。志中还记录了一些朝臣乐议。如云：“晋天福四年十二月，礼官奏：‘来岁正旦，王公上寿，皇帝举酒，请奏《玄同之乐》；再举酒，奏《文同之乐》。’从之。”[207]
《五代会要》成书于建隆二年。“庙乐”条记录了各代宗庙用乐情况，内容与《旧五代史》相同。《五代会要》注意记录乐章歌辞撰写人。《五代会要》中“论乐”条还收录多篇朝臣雅乐奏议。《五代会要》根据五代实录撰写而成，成书早于《旧五代史》十余年，且保存完整，是研究五代郊庙歌辞制作的重要资料。
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了《梁太庙乐舞辞》《后唐宗庙乐舞辞》《汉宗庙乐舞辞》《周宗庙乐舞辞》，解题于上述两种文献都有引用。解题中还三次引用《唐馀录》一书，该书不知作于何时，从郭茂倩引用顺序上看，应该在《五代会要》和《旧五代史》之后。录中对宗庙乐舞演奏情况记录较为详细。如《汉宗庙乐舞辞》解题引《五代史·乐志》曰：“汉宗庙酌献乐舞：文祖室奏《灵长之舞》，德祖室奏《积善之舞》，翼祖室奏《显仁之舞》，显祖室奏《章庆之舞》，高祖室奏《观德之舞》。”又引《唐馀录》曰：“高祖追尊四祖庙，且远引汉之二祖为六室。张昭因傅会其礼，乃曰太祖高皇帝创业垂统，室奏《武德之舞》，世祖光武皇帝再造丕基，室奏《大武之舞》，自如其旧。而《大武》即用东平王苍辞云。”[208]可见《唐馀录》较《旧五代史》记录详细。
据《宋史.艺文志》著录，五代尚有周代窦俨订论的《大周正乐》八十八卷，可见五代越到后来，乐府建设工作做得越细致，留下文献也越多。
五代乐府诗学材料不多。清人辑有《五代诗话》，很少涉及乐府。
【注释】
[1]〔汉〕司马迁：《史记》，第86卷，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9页。
[2]〔宋〕郭茂倩编，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第6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04页。
[3]〔汉〕司马迁：《史记》，第24卷，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77页。
[4]〔清〕孙楷著，杨善群校补：《秦会要》，第9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125页。
[5]〔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第24卷，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602页。
[6]〔汉〕班固：《汉书》，第8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5页。
[7]〔汉〕班固：《汉书》，第72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65页。
[8]〔汉〕班固：《汉书》，第9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0页。
[9]〔汉〕班固：《汉书》，第89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42页。
[10]〔晋〕司马彪：《后汉书·百官志二》，第115卷，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73页。
[11]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第5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64页。
[12]〔汉〕司马迁：《史记》，第24卷，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77—1178页。
[13]〔汉〕班固：《汉书》，第22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43页。
[14]〔汉〕班固：《汉书》，第22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44页。
[15]〔汉〕班固：《汉书》，第22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45页。
[16]〔晋〕司马彪：《后汉书·仪礼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102—3103页。
[17]〔晋〕司马彪：《后汉书·祭祀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161页。
[18]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第4卷，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6页。
[19]〔汉〕司马迁：《史记》，第25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49—1251页。
[20]〔汉〕班固：《汉书》，第21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57—958页。
[21]〔晋〕司马彪：《后汉书·律历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000—3001页。
[22]〔汉〕班固：《汉书》，第9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8页。
[23]〔汉〕刘歆撰，〔晋〕葛洪集，王根林校点：《西京杂记》，第1卷。见《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24]〔汉〕班固：《汉书》，第93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25—3726页。
[25]〔汉〕司马迁：《史记》，第24卷，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78页。
[26]〔汉〕班固：《汉书》，第22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70—1071页。
[27]〔汉〕司马迁：《史记》，第24卷，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93页。
[28]〔汉〕班固：《汉书》，第22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72页。
[29]〔汉〕司马迁：《史记》，第55卷，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47页。
[30]〔汉〕司马迁：《史记》，第118卷，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80页。
[31]〔汉〕班固：《汉书》，第30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56页。
[32]〔晋〕司马彪：《后汉书·五行志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280—3281页。
[33]〔汉〕班固：《汉书》，第30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2页。
[34]〔汉〕班固：《汉书》，第30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1页。
[35]〔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第57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35页。
[3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18卷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61页。
[37]〔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第54卷，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21—422页。
[38]见何辉远校：《琴操》。吉联抗编《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丛刊》，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39]〔汉〕班固：《汉书》，第22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53页。
[40]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佚文》，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93页。
[41]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第5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页。
[42]〔晋〕司马彪：《后汉书·五行一》，第103卷，中华书局，第1965，第3281—3282页。
[43]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第5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64—165页。
[44]〔梁〕沈约：《宋书》，第19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51页。
[45]〔唐〕房玄龄等：《晋书》，第23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01页。
[46]〔唐〕房玄龄等：《晋书》，第23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01页。
[47]〔唐〕房玄龄等：《晋书》，第23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02页。
[48]戴明扬：《嵇康集校注》，第2卷，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43—144页。
[49]〔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第97卷，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014页。
[50]〔唐〕房玄龄等：《晋书》，第23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16页。
[51]〔宋〕郭茂倩编，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第3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页。
[52]〔宋〕郭茂倩编，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第3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页。
[53]〔晋〕陆机著，金涛声点校：《陆机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7页。
[54]〔汉〕班固：《汉书》，第22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52—1053页。
[55]〔汉〕司马迁：《史记》，第24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78页。
[56]〔汉〕班固：《汉书》，第22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55页。
[57]〔汉〕班固：《汉书》，第22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57页。
[58]〔唐〕房玄龄等：《晋书》，第22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76页。
[59]〔梁〕萧子显：《南齐书》，第11卷，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72页。
[60]〔梁〕沈约：《宋书》，第19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49—550页。
[61]〔梁〕沈约：《宋书》，第19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51页。
[62]〔梁〕萧子显：《南齐书》，第11卷，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95页。
[63]〔宋〕郭茂倩编，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第29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页。
[64]〔宋〕郭茂倩编，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第3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56页。
[65]〔宋〕郭茂倩编，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第3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56页。
[66]〔宋〕郭茂倩编，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第3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页。
[67]〔宋〕郭茂倩编，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第3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页。
[68]〔梁〕沈约：《宋书》，第19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52—553页。
[69]〔梁〕沈约：《宋书》，第20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94页。
[70]〔梁〕沈约：《宋书》，第21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03页。
[71]〔梁〕萧子显：《南齐书》，第11卷，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90页。
[72]〔唐〕徐坚等：《初学记》，第15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5页。
[73]〔唐〕徐坚等：《初学记》，第16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5页。
[74]〔宋〕李防等：《太平御览》，第574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593页。
[75]〔宋〕郭茂倩编，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第48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41页。
[76]〔宋〕郭茂倩编，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第49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49页。
[77]〔宋〕郭茂倩编，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第4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00—501页。
[78]〔宋〕郭茂倩编，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第5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87页。
[79]〔唐〕魏徵等：《隋书》，第35卷，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85页。
[80]〔梁〕沈约：《宋书》，第21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09页。
[81]〔梁〕沈约：《宋书》，第21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11—612页。
[82]〔梁〕沈约：《宋书》，第22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35—636页。
[83]〔梁〕沈约：《宋书》，第22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60页。
[84]〔梁〕萧子显：《南齐书》，第11卷，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69页。
[85]〔梁〕萧子显：《南齐书》，第11卷，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88页。
[86]〔梁〕萧子显：《南齐书》，第11卷，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89页。
[87]〔唐〕姚思廉：《梁书》，第35卷，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14页。
[88]〔梁〕萧子显：《南齐书》，第11卷，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96页。
[89]〔唐〕李延寿：《南史》，第72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83页。
[90]〔梁〕沈约：《宋书》，第11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5页。
[91]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43—255页。
[92]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57—260页。
[93]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页。
[94]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95]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59页。
[96]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页。
[97]〔北齐〕魏收：《魏书》，第109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27页。
[98]〔北齐〕魏收：《魏书》，第109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27页。
[99]〔北齐〕魏收：《魏书》，第109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28页。
[100]〔北齐〕魏收：《魏书》，第109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43页。
[101]〔北齐〕魏收：《魏书》，第109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43页。
[102]〔唐〕魏徵等：《隋书》，第32卷，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26—927页。
[103]〔北齐〕魏收：《魏书》，第109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31页。
[104]〔唐〕魏徵等：《隋书》，第13卷，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88—289页。
[105]〔唐〕魏徵等：《隋书》，第13卷，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06—309页。
[106]〔唐〕魏徵等：《隋书》，第15卷，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76—377页。
[107]〔唐〕魏徵等：《隋书》，第15卷，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77—378页。
[108]〔唐〕魏徵等：《隋书》，第15卷，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78—379页。
[109]〔唐〕魏徵等：《隋书》，第32卷，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26—927页。
[110]〔唐〕魏徵等：《隋书》，第35卷，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85页。
[111]〔唐〕魏徵等：《隋书》，第78卷，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85页。
[112]〔唐〕魏徵等：《隋书》，第78卷，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84页。
[113]〔清〕董诰等：《全唐文》，第191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32页。
[114]张沛：《中说校注·附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69页。
[115]张沛：《中说校注》，第2卷，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5—66页。
[116]张沛：《中说校注》，第3卷，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4—85页。
[117]张沛：《中说校注》，第4卷，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12页。
[118]〔后晋〕刘昫等：《旧唐书》，第28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41页。
[119]〔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第22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7页。
[120]〔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第14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04—405页。
[121]〔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第14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04页。
[122]〔唐〕杜佑：《通典》，第141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588—3589页。
[123]〔唐〕杜佑：《通典》，第143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55页。
[12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第28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41页。
[125]〔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第21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64页。
[126]〔元〕脱脱等：《宋史》，第249卷，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801页。
[127]〔宋〕王溥：《唐会要》，第3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21页。
[128]〔宋〕王溥：《唐会要》，第3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03页。
[129]〔宋〕王溥：《唐会要》，第2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03—504页。
[130]〔后晋〕刘昫等：《旧唐书》，第46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75—1976页。
[131]〔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第57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35—1437页。
[132]〔元〕脱脱等：《宋史》，第202卷，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053—5054页。
[133]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第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1—97页。
[134]任半塘：《教坊记笺订》，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页。
[135]〔唐〕南卓：《羯鼓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1页。
[136]俞为民、孙蓉蓉主编：《历代曲话汇编·唐宋元编》，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18页。
[137]任半塘：《教坊记笺订》，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87页。
[138]任半塘：《教坊记笺订》，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页。
[139]任半塘：《教坊记笺订》，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1页。
[140]任半塘：《教坊记笺订》，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3页。
[141]〔唐〕南卓：《羯鼓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142]〔唐〕南卓：《羯鼓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143]俞为民、孙蓉蓉主编：《历代曲话丛编·唐宋元编》，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18页。
[144]〔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6页。
[145]〔唐〕郑处诲：《明皇杂录》补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6—47页。
[146]〔日〕中津滨涉：《乐府诗集之研究》，汲古书院，昭和五十二年版，第575—576页。
[147]周相录：《元稹集校注》，第2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04页。
[148]〔唐〕徐坚等：《初学记》，第15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79—383页。
[149]〔后晋〕刘昫等：《旧唐书》，第47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80页。
[150]新志将歌录和乐录一起著录，总集类只著录“《歌录集》八卷”，说明宋人已经分不清或不在乎乐录与歌录之别。
[151]〔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第57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35页。
[15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第30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89页。
[153]〔后晋〕刘昫等：《旧唐书》，第30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89—1090页。
[154]〔宋〕郭茂倩编，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第3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页。
[155]〔宋〕郭茂倩编，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第38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36页。
[156]〔宋〕郭茂倩编，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第6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87页。
[157]〔宋〕郭茂倩编，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第6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96页。
[158]〔后晋〕刘昫等：《旧唐书》，第31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29页。
[159]〔后晋〕刘昫等：《旧唐书》，第31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40页。
[160]〔宋〕郭茂倩编，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第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161]〔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第60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14—1624页。
[162]〔元〕脱脱等：《宋史》，第208卷，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340—5341页。
[163]〔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第8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8页。
[164]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第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165]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第19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05页。
[166]〔后晋〕刘昫等：《旧唐书》，第166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33页。
[167]〔后晋〕刘昫等：《旧唐书》，第137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771页。
[168]祝尚书：《卢照邻集笺注》，第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343页。
[169]〔清〕彭定求等：《全唐诗》，第626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194页。
[170]〔清〕董诰等：《全唐文》，第458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682页。
[171]〔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53页。
[172]四库全书研究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第151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18页。
[173]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页。
[174]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页。
[175]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页。
[176]〔明〕陶宗仪等：《说郛三种》，第10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588页。
[177]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页。
[178]〔清〕董诰等：《全唐文》，第160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36页。
[179]〔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7页。
[180]〔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6—51页。
[181]〔宋〕郭茂倩编，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第4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75页。
[182]〔宋〕郭茂倩编，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第2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页。
[183]〔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51页。
[184]〔清〕彭定求等：《全唐诗》，第240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693页。
[185]〔宋〕郭茂倩编，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第5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81页。
[186]〔清〕彭定求等：《全唐诗》，第608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012页。
[187]〔清〕董诰等：《全唐文》，第796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353页。
[188]〔清〕彭定求等：《全唐诗》，第608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012—7013页。
[189]〔清〕彭定求等：《全唐诗》，第264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927—2928页。
[190]〔清〕董诰等：《全唐文》，第571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779页。
[191]〔清〕彭定求等：《全唐诗》，第350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918页。
[192]祝尚书：《卢照邻集笺注》，第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342页。
[193]〔清〕彭定求等：《全唐诗》，第240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696页。
[194]〔宋〕郭茂倩编，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第9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55页。
[195]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第3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29页。
[196]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第1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页。
[197]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第3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7页。
[198]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第6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550—3551页。
[199]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第4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0页。
[200]周相录：《元稹集校注》，第2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74页。
[201]周相录：《元稹集校注》，第2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74页。
[202]〔清〕彭定求等：《全唐诗》，第680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018页。
[203]〔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第144卷，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23—1924页。
[204]〔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第144卷，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24—1925页。
[205]〔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第144卷，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27、1932页。
[206]〔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第145卷，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36页。
[207]〔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第144卷，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27页。
[208]〔宋〕郭茂倩编，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第1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