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乐府学
魏晋南北朝是乐府学发展重要阶段。战乱不断，朝代更迭，南北分裂，乐府活动时断时续，在分散、聚合、交流、融汇、继承、创新中不断前行，出现了许多乐府学著作。《宋书·乐志》等正史乐志对乐府活动记录更加自觉，《荀氏录》等记录乐府曲目表演著作不断涌现，《文心雕龙·乐府》这样乐府诗学著作正式问世，标志着乐府学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汉末动荡之际，由于曹操重视，汉乐府体制得以部分传承。魏氏代汉，又有许多创新。晋受魏禅，乐府体制得以完整保留；永嘉之乱，乐府体制遭受巨大破坏。在此继承、创新、重建过程中，许多人为之倾注心力，也留下了一系列乐府文献。
魏晋乐府活动主要记述在《三国志》《晋书》和时人诗文当中。
1.乐府沿革。《三国志》未设《乐志》，但《魏书·杜夔传》对曹操命杜夔创制雅乐事有清楚记录。曹植《鞞舞哥序》记有武帝召汉“西园鼓吹”“能鞞舞”[44]李坚事。《晋书·乐志上》再述武帝获杜夔和使王粲作歌诗事及文帝喜欢新声改制乐府声韵事，荀勖与列和、阮咸论乐律高低事。《晋书·乐志下》记永嘉之乱乐府体制遭到破坏逐渐恢复事，横吹、相和在魏晋流传事以及江南新兴吴歌杂曲等事。
2.作品制作。《晋书·乐志上》述武帝获杜夔和使王粲作歌诗事，晋泰始二年改制郊祀明堂乐章傅玄作词事，泰始五年傅玄、荀勖、张华造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诗事。《晋书·乐志下》记太元中曹毗、王殉等增造宗庙歌诗事，“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缪袭为词，述以功德代汉”，[45]“吴亦使韦昭制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46]“武帝受禅，乃令傅玄制为二十二篇，亦述以功德代魏”[47]事。
3.表演情况。魏晋时期一些乐府曲目表演情况时而见诸时人诗文。如嵇康《琴赋》：“若次其曲引所宜，则《广陵》《止息》，《东武》《太山》，《飞龙》《鹿鸣》，《鹍鸡》《游弦》，更唱迭奏，声若自然。流楚窈窕，惩躁雪烦。下逮谣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别鹤》，犹有一切，承间簉乏，亦有可观者焉。”[48]从中可以看到部分琴曲表演情况。再如陆机《鼓吹赋》：“原鼓吹之攸始，盖禀命于黄轩。播威灵于兹乐，亮圣器而成文。……鼓砰砰以轻投，箫嘈嘈而微吟。咏悲翁之流恩，怨高台之难临。……奏君马，咏南城。惨巫山之遐险，欢芳树之可荣。”[49]从中可以看到《思悲翁》《临高台》《君马黄》《战城南》《巫山高》《芳树》等鼓吹曲表演情况。
4.乐府人物。一些乐府活动重要人物也往往见诸史书当中。如前述杜夔、柴玉、左延年、李坚、张华、傅玄、荀勖、阮咸等人。《晋书·乐志下》载：“案魏晋之世，有孙氏善弘旧曲，宋识善击节唱和，陈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弹筝，朱生善琵琶，尤发新声。故傅玄著书曰：‘人若钦所闻而忽所见，不亦惑乎？设此六人生于上世，越今古而无俪，何但夔牙同契哉！’案此说，则自兹以后，皆孙朱等之遗则也。”[50]记录了一系列乐工。
《隋书·经籍志》著录魏代歌录有《魏宴乐歌辞》七卷。著录晋代歌录有《晋歌章》十卷、《魏宴乐歌辞》七卷、《晋歌章》十卷、《晋歌诗》十八卷、《晋宴乐歌辞》十卷、《太乐备问锺铎律奏舞歌》四卷、《太乐备问锺铎律奏舞歌》四卷（郝生撰）、《晋歌诗》十八卷，《晋宴乐歌辞》十卷（荀勖）。《新唐书·艺文志》还著录荀勖《太乐杂歌辞》三卷、又《太乐歌辞》二卷、《乐府歌诗》十卷。汉代歌录不著撰者，这一时期开始著录。《晋书·乐志》收录了晋郊祀明堂乐章、四厢乐歌、宗庙歌诗、晋鼓吹曲、鼙舞歌诗、拂舞歌诗。
魏晋出现一批乐府学著作，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乐录。《隋书·经籍志》著录魏僧人撰《乐元》一卷、何晏等撰《乐悬》一卷、晋孔衍撰《琴操》三卷。最值得称道的是出现了第一部乐录著作，即荀勖之《荀氏录》。该书至少在南朝陈时就已经亡佚，从陈释智匠《古今乐录》征引刘宋时期乐录中可以得见一鳞半爪。如《乐府诗集》卷三十一引《古今乐录》云：“《猛虎行》，王僧虔《技录》曰：‘《荀录》所载，明帝《双桐》一篇，今不传。’”[51]又引《古今乐录》曰：“《从军行》，王僧虔云：‘《荀录》所载左延年《苦哉》一篇’，今不传。”[52]可见《荀氏录》记录了许多乐府曲目表演情况。
2.解题。晋崔豹《古今注·音乐》是重要乐府解题著作。书中考证了《雉朝飞》《别鹤操》《走马引》《淮南王》《武溪深》《吴趋曲》《箜篌引》《平陵东》《薤露》《蒿里》《长歌》《短歌》《陌上桑》《杞梁妻》《钓竿》《董逃歌》《短箫铙歌》《上留田》《日重光》《月重轮》《横吹》等曲调本事、含义、流变、表演等情况。时人诗文中也有一些乐府诗题内容。如陆机《鞠歌行序》云：“案汉宫阁有含章鞠室、灵芝鞠室。后汉马防第宅卜临道，连阁、通池、鞠城，弥于街路，鞠歌将谓此也。又东阿王诗‘连骑击壤’，或谓鞠
乎？三言七言，言虽奇宝名器，不遇知己，终不见重。愿逢知己，以托意焉。”[53]即是考证《鞠歌行》涵义。
3.注释。三国时期有人继续注释《汉书》，如李斐、李奇、邓展、文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等。这些注释在颜师古注《汉书》中时有引用。如《郊祀歌》第一章“焫膋萧”句李奇注云：“膋，肠间脂也。萧，乔蒿也。”“众嫭并”句孟康注云：“嫭音互。嫭，好也。”如淳注云：“嫭，美目貌。”[54]而时人注释《史记》时也涉及乐府，刘宋裴骃《史记集解》有引用。如《乐书》“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集解》引李斐注云：“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人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异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旁。利长先为土人持勒靽于水旁，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又引苏林云：“洼音‘窐曲’之‘窐’也。”[55]晋灼著有《汉书集注》，臣瓒著有《汉书集解音义》，也都含有乐府注释。如《郊祀歌》第三章《青阳》“壧处顷听”句晋灼注云：“壧，穴也。谓蛰虫惊听也。”[56]第七章《惟泰元》“涓选休成”句臣瓒注云：“涓，除也。除恶选取美成者也。”[57]这些注释值得重视。
4.乐论。魏晋乐府面临继承革新双重任务，学人文士就乐府活动多有议论。明帝时王肃论乐，就载于《宋书·乐志》当中。正始时期，司马氏倡导名教，阮籍、嵇康不以为然，都借乐论以达其志。阮籍《乐论》主张音乐合于自然但又应节之以礼。嵇康作《声无哀乐论》，批评“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的说法，认为声音本是客观的，人之情感有哀有乐。亡国之音与治世之音问题，后世屡屡有人提及，其实嵇康已经把这一问题讲得很清楚了。
魏晋时期乐府诗创作进入了有主名时代，诗人们开始把乐府当作诗歌进行创作。即所谓“声歌虽有损益，爱玩在乎雕章。”[58]所作既是宫廷乐歌，又是个人抒情之作；既承载仪式娱乐功能，又高度个性化。东晋已经开始有人用“乐府”代指诗体。义熙中何承天作鼓吹铙歌，不再述开国者功德，只是根据标题和古辞自制新辞。总之，魏晋时期诗人们高度重视乐府文学特性，更多地从文学角度来创作和谈论乐府。
与前代相比，南朝乐府学著述更趋丰富，更为专业。《宋书·乐志》之于正史乐志，《古今乐录》之于乐录，都具有集大成意义，而《文心雕龙·乐府》则是乐府诗学开山之作。
宋、齐、梁、陈四朝正史只有前两朝设《乐志》，因此记录南朝乐府活动的正史《乐志》主要是《宋书·乐志》《南齐书·乐志》。《宋书·乐志》是《乐府诗集》之前最重要的乐府学著作。《宋书》，沈约撰。沈约为文章领袖，历经宋、齐、梁三代，曾作《晋书》一百一十卷、《宋书》一百卷、《齐纪》二十卷，唯有《宋书》一百卷传世。《南齐书·乐志》为梁代萧子显作，只有一卷，乐府活动记录较为简单。这一时期出现了几部重要乐录，即刘宋张永《元嘉正声技录》、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和陈释智匠《古今乐录》，记录乐府作品表演情况颇为详细。
1.乐府活动情况。《宋书·乐志》首先追述刘宋以前乐府发展历程，详细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代正史乐志。如汉初改制秦乐、河间献王献雅乐、魏武使杜夔创制雅乐、魏文帝改制宗庙乐、魏明帝时作《章斌舞》及改制汉乐、魏晋改作汉郊祀乐、东晋重建郊庙音乐、刘宋改制乐舞等情况，对于晋宋两朝乐府活动记录尤其详细。《南齐书·乐志》记录乐府活动较为简单，主要是齐郊庙、朝会、舞曲以及其他乐歌辞制作和使用情况。该志看重歌辞制作，有时还加入一些考辨内容。如云：“明堂歌辞，祠五帝。汉郊祀歌皆四言，宋孝武使谢庄造辞，庄依五行数，木数用三，火数用七，土数用五，金数用九，水数用六。……未详以数立言为何依据也。”[59]显然因袭了汉人将学术研究纳入正史写作的传统。《梁书》《陈书》虽不设《乐志》，但也有一些乐府活动的记录。如《梁书.萧子云传》记萧子云改制沈约作郊庙歌辞事，《陈书.张贵妃传》记陈后主作艳曲事，等等。
2.考证乐曲来源。《宋书·乐志》记录了许多吴歌杂曲本事。如云：“《子夜哥》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声。晋孝武太元中，琅邪王轲之家有鬼哥《子夜》。殷允为豫章时，豫章侨人庾僧虔家亦有鬼哥《子夜》。殷允为豫章，亦是太元中，则子夜是此时以前人也。……凡此诸曲，始皆徒哥，既而被之弦管。又有因弦管金石，造哥以被之，魏世三调哥词之类是也。”[60]以往正史也曾纪录乐府本事，但记述一系列乐曲本事，则从此志开始。
《宋书·乐志》还考证了《鞞舞》《公莫舞》《拂舞》《白纻舞》由来及其表演情况，征引了很多资料。如云：“《鞞舞》，未详所起，然汉代已施于燕享矣。傅毅、张衡所赋，皆其事也。曹植《鞞舞哥序》曰：‘汉灵帝《西园故事》，有李坚者，能《鞞舞》。遭乱，西随段煨。先帝闻其旧有技，召之。坚既中废，兼古曲多谬误，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曲改作新哥五篇，不敢充之黄门，近以成下国之陋乐焉。’晋《鞞舞哥》亦五篇，又《铎舞哥》一篇，《幡舞哥》一篇，《鼓舞伎》六曲，并陈于元会。今《幡》、《鼓》哥词犹存，舞并阙。《鞞舞》，即今《鞞扇舞》也。”[61]学术意味明显。
《南齐书·乐志》记述了侏儒表演《俳歌》杂戏情况并考证杂戏来源。如《俳歌》云：“俳不言不语，呼俳噏所。俳适一起，狼率不止。生拔牛角，摩断肤耳。马无悬蹄，牛无上齿。骆駼无角，奋迅两耳。”解释云：“右侏儒导舞人自歌之。古辞俳歌八曲，此是前一篇。二十二句，今侏儒所歌，擿取之也。角抵、像形、杂伎，历代相承有也。其增损源起，事不可详，大略汉世张衡《西京赋》是其始也。魏世则事见陈思王乐府《宴乐篇》，晋世则见傅玄《元正篇》、《朝会赋》。江左咸康中，罢紫鹿、跂行、鳖食、笮鼠、齐王卷衣、绝倒、五案等伎，中朝所无，见《起居注》，并莫知所由也。太元中，苻坚败后，得关中檐橦胡伎，进太乐，今或有存亡，案此则可知矣。”[62]首次将俳歌记入《乐志》。
3.乐曲表演情况。南朝乐曲表演情况在乐录中有较为详细记录。
《元嘉正声技录》作者张永，刘宋大臣，曾任建康令、骠骑参军、冀州刺史、吴兴太守、太子詹事、青冀二州刺史、镇军将军、领徐州刺史、会稽太守、雍州刺史、护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右光禄大夫、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等职。张录隋唐时已经亡佚，因陈智匠《古今乐录》征引得以窥见部分内容。张录有关相和歌在刘宋时期表演情况记载十分珍贵。如《乐府诗集》在吟叹曲题下引《古今乐录》曰：“张永《元嘉技录》有吟叹四曲：一曰《大雅吟》，二曰《王明君》，三曰《楚妃叹》，四曰《王子乔》。《大雅吟》《王明君》《楚妃叹》，并石崇辞。《王子乔》，古辞。《王明君》一曲，今有歌。《大雅吟》《楚妃叹》二曲，今无能歌者。古有八曲，其《小雅吟》《蜀琴头》《楚王吟》《东武吟》四曲阙。”[63]清楚地记载这些乐曲哪些还在表演，哪些不再表演，哪些久已失传。再如平调曲引《古今乐录》曰：“其器有笙、笛、筑、瑟、琴、筝、琵琶七种，歌弦六部。张永《录》曰：‘未歌之前，有八部弦、四器俱作，在高、下、游弄之后。凡三调，歌弦一部，竟辄作送，歌弦今用器。’……张《录》云：‘非管弦音声所寄，似是命笛理弦之馀。’”[64]对相和歌表演情况记载相当详细。
王僧虔为刘宋大臣，曾任阳尹、南琅邪太守、湘州刺史、尚书右仆射、尚书仆射、尚书左仆射、尚书令。《大明三年宴乐技录》也记录了相和歌表演情况。如《乐府诗集》平调曲解题引《古今乐录》曰：“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平调有七曲：一曰《长歌行》，二曰《短歌行》，三曰《猛虎行》，四曰《君子行》，五曰《燕歌行》，六曰《从军行》，七曰《鞠歌行》。”[65]所记内容与张录很相似。从王录中可知哪些相和歌在大明三年已经不再表演。如《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曰：“《猛虎行》，王僧虔《技录》曰：‘《荀录》所载，明帝《双桐》一篇，今不传。”[66]又云：“《从军行》，王僧虔云，《荀录》所载左延年《苦哉》一篇今不传。”[67]可见王僧虔作技录时曾参照了《荀氏录》。
张永、王僧虔显然曾长期留意相和歌留传情况。《宋书·乐志》载：“孝武大明中，以《鞞》、《拂》、杂舞合之钟石，施于殿庭。顺帝升明二年，尚书令王僧虔上表言之，并论三调哥。”认为当时殿庭舞蹈和乐器建制既不合古，又不典雅，对清商三调相和歌日渐零落感到忧虑：“又今之《清商》，实由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京、洛相高，江左弥重。谅以金县干戚，事绝于斯。而情变听改，稍复零落，十数年间，亡者将半。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危，不顾律纪，流宕无涯，未知所极，排斥典正，崇长烦淫。……臣以为宜命典司，务勤课习，缉理旧声，迭相开晓，凡所遗漏，悉使补拾。曲全者禄厚，艺敏者位优。利以动之，则人思自劝；风以靡之，可不训自革。反本还源，庶可跂踵。”[68]建议得到了顺帝认可，但不知“缉理旧声”具体有何收获。
《宋书·乐志》也考证了一些曲目表演情况。如《肆夏》乐歌四章题下注云：“客入，于四厢振作《于铄曲》。皇帝当阳，四厢振作《将将曲》。皇帝入变服，四厢振作《于铄》、《将将》二曲。又黄钟、太簇二厢作《法章》、《九功》二曲。”[69]“《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时有宋容华者，清彻好声，善倡此曲，当时特妙。自晋以来，不复传，遂绝。《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递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识、列和等复合之为十三曲。”[70]从中可见《但歌》表演方式和善于歌唱此曲之歌者宋荣华和爱听此曲之魏武帝，可见相和歌表演情况以及相和歌到曹魏流传情况及其相关人物。
萧子显《南齐书·乐志》在记录南齐郊庙、朝会、舞曲、俳歌等歌辞同时，偶尔也涉及表演情况。如云：“《宣烈舞》，执干戚。郊庙奏，平冕，黑介帻，玄衣裳，白领袖、绛领袖中衣，绛合幅袴，绛袜。朝廷，则武冠，赤帻，生绛袍单衣，绢领袖，皂领袖中衣，虎文画合幅挎，白布彩，皆黑韦缇。”[71]可见该舞舞具和舞者服饰。
智匠《古今乐录》，《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二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著录均为十三卷。宋代以后不见著录。《清史稿·艺文志》著录一卷本《古今乐录》，系后人从《乐府诗集》等著作中辑录而成。
《古今乐录》是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的重要资料，在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中都有征引。近代曲辞没有征引，新乐府辞征引一处以考察曲名来源。说明《古今乐录》记述乐曲种类很全面，不同于张录、王录只专注于相和歌。《古今乐录》学术研究意味浓厚，曰《古今乐录》，有集前代乐录大成之意。其内容主要有：
首先，说明乐府器物。如《初学记·雅乐》在谈到八音时说：“释智匠《乐录》曰：‘金为钟镈镯铙，石为磬，丝为琴瑟箜篌筝筑琵琶，竹为篪笛龠箫管，匏为笙簧竽，土为埙缶，革为鼓，木为祝敔也。’”[72]《初学记·琴》在谈到琴之形制时说：“释智匠《乐录》曰：文王加一，武王加一，今称二弦为文武弦。”[73]再如《太平御览》引《古今乐录》曰：“白纻舞，案：辞有巾袍之言。纻本吴地所出，宜是吴舞也。晋徘徊歌曰：‘交交白绪，节节为双。’吴音呼绪为纻。疑白绪即白纻也。”[74]
其次，描述具体作品音乐形态。如《乐府诗集》《莫愁乐》解题引《古今乐录》曰：“《莫愁乐》亦云蛮乐，旧舞十六人，梁八人。”[75]《江陵乐》解题云：“《江陵乐》，旧舞十六人，梁八人。”[76]
再次，记述乐曲流传情况。例如《乐府诗集》吴声歌曲解题引《古今乐录》云：“吴声歌……存者有《乌噪林》《浮云驱》《雁归湖》《马让》，馀皆不传。吴声十曲：一曰《子夜》……十曰《团扇郎》，并梁所用曲。《凤将雏》以上三曲，古有歌，自汉至梁不改，今不传。”[77]从《古今乐录》中可以看到梁代乐曲表演情况。如《乐府诗集》《梁大壮大观舞歌二首》解题引《古今乐录》曰：“梁改《宣烈》为《大壮》，即周《武舞》也。改《凯容》为《大观》，即舜《韶舞》也。陈以《凯容》乐舞用之郊庙，而《大壮》《大观》犹同梁舞，所谓祠用宋曲，宴准梁乐，盖取人神不杂也。”[78]录中还记录一些歌辞及其本事。
南朝人作有许多歌录。《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乐府歌辞钞》一卷、《歌录》十卷、《古歌录钞》二卷、《吴声歌辞曲》一卷、《陈郊庙歌辞》三卷、《乐府歌诗》二十卷、《乐府歌诗》十二卷、《乐府三校歌诗》十卷、《乐府歌辞》九卷、《太乐歌诗》八卷、《歌辞》四卷、《宋太始祭高禖歌辞》十一卷、《齐三调雅辞》五卷、《古今九代歌诗》七卷、《三调相和歌辞》五卷、《三调诗吟录》六卷、《奏鞞铎舞曲》二卷、《太乐备问锺铎律奏舞歌》四卷，“又有鼓吹、清商、乐府、宴乐、高禖、鞞、铎等《歌辞舞录》，凡十部。”[79]《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谢灵运《新录乐府集》十一卷。可惜这些歌录没有一部完整保存至今。
《宋书·乐志》记录了大量刘宋以前乐府歌辞。《宋书·乐志》共有四卷，后三卷均记录歌辞。共收歌辞七十题三百一十一篇，按《乐府诗集》分类，这些歌辞分布郊庙、燕射、鼓吹、相和等几类当中。虽然《史记》《汉书》就已经开始收录歌辞，但收录是举例式的，不作全部收录，《宋书》比较系统地收录歌辞，保存歌辞意识十分明确，很多汉魏乐府歌辞都因《宋书》收录得以流传至今。在收录时又注意分门别类，如郊庙、享宴、相和、舞曲、鼓吹等。更为可贵的是在记录歌辞中有意识保留歌辞表演痕迹。如分解标记。魏文帝《燕歌行》分为七解：“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一解）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二解）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它方。（三解）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四解）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瑟鸣弦发清商。（五解）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六解）星汉西流夜未央，牵年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七解）”[80]再如重复标记。如魏武帝《秋胡行》标记：“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盛壮智惠，殊不再来。爱时进趣，将以惠谁。泛泛放逸，亦同何为。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五解）”[81]再如声辞标记。如《巾舞》歌诗一篇：“吾不见公莫时吾何婴公来婴姥时吾哺声……吾去时母何何吾吾。”[82]其《今鼓吹铙歌辞》题下写道：“乐人以音声相传，训诂不可复解。”[83]不可解也收，说明他有意保留歌辞原貌。
《南齐书·乐志》记录了南齐郊庙歌辞、朝会乐辞、舞曲歌辞、俳歌辞等。在记录歌辞时，特别注意标记这些歌辞创作沿革情况。如云：“皇帝初献，奏《文德宣烈之乐》：‘营泰畤，定天衷。思心绪，谋筮从。（此下除二句。）田烛置，權火通。大孝昭，国礼融。（此一句改，馀皆颜辞，此下又除二十二句。）’”[84]“《前舞》阶步歌辞（新辞）”[85]“《前舞凯容》歌诗（旧辞）”[86]人们根据这些标记，很容易区分这些歌辞制作时作者情况、沿革情况。其歌辞分类也值得重视。
刘宋以后乐府作为诗体概念被人普遍使用，诗歌创变多在乐府诗中完成，人们谈诗论艺时会经常涉及乐府，乐府诗学至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曹魏乐府创作主要由三祖完成，西晋乐府创作都是朝中重臣，南朝乐府诗作者身份逐渐放开，乐府仪式功用逐渐淡化，文学特性日益受到重视。魏晋以来皆以鼓吹曲述开国功德，而齐永明年间，沈约、谢朓等人作鼓吹曲，但“赋鼓吹曲名”而已。沈约为梁朝制作郊庙歌辞，萧子云认为不够典雅。武帝敕云：“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而沈约所撰，亦多舛谬。”[87]以沈约之学问，并非不谙经典，而是不愿意受经典局限，才“杂用子史文章浅言”的。曹魏时乐府既有很强仪式功能又高度个性化，得益于曹氏父子过人之才华。到南朝更多诗人把乐府诗当作一种抒情诗体。魏晋诗人创作乐府题目上有时会标记“拟”字，说明是在给乐府作诗。南朝诗人创作乐府开始在诗体题上标记“代”、“当”、“赋”等字，说明所作只是当作乐府或赋咏某事而已。
人们也越来越多地以文学特性来评价乐府诗创作。永明年间萧子良率文士作《永明乐歌》，释宝月辞就得到了齐武帝特别欣赏。《南齐书·乐志》云：“《永平乐歌》者，竟陵王子良与诸文士造奏之。人为十曲。道人释宝月辞颇美，上常被之管弦，而不列于乐官也。”[88]再如《南史·王子云传》又载：“江夏费昶……善为乐府……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异。’”[89]释宝月、费昶皆因文学成功受到了皇帝赏识。沈约也开始使用诗歌话语体系来评价乐府。他认为乐府应该继承古代献诗传统，歌咏当下之事，对时政有所裨益。他还以雅郑区分乐府。其《宋书·志序》云：“今《志》自郊庙以下，凡诸乐章，非淫哇之辞，并皆详载。”[90]到《文心雕龙》专设“乐府”篇，乐府正式进入诗学批评范畴。
《文心雕龙·乐府》所述不出《史记》《汉书》，持论也是老生常谈，但他明确将乐府当作一种文体论述，并描述各家乐府文学特性，诚属难能可贵。如云：“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慆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若夫艳歌婉娈，怨诗诀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然俗听飞驰，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诗声俱郑，自此阶矣！”[91]刘勰还主张乐府辞贵俭约：“凡乐辞曰诗，咏声曰歌，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故陈思称‘左延年闲于增损古辞，多者则宜减之’，明贵约也。观高祖之咏‘大风’，孝武之叹‘来迟’，歌童被声，莫敢不协。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盖未思也。”[92]明确揭示出乐府体裁特点。刘勰还说：“昔子政品文，诗与歌别，故略具乐篇，以标区界。”[93]标举乐府诗体意识相当明确。
钟嵘《诗品》也曾论及乐府。如云：“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夐矣。”[94]“陈思赠弟，仲宣《七哀》……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95]“《团扇》短章，词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96]也是从文学角度来论述乐府。萧统编《文选》将乐府诗单列，说明乐府诗体概念更加深入人心。
所谓北朝，主要指北魏，其他各朝国祚不长。从北齐魏收撰《魏书·乐志》中可以得见北朝乐府学之一斑。
《魏书·乐志》较为详细地记录了西晋乐府经永嘉之乱后流传过程：“永嘉已下，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为刘聪、石勒所获，慕容俊平冉闵，遂克之。王猛平邺，入于关右。苻坚既败，长安纷扰，慕容永之东也，礼乐器用多归长子，及垂平永，并入中山。自始祖内和魏晋，二代更致音伎；穆帝为代王，愍帝又进以乐物；金石之器虽有未周，而弦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获其乐县，既初拨乱，未遑创改，因时所行而用之。世历分崩，颇有遗失。”[97]书中还记录了北魏重建乐府的一系列重要活动。如“天兴元年冬，诏尚书吏部郎邓渊定律吕，协音乐”，[98]作郊庙乐舞之事。“（天兴）六年冬，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99]事。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汉化程度逐步加深，北魏在于制礼作乐上投入很多精力，旨在恢复汉晋规模体制。
志中对南朝乐曲流传到北朝情况记录尤显珍贵：“初，高祖讨淮、汉，世宗定寿春，收其声伎。江左所传中原旧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清商》。至于殿庭飨宴兼奏之。其圜丘、方泽、上辛、地祗、五郊、四时拜庙、三元、冬至、社稷、马射、籍田，乐人之数，各有差等焉。”[100]说明南北对峙期间，或通过战争，或通过外交，乐府也有交流。后人把汉代相和歌和南朝吴声和西曲都叫做“清商乐”，就与北魏人这一叫法有关。《魏书》其他列传对乐府活动也有涉及。
《魏书·乐志》还记录了乐府歌辞留存情况。如云：“初，侍中崔光、临淮王彧并为郊庙歌辞而迄不施用，乐人传习旧曲，加以讹失，了无章句。后太乐令崔九龙言于太常卿祖莹曰：‘声有七声，调有七调，以今七调合之七律，起于黄钟，终于中吕。今古杂曲，随调举之，将五百曲。恐诸曲名，后致亡失，今辄条记，存之于乐府。’莹依而上之。九龙所录，或雅或郑，至于谣俗、四夷杂歌，但记其声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名多谬舛，莫识所由，随其淫正而取之。乐署今见传习，其中复有所遗，至于古雅，尤多亡矣。”[101]这段话有助于考证“杂曲歌辞”由来。
北朝也有乐府学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著录：“《乐书》七卷（后魏丞相士曹行参军信都芳撰）、《钟磬志》二卷（公孙崇撰）。”[102]此二书《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有著录。据《古今乐录》记载信都芳精通乐理，并有独特实验。公孙崇在钟磬上也做过实验。其《请以高肇监乐务表》云：“乐府先正声，有《王夏》《肆夏》《登歌》《鹿鸣》之属六十馀韵，又有《文始》《五行》《勺舞》。太祖初兴，置《皇始》之舞，复有吴夷、东夷、西戎之舞。乐府之内，有此七舞。太和初，郊庙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而已。窃惟周之文武，颂声不同；汉之祖宗，庙乐又别。伏惟皇魏，四祖三宗，道迈隆周，功超鸿汉，颂声庙乐，宜有表章，或文或武，以旌功德。”[103]从中可见北朝人制礼作乐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