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两汉乐府学
“乐府”之名始于秦代。但秦代国祚不长，又遭秦末战火，乐府活动记录留存很少，只能从一些零星记载中看到秦人乐府活动之一斑。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1]《仙真人诗》对后世游仙乐府有一定影响。如魏武帝《秋胡行四解》中就两次出现“我居昆仑山，所谓者真人”句。《乐府诗集》曹植《仙人篇》解题引《乐府广题》曰：“秦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游行天下，令乐人歌之。”[2]《史记·乐书》还记载了李斯、赵高在秦二世面前有关音乐问题的争论：“秦二世尤以为娱。丞相李斯进谏曰：‘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轻积细过，恣心长夜，纣所以亡也。’赵高曰：‘五帝、三王乐各殊名，示不相袭。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非此和说不通，解泽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时之乐，何必华山之騄耳而后行远乎？’二世然之。”[3]但根据这些片段难以拼成秦代乐府活动完整图画。清人孙楷《秦会要·乐》根据各种文献补缀，列“论乐”、“乐舞”、“乐”、“乐歌”、“乐器”、“角抵”、“散乐百戏”、“博戏”[4]等名目，从中仍然难以看到秦人乐府活动记录和研究情况。汉乐府沿袭了秦乐府制度和部分曲目，从中可以推知秦代乐府活动之一二，但仅仅是推知而已。因此，真正能够完整描述出来的乐府学史只能从汉代开始。
乐府是朝廷礼乐机构，其所有活动情况都应纳入乐府学考察范围。如机构设置和运行，曲目采集和表演，等等。
礼乐为国家大事，历来受到史家重视，正史、会要都有意记录乐府活动情况。正史乐志、会要乐门、政书乐门是典型乐府学著作。记录汉代乐府活动情况，正史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会要有《西汉会要》《东汉会要》，政书有《通典》《通志二十略》《文献通考》等。《史记》设有《乐书》，《汉书》设有《礼乐志》，《后汉书》没有《礼乐志》，但设有《礼仪志》和《祭祀志》。《西汉会要》《东汉会要》记录汉代乐府活动情况，条分缕析，使用方便，但都出后人之手，资料主要取自《史记》《汉书》《后汉书》。《通典》《通志二十略》《文献通考》情况与之类似。因此这里主要介绍《史记》《汉书》《后汉书》的乐府学价值。《后汉书》纪传出自刘宋范晔之手，志出自晋人司马彪之手，不是汉人著作。但史书修撰必须依据前代史料进行。在范晔《后汉书》之前有多人撰述东汉历史，如刘珍《东观汉记》等。这些著作是《后汉书》资料来源。因此依据《后汉书》考察汉代乐府学，不为无据。除了上述三部正史外，刘珍等人所著《东观汉记》，为东汉官修史书，现存二十四卷，其中也有关于乐府活动的记载。尤其是《乐志》完整地保留了蔡邕《礼乐志》关于汉乐四品的记录；《郊祀志》记录了后汉郊庙祭祀的情况。除了史书以外，其他文献如贾谊《新书》、《西京杂记》、班固《两都赋序》等，虽然不像史书那样有意记录乐府活动，但也涉及乐府活动。上述这些文献所记乐府活动情况，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乐府之名源于乐府机构，汉代文献对此多有涉及。遗憾的是对武帝“立乐府”这一重大事件，《汉书》的《礼乐志》、《艺文志》记录都很简单，以至于“立乐府”之涵义成为后人争论不休的话题。班固《两都赋序》曾述及武帝、宣帝设立乐府背景：“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5]可与《汉书》有关记录参看。
《汉书·礼乐志》记成帝时平当等议复雅乐和哀帝罢乐府事颇详。有关哀帝罢乐府情况记载对了解西汉乐府机构人员设置情况很有帮助。西汉朝廷屡有裁减乐府人员动议，皇帝时有采纳。例如《宣帝纪》载：“（本始）四年春正月，诏曰：‘盖闻农者兴德之本也，今岁不登，已遣使者振贷困乏。其令太官损膳省宰，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6]《王贡两龚鲍传》载王吉上疏：“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明视天下以俭。”[7]《元帝纪》载：“（初元元年）六月，以民疾疫，令大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8]《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亦载此事。再如《循吏列传》载召信臣“竟宁中，征为少府，列于九卿，奏请上林诸离远宫馆稀幸御者，勿复缮治共张，又奏省乐府黄门倡优诸戏，及宫馆兵弩什器减过泰半。”[9]等等。
除了《礼乐志》，其他志传也曾述及乐府机构。如《后汉书·百官志》：“大予乐令一人。”[10]有助于了解乐府机构构成。乐府功能增损情况也往往见诸史书记载。如《东观汉记·郊祀志》就记录了后汉郊庙祭祀情况：“孝成时，匡衡奏立北郊，复祠六宗。至建武都洛阳，制郊祀，六宗废不血食，大臣上疏谓宜复旧。上从公议，由是遂祭六宗。”[11]
《史记》设《乐书》，专门记录乐府活动。后代正史沿袭这一体例，只是改《乐书》为《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中记录了四条乐府曲目创制情况。第一条记汉高祖作《大风歌》，从中可以看到《大风歌》创始和表演情况，以及收入乐府以后情况。第二条记录汉武帝作《郊祀歌》情况，从中可见《郊祀歌》作者极一时文士之选，文字古雅，曲作者为李延年，李延年因此由侍中拜协律都尉。第三条记武帝祠太一神，如歌者人数，表演曲目等。第四条记得神马渥洼水中，作《太一之歌》和伐大宛得千里马作《天马歌》情况。[12]
《汉书·礼乐志》记录乐府活动情况较《史记·乐书》更为具体。如记高祖以来朝廷制礼作乐过程：“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鎗鼓舞，而不能言其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大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就酒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已成也。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13]
《汉书·礼乐志》还记录了郊庙歌辞创作、表演和变化情况。如云：“高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诸帝庙皆常奏《文始》《四时》《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乐》《礼容乐》。……大氐皆因秦旧事焉。”[14]可见汉承秦制，雅乐多依秦乐，秦又继承了周代歌舞，但历代都有改变，汉代改变幅度更大。
《汉书·礼乐志》对武帝改造乐府记录尤详：“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文、景之间，礼官肄业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15]这段记载沿袭了《史记·乐书》部分内容，但较《史记》详细了许多。
《史记》《汉书》都记述了乐府表演情况。如前述高祖作《大风歌》令沛中僮儿歌唱，武帝郊祀时“百官肃然动心”等。《后汉书》设有《礼仪志》和《祭祀志》，记有郊庙歌表演情况。例如《礼仪上》：“正月上丁，祠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五供毕，以次上陵。”“西都旧有上陵。东都之仪……乘舆自东厢下，太常导出，西向拜，折旋升阼阶，拜神坐。……公卿群臣谒神坐，太官上食，太常乐奏食举，舞《文始》、《五行》之舞。”[16]再如《祭祀志上》：“陇、蜀平后，乃增广郊祀……凡乐奏《青阳》《朱明》《西皓》《玄冥》，及《云翘》《育命》舞。”[17]这些记载有助于考察汉代郊庙歌辞音乐形态。
有些记录虽然没有列出具体表演曲目，但从中仍可看到乐府一些表演情况。如贾谊《新书·匈奴》：“降者之杰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上使乐府幸假之倡乐，吹箫鼓鞀，倒挈面者更进，舞者、蹈者时作，少间击鼓，舞其偶人。莫时乃为戎乐，携手胥强上客之后，妇人先后扶侍之者固十馀人，令使者、降者时或得此而乐之耳。”[18]从中也可见乐府表演之一斑。
《史记》《汉书》特别注意记录乐府音律，对考察汉乐府音乐形态很有帮助。《史记》设有《律书》，阐述音律由来及其意义，阐述律与方位之关系，特别是记录了律数：“律数：九九八十一以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为商。……生钟分：子一分。……亥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万五千五百三十六。”“生黄钟术曰：以下生者，倍其实，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实，三其法。……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气始于冬至，周而复生。”[19]这些知识为后世音乐史家经常提及。
《汉书·律历志》音律记载较《史记》更为详细。如云：“声者，宫、商、角、徵、羽也。所以作乐者，谐八音，荡涤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风易俗也。八音：土曰埙，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丝曰弦，石曰磬，金曰钟，木曰祝。五声和，八音谐，而乐成。”[20]还把五音与五行、五常、五事对应起来。
《后汉书·律历志》中记载了元帝时韦玄成、京房等人谈论音律事：“元始中，博征通知钟律者，考其意义。羲和刘歆，典领条奏；前史班固，取以为志。而元帝时，郎中京房（房字君明），知五声之音，六律之数。上使太子太傅（韦）玄成（字少翁）、谏议大夫章，杂试问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房言律详于歆所奏，其术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载。故总其本要，以续《前志》。”[21]京房论乐是音乐史上一件大事，后代音乐史著作多有论及。
人物是乐府活动主体，帝王、后妃、大臣、艺人等都可能是乐府活动参与者，值得特别关注。
汉代诸帝对乐府活动有着重要影响，高祖以外，武帝最大。元帝还能亲自度曲。《汉书·元帝纪》云：“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22]朝臣如叔孙通、刘德、张苍、京房、刘苍等，也是乐府活动重要人物。后妃如高祖唐山夫人曾作《房中歌》。高祖戚夫人，成帝班婕妤都有歌辞传世。《西京杂记》卷一曾记戚夫人歌舞事：“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击筑。帝常拥夫人倚瑟而弦歌，毕，每泣下流涟。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侍婢数百皆习之，后宫齐首高唱，声入云霄。”[23]卷三记戚夫人侍儿贾佩兰转述戚夫人每逢各种节日表演各种曲目事，十分详细。
艺人李延年对乐府影响最大，《史记》《汉书》都曾记述其活动情况。如《汉书·佞幸传》云：“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24]李延年是音乐天才，有幸遇到了富有想象力的汉武帝，成为改造乐府的关键人物。许多著名乐府曲目制作都与他有关，如《郊祀歌》《横吹曲》《薤露行》《蒿里行》，等等。
《史记》《汉书》还记录了西汉人对乐府的议论和思考，从中可以看到时人乐府观念。
《史记·乐书》大量引用《礼记·乐记》，把乐府活动看作先秦儒家礼乐活动的合理延续，可见司马迁给乐府以很高定位。武帝表彰儒术，在制礼作乐上又大胆创新，打破了郊庙音乐种种限制，将新声俗乐纳入乐府当中，引发了一场争论，《史记·乐书》也有记载：“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歌曲曰：……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中尉汲黯进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说。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25]清楚记录了汲黯与武帝在乐府观念上的冲突。武帝因得天马而作歌，并作为祠太一神曲目，汲黯从传统礼乐观念出发，很不以为然。
武帝创新意识在《汉书·礼乐志》中有更具体记述：“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26]河间献王所辑雅乐已有相当规模，“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完全能够满足仪式用乐需求，但武帝不喜欢。班固对武帝忽略雅乐，“以郑声施于朝廷”的做法抱有微词。其实武帝做法才符合儒家精神。《乐记》就说：“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27]只是儒生们不知变通，反对将新声俗乐纳入乐府。新声一旦流行开来，雅乐就很难与之抗衡了。所以成帝时平当等人再次提出重视雅乐一事，很少有人响应：“事下公卿，以为久远难分明，当议复寝。”[28]
乐府歌辞是乐府音乐作品的文本记录，是乐府学核心文献，《史记》《汉书》《后汉书》都有记录。前述《史记·乐书》中所记《太一之歌》和《天马歌》歌辞就很典型。再如《留侯世家》所记高祖之《楚歌》：“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缯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29]《淮南衡山列传》所记《淮南王歌》：“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厉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30]《汉书·礼乐志》记有《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和《郊祀歌》十九章歌辞，开记录一组完整歌辞之先河。而《戚夫人歌》《瓠子歌二首》《李陵歌》《广川王歌二首》《牢石歌》《李延年歌》《李夫人歌》等歌辞，也是《史记》没有记载的。
《汉书》首设《艺文志》，著录“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歌诗或以人命名，如《高祖歌诗》二篇、《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四篇、《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三篇；或以功能命名，如《泰一杂甘泉寿宫歌诗》十四篇、《宗庙歌诗》五篇、《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十四篇；或以地域命名，如《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同时还著录有歌谱，如“《河南周歌诗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等。这些歌诗虽然久已亡佚，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到很多信息。如从功能命名就可以推测乐府曲目表演的一些情况，从地域命名或可印证“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31]《汉书·艺文志》已将乐书、歌诗分开著录，后世《经籍志》、《艺文志》普遍仿照这一做法。
《后汉书》没有《礼乐志》《艺文志》，但也记录了一些乐府歌辞。例如《五行志》中记载了许多童谣。如云：“更始时，南阳有童谣曰：‘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王莽末，天水童谣曰：‘出吴门，望缇群。见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顺帝之末，京都童谣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桓帝之初，天下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32]等等。
除了上述乐府学著作，汉代还出现了乐记、琴书、注释、解题、乐议等著作。
汉自开国以来就有人留心宫廷音乐收集和整理。《汉书.艺文志》：“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宫，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33]说明当时有许多人留意收集宫廷音乐作品。这种记录和整理学术性很强，需要引经据典，写成著作，相互传授。
琴书自成体系，《汉书·艺文志》将琴学著作列入乐书范畴：“《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雅歌诗》四篇。《雅琴赵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时丞相魏相所奏。《雅琴师氏》八篇。名中，东海人，传言师旷后。《雅琴龙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凡《乐》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34]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西汉尚有“桓谭《乐元起》二卷，又《琴操》一卷，孔衍《琴操》二卷。”[35]桓谭成帝时曾任乐府令，还著有《琴道》一篇。《后汉书》本传载：“《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36]这些琴学著述均已亡佚，存者只有扬雄《琴清英》残篇。篇中或述琴之由来：“昔者神农造琴，以定神禁淫嬖去邪，欲反其真者也。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尧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也。”或述琴曲本事：“《雉朝飞》操者，卫女傅母之所作也。卫侯女嫁于齐太子，中道闻太子死。问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当丧。’丧毕，不肯归，终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于冢上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抚雌雉曰：‘女果为雉邪？’言未毕，俱飞而起，忽然不见。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飞》。”[37]从中或可窥见同类著作之一斑。
东汉蔡邕《琴操》是留传至今最完整的琴学著作。尽管有人怀疑其内容的真实性，但从汉代学术背景上看，出现这样著作并非偶然。书中先介绍琴之由来、功用、形制，然后介绍“古琴曲诗歌五曲”、“十二操”、“九引”及“河间杂歌二十一章”。每曲解释其本事和主旨。如云：“鹿鸣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贤者幽隐，故弹弦讽谏。”“《邹虞》者，邵国之女所作也。古者君子在位，役不逾时，不失嘉会。”[38]扬雄《琴清英》只述本事，不谈主旨，蔡作与之略有不同。
汉人著述中还可见乐府诗注释。如应劭《汉书音义》、服虔《汉书音义》在注释《汉书》时都包含了对汉乐府的注释。如《郊祀歌十九章》第一章《练时日》中“吟青黄”句，服虔注云：“吟音含。”“颜如荼”句，应劭注云：“荼，野菅白华也。言此奇丽，白如荼也。”[39]汉人注释汉乐府值得专门研究。
汉代尚未出现乐府解题著作，但解题内容却经常出现于汉人各种著述当中。如应劭《风俗通义》就包含对乐府诗本事的解释。如云：“百里奚为秦相，堂上作乐，所赁浣妇自言知音，呼之，搏髀援琴，抚弦而歌者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贵忘我为。’……问之，乃其故妻，还为夫妇也。”[40]前述扬雄《琴清英》、蔡邕《琴操》中都含有解题内容。
这种解释性著述可能与当时解经传统兴盛有关。时人著述普遍爱追本溯源，连史书撰写也不例外。《东观汉记·乐志》中保留了蔡邕《礼乐志》一段内容。蔡邕不仅记汉乐四品，而且大肆考证每品名称由来。如云：“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郊乐，《易》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周官》‘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也’。宗庙乐，《虞书》所谓‘琴瑟以咏，祖考来假’，《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食举乐，《王制》谓‘天子食举以乐’，《周官》：‘王大食，则命奏钟鼓。’”[41]将学术研究引入史书写作。这一做法被众多史家所接受。如司马彪《后汉书·五行志》记载童谣就采用这种解题方式，先引童谣，后加案语。有云：“桓帝之初，京都童谣曰：‘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案此皆谓为政贪也。‘城上乌，尾毕逋’者，处高利独食，不与下共，谓人主多聚敛也。……‘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者，言永乐主教灵帝，使卖官受钱，所禄非其人，天下忠笃之士怨望，欲击悬鼓以求见，丞卿主鼓者，亦复谄顺，怒而止我也。”[42]与其说在记录歌辞，不如说在解释这些歌辞。
乐议是重要乐府学文献。如《东观汉记·郊祀志》所记一次乐议：“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议世祖庙登歌八佾舞名。东平王苍议，以为汉制旧典，宗庙各奏其乐，不皆相袭，以明功德。……光武皇帝受命中兴，拨乱反正，武畅方外，震服百蛮，戎狄奉贡，宇内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肃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乱，武功盛大。歌所以咏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庙乐名宜曰《大武》之舞。”[43]又引《元命包》《璇机钤》《叶图征》《诗传》《汉书》等文献作为确定庙舞名称的依据。这些议论也属于乐府学文献，后代正史乐志、政书乐门常常有意收录。
总的看来，汉代乐府学涵盖记录乐府活动、收录乐府歌辞、研究乐府作品三项主要内容。但汉代乐府学著作种类还不够齐全，尤其是没有出现乐府诗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