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调是乐府核心构成要素，也是乐府音乐形态核心内容，与作品题材、主题、风格密切相关，值得用力考察。目标是把握确切涵义、认识途径、研究价值。

调式是音乐作品根本特征，往往会标注在题名当中。或用以标名乐类，或用以标名调类，或用以标名歌类。

曲调常用以标名乐类，如清商曲辞。但不能简单据此认定该类曲调特征，要对其命名？情况作具体分析。下面就以清商曲辞为例略作分析：

1.“清商”涵义为何？如果指调式，是清调？还是商调？还是清商调？或谓清商即相和歌中《平调》、《清调》、《瑟调》。如《旧唐书·音乐志》云：“《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也。汉世谓之三调。”^[61]三调中有《清调》，没有《商调》，《平调》和《瑟调》与《商调》的关系是什么？郭茂倩说：“所谓清商正声，相和五调伎也。”^[62]如此说来清商还应该包含《楚调》和《侧调》。如果不是指调式，又是指什么？解决思路是：清商本指调式，后来用以指代以清商调为主的汉相和歌，后来演变成乐种代称。

2.哪些作品属清商曲？既然“清商”不是指调式，清商曲辞包含哪些作品就成了问题。都说清商曲源于汉代相和歌，但《乐府诗集》所收清商曲辞只有吴声和西曲歌辞，没有汉相和歌辞。于是清商曲与相和歌关系就成了学界争论多年未了之公案。解决思路在于弄清以“清商”命名曲辞的整个过程。曹魏时期设置清商署，掌管娱乐性音乐，汉相和歌应是其中主体部分。晋室东迁，南北分裂，旧曲聚散分和，涵义屡有变化，内容有所增添。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只收吴声西曲，不及相和歌辞，可能是为了保持相和歌辞的完整性。

乐类下面一些小类有时会以调式命名。如《旧唐书·音乐志》云：“时太常旧相传有宫、商、角、徵、羽《宴乐》五调歌辞各一卷……其五调法曲，词多不经，不复载之。”^[63]即按调式给歌辞分类。再如相和歌辞有“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四弦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大曲十五曲”九个小类。其中“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以调式命名，其他各类是否也是以调式命名？值得考察。《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叙论云：“《唐书·乐志》曰：‘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汉世谓之三调。’又有楚调、侧调。楚调者，汉房中乐也。高帝乐楚声，故房中乐皆楚声也。侧调者，生于楚调，与前三调总谓之相和调。”^[64]郭茂倩将五调统称为“相和调”，说明楚调、侧调也指调式。“相和六引”也可能指调式而言。《乐府诗集》解题引《古今乐录》曰：“张永《技录》相和有四引，一曰箜篌，二曰商引，三曰徵引，四曰羽引。……古有六引，其宫引、角引二曲阙。”^[65]无论六引、四引，均指调式而言。当然并非所有小类都以此命名，清商曲辞中“吴声歌曲”、“西曲歌”、“江南弄”就未按调式命名。

调式有时还用来命名具体音乐作品。燕射歌辞如庾信《周五声调曲》：《宫调曲五首》《变宫调曲二首》《商调曲四首》《角调曲二首》《徵调曲六首》《羽调曲五首》，相和歌辞如沈约《宫引》《商引》《角引》《徵引》《羽引》，近代曲辞如《水调》《清平调》《道调凉州》等，都以调式命名音乐作品。当然以调式命名不等于调式就很明确。例如《清平调》到底指何调式，学界解释并不相同。所谓“水调”、“道调”、“采荷调”，到底是什么调式，也需考证。

乐府诗中有许多作品不以调式命名，但通过其他资料也可以知道属于什么调式。如陆机《饮酒乐》，《乐府诗集》解题引《乐苑》曰：“《饮酒乐》，商调曲也。”^[66]薛道衡《昔昔盐》，《乐府诗集》解题引《乐苑》曰：“《昔昔盐》，羽调曲，唐亦为舞曲”。^[67]白居易《太平乐二首》，《乐府诗集》解题引《乐苑》曰：“《太平乐》，商调曲也。”^[68]《破阵乐》，《乐府诗集》解题引《乐苑》曰：“商调曲也。”^[69]《乐府诗集》《伤歌行》解题云：“《伤歌行》，侧调曲也。”^[70]可见不以调式标注题名之作品，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把握其调式。

考察曲调主要依靠三类文献：

礼乐作为古人政治生活大事，一直为人重视，相关文献多有留存。如乐书、正史乐志、政书乐门等乐府学文献对很多作品曲调有详细记载。如《旧唐书·音乐志》就记录了《玄宗开元十一年祭皇地祗于汾阴乐章十一首》每章曲调和作者。如云：“太簇角（中书侍郎庐从愿作）”，“姑洗徵（司勋郎中刘晃作）”，“南吕羽（礼部侍郎韩休作）”，“皇帝行用《太和》黄钟宫（吏部尚书王晙作）”，“登歌奠玉帛用《肃和》蕤宾均之夹钟羽（刑部侍郎崔玄暐作）”。^[71]可以通过这些文献考察作品曲调情况。

乐书、乐志、乐记、琴书等乐府学文献，《乐府诗集》中多有引用。如《蔡氏五弄》解题引《琴集》曰：“《五弄》，《游春》、《渌水》、《幽居》、《坐愁》、《秋思》，并宫调，蔡邕所作也。”^[72]琴曲歌辞《渡易水》解题云：“按《琴操》商调有《易水曲》，荆轲所作，亦曰《渡易水》是也。”^[73]韦应物《三台二首》解题云：“按《乐苑》，唐天宝中羽调曲有《三台》，又有《急三台》。”^[74]《采桑》解题引《乐苑》曰：“《采桑》，羽调曲。”^[75]但仍有许多资料《乐府诗集》没有引用。有些曲谱类著作也标注曲调，如琴谱《碣石调·幽兰》。这类文献《乐府诗集》引用不多。时人诗文中也会涉及乐府曲调。如王建《宫词百首》有句云：“求守管弦声款逐，侧商调里唱伊州。”高骈《赠歌者二首》其二有句云：“公子邀欢月满楼，双成揭调唱伊州。”都可作为考察曲调之资料。

乐器是记录曲调的重要载体，古人常靠乐器记录音高。如方响、古琴、钟、磬等。《晋书·乐志》云：“武皇帝采汉魏之遗范，览景文之垂则，鼎鼐唯新，前音不改。泰始九年，光禄大夫荀勖始作古尺，以调声韵，仍以张华等所制高文，陈诸下管。”^[76]《晋书·裴頠传》云：“荀勖之修律度也，检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余。”^[77]说明乐器在制定律吕时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在没有记录曲调时，可以借助乐器来印证。如元稹新乐府《华原磬》：“泗滨浮石裁为磬，古乐疏音少人听。工师小贱牙、旷稀，不辨邪声嫌雅正。正声不屈古调高，钟律参差管弦病。铿金戛瑟徒相杂，投玉敲冰杳然震。华原软石易追琢，高下随人无雅郑。弃旧美新由乐胥，自此黄钟不能竞。”^[78]虽然没有指出古曲曲调具体怎样，但通过时人用华原磬取代汜滨磬，就可以大致知道新声与古调之别。

作为音乐作品，歌辞与曲调须互相配合，研究曲调是深入认识作品的重要途径。以下略作分析：

古代礼乐文化中含有浓厚阴阳五行思想，讲究五音要与季节、方位、色彩相配，在祭祀庆典等庄重场合尤其讲究。如《唐五郊乐章》，《乐府诗集》解题引《唐书·乐志》曰：“祀五方上帝五郊乐：祀黄帝降神奏宫音，皇帝行用《太和》，登歌奠玉帛用《肃和》，迎俎用《雍和》，酌献饮福用《寿和》，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武舞用《凯安》，送神用《豫和》。其《太和》《寿和》、《凯安》、《豫和》四章，辞同冬至圜丘。祀青帝降神奏角音，祀赤帝降神奏徵音，祀白帝降神奏商音，祀黑帝降神奏羽音，馀同黄帝，并贞观中魏徵等作。”^[79]可见曲调与歌辞配合严格，研究曲调有助于认识歌辞。

曲调与诗歌形式关系也很密切，主要表现在诗歌声律和音乐旋律配合上。沈约创立永明体之关键是“以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声曲”。他认为诗之四声和乐之五音之间有着确定关系。《答甄公论》云：“昔神农重八卦，卦无不纯，立四象，象无不象。但能作诗，无四声之患，则同诸四象。四象既立，万象生焉；四声既周，群声类焉。经典史籍，唯有五声，而无四声。然则四声之用，何伤五声也。五声者，宫商角徵羽，上下相应，则乐声和矣；君臣民事物，五者相得，则国家治矣。作五言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而流靡；能达八体，则陆离而华洁。明各有所施，不相妨废。”^[80]研究曲调是认识诗歌声律的重要途径。

曲调本身就有风格，古人对此多有论述。如《晋书·乐志》云：“五声：宫为君，宫之为言中也。中和之道，无往而不理焉。商为臣，商之为言强也，谓金性之坚强也。角为民，角之为言触也，谓象诸阳气触物而生也。徵为事，徵之为言止也，言物盛则止也。羽为物，羽之为言舒也，言阳气将复，万物孳育而舒生也。古人有言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化上迁善，有如不及。”^[81]说明曲调直通人情，从曲调角度把握作品风格自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