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隆红叶情

在城市，大抵是寻不到红叶的。到了晚秋时候，城市的树们开始焦躁不安，像幽怨的妇人，面无激情。叶子开始无奈地脱落，然后被路人踩着，被清洁工很快地扫掉。那叶子是橘黄的，斑驳的，脉络模糊。像是去妆的女子，苍白无力。

于是你看秋天的树，连同叶子，都被人们漠视了。树下不再有情侣们的低语，不再有孩子们的欢笑。倘若有人仍然站在树下，仍然对着树干发呆，那也许能引起不大不小的围观。

城市的树们是悲哀的，城市树们的叶子也是悲哀的，不比乡下的树，不比原始的森林。在这个季节，我突然发现了离兰州不远的兴隆山的红叶。漫山遍野，灿烂夺目，在蒙蒙细雨的掩映下，像一幅泼墨的山水画，镶嵌在山体上，并且呈现突兀状。那红是大气的，具有山奔放的秉性；又是含蓄的，似乎是在压抑、等候着迸裂的时刻。这个时候，红叶是可爱的。

小桥流水人家，这样的景致在城市我更觉得是一种幻觉，但在这里却很实在，有桥有水，至于人家，便是清扫梯道的山姑了。红叶便是在这个时候，轻轻地拂动着，你的目光随着，你的心情随着，你的思绪也随着，甚至在红叶们跌落的那一瞬间，你的心也猛地一坠。

红叶们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尤其在微冷的山间，在有些萧瑟的深秋，它们活泼地活着；它们笑着，灿烂地笑着：它们既陪衬着山影的苍茫，又主宰着生命的本色。

站在树的脚下仰望，你会发现红叶是那样的鲜嫩，细细的雨珠随着轻微的山风不停地落下，文弱和温柔的感觉会马上在脸上洋溢开来，如果你忍不住想去触摸，你大概要落一身雨了，或者你还没有爬上树，红叶们便萧萧而下了，于是便很后悔。其实再美丽的东西攥在手心里，也会黯然失色，红叶的美丽就在于仰望。山峡、涧谷，或者在路旁，远远地看着，远远地静视，或者是透过车窗，在一首悠扬舒缓的音乐中，认真地望一望，你的心灵大约会平静许多。

红叶们的精神是积极的、张扬的、不做作、不掩饰、不虚伪、不欲擒故纵。这样的景物，也难寻了。只有在大山里，在没有污染没有浮躁没有物欲的纯净的自然中，她才会真实地存在。

红叶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远观时美丽无比，近看时娇柔可爱。我甚至不知道红叶的真实的名字，不知道生长红叶的树们的真实的名字，可这些很重要吗？就像街头款款而行的女子，倘若你知道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知道她的脆弱，她的瑕疵，那么，你的目光是不是会游离？

我说，要是阳台上有这样一树红叶，那该多好。友人说，离开这里，红叶都会死掉，即使不死，那红色也是掺杂着另外的成分，像城市的女人的脸，被化学的东西淹没了。

离开时，我捡了两片刚坠落的红叶，一圈是鲜红的颜色，中间是深厚的黄，茎像一根细微的红烛，我想女儿看到，一定会惊讶地叫出声来。在城市，她也许永远都看不到真实的红，真实的黄，她的眼睛被捂得严严的。

一棵树

少小离家，对故土原本是没有什么印象的。只隐隐记得有一方院子，还有土墙。有一块不大不小的地儿，大概是因为母亲打扫得干净，所以并不扬土。没有树，没有记忆中的绿，包括院子的周围，以及院子前后左右让人压抑的山头。那时不知，其实这样的院子、这样的山仅仅是属于西部的，仅仅是属于和我一样与西部有着根一样联系的孩子的。

那方院子在甘肃一个叫榆中的小城的某一个乡村。靠着山，没有柏油路，更没有坚硬的铁轨。它更像一个封闭的城市里的小区，不同的是，小区只有门是关着的，而那里，没有门，却密不透风。有树也好，树大招风。可是山上没有树，没有树的山就没有风来，风需要掠过树的声音，“哗哗”、“呜”——那也是一种成就，或者是一种姿态，或者是风行走的方向，可是风一直很失望。年幼的我嗅觉灵敏，能如一只花狗般嗅出风中的味道。我一定很多次地逃离母亲或奶奶的视线，蹒跚着从院子的某一个角落完成向门口的迁徙，然后在门的一侧挺直了身子，靠着枯黄的木板做成的门，东张西望。先是望着门前的路，那是因为目光的短浅，路是黄的。后来望远了，望着了山脚，山脚是黄的。再后来开始向上望，我已经学会了让目光打折、弯曲，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山上也是黄的。后来就看到了山路，颜色比我看到的山色要浅，母亲或者母亲一样的人脚下的汗水浸泡着那条路，所以它不能无动于衷。母亲就是从山脚下将一车车肥料拉到山上，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它需要以汗水为代价。在某一块略微平整的地前，停下，掠一把汗，那只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其实汗水已经浸入那条路了，头上只有汗迹。然后奋力地扬起铁锨，以一种半圆弧的路径让那些沉重的肥料与土地有机地融合。这时，如果有一阵风，母亲就会省一点力气，而且，风的传播可以让肥料变得均匀，没有私心杂念。只是，因为没有树，所以就没有风，母亲挥动的姿势如风，如风朴实的影子，看得见，摸得着。如风的节奏，或者尽可能地学习风的节奏，因为风是属于自然的，土地是属于自然的，为了土地的丰收，母亲必须以自然的原始方式劳作。

我看见了，我望着。我无数次地看见了，无数次地望着。从山下到山顶，从山顶到山下。这不是一回事，它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一种希望，后者是一种喜悦。因为当我以后者的姿势仰望时，已经是秋天了。我不知道还有瓜果飘香，只看到母亲以更加有力的姿势下山。身后有架子车，车上是洋芋一样的疙瘩。我那时对任何农作物都没有准确的概念，所以不知道母亲拉的是什么。我在后来的成长中，一直把洋芋叫土豆，那是在另一座或者可以叫乡村的地方约定的称谓。山路是陡峭的，没有石头，只有土，所以路就有些软，这给了母亲以缓冲，她要做的仍然是猛力地拉，让车不至于像脱缰的马，这就需要她以全部的体力将惯性扯住，惯性或许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现象，母亲仍然是在同自然做抗争。在她下移的过程中，多么需要一棵树，或者有几棵树，间隔地分布在山路的左右，这样，就可以把车子顶在树干上，然后喘口气，然后掠一把汗。站在树的旁边，母亲就会扬起她美丽和健康的脸，红扑扑的脸，让风来吹。她甚至可以靠着树，眺望一下远方，在看不到却知道钢轨途经的小站想一想父亲，如果有时间，她还可以放飞思绪，回忆一下父亲以一身的戎装进入村庄后的样子。

可是没有树，没有树就没有风，没有风母亲的思想就不敢抛锚，她只能把对父亲的思念和对我的牵挂搁在心底。她能望见我，至少可以朝着我望她的这个方向望一望，可是她不会。我就知道，这都是因为没有树，没有风。母亲是自己的树，母亲坚韧的力量像风似的卷起了路上的土。

所以，我见到母亲时她总像一个土人，却从来不唉声叹气。她的力气很大，她在那样劳累了一天后仍然能很快地烙出一张饼，然后让我啃。当然，母亲很少能在那样劳累之后将我举过头顶，尽管我时时地盼望，如我的孩子时时盼望我将她举过头顶一样，可是我偶然会没了力气，我出了什么力呢？我行走的路上到处都是树，树的叶子被风舞得像调皮的音符。我每天上几级台阶，下几级台阶，非常清楚。也不需要刻意地用力。让自己的速度加快或者减缓，这样到了家，见了孩子，说，累啊！孩子就很失望。所以母亲没有将我举过头顶，我能理解，她还能举得动吗？那时我不知道母亲劳作一天的回报是什么，这是一种物质或利益概念，如果知道我就会问一问母亲，你一天能挣几个这样的饼？幸亏我没问，因为我后来知道，按照现在的物价计算，母亲一天的劳作差不多一块钱。我会为了一块钱流一身汗吗？

所以，我的童年自离开故土时就开始有了截然不同的影像。离开，然后上了火车，我虚伪地哭了，是大哭，我说我不走。为什么不走呢？没人问我。为什么要走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母亲都走了，母亲随着父亲走了，我怎么能不走？我如果聪明的话，应该知道，既然要走，那走的地方应该是有树的，应该是有风的，如果连这个小小的变化都没有，父亲就没理由带着我们走。

漫长的迁徙终于完成了。那时不懂得欣赏窗外的风景，从西部到东北，在那样的年代，坐那样的火车，这个过程就成为珍贵的记忆，可是我没有，我忘记了窗外有树没树，忘记了窗外有风没风，更也许连看都懒得看。

但我一定有小家子气般的窃喜。

我们终于到达了遥远的东北，然后进入一座村庄。然后在村庄里的某一个院落中歇了脚。我不知道院子是谁的，房子是谁的。只是惊讶地发现，院落的围墙不是土做的，而是白桦树的身子。院落的某一个角落，码着高高的圆木。房子中央靠后的地方，有一口可以自己压出水的井。我的眼睛睁得很大，仅仅三天，我就看到了树，准确地说是木头，有木头怎么会没有树呢？我的目光掠过院落，从白桦树身的间隙中游弋，然后轻松地看到了满山的树。

那是夏天，我的眼里盛满了绿。那绿简直堵得人喘不过气。绿得密了，就有了暮色，宛如老人深邃的目光。那绿蔓延着，和天连到了一起。我就忘了本，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几乎完全忘记了老家那山、那院、那昏黄的色彩。我就不再对树有什么期盼。这里到处是树，到处能听到风的声音，“呜”、“呜”，或者其他叫声，像狗，像狼。但不可怕。我关心的是进入丛林之后能采到多少果实，那是一种叫榛子的硬壳的东西，比核桃小，比核桃光滑，砸开不厚的绿色的皮——那是一种能渗人皮肤的绿——不多的时间，只要你贪吃，你的手就成了绿色，然后几天不褪去。果实有点像杏仁，却完全没有杏仁那么阴险，吃多少都行，吃着吃着就吃饱了，又有点像花生，油着呢。然后就开始奔跑。奔跑时我已经进入了黄花遍野的土地，像一只小花狗，藏着、猫着，和大人做着游戏。鼻子里满是花香，脸上满是不大不小的风，然后顶着不烈不淡的阳光，跑过去，又跑过来。清晰的地垄就是路，路可以一直让我找到家。母亲的呼唤顺着风飘过来，那么清晰。母亲不需要费力，她只需要站在院落的一角然后喊几声。第一声进入的是我的耳膜，第二声进入的是我的意识，第三声进入的是我的思想，这时我知道该回了。然后像虫子一样爬到尽头，站起身拍拍土，做个样子给母亲看看，就进了屋。我的身上其实没有多少土，那里的土沉，上不了身，所以注定我不会像母亲那样成为一个土人。

母亲不需要再上山了。山上没有她的作物，也就没有她的希望；没有那样一条路，可以承载她的如雨的汗。没有那样一条路，让她的腿和臂膀表现某种力度。但母亲仍然在不停地劳作。所有的母亲和父亲一生要做的就是如牛一般不停地劳作，为了什么，为谁，为达到怎样的目的，答案在他们的心里。母亲养了猪，养得膘肥体壮。种了菜，种得满园飘香。在部队的苗圃种树，她种一棵树能得到多少钱，我不知道，只是连小孩子都知道种树和拉车的区别。母亲种树时思想就抛了锚，我知道她想起了故乡，想起了土黄的山，想起了土黄的路。我是她肚子里的虫。我猜她一定想要是这树能种到那山上该多好。只是树是有根的，根是认土壤的，要不树为什么一挪就死呢。

树苗是无法游弋的，不像我和母亲。但种子应该是行的。终于有一年，老家的山不再封闭了，她的色彩让人怜惜。于是，把种子寄给老家成为我和同学们神圣的举动。母亲给了我很多的种子，也给了我希望。当然，这里的老家不是我们那个小小的山村那么狭隘，而是更多和那个山村一样的村落。我们把所有的希望收集起来，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出去。我在想象这些种子在那座山上孕育的过程，如同我曾经在母亲的身体内所经历的过程。那个过程对于母亲来说是多么令人兴奋和喜悦！

我想象有那么一棵树，高大、茂密，然后母亲累了，乏了。她靠在树旁，迎着风，发丝如情绪飞扬。她想起了她的父亲和母亲，以及她的兄弟姐妹。

树的根就如母亲的根。根是不能离开土地的，就如那些种子。

若干年后，当我和母亲回到家乡时，我惊异地发现，那山还是那山，那路还是那路，那村落还是那村落。那些种子，一定不适应那里的土地，死了；或者冒出了点芽，却没水，死了。或者有长得大一点的，却太少，引来的风大了，也就死了。我望着那山，母亲也望着那山。我看到了山上母亲的影子，母亲看到了曾经的岁月。

一棵树构不成一种情绪。情绪像茂密的叶子，在阳光的调度下做着或疏或密的调理。那山上的一棵树却可以，她是一种希望，是一种开始。

我站在村口看山。母亲在背后看我。她的目光让我重新矜持地想要拥有一棵树。

这时，我已经成为一个彻底的城里人。不但有了城里人的户口本。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城里人所共有的虚伪与做作。非常强烈的一个愿望就是在自己的阳台上种一棵树。

阳台不大，却迎着阳光；不用靠天，自来水始终是充盈的。如果树的枝丫能够探出窗，在马路上的城里人看来，那是多么富有情趣的事情。但树苗呢，我没找到。我终于想，要是城里道路两旁的松树能够栽到自己阳台上，也该是一道风景。有了这个念头之后，我就想象着有一把铁锹，能够把松树的根与周围的泥土完美地分离。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路两旁的树多，少了一棵很快就会有人种上，更主要的是，那些树本来就生存在城市，已经有了城市的脾性，它应该适应一座更为舒适的阳台。

这个念头折磨了我许久——终于，我想，这是不合适的。或者，当母亲来到这座阳台时，看到这棵树时，她会问我，树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从路上挖的——是从城市偷的——母亲，她会喜悦吗？城市的树原本就不是私藏的风景，像山腰的树，它摇摆的风姿抚慰每一双眼，浸染每一个心灵。而我，却将它囚禁起来。母亲从它的树干上看到的只是一种窃喜，那种下里巴人的得意。我想，这是母亲对树的憧憬。

于是，我的阳台始终空着，我很多次站在一扇门的边缘，望着不宽不窄的阳台，我在想，生长在温室里的树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这里真有一棵树，它的叶子仍然会翠绿吗？它的精气神会仍然矍铄吗？它的树干会仍然挺直吗？它仍然会传递远处山顶的那一抹阳光、春的气息乃至夏的阴凉吗？

想迫切地将树占为己有，仍然是因为树的稀少。在西部，树是倔强的，它的根那么不情愿地与这里的泥土结合，像夹生饭，像包办的婚姻，勉强有生存着的，却委琐如没有精气神的男人。树们更不心齐，有的长着，孤立、自负，很难缀成一片风景，像东北的森林那么和睦。于是，满眼看去，是蔓延的黄；偶尔地从飞机的窗中看下去，只一眼，就有些于心不忍，再一眼，就恨老天的不公。

山上没有树，城里哪来的风景。山原本是最适合树的，土是原始的，风是原始的，阳光也是原始的，阳光松软了土，风散落了种子，那些土热情地容纳着一些一些的生命，然后间或一场雨，让生命自由地呼吸。紧接着，风将树的芳香捎带进城市，在城里扎根，然后和远处的山遥遥对望，像幼时的我仰望母亲。

城里少绿，只是缺了某种风景。而西部的戈壁，却对树表现出强烈的渴望，或者是本能。因为戈壁，像一座没有门的城堡，一股轻巧的风能够便捷却诡诈地进入，没有丝毫的阻挡。微微的风是宠儿，人们说，来吧，来吧。但微微的风怎么会是戈壁的性格呢？戈壁的风是迅疾的，是猛烈的，是骄横的，是粗野的，如酒醉的野汉，骂骂咧咧之余还要将腹腔里的秽物随处抛散。戈壁有风时，就有沙。沙里裹着尘，铺天盖地，黑压压坠下，然后一路长驱直入，肆虐村庄、城市，再村庄、再城市，直刮到千里之外的都会，短暂地停留之后，继续向它想去的地方进发。所以，没有门的戈壁是危险的。戈壁的门是什么，只有树。能够挺直了直视风的，也只有树。

戈壁的树不是风景。在戈壁种树却成为一道风景。

那是某一年的四月。这个月份是种树的好日子，却指的不是戈壁。在甘肃玉门市的花海乡，我看到了种树的人群。

四月的戈壁，你该是想象不到的。彻骨的冷，冷得人疼。风像发怒的野夫，刮到脸上、身上，如一记记重拳，让人趔趄。眼睛只是能间歇地睁开，眼睛不怕冷，却被风打得迷离。让人欣慰的是，不缺水，尽管一口井要深入地下上百米，却在贯通的那一刻，如压抑的情绪猛地爆发，一下子冲上天，好高。那水是刻骨铭心地寒，水丝顺着风滑落，贴上人的脸，就再也不想逝去了。

人们把一棵棵孱弱的新疆杨、红柳、毛柳埋入土中，然后浇上水。人们劳作的姿势是一种力度，他们穿着厚重的衣服，我却仿佛能看到骨架子、肌肉的颤动与每一个毛孔流淌的热气。这很像母亲。我在这样的场合以及很多劳动的场合，都会想起母亲，甚至像是看见母亲结实的乳房在架子车的强力拖动下颤抖与变形的样子。这种时候，我希望这一棵棵树能够活着，能够长成一棵棵大树，能够连成一片树林，能够簇成一道风景。那样，再大的风都会放缓脚步，都会露出怯意，或者都会打道回府。之后，若干年，我没有再次到过那里，只是听说，很多的树真的活了。

我终于没能在阳台上种上一棵树。母亲也就没有在我的阳台上看到一棵树。

那是一棵茂密的树，一棵结满果实的树，我站在树旁，看着母亲靠着，或坐着，一缕阳光从树叶间落下斑驳的光点，点缀着母亲的白发。那时有风，微微的风，使母亲额头细密的汗在空中飞舞。这棵树，在我心里。

生命

那是内蒙古的一个村庄。20世纪70年代。我跟随当兵的父亲，千里跋涉，进入了一座村庄。父亲从军学医，部队走到哪里，他就到哪里，他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我们正进入村庄时，村庄里的一户人家正被哀伤笼罩着，那是一个即将消逝的生命带给亲人的哀伤。父亲还一身风尘，我们都还没来得及在属于我们的院落里落脚，就被村里人带到了一个陌生的院子里。院中央摆放着一具棺材。院里飘荡着哀伤的情绪，没有人放声痛哭。屋里炕上，躺着一个女人，面色蜡黄，骨瘦如柴。她久病不愈，已经濒临死亡。她才40多岁，比我的母亲大一点。她的几个孩子，比我大一些。

她得了什么病，我不知道。父亲坐在女人旁边，号脉、查看舌苔，好像还动了针灸，用了自备的药物。父亲是在救命。我隐约感觉到这个女人的生命对这户人家有多么重要。因为很多人都在屏息期待，屋里静得可怕。

一个小时，或者更多时间，这个女人竟已经挣脱死亡，走在回归生命的路上。她睁开了眼，眼里有了些光。这时，屋里有了动静，人们的情绪活了，男女老少不再哀伤。之后，男女老少抬走了棺材，也抬走了隐晦与阴霾。

父亲微微地笑了。那时天还不黑，屋里的马灯还未点燃。父亲站起身时，女人的三个孩子突然给父亲跪下了，他们的头与土地碰撞，发出了沉闷的声响。那一刻，我心里有了一种战栗。我相信那是一种永恒的力量和记忆，否则，快30年过去，我不会记得如此清晰。

后来听父亲说，在那个非常偏远的村庄，通常找不到医生，就算是找到了，又无钱治病。所以，人们对疾病与死亡顺其自然，听天由命。父亲是一名医生，他遇到了病人，他救活了她。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是主动的，没有躲避，没有退缩。也没想到如果没救活，他这个医生的面子。他如果犹豫一下，那个女人一定活不过来。

我们在那个村落居留了两三年。那是我欢快的童年的一部分。那个女人的身体一直很好，她的几个孩子个个如小牛犊，我们成为最好的伙伴。

后来，我们走了。越走越远。我们没有从那个村庄带走其他东西，带走的是一户又一户人家的思念。

一晃20多年过去。在父亲早就从部队转业并且退休之后的某一天，他收到了来自内蒙古的信。信里，那个女人说，也不知道这信能不能寄到，这么多年，真的很想你们。她应该有70岁了吧。这么多年没联系，她能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在这么大的中国，准确地找到一家人，不能不说是奇迹。

父亲回了信。一个月后，父亲收到了寄自内蒙古的邮包，邮包里装着木耳、蘑菇和猴头菇。都是那个村庄里的物产。再次看到它们，闻到它们的气味，觉得分外亲切。

70岁的女人这些年的日子一定是幸福的，人活着，才有幸福的可能。她还惦念着我们，我们也惦念着他们。

真情从来都是骨子里的。

炊烟

炊烟是随风而动的，却又是静止的；是清晰的，却又是朦胧的；是热烈的，却又是苍凉的。城市的秉性是让你从容地忘记过去，从容地面对现在，从容地过渡到将来。到了将来，你也一样将从容地丢弃过去，但是，你唯一无法改变的是一座城池的矜持自负，它在不停地告诫你“现在就出发”，“从现在开始”，乃至“从现在做起”，所以。你没有停留的喘息。不能停留，怎么会想起炊烟；想起炊烟时，你一定要放下脚步。炊烟的淡雅与矜持从宁静开始，到宁静结束。

对于炊烟的记忆，就如同平淡的生活。在越来越朦胧时，却又越来越有味道，

这时，我已经累了，或者说我的思想已经累了，或者说我的思想开始抛锚。面前是高速运转的计算机，窗外是车轮滚过后如雷般的轰隆。一种味道从窗外飘进来，不是炊烟，是城市饭馆的浑浊的香，那香里没有炊烟的成分，却很容易让人想起炊烟。回忆炊烟时，我的嗅觉开始灵敏，一点也不阻塞，那种味道从我的面前萦绕然后通畅地干扰我的思绪。

在这把属于城市的靠椅上放纵身体，让它舒展着。或者我可以站在窗口，遥望一下城市的天空，但我能看见什么呢？在城市，炊烟本身就是虚幻的，就是一种奢望，我只有闭上眼。但思维却停不下来。偶尔飞跃，偶然间映出了炊烟的轮廓。这是我怀念炊烟唯一的方式。怀念炊烟，是排斥其他声响的，是孤独的，却很美，很惬意。这是炊烟的性格和魅力。

我突然间肯定地感觉到，炊烟如同一个婉约的少女。在这之前的十几岁、二十几岁时，都没有这样的感觉，现在，当我进入三十几岁时，我对炊烟的理解开始走向成熟，开始变得复杂。

炊烟起初是个小小的女子。小小的女子烧出的炊烟涩涩的，素素的，如她尚未启封的情感。她对于炊烟，还只是一种简单的概念，并不知道炊烟的丰厚。淡淡的炊烟从一间简陋的屋顶轻轻地升起，然后悠闲地踱步，然后就散到了天空里。小小的女子的思绪却没有随着炊烟婀娜地飞呀飞。这时的炊烟没有愁绪，仅仅是炊烟，仅仅是一种属于村庄的形态。这样的炊烟，就不执著，时而断了，时而夹杂着浓墨般的黑。这时候的女子的手和脸，或许就被烟熏着、呛着，衍生了小小的愤怒与火气。

于是，我肯定，成熟的炊烟就属于母亲。

我更加相信，炊烟原本就是属于成熟女人的。那样的炊烟才会有味道，才会让人仰望与呼吸，才会让人久久地注目。

小时，都不懂得看炊烟。人小，眼界就小，不懂得抬头看天。没有从远处看过炊烟，从远处分辨炊烟的流向。恰恰，炊烟是需要一个距离的，她的美在于一种距离，没有距离，她未必美，甚至还让人烦。偶尔的一阵轻风，会让炊烟弥漫院落，徘徊在你的周围，这时，你便会忙不迭地逃避，忙不迭地咳嗽。不过，这个过程很简单，不复杂，不像城市被污染的空气，会让你原本清爽的呼吸道附着说不清成分的杂物。我在炊烟的四周游荡，然后太阳落山了，但天边仍然红着，那被掩着的红更美，那红红了我的脸蛋，红了我的心。那红是厚实的，是浓重的，却不臃肿。这个时候，我就听到了母亲的呼唤。这个时候，原本是能看到炊烟的，炊烟在绚红的背景下一定更加迷人，像母亲的脸，像母亲的长发。我却没看，没有留意。我只是听到了母亲的呼唤，然后如鸟雀般飞到了母亲的身旁，甚至从厨房散落的麦草身上踩过，然后用脏兮兮的手接过母亲递给我的食粮，也接过了母亲疼爱的笑。我如果仔细地闻一闻，一定会闻到母亲身上炊烟的味道，炊烟是母亲的气味。我却没有。

很多时候，我们忽视的都是最熟悉的人和最熟悉的事。因为忽视，所以陌生，之后有了距离，之后有了伤感。等你重新想起时，那些场景已经远离了。

想起炊烟，也是因为距离。

和其他不同，炊烟或许需要一种距离，没有距离的炊烟或许一点都不生动。也因为距离，炊烟就有了感情，有了等待与期盼，有了揪心的牵挂。

你看炊烟时，炊烟也在看你。你想炊烟时，炊烟也在想你。

属于村庄的炊烟从一个个朴素的烟囱中飘散，然后白白的、直直的，再高些时，就有了风，炊烟的生动在于风的大小。在乡村，风是顽皮的，她有顽皮的自由，她的前后左右上下都是一片自由的天空，所以，她要和炊烟游弋。

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我站在一座村庄的边缘，等待炊烟。然后就等着了。那是一幅动人的图画。那炊烟像锦缎，像瀑布，像婀娜女子的腰身，更像我的思绪。然后，炊烟就被风吹淡了，炊烟开始有了一颗颗麦粒成熟之后的香味儿，顺着那股香，我就找到了家，找到了记忆中的院落，找到了母亲的心。

我得承认，远离母亲时，我很想念母亲。正如远离炊烟时，我很想念炊烟和被炊烟缭绕的童年。曾经的许久，我已经将她遗忘了，不觉得她的珍贵，不觉得她的别致，也不觉得母亲的苍老和孤独。

但城市是见不到炊烟的。城市的烟囱挂在墙上，在或大或小的孔中，烟雾喷涌而出。然后弥漫在并不洁净的空气中，瞬间烟消云散。也没有人注视烟雾消逝的过程，反而，更多的人关注的是如何让那些烟雾不会钻进自己的窗。

于是，在城市，烟雾是令人厌倦的。即便那烟雾中有菜油的香，有悦耳的金属撞击声，也有笑。这似乎有炊烟的成分，仅仅是有，不是全部，也不纯洁。因为城市的烟道是拐弯的，城市的空气有更多复杂的成分，城市里的人们对于炊烟，早已淡薄了。

这也是我想念炊烟的缘由。或者说，这是我给自己寻找的关于想念炊烟的借口。曾经就有过更多的借口，让我把关于炊烟的记忆一点点抹杀。这是一种沦落。

我更加确凿地相信，炊烟是乡村的，就如树是土地的。就如根是母亲的。

我突然在想，曾经的祖先在穴居时洞悉炊烟吗？那时没有房屋，也就没有家，费力地点燃了火，怕它熄灭，然后让它一直汹涌地燃烧，这个时候，即便火上架了一口锅，锅里有玉米与高粱，那升腾的烟雾大概也不叫炊烟，更没有炊烟的影像。炊烟注定是从一间房子里产生，然后在一间房子的上空飘摇，然后传递着回家的信息。那是一种呼唤，那是一种宁静和恬美。

炊烟一直是宁静的，这是它的本性。宁静有时就很美，很有力量。乡村因为宁静而美，而有了躁动的不安。我却有些忧心忡忡，这是因为我对于炊烟的向往正在被城市的烟雾弥漫，正在被城市的烟雾改变嗅觉。我麻木的神经需要在炊烟里微熏，需要唤醒对于炊烟的记忆。

遥远地离开了村庄，执著地游走于城市，过于贪婪地品味了城市混浊的空气，这个时候，我和你就更需要回到村庄。

母亲借助麦草给了炊烟力量。麦草本身是有力量的。母亲的汗水与阳光的猛烈让麦草光芒四射，让麦草坚硬如水，耿直如火，那么，它燃烧之后的炊烟怎能不让游子牵肠挂肚？

炊烟和母亲从来都不曾分离。一生一世。

回归故乡

小站，像散落的棋子。南来北往的车，多的不停。这一颗棋子，似乎就被人遗忘了。

坐车的人也少。车站上偶尔的旅客，注定是孤寂的。很深的夜里，有车急急停下，又急急开走了。它根本不需要体味这里的气候，热还是冷，有风无风，人多人少。甚至连这里的气味都闻不到，就又势利地离开。小站太小了，过往的列车能停下来，就已经是给足了面子。这个叫夏官营的小站不是故乡唯一的车站，却是一个门户。故乡南来北往的人，都要从这里上车，去另一个遥远的目的地。

我说的是1977年前后的事。我那时就坐过火车。和现在的小朋友说坐飞机一样。那时，火车是稀罕的，像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坐过，尤其是很小就坐过，就值得骄傲一回了。

车站的周围都是山村。山村很小，几条路，就如人的脸，鼻子到耳朵，额头到嘴，闭着眼，闻着味道，就找到家了。通往山村的路很窄，阳光灿烂时，叫路，能看得见。下雨时，就不叫路，看不见，眼里只有泥，深深浅浅的。路窄，就密闭。走进来的人不想出去，走出去的人不想进来。外面的世界对于仍旧生活在村庄里的人来说，就是另外的世界了。

其实，如果站在空中，以鹰的姿势俯视，就能够真切地看到，那个车站，其实离村庄并不远。母亲可能觉得远，那是因为思念的情绪如麦草般蔓延。夏官营车站，是父亲离家的车站，也是父亲回家的车站。他回家的路有多远，我不知道：他离家的路有多远，我也不知道。每年，总会有一段时间，母亲焦急地等待着。她的心如火般燃烧，她像只幸福的母鸡在院门口张望着门前悠远的路。她也想去车站接，可要走路，那段路，走起来很漫长。

她就要尽力压抑。我成年就理解了，男人和女人不能离得太久，太久了，心就脆弱了，就如干旱的地，仍然在阳光下暴晒着，一点点潮湿的风都没有。突然一阵大雨，干裂的土地发出爆裂的响声。那个年代，也许很多的人都要长久地分离，经受情感的磨难，尤其是军人。我也明白，军人和军人的家属，都一定是节制欲望的人。

村庄是含蓄的。那个年代什么都是含蓄的。在这一次父亲的话中，母亲听到了激动的消息，她和我们可以随军了。父亲又说，其实，还不够标准，但部队领导说，先来，等够标准了再办户口。也就是说，我们一家可以整天团聚，父亲和母亲不再受相思之苦。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意义上说，我们将要离开村庄，进入城市。

这是一个标志。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获得这个标志的机会。

父亲是军人，我们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人生的跨越。我们还小，并不知道村庄和城市的区别。我们尚未进入过城市。我们的大脑，是未开发的地。

我有了第一次坐火车的经历。很早。那种记忆是深刻的。尽管后来在游走他乡时，我无数次地坐火车，无数次地离开家乡，打工，或者创业，却不再有那么深刻的感觉。我就看到了那颗散落的棋子。

到达车站时是白天，准确地说是早上。天不热，有些微微的冷。是什么季节呢？不记得了，大约开春吧。车站上有人。我们，家乡的亲人。不多。脸上都有笑，那个年代，人们爱笑，不古板。母亲却哭了。她没想到会这么快地离开故乡，离开她的爹娘。那个年代，和现在不同。现在有飞机，火车也提速了，千山万水都不是距离。而那时，离家后回家，真的不容易。离开，甚至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我们觉得新鲜。在火车停滞状态时，我们的心情十分美好。可是，火车是要开的。在火车要开时，我终于知道要离开故乡了，而且，很久。于是我哭了。挣扎着哭，嘶喊着哭。我不走。那时的车厢没有空调，车窗是开着的，这使我能把头伸向窗外，挥舞着手。我对家乡的亲人强烈地表达着感情。不掺杂虚伪的感情。哭声被风带走了，风是势利的。把哀伤留给了贫穷的土地。风是有性情的，知道在某一刻，思念就生根了，无论它怎么努力，都拔不掉。索性肆意飘扬。

孩子的哭声注定不会永久。思念本身不是悲剧。我不哭了。我开始笑了。车厢里很宽阔，人不多。走道上没有站人。南来北往的人，都是过客。都是孤寂的。没有人特别地热情，没有人特别地冷淡。偶尔交谈，也不避讳什么。南来北往的方言，在车厢里偶尔飘散，像点点的雨。那天是个阴天，却并未影响我的情绪。我在车厢里跑来跑去，很安全。那时没有人贩子，也没贼。天下太平。那是个安稳的年代，人安稳，社会也安稳。

北京是列车的终点，不是我们的终点。北京是我们的起点，如故乡的那个小站。我们经过北京，来不及感受它的伟岸，就随着列车前行了。我想，前面一定更好。每一个前行的人都觉得前面会更好。没有人会朝着地狱行走。

我们乘着列车走向城市。进入了城市，与火车的距离就近了。那一次长途旅行之后，我又坐过几次火车，每一次都是一种迁徙，不同的是，始发站不是故乡。我个子见长，不算挺拔，也不标志，却容易引起乘务员的注意。那时我正处于买半票和不买半票的边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不需要买票。两只眼盯着，就要买票。上车时，人多，乘务员来不及仔细看，一晃就过去了。但在车上，漫长的旅途，乘务员昏昏欲睡时，她很可能会通过罚款等方式提神。

我们坐的是硬卧。夜晚，人总是要睡眠的。夜是大戏的谢幕。夜晚警醒的人，要么做了亏心事，要么神经严重衰弱。夜是沉寂的，安逸的，只有铁轨的摩擦和撞击声，不像音乐，一点都不悦耳，是噪音，孩子是听不到噪音的。孩子的心是纯净的园林。我在噪音中酣然入睡，

母亲抱着我，挤在中铺。大约是半夜，母亲听到了查票的声音。她更紧地抱着我，几乎要将我裹进她的身体。而且，尽可能地靠边，甚至，用一条腿把我压在下面。我就醒了。我很压抑。我在周围紧张的气氛中于知道，我其实需要买票。乘务员登上梯子看，没发现我，就下去了。母亲得逞了。我继续睡觉。我又进入了梦乡。在母亲温暖的怀里，在车厢复杂的气味里，在车轮的撞击声中。母亲是得意的。而且，在家里的床上，我看到了和列车上一样的床单。那个标志是洗不掉的，除非母亲将它挖掉。父亲说，你怎么干这事？母亲不好意思地笑笑。父亲说，你铺在这里，让人看见丢人。母亲说，谁会到卧室看呢，而且，我一般是在换洗时才用。列车是动态的，即便父亲的情操多么伟大，他也无法把床单还回去。庆幸的是，我们没有住在军营里。大约那个年代，一条床单也是个值钱的东西。人们都很穷。

离开故乡后，路迢迢，再见亲人真的很难。一晃儿大约过了十年，我终于回到了故乡。那时，天下大变。但经历了好多个春天，好多的风，好多的雨的那个小站，怎么就没变呢？

父亲却很自负地说了一句话：要不是我，你们现在还待在这里。

是的，这一辈子，父亲是成功的。这是30年后我们的总结。父亲的上一辈子，是泥腿子。我的爷爷在国民党部队里当差，是个文书。那时的国民党部队，应该是不解决户口的。总之，在我爷爷解甲归田时，他仍然是一个泥腿子。有文化的泥腿子。可我的父亲不同。我的父亲以一个泥腿子的身份参军，然后积极地表现，提干，上军医大，获得让家属随军的资格。即便在那个机会相对比较多的部队，也很难。但父亲做到了。他让自己不再是泥腿子，让我的母亲不再是泥腿子，让我们不再是泥腿子。我对泥腿子没有偏见，也没有因为自己不再是泥腿子而歧视仍然是泥腿子的孩子。泥腿子，不是讥讽。是个可爱、朴素的称谓。

人总要离开故乡。不管带着什么情绪。宛如孩子离开母亲的怀抱。离开，才会产生思念。人不能没有思念。只是，你总要回来的，不管做恶还是行善。不管功成名就还是庸碌一生。因为，这世界上，最包容的地方是故乡。

只要你不嫌弃故乡，故乡永远不会嫌弃你。

民间的仰望

可以怀疑一切，却不要怀疑黄河。她的炽热、真诚、奔腾不息，每一个人在她面前只能是仰望，然后感叹。你站在岸上俯视，那浑黄的水卷起的风吹皱你的发、你的脸、你的思绪、你的心态，你却不能让目光透过河面，你的目光的重量不过是在河面上打滚或者打转。你的沧桑的老练的眼神在黄河的奔涌和咆哮中黯然失色。而其他的一切幼稚的眼神在掠经黄河时就更加怯懦。这就是黄河，沉重的、坦荡的、冷峻的水流淌成为历史的母亲和母亲的历史。

母亲总是有着某种情感。母亲在岁月的更迭中总会留下某种记忆。我想，黄河石是母亲的孩子吧，他们散漫地栖息于母亲流经的水域，在母亲的气息中让自己的脉络更加清晰，让自己的记忆更加坚实，而且，他们会追逐母亲的脚步和生命的节奏离开温暖的窠巢，继续接受岁月的侵袭，而让自己更深刻地回忆过去，仰望未来。

所以，我们对于黄河的仰望终于可以改变一种姿势，以俯视的角度打捞那一块块石头。这也许是我们亲近黄河的最好的方式，是我们感受黄河最好的角度。

石头原本没有生命。石头的生命就是历史。

在热爱生活的人眼里，黄河石是有生命的，或者他们在遥远的过去见证了生命的某些过程，强与弱、胜与败、美与丑、乐与哀，所以他们更加沉默，更加含蓄，更加深邃，一如他们的母亲的精神。

握在手里的历史是让人心颤的。你打不碎历史。只有历史可以让人震撼和警醒。

一块石头，是一次历史的片刻。

几块石头，就是历史的缩影。

断续的历史粘连起来，就成为可歌可泣的生活图画。

黄河是根，黄河石是对根的怀念。因为有着太多太浓的情感，所以，他们奇特却并不稀有，每一块石头都有它的定义，都会在呵护他的人眼里找到一种抚慰、牵挂和记忆。而且，当你用目光审视他们时，你总能在浑浊或者清晰、粗犷或者细腻的脉络中探寻到历史的足迹和黄河母亲曾经的呼吸。而且，你也会惊讶地发现，一块石头，大的或者小的，方的或者圆的，规则的或者不规则的，有女娲补天的传说，有钻木取火的朴实，有男耕女织的风情，有嫦娥奔月的向往，有神秘莫测的未来。当然，未来是不断更迭的，无边无际，很多的未来已经成为现实，很多的现实将会在未来出现，所以，谁能说黄河石没有生命的痕迹，没有历史的延续，没有科学的探求？而且，他们竟也有色彩、形态、质地、纹理、图案、内部特征等方面的区别，妙趣横生或生动形象。那么，他们更有了与人类繁衍的种种契合。

黄河石是有语言的。他们沉默，是因为我们的肤浅。他们的纹路是母亲脸上的沟壑；他们的色彩是母亲内心的涟漪。他们的奇特或者独立是母亲目光所到之处的期待或者意念，而且，母亲的脚步从不停滞，她知道任何的停歇带给人类的只能是灾难，带给孩子的只能是懈怠，所以，她把很多的片段留在了她所流经的领域，她把很多的希望留给了她的子女，她把很多的悬念刻在了孩子的身上。

一块石头，让我们在指间摩挲；或者我们用毕生的力气举起了黄河石，那只是表层的理解。我们对于黄河、对于黄河石的仰望像奔腾的河水，没有起点，没有终点。即便你到了黄河源头，到了黄河三角洲的人海口，你所看到的只是黄河的一个片段。即便你能飞跃河面，然后兴奋地高呼，你所征服的只是一道并不很宽的距离。那不是黄河的内涵。

我们无法洞悉黄河，就像我们无法从容地诠释母亲的爱。我们或者能做到的，就是认真地揣摩一块来自河岸的石头。一块石头，甚至能让我们读一辈子，能让我们的目光变得深沉，能让我们的思绪汹涌澎湃，能让我们无地自容。

不说话的母亲，更多时是对孩子的宽容。但宽容不是放纵，因为放纵会让母亲慈祥的面孔变得焦黑。就在不久前，有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组织专家组，对黄河水污染的状况及危害进行了量化分析，发现目前黄河干流近40％河段的水质为劣五类，基本丧失水体功能，黄河流域每年因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15亿至156亿元。

被称为“母亲河”的黄河水量并不丰沛，但却以占全国河川径流2.4％的有限水资源，滋养着全国12％的人口，灌溉着15％的耕地。新中国成立以后，引黄灌溉、供水累计直接经济效益已达6000亿元。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黄河流域废污水排放量比20世纪80年代多了一倍，达44亿立方米，污染事件不断发生，黄河中下游几乎所有支流水质常年处于劣五类状态，支流变成“排污沟”。

日趋严重的黄河水污染，破坏了黄河生态系统，使黄河河道中近]／3的水生物绝迹。据黄河水资源保护研究所专家介绍，黄河许多支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水清鱼跃，目前却是臭气熏天、鱼虾绝迹。洛河的鲤鱼和伊河的鲂鱼自古有“洛鲤伊鲂贵似牛羊”之誉，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个名贵鱼种因水污染而绝迹。20世纪70年代，渭河下游水草丰美，许多农民以打鱼为业，可如今渭河中只剩下一种俗称“蛤鱼”的生物，且有浓重煤油味，不能食用。

我不知道，母亲是不是已经将眼泪哭干，我也不知道，哭干眼泪之后的母亲会不会咆哮。也许，她仍旧沉默，把苦难和愤懑寄托于更多的黄河石。现在，我们几乎虔诚地阅读着她们，领会着古朴与神奇，而到了无数个岁月更迭后的某一天，我们的后人是不是会向对待瘟疫或怪兽一般将她们一脚踢开，这还算是一种幸运。灾难和恐怖是，当他们汲取了被他们的祖辈肆虐和污染了的黄河水之后，他们还有没有力量阅读一块石头，或者举起一方石头，或者以强者的姿态飞跃不宽的河面。

这也是未来。或者是未来的现实。

黄河石是人类文明的恩赐，而不是绝迹生物的化石。

进入冬天

一

进入冬天，北方有热炕。这是北方人的福气。

但城里没有。

乡下冷，冷得干冽。不高的院墙和不密闭的门，挡不住风。风从空旷的土地上一路横行。无拘无束。那是一种高傲的姿态。遇到村庄时，它的情绪被打乱了，乃至有些恼羞成怒，于是，狠命地撞击着门，撞击着墙。门和墙结实着呢，那就从门缝里乘虚而入，那就翻过墙头。墙头没草，有也是墙头草，见风使舵。庄户人就躲进了屋子。

乡下来了客人，就得上炕。不是什么规矩，庄户人没那么多规矩，不是非上不可，但屋子里冷得坐不住，也站不住。脱了鞋，上了炕，用被子捂住腿和脚，就不冷了。脚离开鞋，就真实了，有气味，有的气味浓，都捂在被子里呢，偶尔被角被掀开，味道就开始弥漫。庄户人都习惯了，所以不会皱眉头，不会厌恶。

炕很热，有时烧屁股，时间久了，得挪挪或者抬抬，要不就成猴屁股了。一家人围着，来了客就和客人谝着，家长里短，搬弄是非，这些工作都是在炕上完成的。进入冬天，庄稼收了，地里闲了，庄户人除了说话就没事做了，说话就得说点有趣的。闲话提神，逗乐，也打发光阴。

炕是冷不下来的。乡下有的是麦草，那些麦草被点着，搡进炕洞，然后把炕门堵上。麦草因为缺了氧气，窒息，就开始挣扎，接着无精打采，却死不了。炕门没有密不透风，稀薄的空气基本可以保证麦草苟延残喘。这是最佳状态。炕被熏热了，还省了麦草。如果不是这样，麦草在炕洞里熊熊燃烧的话，那炕就变成炒锅了，人的屁股就得被“红烧”。

所以，炕洞里是没火的，有的是烟。那烟如人满腔的豪情，顺着烟囱往天上蹿。浓密，却不黑。不黑就没了污染，所以，冬天的乡村虽然家家都烧麦草，但院子里从不落黑尘。麦草是纯朴的，如麦粒的纯朴，如庄稼人的纯朴。

烟一定要向上飘。如果烟顺着炕的缝隙蔓延，那就不是合格的炕。在烟雾里打坐，人就成神仙了。所以，庄户人家的炕不能有假冒伪劣，不能透气。我至今没见识过庄户人是怎么搭炕的，里面的结构如何。再多的人上了炕，炕也不塌。热量虽然不是十分均匀，却足以让人挨过寒冷的冬天。所以，庄户人都是能工巧匠，没学过力学，没学过能量转换，也没学过防漏，却能把一个个炕降得服服帖帖的。这是本事。所以，城里喜欢猎奇的小报很少报道谁家的炕塌了，老人小孩被灰烬烧伤，谁家被煤烟熏晕了熏死了。

淡淡的烟味儿一定有。闻多了习惯了，没闻过的，觉得挺香。有什么比麦草烧出的烟味儿更香的呢。那烟味随着热炕清晰地笼罩着人的全身。大人们说着话，小孩子们闹着。大人不累，孩子们累时，就顺势倒在母亲的怀里，母亲的胸怀是热被窝呵，孩子们做着一个又一个梦，间或在被窝里放个小屁，母亲就笑了。顺便用手在圆圆的小屁股上揉两把。孩子们翻个身，又徜徉在梦乡里。

也有更顽皮的孩子，热炕把肠子暖活泛了，屁就多，一个猛地站起来，屁股对着另一个，汹涌地来一声，接着又钻进被子。另一个虽然恼羞成怒，却不马上报复，而是蓄势待发。等酝酿得差不多时，恶作剧的一个已经失去了警惕，于是他也逃脱不了被轰炸的下场。大人们一般不理会，实在看不过眼，就说，多大了。羞不羞啊。

炕热时热，冷时也冷。白天不明显，晚上就凸现出来。睡时不觉得，到了后半夜乃至快天亮时，身下还有温度，但脚下就很冷。这和麦草有关，也和炕的散热有关。脚冷还有被子捂着，头却始终是暴露的。头的温度基本等同于整个房间里的温度。庄户人的门不讲究，有缝，甚至大得很；也不保温，是木板子。因此，头就如遭后娘怠慢的孩子，冰冰冷冷，比榆木脑袋还不开窍。但说起来人的头最不娇贵，原本就风里雨里的，原本就是人堆里的标本，所以，它天生就是遭罪的命，结实着呢。

如此，炕的弱点就一览无余了。中间热，两头冷。这个弱点庄户人也知道，却懒得理，或者也理会不得。倒是贤惠的女人起得早，甚至摸着黑，裹了头巾，拉开门，抱起一把麦草，往坑洞里搡。奄奄一熄的灰烬陡然闻到新鲜的空气，精神一振，紧接着又有兄弟们助阵，于是死灰复燃。于是，炕上的爷们和孩子们就不冷了，热烘烘的。

没有人催女人早起。是女人自愿的。早起的女人还得喂猪喂鸡，打扫庭院里的雪。扫帚划过雪地的声音，像一曲乡村音乐。有了这样的女人，爷们和孩子们就睡得更踏实；有了这样的女人，庄户人才活得舒坦。

二

进入冬天，北方的城里就有暖气了。这要比南方好。南方阴冷。时髦一些的，开了空调，却贵，电费高。相比之下，北方的暖气是实惠的。暖气是在人抗冻的毅力临界时才通过一根根管道输送的。这头儿看不到那头儿。不像麦草，听着进了炕时，马上就觉得热。

人一般是在寒风中进了门，猛地觉得热，扑面而来；或者睡到后半夜，突然觉得热，被子盖不住了。心里的期待就落了脚。心情也好了起来。尤其是听着管子里的水声，真像是听着一段美妙的音乐。出身乡村的就觉得城里好，比热炕好，孝顺一些的就想起老爹老娘还在冰天雪地里熬着。

暖气一般是提前送的。一天，或者半天。大多数人心里就有窃喜，是那种占了便宜的喜。按照规定，或按价值交换的原则，还不到享受温暖的时候。于是惊喜和满足就能理解。

天早时，我就打电话告诉该告诉的人：来暖气了。有的人惊讶：是吗？你们怎么这么快？有人嘴里叨咕，我们还没动静。更有人叫苦：家里遭了水灾，正抢险呢。

有一年，进入冬天时，我半夜突然感觉到心慌。凌晨一点多时下床，当脚刚落地，已经感觉到不好，有趟水的声音。开灯看时，偌大的房子已是水漫金山。

深更半夜，人们都在温暖的梦乡之中，这就注定我抗洪的重任是孤独的。无人喝彩。管道的破口像吃了鳖似的，劲头十足。手还没搭上，就被打开了。水呈喷射状，坚硬而有力。高压之下我所有的阻挡都无济于事。只有从喷射处盛水，三分钟一大盆，五个小时的时间里，我没闲着。那个时候，我才知道难，孤独无助的难，叫地不灵叫天不应的难。管道里的水还持续地喷着，而地上的水就更难回收，让人想起“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那句俗语。没办法，贤内助就往楼道里扫。水哗哗往下冲，经过一层层的楼，到了一楼配电柜。水和电是不相容的，电见了水火冒三丈。就听见噼里啪啦的响声，吓人。就看见屋里的灯泡阴阳怪调。可我没办法，就算是电炸了锅，我也没办法。我极同情一楼住着的人，吓死了。可怨我吗？送暖前应打压试水的，但物业公司省了这道工序。不该省的省了，一定会有后遗症。那晚，漏水的不是我一家。是不是都抗战了，我不知道，总之第二天的院子里，到处都是水。男人和女人的脸都跟青菜一般。

这个时候，我想，到底是热炕好。

那次艰难的抗战之后，家里再没那样漏过水。可是，透过窗，我看见马路上流淌的水，那是从一栋居民楼里淌出来的。上班途中，我看见了更多的水，像蔓延的藤条，我不知道，这些人家是不是也像我当年那般“绝望”，但在冬天里，这样的遭遇显然有些饥寒交迫的感觉。

正常时，暖气的那头儿就开始偷工减料了。规定的温度达不到，总是徘徊在那个温度以下。我准备好了温度计，这是充足的证据。但人家说，你那温度计不准，要用我们的。我想，温度计也是善于察言观色的。房子里不热，就加暖气片，人家说，加了暖气片就得多交钱。但常常，睡到后半夜时，脚丫子触到暖气片上，被凉得一激灵。阳光普照时，我们笑了，有人更在偷笑。

“天助我也”，老天帮忙，暖了城市，那不就省了煤，省了钱吗？这样，供热公司就可以发奖金了。

城里讲究成本。不像麦草。所以，城里到处都有算计。我算计你。你算计我。大家一块算计。被算计了就吃了亏，算计了人就讨了便宜。因此，，就算是麦草，进了城里，也得被算计和算计别人。

冬天城市的温暖是来之不易的。不像乡村，热炕随时待命，热炕的温度只看主人的脸色。而城市，在从一个季节进入另一个季节时，人们必须得有所付出，货币，或者精力与气量。

三

在寒冷到来时，让人更加深刻地想到热炕与暖气。

庄户人使不上暖气。当然，后来有了土暖气。但土暖气就不烧麦草了。不烧麦草就不是因地制宜、因陋就简。所以，这么不划算的事，在乡村就没有市场。除非是大户人家，有钱，不在乎几吨炭钱。那样的人家是极少数。烧炉子的倒是有，还不少。但为了省钱，混合着用。最大限度的发挥余热。因此，只要天气还冷着，北方的庄户人就离不开热炕。睡在热炕上的庄户人对热炕本身是没有任何怨言的，觉得知足，觉得惬意。如果一个城里人偶尔睡在热炕上，那一定会觉得这是一种情调。所以，庄户人不怕过冬。

城里没有炕。炕在城市没有立足之地。早先点炉子，一不小心就煤气中毒，或者痴呆了，或者死了。小报开始提醒人们注意安全。点炉子的都是一些老市民，住的是破旧的平房，没有享受到集中供暖的好处。有的是享受到了，却没钱掏取暖费。掐着指头算来算去，倒不如点炉子省钱。点炉子无可厚非，但城市的空气因为一个个小煤炉而虚弱不堪。看看城里的院子，一地黑尘。也有我交了暖气费而你不交的，同在屋檐下，就有了牵扯。乃至一个小区都得遭受株连九族之苦。所以，城里不少人实在怕冬天的到来。

炕是物质的。暖气也是物质的。

炕只有在乡村风行：暖气只有在城市存在。不同的是，庄户人不看炕的脸色，暖气却把城里人拿得死死的。

炕当然也有成本，但在庄户人的预算之内；暖气更有成本，却在城市的算计之中。

不同的目的，就有不同的过程。

庄户人团坐在一起，说着不该说的话，吃着粗茶淡饭，喝着廉价的烧酒，或许也有肉，酒肉飘香。那真是一种美妙的生活。

城里人蜷缩在暖气片附近，那里的温度也许是达标的。甚至把脚贴上，把身体贴上，再把被子捂上，那样，后心就不凉了。那种情景是滑稽的，也是一种生活吧。就像进入冬眠。这其实是动物们的专利。冰天雪地时入睡，一觉醒来已是一江春水。这是一种气魄。能够冬眠的动物们因此比城里人现实。它们享受到了松懈的愉悦。城里人不是。城里人一年四季都警觉着。尤其是冬天，有寒流的时候。

所以，动物们都在乡村冬眠。城里没有它们的立足之地。

整个冬天，庄户人仍然是红光满面的，心里暖烘烘的。城里人却不行。城里人即便是有整个冬天足不出户生活在温室中的资本，当春天来临时，走出房子的人，大概已经面无血色、软弱无力了，

有的人会奇思妙想。城里人经常在奇思妙想。准备冬眠，像小资一样！在一个壁炉旁，准备烧烤，然后借酒助兴，然后倒头而睡，不去管什么时候苏醒。是的，真像小资。但是倘若炉火熄灭了呢？倘若煤烟弥漫了呢？倘若吃了病猪肉，喝了劣质酒了呢？就算是这些问题都不存在，可还得有人不停地往壁炉里添柴呵。

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在冬夜安然睡去，都可以在梦中听到如村妇那般辛勤的扫雪声，都被人牵挂着冷和热。体验北方，一定要经历冬天的。如果能在某一扇窗口看到仍然绽放的鲜花，也许就看到了城市的鲜活与灵性。

同是北方，西北和东北是不同的。西北保守，东北粗放。

早年东北的村庄不烧炭，烧柴。在浓厚的雪地上，一截截原木被立了起来，原木是齐头的，雪是殷实的，所以木头稳稳地站着。咔嚓一声清脆的响，它被劈成两半，再被分别劈成两半。它们倒地时砸起了雪，雪花弥漫。母亲挥舞斧头时，我也象征性地挥舞着一把小小的斧头。我的斧头下是零碎的木头，我抱起它们，进屋扔进炉子。它们进了炉膛，火就噼里啪啦地冒一些火星子。母亲抱着木头进屋扔进炉膛，火就熊熊地燃烧起来了，既照亮了整个房间，也照亮了我的童年。

一座房子，被雪围困着。雪又被林子围困着。林子又被山围困着。房子里燃烧的火，让雪也暖得流泪。那火红的、通亮的夜，真的是浪漫的。那样的冬天，即便零下30度，也不觉得冷。

乡村没有的，城里有；城里没有的，乡村有。如果一座城市能有乡村的秉性，如果一座乡村能有城市的特点，我以为，或许是好事。起码，城市不会过于刁钻，乡村不会过于质朴。

冬天就暖了。

兰州水车

黄河水车可不是拉水的车。

黄河水车有轱辘，很大，能转动，却不能跑。

黄河水车是木头做的。木头见水，应该会变得脆弱、破败，但黄河水车，却非常皮实。她长年累月地浸在水里，循环往复，周身的木头，却越来越柔韧。她和着哗哗的水声，间或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那声音，是一种暮年老者的和蔼，是母亲宽阔的胸怀里流淌的温暖。她不会像小孩子般喊叫，那是不经世事的样子。她在每一个黎明或者黄昏，让兰州那座城池悄悄苏醒，或者是酣然入梦。尤其是生活在黄河两岸的人家，不用刻意，就能清晰地感觉到水车的转动，清晰地听到水车的声音。那是闹市里的宁静与悠远，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那是黄河上的独特的音乐。也或许是一种诉说。很久以前，再很久以前，应该就有水车了。若是没有，黄河两岸的人又怎么把汹涌的黄河水引到岸上，引向家园，浇灌树木和家园，滋养幼小的孩子。水波驱逐着车轮，车轮带起黄河水，从低处到高处，然后顺着水槽再由高处到低处，流到每一个需要的地方。从河里到岸上，黄河水没有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是一片土地，一座城池，一些人民的生活。

能够听到黄河水车的声音，那该是很幸福的事情啊。有很多次，我站在兰州的滨河路上，那里有着黄河风情线的美誉，既然如此，就少不了黄河水车这个标志性的建筑。以前，黄河水车是一种工具，现在，她不是工具了。她宝刀不老，继续有力地转动着。她的转动和带起的水，已经只是一道风景，或者是一种怀念。

我站在偌大的黄河水车前，听任问或吹过的风打散细小的水珠，飘到我的脸上、身上，令人惬意。我能清晰地看到水车轱辘的木纹，或深或浅，或明或暗、或窄或宽。有些地方，也是褐色的，那是被黄河水里的沙石锤炼的结果，像饱经沧桑的老人脸上沟壑里的色调。水顺着轱辘的骨架，随意地流下来，甚至织成一块闪光的水镜，在阳光的照耀下，折射出彩虹般的美。

水车是高大的，我无法平视。但能够如此近地仰望水车。也是一种幸运了。我甚至能够抚摸它，有些粗糙的、有些滑腻的、有些湿润的、有些干裂的。我一定是在仰望她。因为她是居高临下的，她倾泻的水是居高临下的。因为她的高度足足有两层楼乃至更高，因为她就像一座很大的房子，人刚钻进去时。是有些手足无措的。

听着她的声音，好原始，没有掺杂任何的现代伴奏。那是古老的、单凭雄壮的男人气力发出的声音，是拉纤的声音，是夯者的声音。若闭上眼，你眼前出现的大约是强健的肌肉、豆粒般的汗珠、扎实的足迹和烈日下黑红的面孔。

而现在，我仅仅是以仰望者的姿态注视一座水车。是呵，她需要虔诚的注视，也有足够的品质值得我去注视。即便她现在只是一个样品，只是一道风景，只是一个标志，只是一个建筑。但她活生生地转着，一点都不懈怠。她固执地转着，如一次次翻开黄河古老的历史。一次次讲述母亲患难的过去和蓬勃的生活。

她不会停止转动。因为黄河永远奔腾不息。

眼前矗立的水车是手工艺人制作的。手工艺人还制作了更多大小不一的水车模型，都那么活灵活现。或许，先进的机器也可以加工出水车来，但我更觉得，一双灵巧或粗大的手做出来的水车更为质朴与原始，她符合黄河的秉性，符合黄河流域以及兰州那座城市豁达的性格。

过年

1994年春节，我专门从乡下把外婆接到了城里。此前我也请过，可她不来，说我一个老太婆你们嫌。

外婆80岁了，耳朵有点背，但腿脚灵便。外婆头一次到我这儿来，对什么都觉奇怪，比如加湿器，我几乎喊破了嗓子。她也没听明白那玩意儿是干什么用的。看着我摆弄电脑，她说你要这么多电视干什么。外婆老了，有些东西她已经注定弄不清楚了。那几天，我天天领着她逛超市，她好像也不累，外婆是小脚，超市的地很滑，我便扶着她，很多人都在看我和外婆，尤其是一些孩子，好奇地问他们的妈妈。这个奶奶的脚为什么这么小。外婆听不到，我不知道她如果听到了会怎么想。可我没有丝毫尴尬的感觉，如果十年前，让我搀着外婆走在大街上，我还有可能难为情，现在我感到了从没有过的踏实。是啊，有什么比搀着风烛残年的老人的手更让人感到实在和温暖的呢？

城里和乡村，两种生活习惯，有些是物质造成的，有些是习性的东西。尽管是在外孙子家，外婆可能也多少感到了一点不习惯和不理解。我本来不嗜酒，但过年这几天，人来人往的，哪能缺酒，北方人喝不惯甜酒，招呼客人自然就是白酒，挺烈的那种。即便没人串门，我也要自斟自饮。图个高兴吧。外婆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酒瓶子，问我，你一天能喝一瓶？我说哪能，啤酒没问题，白酒也就一点。她就记下了，后来几天，吃完晚饭，她就盯着我，见我不端酒杯，就问今天怎么不喝了？见我喝得少，就问今天怎么就喝这么点？还别说，什么事也顶不住人天天问天天催，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外婆盯着呢，就多喝一点吧。妻说，外婆要是长期待下去，说不定你就成了酒鬼了。

外婆其实刚过了80岁的生日，就在我接她进城那天，在乡下那间朴实的布满阳光的小院里，儿孙们聚在一起，为老人家祝寿。尽管我所在的城市离乡下很远，但我还是去了。虽然在80岁老人的眼里，我这个外孙可能没有家孙那么亲。当她的儿孙们让她坐在小院的中央为她祝寿时，她沧桑的满是沟壑的脸上并没有多少笑容，儿孙说笑着，她勉强地笑了一笑，她不是不想笑，也许岁月的风尘已经让她很难轻易地笑了，只是我看见她的眼角分明有泪，不多，但是在冬日的阳光的照耀下，我看得很清楚。她轻轻地用衣角拭去了。同样，岁月的风尘也已让她不会轻易地哭或者流泪，但她心底里，一定在笑，幸福地笑，一定在哭，幸福地哭。

外婆在城里待了几天后，有些坐立不安起来，母亲说，你外婆可能呆不住了。吃饭时，我大声地对她说，不急，年过完就送你回去。外婆也说不急不急。我不停地给她夹菜，她突然间对母亲说，我这几天把没吃过的都吃了，没喝过的也都喝了，看着孩子们能有这样的日子，我就放心了。我听了，鼻子酸酸的。我知道外婆这话很实在。

外婆真待不住了，舅舅们来接她的时候，外婆说，看看外孙过的，再看看我的娃，那简直不能比。她指的当然是舅舅们。城市和乡村本来就是两种生活，即便在城里过得很穷，可能也要比乡下奢侈或者铺张，舅舅们在乡下，其实日子也很殷实，但是和城里相比仍旧是两种层次上的生活。而且，外婆不知道，其实这几天很多东西都是为她准备的，我只是想，她这一辈子来城里过年的机会可能不多了，这次能来，不容易。80岁的外婆，79个春节是在乡下度过的。她的那点私心，是所有的母亲都应该有的，如果母亲们连这点私心都没有，那她这个母亲可能就不称职了。

1996年除夕夜，时钟还不到12点，母亲就催着：快放炮，要不就听不见了。等我把一长挂鞭炮挂在一根不长不短的竹竿上时，外面已经炮声大作。母亲像个孩子似的抢着把鞭炮点着，举到窗外。我们的鞭炮声终于淹没在一片爆竹声中。透过窗向外看去，焰火和爆竹的星火已经将夜空点燃，无数个温暖的窗口都站着人，都向外看着。

我不如母亲了，我点鞭炮时手在发抖。香头点不着，香烟也不起作用，后来干脆把报纸卷成一个筒，把报纸先点着，然后伸到窗外，鞭炮声炸响，我一阵心悸。

很多城市已经不让放鞭炮了，家乡的小城还可以。很多人已经再没有放过鞭炮了，我们还可以。但我耳中的鞭炮声已经没有小时那么可爱。那时没有楼房，家家户户都是在院子里放，你放罢了我登场，清脆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像打击乐。那时的孩子敢把“二踢脚”拿在手里，“咚”的一声从手心里墩到地上，然后蹿到天上又是“咚”的一声，真是过瘾。而现在，家家户户只能透过千篇一律的窗遥远地望着。鞭炮放过看会儿电视，也就睡了。熬夜的也有，不过那是为了很久的一种习俗或者习惯熬着。

初一早上起来时，满大街便是鞭炮的碎屑，这里不像城市，能有人很快地将它们清理干净。如果说到年味，满地的花花绿绿的碎纸片也许就是过年的感觉。踩在这样的地上，感觉真好。我原想初一的早上，人们大都还在梦乡里，可当我穿过街道时，我已经看见卖酿皮的大嫂在很冷的风中摊开了架势，那手是红色的，那脸是青色的，她看着我，我看着她，可现在是新年的第一天，我的肚子不饿。谁的肚子饿，谁会在这样的早晨慌慌张张跑来靠她的小吃充饥？

大嫂这样的人竟然还有。在寂寥的菜市，我看见一个个冒着青烟的帐篷。透过掀开的门帘，我看见了父亲、母亲和孩子，父亲正在捅煤炉，母亲在张罗着早餐，孩子已经在帐篷里潮湿的地上玩耍了。昨晚他们就这样打发了也属于他们的年。按理说一年到头，怎么也该喘口气了，可是他们不能，无数个他们不能，年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一种解脱或者放松，而是和平常的每一个日子一样，为了生活必须尽心尽力。他们的年也充满着喜悦和兴奋，我相信，那帐篷里新鲜的蔬菜就是他们的希望，就是他们活着的或者走路的动力。

这样的年，有人醒着有人醉了。我拽过老舅说，筛沙子吧。他睁大眼睛看着我。你还会玩这样的游戏吗？当然。我说。

那时，我很激动。不管是输了还是赢了；不管是真赢了。还是诈赢了，那种心跳真是很久都没有了。这是年带给人的快感。我也喝酒，不知不觉中，一瓶老白干让我给解决了。但我的脑子还醒着。平时喝不到这个份上就光荣地倒下了。可现在没有，在没有防备、不怕说错话的松懈的状态下，人是不轻易醉的。也不用装醉，因为没人会刻意地让你出洋相、丢人。你也不需要为酒醉付出代价。

年是一种滋味。就像路上汹涌的农民兄弟，就像除夕之夜职守的人们，就像那个大嫂和菜农，不同的是有的人甜，有的人苦，有的人涩。也有的人在年头迈开步子，也有的人在年后等待和收获。

一年又一年。时刻清醒着，很累，时刻迷醉着，也很累。清醒与迷醉其实与年又有多大关系呢。

1997年。年是真的要过的，年在我们的记忆中深刻久远，如老巷飘香的酒。

过年不就是期盼和祝福的融会吗？

小时，虽然躲过了“三年自然灾害”，不至于吃不饱穿不暖，但日子总有些拮据。尽管这样，过年时，大人也要给我们买挂鞭炮，缝件新衣。三十晚上，爸妈端坐着，我们跪在地上，给他们磕头。我老实，总把头磕得很响，弟弟鬼，蜻蜓点水似的。爸妈很心疼地把我们拉起来，然后散年钱，一元或者两元。渐大，宽绰了，过年爸妈总是买新衣给我们，为了不把衣服弄脏，再磕头时地上便铺张报纸什么的。再后来，成年了，不好意思磕了。轮到我们的女儿给爷爷奶奶磕头了，她这“头”可比我们那时值钱多了，磕一个一百。爷爷奶奶“慌神”了，连连说：好了好了，再磕就把我们磕没了。如今，城里人不兴磕头，差点把“封建”的帽子扣在“头”上，有必要吗？

老百姓过年，图的就是高兴，小日子在年的轮回中变得滋润、丰富，变得喜气、顺畅。

有人说，年味儿越来越淡了。鞭炮不让放，没有了热热闹闹的气氛：吃吃喝喝也不稀奇，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几代同堂的亲热劲儿缺了，孩子少了；联欢晚会仍要看，不过怎么着也不如以前过瘾。尤其在城市，即便正月初一走在大街上，也少有人向素不相识的人道声“过年好”。

骂城市的钢筋混凝土，骂厚重的防盗门，骂淡如水的人情，其实不必。

日子是需要自己来打点的，过年的心境是需要自己营造的。

这两天，妻已在拾掇家了，窗上挂了层泛着小花的纱，门上贴了年画，花盆什么的重新挪了个地儿，我们的房子是租住的，按理可不收拾，妻却悄悄地行动着，我开玩笑说你跟特务似的。别说，看着真顺眼多了，这不是年带给我们的福气？更多的人家，门上贴副对子，家里毛笔字好的可就得意了。粘个“福”字，而且倒个个儿。除夕之夜，一家老小围坐一团，通宵不睡，叫“守岁”，能守住则象征来年人的精神焕发、精力充沛。初一，北方人的习俗是一家人相互拜过年之后坐在一起，边包饺子边聊天，南方不少地方却把饺子叫馄饨，不管是猪肉馅、羊肉馅、牛肉馅，还是三鲜的、红油的、高汤的、鱼肉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孩子们饱了口福，大人们又何尝不是。年真好。

但一定也有人高兴不起来。

人山人海的车站，大包小包的人群，干吗？回家过年呗。那兴奋劲不说，辛酸呢？泪水呢？奔波一年，有的人发了，有的人挣了，有的人不赔不赚，有的人两手空空。于是，过年让有的人有一种“负罪感”。不过我说，怕什么，回家吧，让爹娘看看，他们没能得到丰厚的物质，但他们看到了希望。靠自己的双脚行走难道不值得人尊敬吗？

过年是一种放松和休息，也是一种宣泄和倾诉，咱老百姓平时有些日子总是为别人忙活，这几天可完全是为了自个儿，那么，还有什么理由不为过年而雀跃。

1998年。在上个月的某一天，我就开始整理旧物了。不是我要远行或其他变故，而是每到这时候，我总要静下来，问问自己在这一年又干了些什么，又认识了多少朋友，又抛弃了多少“朋友”，或者功利地算计挣了多少钱。

在城市，我至今无法让自己冷静且松懈，我知道，这个城市大且繁华，虽然黄河的涛声依旧，虽然冬天特别的冷，可是如果你沉寂，那你就只有被城市淹没，城市是不讲人情的地方。

我就想，很多的乞丐也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一年了，我经常和他们对撞，他们适应这个城市吗？城市给了他们什么，他们给了城市什么。这一切不需要想象，而是活着的现实。

我有些惧怕新年了，小时候，我们是期待新年的，那午夜的钟声，那迸射的焰火，让我们痴迷且沉醉，可是现在，我开始问自己究竟有没有虚度这一年，更多的人也在问自己有没有虚度这一年。

年是一道槛，或者高度，或者沟壑，要不怎么有度日如年的说法。日子是年中的一天，而更多的日子垒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完整的年，如果你轻松地微笑着面对每一天，那么你的年将是快乐的，或者度年如日：如果你苦闷、忧郁，年就成了一种负担或者累赘。

漂泊是人生的一种状态，其实一年的每一个日子都是漂泊的，生活如水或者像海，当我们渐渐闻到年的味道时。我们只有暂时稳定自己的情绪，然后继续漂泊着赶路。

年的味道在我心里是很悠远的，我喜欢年，喜欢作较量，年，就像我在两个小时中辞职然后开始新的工作，也许是冲动。但更多的是激情。年或许是幼稚的，或许是沧桑的，也或许是温存的，年的幼稚像个孩子，兴奋得雀跃；年的沧桑像个老人，不轻易感动，却会老泪横流；年的温存像个女人，爱自己的男人，被自己的男人爱的女人，或者很丑，或者很懒，却朴实直白。

我于是明白，虽然曾经在年到来的时候也感慨过，回想过，思考过，但是每一年都会有新的思考。因为我一直在漂泊然后收获，这个过程就像年的日子。

年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座桥，当你累了倦了时，可以稍微停住脚步，梳理思绪；年其实就是一条河，当你习惯了舒缓的浪的时候，你又不得不奋力拼搏。

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年的本意已经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年所诠释的仅剩下等待、困守或者焦灼，像城市早晨的阳光，调皮、羞涩，却又大胆得耐人寻味。

在这样的城市，年来了，又走了，人来了，也走了，情感的列车驶来了，又开走了，一切的一切并不因为年的变换而有所创新，不像很小的孩子和曾经很小的我们，在新年到来的时候，总能得到很多平时得不到的东西，总能吃到平时不很容易吃到的东西，年因此也是一种盼望、焦灼或者平静。我们却不是盼望，我们无法以一种盼望的姿态等候新年，我们盼望的在年前就已经完成或失去了，我们等待的在新的一年里的每一天，我们总是在复杂的心态中与年交替。

我对淼儿说，过年了你又长大了一岁。她马上的反应是又可以吃一块很大的生日蛋糕了，因为平时吃不上那么大的，淼儿是我可爱的女儿，她的可爱像我小时一样，可以让大人有一点满足和成就感。年是不是这样的味道呢，尽可能给予该给予的人，尽可能温暖该温暖的人，用我们的心，然后在一种轻松与责任中背负仍然沉重的行囊上路，在一个崭新的年头，做自己的事，实心实意。

2004年。快过年了。

这个时候，大城市的孩子就没乡下的孩子有福气。我说的是放烟花爆竹。这不是小孩子的专利，却让很多孩子着迷。你正忙活着备年夜饭呢，鼻子里突然钻进来一股浓浓淡淡的火药味，然后孩子像一个冷气包似的忽闪到你跟前，别问，他准是刚和小伙伴们在放鞭炮。孩子们放鞭炮和咱们不一样，他们图的是乐趣，所以好好的一串鞭炮，他们要一个个拆开，一个一个地点燃，然后看捻子“哧哧”地冒火，接着一声脆响。开心。还有的孩子把“臭炮”拦腰掰断，把其中的火药一点点地磕出来，在石台上撒成一溜儿，然后把香头探过去，“哧——”高兴。

对于现在见过“世面”的孩子们来说，这都是小题大做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手里的“闲”钱多了些。于是，烟花爆竹的种类也日新月异，放起来不但好看，而且时间长，一家人围着转几个圈都来得及。而且一年到头，就图个高兴，所以买得多，自然，孩子们首当其冲具有绝对选择权。当然，有的烟花爆竹是有很大危险性的，比如“二踢脚”，也叫“两响炮”，这家伙响起来有气势。我估计要是夜深人静时，在宽阔的小院点响几个，那声音和实战演习也差不多。那玩意原则上是不能拿在手里放的，可是看着大人们一手捏着，一手点着，“砰”，先落地，“咚”，再上天，整个平地一声雷，真来劲。于是有的孩子就想试一试，于是有的孩子就被炸了个“血肉模糊”，真是乐极生悲。当然，这是个例。孩子们对烟花爆竹的热爱程度从没见衰减过。

类似这样的烟花爆竹在城市里就少了用武之地，更不用说一蹿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了。城市地价贵，楼与楼的关系好得像孪生兄弟。想分开乃至分得远一点，那只是你一厢情愿，“保留意见”，没人理你。你想，在阳台上能放吗？一不小心，火球就蹿进别人家的卧室了；你想，在楼下的空地上能放吗？一不留意，炸到人家的窗户上，整个一个支离破碎人家能干吗；你想，大街上能放吗？一不防备，“二踢脚”踢到哪辆豪华车身上，吃不了兜着走，再说得恐怖一些，你的高兴劲点着了商铺，点着了市场，那就真是惨不忍睹了。所以。很多城市禁放烟花爆竹，禁放的同时也就有了禁令，就有了法规，就这，每年过年还是因为放烟花爆竹而有或大或小的火灾发生，更有许多的悲剧上演。放烟花爆竹不是什么愚昧的举动，但城市文明与经济进程的加快使得一种传统或习俗正离我们尤其是孩子们远去。

城市有节奏、有声响、有噪音，却有规律或者规则。一切的耳朵边的世界都是平和或平缓地游移，所以有时觉得乏味、无聊、枯燥，但倘若猛地一声巨响，毫无防备的人大约是要被吓破胆的。当然，过年不算，人们有心理准备，耳朵有足够的承受能力，却不能放，或者有人偷偷地放，提心吊胆地放，这也算是过年的心情吧。

烟花爆竹释放的是某种能量，释放的是人的某种心情，孩子们更是。所以，我觉得，城里的孩子过年时要到乡下去，这个简单，到了乡下，孩子们就会像一群鸟似的飞来飞去，你也就会闻到他们身上的火药味儿，久违的、熟悉的味道。我觉得。乡下的孩子过年时要到城里去，这个或者复杂一些，到了城里，孩子们就会像来到一座现代公园，好奇地打量这个、打量那个，坐坐过山车，尝尝麦当劳。如此，城里的孩子、乡下的孩子就都有新的收获，就都会有一篇真实的作文。可是，这样的愿望对于有的孩子来说只能憋在心里。更不用说有的孩子还在为上学的一点费用发愁，有的家庭在年关面前束手无策。

新年是许愿和实现愿望的日子。是新生活的开始。我希望更多孩子们的心愿都能得到满足，更多的家庭都能够衣食无忧，和睦温馨。或者有一个美好的梦。梦也是一种开始。

2005年。周末时，单位发了福利。一箱啤酒、一袋大米。并不值很多钱，走廊里却蔓延着一种情绪。

又一年，就这样走过。茫然地走在城市街头，任风吹着，任雨飘着，任日头晒着，然后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或者很快找到了，又不适合自己；或者没找到，饱尝冷眼与嘲弄。心是低落的。脚步却没有停止。可不，从年初到岁尾，又到新的一年，你不是始终信心十足吗？

又一年，就这样走过。哀怨地走在城市街头，任泪流着，任伤痛着，任异样的眼神打量着，然后回忆爱的细节，在逃避、放弃与坚守中苦苦地挣扎。心是郁闷的，脚步却逐渐变得轻松。心灵栖息的港湾，或者找到了，或者错过了，或者就在前方不远。可不，从年初到岁尾，又到新的一年，你不是始终站着吗？

义一年，就这样走过。尴尬地走在城市街头，目睹丰富的物质与繁华的楼群，想，今年没给孩子买时髦的玩具，没给爱人买华丽的服装，没能营造一处温暖的窝，甚至，没能吃上一顿丰盛的晚餐。但是，从年初到岁尾，又到新的一年，你和她们不是始终健康吗？

又一年，就这样走过。蜷缩或者游走于城市的天桥与街巷，请求人们的施舍。几毛、一元乃至更多，然后让无助的孩子暖了身子、饱了肚子，甚至进了学堂。你在获得怜爱时，一定也遭受了讥讽、嘲笑。可是，从年初到岁尾，又到新的一年，你不是始终活着吗？

又一年，财富丰盈，你笑了；又一年，坚强走过，你笑了；又一年，阖家欢乐，你笑了；又一年，身体健康，你笑了；又一年，事业进步，你笑了；又一年，旅途平安，你笑了——又一年，没被贼偷，没和人打架，没吃错药，没中过暑，没被人算计，没浪费钱，没误解人，没上过当，没经历天灾人祸——不该笑吗？

因为，真的，进人新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笑的。就在昨天，广州的一户人家，那只有不到30平方米的房子里，发生了悲剧。爆炸声之后，家被大火吞噬了。有人说，前一天晚上，那户人家发生过激烈的争吵。没有人告诉我详细的情况，我只知道，在新年来临时，那户人家里包括一个6岁的孩子，生命消逝了。可怜的孩子，连哭的机会都没有，又怎么笑呢。

一年里，仔细想一想，值得微笑的事情真的太多。情绪被微笑感染时，再苦、再累、再闷、再恨，笑或者尽可能地笑起来，生命就发生了细微的转折。至少，微笑着进入新年，才会抛弃或尽可能地抛弃阴霾，真切地看到头顶那一抹新鲜的阳光。

新年里，随处都是笑脸，连日头都笑了，我们为什么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