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兴音乐文化在“五四”时期的兴起一、新型音乐社团的建立及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1919 年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 同时也是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它掀起了批判一切封建思想文化, 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知识的热潮, 使中国新兴文化事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蔡元培倡导的“以美育代宗教说”在进步文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批曾去日本、欧美研习过音乐和音乐教育的新知识分子, 及一些在学堂乐歌活动期间初具现代音乐知识的业余音乐爱好者, 积极响应“美育”的口号, 怀着满腔爱国热情, 及希望通过发展我国音乐文化来振奋民族精神、救国救民的抱负, 形成了我国新兴音乐界, 并兴起了专业音乐活动, 在专业音乐教育的创建、音乐理论的初步建设, 以及音乐创作的发展等各方面都获得了可喜的成就。

从1919 年初起, 各地先后成立一些有别于琴会、曲社和戏剧科班的新型音乐社团。其中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有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和中华美育会。北大音乐研究会由蔡元培、萧友梅等人于1919 年1 月发起组织。会内分国乐、西乐两部, 先后设钢琴、提琴、管弦乐队和古琴、琵琶、丝竹、昆曲、皮黄等组, 以及中乐唱歌班, 丝竹改进会和为外省培养音乐师资的特别班等; 并于1920 年编刊了我国第一种在国内出版的音乐刊物《音乐杂志》。该会的主要成员为北京各校的音乐教师和学生中的音乐爱好者。中华美育会也于同年在上海由李叔同的弟子吴梦非、丰子恺和刘质平等人发起成立, 参加者为各校的音乐、美术、戏剧及工艺课教师。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教育社团, 主要利用每年暑期进行讲习会等活动, 传授艺术知识。该会编刊的杂志有《美育》。这些新型音乐社团在“美育”的宗旨下, 除进行传授音乐知识、研习中西音乐、组织各种社会性的音乐活动外, 还编著和翻译各种介绍中西音乐的普及性书刊和乐谱, 开展音乐创作等活动, 并且实际上已经起了培养音乐人才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 自二十年代起, 于一些文科大学内出现了我国第一批专业音乐教育的系科, 如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专修科(1920 年9 月); 由北大音乐研究会改组的北大音乐传习所( 1922 年); 上海专科师范学校音乐系( 1920 年, 1922 年改称上海艺术师范学校); 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1926 年), 以及上海美专音乐系、上海艺术大学音乐系等。这些文科大学附设的音乐系科, 为专科音乐学校的建立提供了经验, 奠定了基础。

1927 年11 月27 日在当时任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的积极支持下, 经萧友梅等人的百般努力, 在上海成立了我国第一所体制完备的专科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 1929 年改称“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其体制基本仿照德、法等国单科大学, 有本科、师范科、选科, 设理论作曲。键盘乐器、乐队乐器、国乐等组, 聘请中外著名音乐家任教, 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较高音乐水平的专门人才。随专业音乐教育的创建, 国内开始经常举行各种音乐会, 1923 年由意大利音乐家梅·柏契领导的上海工部局乐队也扩充为较完备的管弦乐队, 并开始有华人进入。一些外国著名音乐家也先后来华演出。这些都使中国的新兴音乐从初期萌芽状态得到了发展, 并在人民群众中不断扩大, 加深其影响。

二、“五四”时期对中国音乐发展的各种主张在“五四”新文化思潮异常活跃的时代背景下, 随新兴音乐文化逐步发展, 对于如何发展中国音乐, 当时提出了众多的主张。一种主张认为中国民族音乐在科学性、艺术水平和发展程度等方面, 都已远远落后于西洋音乐, 必须“以西为师”, 用以改良国乐, 使之达到世界音乐的水平,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蔡元培、萧友梅等人。

另一种以王露为代表的“中西音乐归一说”。认为中西音乐因有地异时异情异之别, 不能强使二者统一, 中国只有恢复“大乐”——封建礼乐和古乐, 然后才谈得上研究“异域之乐”, 反映了一种复古主义的音乐观。

持第三种观点的人都程度不同地提出了既要采取本国固有精粹, 但又不能固守陈规, 要借鉴俄国“民族乐派”的发展经验, 在容纳外来潮流, 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闯出一条新路来。其中以刘天华、赵元任等人为代表。此外, 傅彦天、张若谷等人的“民族主义的艺术”观, 也对当时和以后我国音乐的发展, 不同程度地产生过影响。

这一时期在音乐理论上有较大影响的为王光祈和丰子恺。王光祈除多有中国传统音乐的论著外, 还有《德国人之音乐生活》、《欧洲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史纲要》等多种介绍西方音乐的论著, 比较广泛地介绍了西洋各国的实际音乐生活、音乐思潮、音乐发展史及音乐作品。关于如何发展中国音乐, 他认为只有复兴“礼乐”, 但这种“礼乐”是一种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 它必须是: 代表民族特性; 发挥民族美德, 引导民众思想向上; 畅舒民族感情的国乐。如果说王光祈论著中的观点主要对当时及以后的音乐学者有所启发, 那末丰子恺的《音乐的常识》、《音乐入门》、《孩子们的音乐》、《近世十大音乐家》等著作则以浅显生动的通俗性, 对普及现代音乐知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国内音乐生活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萧友梅、赵元任、黎锦晖

在“五四”以后的早期音乐创作上较有影响的主要有萧友梅、赵元任的黎锦晖等人。

萧友梅(1884 —1940) 1901 年曾赴日攻读教育学及钢琴, 1912 年又赴德先后就学于莱比锡音乐院、莱比锡大学和斯特恩音乐院, 研习音乐及教育。1919 年回国后先后主持、并任教于北大音乐研究会、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音乐科及北大音乐传习所, 1927 年又创办了国立音乐院。他为创建我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贡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不仅惨淡经营, 日理校务行政工作, 还亲自教学, 编有乐理、和声及唱歌、钢琴、小提琴等多种教科书, 并著有《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古今中西音阶概说》、《中国历代音乐沿革概略》等论著及论文, 对中国音乐的现状及如何改革发表自己的见解。

他的音乐创作主要为描写自然景物和学校生活的抒情性歌曲, 大多是独唱形式, 也有三部合唱等, 如《新雪》、《问》、《晚歌》、《南飞之雁语》等, 这些作品大部分收在《今乐初集》(1922) 、《新歌初集》( 1923) 和《新学制唱歌教科书》( 三册, 1924 —1925) 中。萧友梅的这类作品词曲结合自然, 结构严谨, 表现含蓄, 部分声乐作品也反映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抒发爱国热情的歌曲, 大多散见于报刊杂志, 如民国初期被选为国歌的《卿云歌》及《五四纪念爱国歌》、《国民革命歌》等, 这类歌曲多为齐唱或合唱的进行曲, 音调铿锵有力, 慷慨悲壮。萧友梅的器乐作品有在德国创作的弦乐四重奏、钢琴曲《哀悼引》及回国后所作的乐队曲《新霓裳羽衣舞曲》等。萧友梅的创作在风格和和声配置上基本按德奥古典音乐的写法, 织体也很简单, 有的作品拘谨平庸, 缺少独创性, 但就当时尚处于选曲填词为主的乐歌水平而言, 他的创作具有历史性的开拓意义。

在二十年代声乐创作上有广泛影响并在艺术上具有一定独创性的是赵元任(1892 —1982) 的作品。赵元任是著名的语言学家, 早年留美期间曾业余自学音乐, 并进行尝试性音乐创作。他作于二十年代的《劳动歌》、《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听雨》及合唱《海韵》; 三十年代的《江上撑船歌》和为影片《都市风光》作的插曲《西洋镜歌》, 以及四十年代迁居美国后根据明代民谣谱曲的《老天爷》等, 都曾广泛流传。赵元任陆续发表的四十多首歌曲和一些钢琴小品, 大部分收于他的《新诗歌集》( 1928) 、《儿童节歌曲集》( 1934) 和《民众教育歌曲》(1930) 。

赵元任富有音乐素养, 又在语言学上具有深厚造诣, 他的声乐作品将语言研究和音乐创作相结合, 根据中国语言的特殊规律, 并吸取传统昆曲音乐的配法, 归纳出了一个大概的乐调配字调的原则, 从而使他的作品词曲结合得非常贴切, 旋律又自然流畅。同时他在创作中十分重视民族风格,

在研究各地方言的同时, 大量收集民间音乐, 并用以作为音乐创作素材, 无论是民歌音调, 还是戏曲曲艺音乐中的朗诵调, 中国古诗的吟哦调等, 在他的创作中不但运用自如, 并获得了独特的艺术效果。赵元任的声乐创作还十分重视思想感情的表达, 对特定情景常采用细致周到的特殊处理, 并敢于突破一般作曲常规, 从而显得新颖独到而又不奇异怪诞。

此外, 他在转调、和声、对位等西洋作曲技巧与民族风格的结合上也作了许多成功的探索, 包括如何积极发掘钢琴伴奏在作品中的陪衬及作为相对独立的音乐形象与作品整体有机统一的作用等方面, 都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他的作品广受欢迎, 除在音乐创作上具有较高的水平外, 也与他大多采用当时的白话新体诗进行创作, 体现了“五四”时期进步思潮不无关联。

黎锦晖(1891 —1967) 在二十年代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儿童歌舞表演曲和儿童歌舞剧的创作。黎锦晖在“五四”期间积极投入了提倡“美育”、改造普通音乐教育和推广国语活动, 并由此认识到“学国语最好从唱歌入手”, 儿童“习演歌剧可以借此训练儿童一种美的语言、动作与姿态”, 同时“学校演歌剧对于社会教育也有裨益, 可以使民众渐生尊重一切艺术的心情”。他从二十年代初起, 先后作有儿童歌舞表演曲二十四首, 儿童歌舞剧十二部, 绝大部分由自己编脚本、写歌词和作曲。他的作品如儿童歌舞表演曲《可怜的秋香》, 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月明之夜》、《神仙妹妹》、《小羊救母》、《小小画家》等, 不仅题材生动、文字通俗、语言优美, 十分符合儿童的生活情趣和心理特点, 而且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五四”时期提倡科学民主和反封建的思想, 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在音乐上, 他十分注重通俗易唱和民族风格, 早期作品常采用广为流传而又适合儿童歌唱的民间曲调, 在之后自创的曲调中, 也都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间特色, 并在词曲结合上讲究声调准确、曲调单纯流畅而又富有律动性, 使儿童通过歌唱舞蹈正确地朗读国语。同时, 黎锦晖还吸取西洋音乐艺术的一些手法, 注意儿童歌舞剧中不同人物音乐形象的个性化刻划, 以获得戏剧性的效果。尤其在他的《小小画家》中, 无论是聪明活泼、天真顽皮的小画家, 慈爱亲切而又急于望子成龙的母亲, 还是头脑冬烘迂腐刻板的私塾先生, 音乐形象都性格各异; 同时作者按故事情节的发展对全剧音乐作了相应的戏剧性展开, 生动地表现了他们在不同场合各自感情变化和神态语气。黎锦晖的这些创造性手法的成功运用, 使其儿童歌舞剧已具歌剧雏形, 对之后的新歌剧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五四”时期还有一些反映当时知识青年追求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的抒情歌曲。如陈啸空为郭沫若同名诗剧写的插曲《湘累》, 以及为古代歌颂民族英雄的诗词配乐的歌曲如白宗魏谱曲的《木兰辞》、杨荫浏用古曲填配的岳飞的《满江红》等, 也深受人们喜爱, 影响广泛。

“五四”时期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得到传播, 世界上的革命歌曲也传到了中国。从1920 年起《国际歌》就开始被介绍到中国, 目前所知最早的配有曲谱的译文, 为瞿秋白所译配, 发表在《新青年季刊》第一期( 1923 年6 月) 。现今传唱的《国际歌》是同年萧三和陈乔年在莫斯科根据法文和俄文对照, 重新译配的。这时期流行的外国革命歌曲还有《少年先锋队歌》( 又名《青年近卫军》) 、《同志们勇敢前进》( 又名《光明赞》) 、《华沙工人歌》和《红旗歌》等等。这些歌曲有的被翻译成中文, 有的还先后改填上新词。它们对我国的革命斗争和新兴音乐文化的发展,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五四”以后, 一种受西方音乐文化及其专业教育影响, 以审美及自由创造精神为宗旨的新兴音乐文化在中国兴起。它同我国传统的以同政治紧密相连, 把按曲填词为主要方式的音乐形态, 显然从观念到具体的实践手段, 都有着明显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