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方法

中国艺术哲学的研究需要有体现自身特征的研究方法，以下六个方面是我们需要给予重视的。

第一，在研究形式上，中国艺术哲学的研究需要从比附研究、比较研究向独立系统的研究过渡。所谓比附研究，就是以西方艺术理论为准的，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找依据（例如，认为西方有想象，我们有神思；西方有优美，我们有阴柔；西方有崇高，我们有壮美或阳刚等）。它侧重于以西方艺术理论为规范到中国古典思想中去求同。这种研究在“五四”时期和解放初期颇为盛行。所谓比较研究，是将中西方相近或相关的范畴放在一起，通过对照比较，发现异同，探究流变。先秦的季札观乐，比较周召二南、郑卫之风等各地音乐，便是当时的一种“国际”间的比较研究（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应该说，比较研究只是一种手段，它可以为系统的中国艺术理论和西方艺术理论研究奠定基础。中国当代艺术哲学的建立，主要依赖于把中国古典艺术哲学当作独立系统的研究，而以西方艺术哲学为内在参照坐标，在尊重文明发展承传性的规律的基础上，建立一套体现当代意识和民族特性的开放的理论系统，以便对外来艺术理论进行扬弃、消化和吸收。那种通过中西比较建立中西互补的具有普适性价值的当代艺术理论体系的观点，反映了一种理想化的世界大同意识，是不现实的。世界大同的审美意识，世界大同的艺术理论，可以作为我们长远的努力方向，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很难达到的。相比之下，以中国古典艺术的独立系统的研究为基础来建立当代中国艺术哲学理论，倒是切实可行的。这也有利于世界艺术的多元发展，使之更为丰富，并且符合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基本精神。

第二，中国艺术哲学的研究，需要尊重艺术自身的规律。中国艺术及其理论的发展，不是飞流直下、一往无前的。它有迂回，有曲折，甚至在某个时期还有暂时的后退。它本身不应该是纯然自在地发展的，需要我们顺应规律，自觉地对其反思，以便把优秀的传统向前推进。人们常常喜欢分析那些可以分析得头头是道的作品，理性痕迹比较明显的作品，而不喜欢分析那些可以让人会心，却很难从理性层面说得清道得明的作品。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艺术自身规律的不够重视。中国艺术的传统中有很多东西是溶化在中国人的血液里的，可以激发我们今天的灵感，以便创造出与西方不同的东西。中国不能永远模仿西方，而应该对世界艺术有独特贡献。跟在人家后面永远不能超过人家，这就需要另辟道路，而尊重和继承中国艺术的传统就是一条蹊径。

第三，对中国艺术哲学的研究，需要借鉴和汲取国外尤其是西方艺术理论的精华。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历来注重吸收和同化外来思想，剔其糟粕，取其精华。借鉴国外尤其是西方的艺术理论方法，不仅有助于对已有思想的理论化和系统化，而且有助于拓展我们的视野和思路，使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到中国古代艺术思想的价值。因此，在当代艺术哲学体系的建构中，对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既不可妄自菲薄，又不能妄自尊大，既要有维持、发展民族精神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又要有虚心学习的态度。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汲取外来营养，使我们的艺术和艺术理论更具有生命力。

第四，中国艺术哲学的研究，要体现出当代意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要以当代人的旨趣为依据，对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的传统进行消化和吸收，使之成为当代艺术理论的源头活水。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哲学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我们不能把古代艺术哲学看成僵死的标本，如同古董那样玩味。而对古代艺术理论糟粕的剔除，正是基于现实的具体要求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这种当代意识，是奠定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的。同时，对中国古代的艺术实践，我们也需要有当代的归纳和总结。中国古人的总结尽管有很多丰富而精辟的内容，却显得零星而不够系统，同时也具有局限性，这就需要我们运用现代学科的理论方法，并借鉴西方等国外的研究方法加以总结、整合、阐释和评述。

第五，中国艺术哲学要有创作实践的可操作性和欣赏与批评的可操作性。中国艺术哲学应当而且本来就是源于艺术创作、欣赏和批评实践的。中国艺术哲学只有植根于中国的艺术实践，才有坚实的艺术基础，否则便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同时，中国艺术哲学应当对今后的中国艺术实践乃至世界艺术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中国艺术哲学只有在中国人的艺术活动中具有现实价值，才能使中国优秀的艺术传统得以发扬光大，才能有利于今后的中国本土艺术建设，乃至有利于世界艺术的建设。

总之，中国艺术哲学研究应当在忠实于中国古代艺术思想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特别是西方艺术哲学，并且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艺术思想的哲学进行建构与阐释，从中揭示出中国艺术思想的基本精神，以及中国传统固有的潜在理论体系和诗性的思维方式。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古代的艺术思想中，对于同一个概念范畴，古代不同的学者在使用上是有一定差异的，我这里本着继承传统、立足现实和与世界接轨的态度择善而从，将其整合成一个系统，而这些范畴和系统既大体符合历史实际，又有利于当代的吸收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