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公元八世纪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发生了两次前后相续的文体革新运动，这就是唐代古文运动和宋代古文运动。经过这两次努力，以奇句单行为主的古文，终于压倒了南朝以来主宰文坛达六、七百年之久的骈文，成为唐宋以后古代散文的主要形式。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柳宗元，宋代古文运动的盟主欧阳修，及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从明代起，被推尊为“唐宋(古文)八大家”。在本单元中，我们学习了韩、柳、欧阳三家的作品各一篇，所谓窥全豹于一斑，这里再就古文运动的几个主要问题作简略介绍。

唐代古文运动的产生，与中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有密切关系。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因而中央积弱，政治经济长期不稳定，使一般人对社会现实感到失望和怀疑，佛道两教因而迅速传播。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有识之士乃奋起力图“中兴”，于是在政治、军事等方面要求加强中央权力；在思想方面则积极崇尚儒学，排斥“异端”思想，以巩固儒家的正统地位。为求使人重新体认到文章的社会功用，因而有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从思想方面看，古文运动实际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

从文章形式看，古文运动是对先秦两汉散文的回归与发展和对六朝骈文的批判与扬弃。骈体文的主要特征是句式以四六为主，两两偶对，讲究声律、辞藻和典故使用。至梁陈时，骈文已趋向格律化，限制愈来愈多，对于思想感情的表达造成很大的束缚，这种情况到中唐时尚无根本改变。韩柳既以“中兴”为己任，努力宣扬儒学，自然要反对有文道分离倾向的骈文，而提倡有文道合一传统，便于表情达意的先秦两汉古文。

古文运动并非韩柳灵机一动的产物。早在北魏时，就有人主张反骈复古。入唐后，这一趋势不断发展，如初唐的陈子昂、张说、苏颋等，天宝至大历年间的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等，都曾高举反骈复古的旗帜。韩柳的古文运动，正是继承和发展这些前驱者的主张。

唐代古文创作之所以在韩柳时才出现高潮，形成运动，除了前述的原因外，还因为韩柳的独特才能和贡献。

古文运动的前驱者有以下根本的弱点：第一，他们重道轻文，甚至以道代文；第二，他们重复古而少创新，甚至泥古不化；第三，他们重外在的礼乐规制，而忽略内在的道德修养，更少经世致用的观念。因而无法取骈文地位而代之。

韩柳区别于前代古文家的地方，在于他们能在复古中有通变。韩柳古文运动是以复古为外衣的文体革新运动：表现于内容为振兴儒道，激发中兴；表现于文体则为反“骈”复“古”，通变更新。

韩柳对古文运动的贡献如下：

韩愈曾被贬至广东潮州，有“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之诗句。图为今日潮汕地区景物。

韩愈所强调的“君臣之大义”、“夷夏之大防”，虽是儒家的传统观念，却是针对中唐时藩镇割据，佛教泛滥的现实有所为而发的，所以墨、杂诸家中在他看来有可以补充儒道学说的，他都兼收并蓄。柳宗元则更多接受儒学中新兴的义理，并兼取名、法诸家，以精密的哲理探讨，论证现实政治问题，强调“辅时及物”。两人在道统问题上都一反初、盛唐时偏重解经的倾向，所以能引起广泛的重视。

韩柳一变前代古文家偏重礼乐的倾向，以先秦儒家正心修身，养浩然之气的观念贯彻到文学理论中，提出了正心养气，气盛言宜的主张，解决了文与道的主次关系。

韩愈提出不平则鸣的观念，强调作者在创作中激于现实的感情，充分肯定古文创作中穷苦怨刺之言的地位，从而纠正了其前驱者以颂美为主，忽视真实感情的倾向。柳宗元在《送易师杨君序》《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等文中所论略同。

韩柳纠正了前驱者以道代文的倾向，虽倡文以明道，但又注意到文的独立性；虽重视学习先秦散文，但又不盲目拟古。明确提出“师其意不师其辞”、“辞必己出”的观念。对骈偶也不一概反对，文气所至，每每在文章中用出色的偶句，甚至发展成段与段之间的排偶。因此，他们的古文是充满生命力的。

在一整套古文理论指导下，韩柳的古文创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他们扩大了古文的创作范围，从初、盛唐之主要用于奏议，而扩展到一切领域，政论析理，写人记事，游记壁记，杂说寓言，无所不能，甚至嘻笑怒骂，皆成文章。

韩柳古文的成就，吸引了大批追随者。韩愈作《师说》，抗颜流俗，经历了种种非难，终于建立起后人称之为“韩门子弟”的古文流派，其中最著名的有李翱、樊宗师、皇甫、李汉等人。柳宗元贬谪以后，“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韩柳不愧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为古文的蓬勃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韩柳之后，大约在穆宗时，古文运动即趋向衰落。到了晚唐，骈文已取代古文，重新成为一般文人崇尚的文体。

宋初百年间，承晚唐五代余风，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骈文一统文坛，号为“时文”，韩柳古文渐至湮没无闻。宋仁宗时期，虽有石介、柳开、穆修、尹洙等人起而矫杨刘之弊，提倡韩柳古文，却又重蹈唐代古文先驱者的覆辙，以道代文，作品晦涩无味，因而未能转变文坛风气。

欧阳修少年时即喜读韩愈文，中进士后，曾从宋初古文家游，逐渐以文学知名。在政治上，欧阳修力图改变有宋开国以来的积弱局面，迫切需要有一种适用的文体来宣传新政的主张，完善新政的理论。这既非杨刘的骈文，也非石介、柳开等的拟古之作所能承担，于是欧阳修以其对韩文的独特心得，起而领导了宋代古文运动。他的主要贡献如下：

欧阳修力主“修身”为本，反对“弃百事而不关于心”，“溺于文”的态度，从而以自身道德修养为中心，将道、我、社会“百事”，连成一体，显然这是对韩柳道统观念的发展。

欧阳修指出，“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书》)，这不但将韩柳文道并重的观念更明确化，也使宋代古文的取向与道学家的“以道代文”有了明显的区分。

欧阳修学韩文，从“文从字顺”方向开拓，而去其艰涩，也吸取了柳文清深的特点，而去其巉刻；创造了“文简而意深”，明白畅达，富于韵味的新风格，既使唐代古文“辞必己出”的传统得以发扬，又开创了宋代散文的独特风貌。

欧阳修也像韩柳那样，重视培养后进，三苏父子、曾巩、王安石都受到他的指点和提携，从而促进了宋代古文运动的发展，最终压倒了骈文。

唐宋古文运动，不仅通过文体改革，对当时的社会变革起了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为后世确立了两个传统：

经过两次古文运动，儒道的正统地位进一步确立和发展。道与重视自身修养、重视现实两者结合，使古文家的道，既不同于汉学家的偏于章句之学，又不同于道学家的偏于心性之谈，而总具有生生不息的活力。这是古文能成为“传道授业解惑”最有效形式的首要原因。

这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从修身为本，联系百事，文以明道的道统出发，注重义理，气势充沛，言之有物，成为判文的第一标准；其次，从区别文道关系出发，强调文章之法度井然，成为判文的又一标准；再次，“辞必己出”、“文从字顺”的要求深入人心，学习古文与敢于创新、密切联系当代语言相统一，成为古文文统的显著优点。

经过唐宋两次古文运动，古文终于取代骈文，成为嗣后近千年的主要文体。继起的名家流派，明有以茅坤、归有光、唐顺之为代表的唐宋派。清代古文名家众多，影响最大的是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清代以后随着帝制的解体，儒家大一统局面的崩溃和近代语文的发展，古文也就因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逐渐消亡，但是唐宋八大家及其流裔的优秀作品，仍为语体文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