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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高祖——睿宗(六一八——七一二，近百年)

盛唐：玄宗时期(七一二——七五六，约四十五年)

中唐：肃宗——敬宗(七五六——八二七，约七十年)

晚唐：文宗——哀帝(八二七——九〇七，约八十年)

分期只是就大体特点来说的，各期的诗风，实际上不仅相互联系，而且前后有交融，所以不必过于拘泥。

初唐近百年是唐诗史的准备阶段，代表诗人有王绩、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文章四友(李峤、杜审言、崔融、苏味道)、沈宋(沈佺期、宋之问)等。这一时期，虽然还有六朝宫体靡丽诗风的影响，但新王朝的宏大气魄，使诗人从这种影响中摆脱出来，尝试创造唐诗的新格局，从而取得了三方面的重大成就。

诗歌题材不再限于贵族唱和，宫廷宴乐；举凡江山美景，塞外风光，社会现实，人生百感，都可以入诗，使诗歌创作获得了生生不息的泉源。

至武后、中宗时期，在以沈宋为代表的一批诗人的努力下，永明体发展成了唐人的律体。从此古今体的分野明确了。

四杰和陈子昂，先后提出了“骨气”、“刚健”和“汉魏风骨”的口号，要求以汉魏的自然刚健，取代六朝的靡丽。虽然，他们的作品有的形式上还保留着六朝的余习，有的骨气有余，风华不足，但一种蓬勃向上的意气，生动活泼的情兴，却闪现着一代唐音的先兆精光。

玄宗开元中期起，是唐诗的全盛期。初唐时确立的各种诗体，至此已完全成熟。浑厚高朗是这一时期诗风的主要特征。所谓“浑厚”，就是充实自然；所谓“高朗”，就是境界开阔。浑厚和高朗充分显示了盛唐的时代精神，所以称为“盛唐气象”。

盛唐诗坛大体可分为两大流派。

1　高岑诗派：以高适、岑参、王昌龄为代表，诗风劲遒壮美，以边塞诗成就最大。

2　王孟诗派：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诗风清淡秀雅，以描写山水田园为主，而有高旷之致。

在两大诗派之外，还有李白和杜甫两大诗人。前人评论，如果说盛唐诗“宏大”，那么李杜则到了“大而能化”的境地。各种诗体在他们手中都能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李白可以说是盛唐气象最典型的代表，他一任自然，豪放纵逸的诗风，冲破了一切形式的束缚，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充分表现了盛唐时代的磅礴大气。即使是苦闷忧愁，在他诗中都化成跳跃的节奏，隐隐体现了盛唐宏盛气象与隐伏危机的激荡。

杜甫是跨越盛唐、中唐两个时期的巨匠，安史之乱前后激化的社会矛盾，促使以儒家救世安民为己任的杜甫更注目于现实人生。杜甫善于在谨严的形式中纵横驰骋，这种特色与他诗歌的思想内容，共同形成他“沉郁顿挫”的风格。杜诗在许多方面预示了中唐后诗风的转变。

虽然盛唐诗以李杜为最高成就的代表，但他们那种“大而能化”的境地，一时却难以为人学习，甚至难以为大多数人接受；加以安史之乱后普遍的失落感和要求休憩的时代风尚，所以对中唐前期诗坛直接影响最大的，倒是有“天下文宗”之称的王维。

在代宗大历前后的二十余年，诗坛处于王孟的流风余韵间。以钱起为首的“大历十才子”和刘长卿等，虽不乏名章佳句，但格局越来越小，古体不振，律体虽多而路子越走越窄。与他们同时而稍前的元结和《箧中集》(元结所编沈千运等七人诗集)作者却片面复古，专工古体而质木无文。这一今一古两种趋向都说明，因袭是没有出路的，唐诗的再次新变，势在必行。

新变首先出现在贞元前后的二十多年中，主要有卢纶、李益和以顾况、皎然为首的一批江南诗人。

新变的高潮则出现在宪宗元和前后二十余年间。元和时期一度的中兴气象，鼓舞了诗人。他们不再满足于大历时一味清空而萎弱不振的诗风，转而向李、杜学习。元和诗坛主要有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和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以复兴儒道为己任，大气磅礴，思深力雄。他吸取了杜甫后期雄奇瘦硬的一面，参以李白纵横挥斥的豪气，打破了诗歌传统的句法、字法、章法，甚至以文法入诗，以议论入诗，以抒写不平之气。诗风劲峭雄健，同时也显示了险怪的倾向。诗史称他那一派诗人为“险怪”诗派。

白居易志在兼济，希望诗歌能被更多的人理解，以达到劝谕世风时政的目的，因此效法杜甫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向新题乐府方面开拓，且以中唐口语和民歌句法入诗，掀起了著名的“新乐府运动”。白居易后期虽因失意而由“兼济”趋向“独善”，由“讽谕”转向“闲适”，但其浅切的诗风始终如一，从而开创了诗史上的“浅切”诗派，也称通俗诗派。

韩孟诗派的瘦劲险怪和元白诗派的浅切通俗，在当时都不同于传统的雅正格调(浅切在当时被称为“险诨语”)，所以唐李肇《国史补》以“元和之风尚怪”来概括这一时期的诗风特点。

中唐时期必须一提的另外两位优秀诗人是刘禹锡和柳宗元，前者的律体以轻快流利著称，与白居易并称刘白，对中、晚唐律体有重大影响。后者承王孟之绪，诗风清峻，与稍前的韦应物并称韦柳。两者都较多保留盛唐诗的格调，却又感受了元和时代风气的影响，从而自成一体。从中可以看出诗史发展的不平衡，白居易有诗云“诗到元和体变新”，正可为这一时期作总结。

随着“元和中兴”的幻灭，韩、白那种蓬勃精神和动荡开阔的风格，暂时失去了大力发展的可能。李贺、李商隐和杜牧率先完成了中、晚唐诗的交替。其明显特征是，诗歌内涵方面由中唐之较注重现实人生而转向注重个人感受，有较浓厚的伤感气氛；在表现手法上有向齐梁诗回顾取法，并融通盛唐、中唐诗人众长而自成一家的趋向。

李贺是皇室旁支，家道没落而体弱多病，只活了二十七岁。他始终有一种梦思般的幻灭感，就在韩愈的奇崛中织入楚辞的幻想和齐梁诗的浓艳，形成冷艳入僻，寄托遥深的新风格。成为中、晚唐诗过渡的桥梁。

李商隐、杜牧继之而起，史称“小李杜”，正式揭开了晚唐诗的新篇章。李商隐最近李贺的艳丽和遥深，但去其冷气，而更多柔情。长于近体，尤擅七律。他的诗深情绵邈，哀丽动人。

杜牧也工近体，却以七绝最佳。他承继杜甫、韩愈的奇崛较多，虽重丽词，却较李贺、李商隐为清新疏朗，形成俊爽流丽中见拗峭峻拔的新风格。

在国势急剧衰落的时代背景中，晚唐诗人创新的种种努力，无不带上感伤哀丽的色彩，正如李商隐《登乐游原》诗所说的那样：“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晚唐前期，著名的诗人还有与李商隐齐名的温庭筠，以及马戴、许浑等。至唐末，则有杜荀鹤、皮日休、陆龟蒙、郑谷等名家。总的来说，诗风更向纤小感伤发展，一代唐音也就到了尾声。诗歌的再度繁荣，直至北宋中叶才出现。

统观唐诗四个时期，单从欣赏角度来说，一般都以盛唐诗为极致，这或许不错；但若从诗史演变角度看，如果没有初唐诗人的努力，也决不会有盛唐的高峰；如果中、晚唐诗人对盛唐诗亦步亦趋，也必然失去其新变特异之风。一部唐诗史最可贵的地方，是唐代诗人真率的心怀及其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力。前人把四唐诗比作春兰、夏荷、秋菊、冬梅，各具情态。这种看法是比较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