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陈旧的记忆——代序

上教社的编辑来访，说是相中了25年前，陆萼庭先生与我合编的港版《中国文学》教材，拟以图书形式出上教版。旧事重提，不免勾起一些久远的忆念。

事情要回溯到1987年前后，因着此书的编撰，我经历了许多第一次：第一次出境，第一次乘飞机，第一次体验了超市购物的自在，第一次领略了港式早茶的悠闲；当然，最使我惊诧的，是第一次身经目击了那些高楼群，密匝匝的令人胁息的现代化楼群。尽管坐飞机出境，现在已习以为常，而那些闻见，在今天的内地更是司空见惯；然而回忆起来，当时的新鲜感，还是有趣得紧。

一切都新鲜，唯有所面临的任务并不新鲜；至少在接受之初，自认是最熟悉不过的了。香港商务版《中国文学》(以香港教育图书公司名义出版)，是一套高中升大学预科性质的教材，共四册，先秦至唐二册，由我承担；宋世至现代二册，陆萼庭先生执笔。我的专业就是唐代文学，先唐文学也素有研究，所谓成果，搞注释、作论文、编辞典、玩赏析，也有了那么一堆；至于中教，北大毕业后，我还在内蒙古当过“乡村男教师”，做过语文教研组长，开过规模不小的公开课。因此，1986年初领任务时，以为必能驾轻就熟，一路顺风。

然而渐渐地，这最熟悉的活计，也变得新鲜起来。先是敬佩于港方那厚厚一摞子《编纂大纲》，连附件，足有100多页，当时内地出版界不像现在这样化“繁”为“简”，纵心所欲；选题报告还是认真做的，但如此细做，如此复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接着是感慨于港方工作小组的阵容，组长是威斯康辛博士江先生，严肃顶真到可爱；二位成员倒是和蔼而其实较劲，都是女性，博士，都姓林，还都是港地有名的资深语文教师，一位现任，一位已转入商务；而总抓的竟是商务老总，后来成为联合出版集团董事长的陈万雄先生；我们下榻处，便是陈先生刚搬出的二室一厅的旧居。以如此强大的阵容从事一个中学类选题，在我已然六七年的编辑生涯中也是第一次遇到。最后尤其使我震撼的是，这次编写，使我第一次对什么叫“茅塞顿开”，有了切身体验。

从82年研究生毕业入行上海古籍到那时候，我的学术生涯可说是相当顺利，文章不断，却从未有过退改的遭遇。这次编撰，因为是沪港合作，也未敢怠慢，总想写得别具一格，力避平铺直叙。港方对初稿的意见是“功力深湛，甚佩”，这是客气话，下面一句才是真家伙——“希望更切合港地中学生的实际水准与阅读习惯”。第一次修改后，到深圳会商，再改，好不容易可以赴港定稿了，焉知抵港后二十余天，又改了两道，都说“不错，不错”了，但还是未许过关。那一晚，我足足愁屈了半夜，想起了业师施蛰存教授的一句话：“诗要一句一句地读，一字一字地品。”忽焉“茅塞顿开”。原来我先前的写法过于成人化，论文化，这对于中文系学生兴许不错，然而对于港地中学生却未免头寸不合。于是我努力回忆自己上中学语文课时，大同中学的楼维国、方艾老师以串讲加点评的授课方式，第二天参以自己对文本的体悟，试改了一篇，返本就简的结果竟然是二林一江的微笑首肯，大加称赞。于是我不再拖陆老师的后腿了，提前十天完成修订任务，打道回沪了。

后来听说，我们这套教材格外成功，在港府调整教纲，重编教材前的十数年间，使用率一直居同类教材之首位。不过我深知，这不仅因为我们确实编得不错，更由于香港商务同仁的努力，除了营销出色外，他们所拟订的编写体例，确实切合中学生的思维特征，其大端如下：

全书将先秦至现代分为十个单元，各取一时期代表性文体之名篇若干作解析，各单元后附以此时期文学史与相关文体知识，合而观之，便是一种选篇与史述相结合，尤适宜于中学生与中等文化读者的微型文学史作品；其以文体为落脚点的设计，也符合中国文学演变的总体特征。

各篇课文的教学设计，又与以上总体架构相呼应。每篇约略可分三部分。中间部分“分析与欣赏”是主体，含“文体特点”、“内容分析”、“作法欣赏”三个块面。其关系是通过内容、作法的精要提挈，使读者对其文体特点有生动的具体感受。主体部分之前是预习部分，含正文、注释及针对重点、难点的预习题；之后则是扩展部分，含“讨论问题”、“参考资料”，与“应用练习”——取同一文体的其他一二篇(节)，设题帮助使用者自读，以举一反三；而全书所及篇目，也由课文三十来篇扩展为百篇左右，可以由此构成对中国文学史的大概印象了。

其时，课本以外，更编有《教参》四册，大体是对应课本各部分，扩充相关资料，给出参考答案，设计相关活动，注译相关诗文等等。要求是取材丰富而精当，使教师一册在手，不必旁索而足以展开讲析并应对学生可能的提问。由于港地教师课程负担远过于内地，因此这套《教参》同样广受欢迎。

那些设计，我想即使对于今天内地的国文教学改革，也是有参考价值的。比如所谓启发式教育问题，后来我们还为香港商务编过一套《中国语文》教材，也许因教纲改变，要求全取启发式，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而取消了课文精讲，使用下来，普遍反映远不如《中国文学》。可见教师精讲与启发式教育，应当是举一反三的关系，如此套教材然；试想如无精讲作示范，学生赤手空拳，又如何由“空”反三?

说到举一反三，这次教材编撰，对我后来的编辑生涯同样适用。我所一贯主张的观念：出版要由编辑本位转化为读者本位，便是由这次编撰中的困惑而萌生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公众读物的阔步发展，也与身为总编的我此番经历有关；而我后来撰写了不少初、中级读本，如印数已近十万的复旦版《唐诗三百首全解》，其取径、笔法也得益于此。

行文至此，都是很开心的新鲜事，然而临结束却又有些感伤——我所敬佩的合作者陆萼庭先生已于前些年仙逝。我永远怀念陆老的人品学问，怀念他身为“老教育”给我的点拨指导，也怀念在港期间，早餐时，他从外面买来的，同样是“新鲜”的，刚出炉的热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