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即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改称君士坦丁堡。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分为东、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仍以罗马为都城，而君士坦丁堡就成为东罗马的国都，史称拜占庭帝国。东罗马的主要疆域正是古代希腊文化发达的中心地区，昔日罗马帝国的文化也在这儿留下了踪迹。因此在拜占庭的艺术中，可以明显看到古希腊、古罗马传统的强大影响。

有人说，罗马艺术崩溃之日，就是东方艺术取胜之时。拜占庭艺术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介过程，也是希腊世界向文艺复兴世界的过渡过程。由于拜占庭地处近东，对东方文化传统保留较多，所以拜占庭艺术在许多方面支持了基督教的立场，并将东方文化渐渐化为西方文化传统的一面。

拜占庭文化风格是多样的。东方式的绘画艺术，与基督教早期墓穴壁画中所流露出的艺术观念，在拜占庭艺术中得以相互融合汲取。

在希腊绘画中，画家并不重视色彩，只专心使用线条，陶瓶上的绘画往往只有两三种颜色。古罗马时期，更是只喜欢石头的自然颜色，不刻意加以涂饰。东方的绘画却喜欢使用浓烈的色块，讲究色彩对比、相映成趣的。到了拜占庭时期，色彩是第一位的，而构图则成为第二位的。

镶嵌画在拜占庭艺术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种以小彩色玻璃（又称马赛克）和石子镶嵌而成的建筑装饰画，成为教堂内部装饰的主要形式。拜占庭镶嵌画以玻璃为主要材料，这是因为它能反射出强烈的光彩，好像是小型的反射镜一样排列在一起，形成一片非物质的闪光幕帘，达到一种虚无缥缈的效果。拜占庭时期，镶嵌画往往占据整个教堂的墙面。教堂外是朴素的石砖结构，教堂内是金碧辉煌的镶嵌画，它反射的光芒使整个墙壁好似闪烁不定，给人虚幻和华贵之感，加重了教徒们进入教堂如人虚幻之境的感觉。

这时期最著名的镶嵌画在意大利拉文纳的圣维塔尔教堂。在教堂的主祭坛上方是镶嵌画《荣耀基督》，两边是表现皇室参拜的镶嵌画，一边是《查士丁尼大帝及其随从与大主教马克西米安》，一边是《狄奥多拉皇后及其随从》。人物都被不成比例地拉长了，但显得非常肃穆、庄严。色彩和明暗变化被提炼到最纯粹、最简洁的程度，丝毫不强调立体感，他们穿着华丽的服装，珠光宝气，织锦彩缎更为画面增添了几分神秘感。这些画实际上是把皇帝与皇后当做耶稣与圣母来制作的，表现了宫廷与教会的密切关系，金碧辉煌的色彩犹如宫廷生活场景，但所有的人物既没有动作，也没有变化，时间与空间也由此被升华为一种永恒的存在。

《狄奥多拉皇后及其随从》拜占庭镶嵌画中最负盛名的作品。

《狄奥多拉皇后及其随从》这幅镶嵌画中，狄奥多拉皇后位于画中部，其他侍从分列两边，人物神情肃穆，庄严安详。左边有一侍从手撩门帘，他身边的一位则手持圣餐仪式上用于盛酒的金圣餐杯。作品气势恢宏，金碧辉煌，皇室的尊严与场景的隆重尽显其中。

拜占庭时期最著名的教堂是位于现伊斯坦布尔的圣索非亚大教堂。它的内部是一个长方形殿堂，进入教堂后，人们的视线会随着西侧金光闪烁的玻璃镶嵌壁画而被引入教堂纵深处，那是一个被环绕被上升的基督世界。最终，人们的目光会凝聚在大圆顶正中，集中在耶稣身上。人们进入教堂，仿佛进入一个心灵世界，人们被引导抬眼向上仰慕耶稣的伟大与崇高。而耶稣又确实正在高高的天庭之上举起手召唤他们呢。

拜占庭时期，画师为基督本人绘制的独幅圣像，其面孔是东方人的，脸庞瘦削，眼神忧郁，留着东方人的胡须，黑色的长发从头顶披开。这一时期的另一类重要作品不是在壁画上展开，而是绘制在手抄本《圣经》上的插图，称作“僧侣绘饰”。有些绘画是抽象纹样，式样交错，工整而又复杂。另外一些绘画是为圣经故事提供具体场景和人物，真实而生动，用简洁的线条寻求空间表现力，强调动作的节奏。《圣马太》是选自《哈里金福音书》中的插图，形式庄严华美，画面上的圣徒马太正在书写《福音》，他俯身向前，半含微笑地恭听圣音，静静地记录着。

《凯尔斯抄本中的耶稣像》中的“凯尔斯抄本”是《福音书》的代表性抄本之一，用非常活泼的形式描绘传统中的动物和人物。一本书中使用数页彩图，这在当时是不寻常的。凯尔斯抄本绘有圣母和圣婴、耶稣被囚、第三次试探耶稣等三幅画像，形象逼真，色彩艳丽，是中世纪欧洲典型的绘画艺术。

《缔造者圣父上帝》画中的天父右手拿着圆规，左手托着地球，宽袍大袖，一副设计师的神态。上帝的赤脚超出了画框，表现了强壮自由的造物主的威严，也体现了绘画艺术与技巧的完美结合。

《卢森堡波恩妮的绘画》善本是当时法国皇室所喜爱的普塞勒工作坊的精品。画中讲述的“三活人与三死人”的故事，在13世纪中叶的欧洲非常流行：三位年轻猎人遇见了三位死人，年轻人和这些阴气重重的访客说话，第一位死人答道：“现在的你们就是过去的我们，而现在的我们，亦将是未来的你们。”第二位死人提醒他们，死神对富人与穷人是一视同仁的，而第三位死人强调没有人能逃过他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