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议然否论》

清朝于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下诏于次年在各省开设咨议局。这是慈禧太后临死前玩弄“预备立宪”把戏的最后一着，如章太炎所说，“推其意趣，不为佐百姓，亦不为保国家，惟拥护皇室尊严是急”。然而这个预备立宪计谋却一时奏效。立宪派大为神气，以为参政有望；革命派则大为生气，以为反清更难。他们都过高估计了议会制的力量，把它看作可能使清朝起死回生的灵药。章太炎却说否，这帖药非但不能救清朝，而且不能救中国，于是著《代议然否论》。

一种国家体制，既然关系到几亿人民的命运，那在改革以前，对新旧体制在实践中的利弊，进行充分而自由的研究讨论，显然是非常必要的。同盟会是谋求在全国执政的近代意义政党。它在用武装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后，对政体将如何改革？以前只有笼统的回答，就是把欧美行之有效的议会制度移用过来，便同样可以复兴中国。本篇专门从否定方面研究欧美议会制度，而且专门从它对实行同盟会的三民主义政纲不利的角度进行讨论，在辛亥革命前还是头一回。因而，尽管本篇的结论未免令人丧气，并使章太炎博得了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恶名，但从历史主义来看，还应该承认它将未来国家体制的讨论推进了，深化了，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悖理。

本篇表明，章太炎否定议会制度，并不意味着否定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相反，他向往在革命后的中国能出现一个高效率而深得民心的政权，“期于使民平夷安隐”。他为此设计的民国政体方案，提出行政、司法、教育三权分立，也分明由孟德斯鸠的政治学说脱胎而来，只是要求由教育长官主持的学者会议行使立法议会的权力。他一再强调总统应由国民普选产生，一再强调司法独立、教育独立，以限制国家元首拥有过大的权力。他又主张保障人民的集会、言论、出版等自由，控告总统官吏违反法律等权利，以“抑官吏、伸齐民”；还主张保障耕者有其田，工人有福利，防止工商业者借助政治特权渔利，以“抑富强、振贫弱”。如此等等，都说明他所谓的“谛实之共和”，或者说“奇觚之专制”，其实是没有资产阶级议会的资产阶级民国。本篇结语强调“名者实之宾也”，便透露出他的注意焦点。

但章太炎完全抹煞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说它是诸侯割据的变形物，因而对于大一统的封建中国毫无积极作用。这是反历史的见解。正因如此，他竭力在君主政体和专制制度之间找区别，认为君权要否定，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反而使“民皆平等”，而不悟君权与专制只是一种概念的两种说法。这就陷入了从前孟德斯鸠犯过的同样错误，区别只在于孟德斯鸠替君主政体辩护，而章太炎则替封建大一统辩护。辛亥革命以后，这种理论上的失足，便是导致章太炎对袁世凯寄予幻想的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