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书》

鲁迅在章太炎去世后，曾回忆他早年留给自己的印象，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3]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4]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本文就是章太炎批评“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一篇作品。

把《红楼梦》当作哲理小说来研究，始于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王国维于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拿德国唯意志论者叔本华的厌世哲学做“立脚地”，以为《红楼梦》的主题，在于指示“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这一见解，在中国留日学生中间，引起一阵小小的反响。1906年，以张东荪为主，在东京成立了仅有三名成员的“爱智社”，出版的社刊《教育》杂志，便明显地受到王国维的“红学”研究的影响。

“爱智”即爱哲学。张东荪在《教育》杂志上发表的社论和文章显示，他既不爱清朝统治者提倡的封建正统哲学，也不爱革命民主派宣传的进化论哲学，斥之为“恶氛弥天”。他爱的是叔本华、柏格森等以悲观神秘为特色的主观唯心论哲学，并且杂取儒佛思想予以解说。这同王国维早期的哲学见解一样，都是既感觉封建制度没落而又憎嫌民主革命高涨的那部分人物的心理反映。当时年仅十九岁、以后走上中共革命道路的蓝公武，也曾接受王国维、张东荪的思想影响，作为《教育》杂志的主要撰稿人，把章太炎主编的《民报》当作论敌。这就招致了章太炎的反批评。

刊登于《民报》上的这封公开信，主要批评蓝公武的《红楼梦评论》和《“俱分进化”论》两文。前者主要依据王国维的见解，认为《红楼梦》的主题在于破除一个“情”字，它所昭示的“至高之理”，便是人生如梦，奋斗没用，“示诸行之常，为成佛之要道”。后者依据张东荪的看法，批评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说人类作恶水平随着社会进化程度也在提高，是否定“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真理”，属于“不通之论”，表明章太炎“不知科学，于哲学亦所未明；见解既误，立言自谬”。

章太炎从两个方面进行反批评。前半部分重在辩论世界上人类自相残杀程度是否随着社会进化而进化。他认为这是屡经验证的事实，无法用“理想”即据想象推论来抹杀。后半部分则着重反驳这样一种理论，即坏人作恶都是“下意识”偶然冲动的结果，事后必定会“天良发现”。章太炎说，所谓“下意识”，无非是说人的活动纯受人的生理本能支配，但这倒是将人性等同于兽性，因为“恻隐之心，兽类亦未尝绝”。章太炎认为，人的善恶观念，属于理性认识，只能来自后天“能借资他物以张吾力”的知识进化，而不可能得自“天性”，所以人们行善为恶都是有意识的，并非情欲一时冲动的行为，否则一切道德知识教育便没有必要。

但章太炎的人性理论，虽然比各种人性本善的抽象观念，更能说明剥削阶级统治下人吃人的现象，却同样立足于唯心史观的基地上，即认为利己主义是人类无法改变的本性。因而他断定无论社会如何进化，人吃人现象将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这就必定陷入庸俗进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