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神论》

本篇是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的哲学名作之一。

论文首为导言，概述作者关于哲学党派分野的见解。接着，章太炎着重剖析两种有神论：一是基督教的上帝为人格神说，二是婆罗门教的上帝非人格神说。关于前者，作者针对西方传教士论证上帝存在的四大理由，逐点揭露其内在矛盾，认为每则立论都恰好证明这个创世主是人的虚构。关于后者，作者认为它在哲学上比基督教高明，但因拘泥于“神”是真实的存在，立论也是矛盾重重。然后是附论，又逐一批评了三种变相的上帝存在论：斯宾诺莎的上帝即自然说，哈特曼的上帝为“下意识”说，康德的上帝等于我不知说。作者对于斯宾诺莎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的泛神论表示赞赏，认为最接近无神论，而斥责哈特曼的“下意识”论，以为这种反理性主义见解在哲学上最下劣。

“欲使众生平等，不得不先破神教”。这一结语，清楚地表明作者已经意识到，破除神道迷信，对于实现民主革命，是必要的准备。

由此我们便可理解，为什么章太炎在高喊“无神”的时候，把基督教的上帝当作应该摈斥的头一名恶神。二十世纪刚开头，中国人民就遭到八国联军一场浩劫。帝国主义列强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由头，便是说中国农民欺负了基督教的上帝。然而事实却证明，这个上帝不过是狼外婆所披的羊皮，作用只在于把中国人民驯化成听凭外国侵略者宰割的羔羊。1906年7月，章太炎出狱东渡后发表的首次演说里，就愤慨地指出：“中国人的信仰基督，并不是崇拜上帝，实是崇拜西帝。”“所以中国的基督教，总是伪基督教，并没有真基督教。”这当然不是他个人对基督教的憎恶，而是反映那时先进的中国人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敌忾。

正因如此，所谓基督教对中国进步没有好处的问题，必定连带发生。章太炎在《演说录》里已企图从实践上作答，以为通观基督教史，“于中国也是有损无益”；本篇更企图从理论上作答，多方证明它是一种拙劣到无法自圆其说的有神论。尽管论文远没有摧毁基督教神学体系的理论基础，但章太炎运用清朝汉学家特有的辨伪方法，就圣经论圣经，讥斥它的矛盾说教实在荒诞不经，已足以刺痛那班外国传教士的神经。《无神论》一发表，在广州的外国教会当局，便匆忙赶制了厚厚一本论证上帝实有的刊物，以抵挡它的影响。

章太炎想找到神的起源。然而他不懂神的观念是客观实践的产物，尤其是人的社会实践的产物。他把神看成纯属由外界输入头脑的某种误会，以为只要向人们灌输无神观念，误会便可冰释，迷信便可破除。这种观念来自观念的见解，本身就是唯心论。他又把无神观念说成人生而就有的一种理性，以为通过内省体验便可发现它的存在。这更难免滑向唯我论。

古怪的还有他要破中国的神教，却把婆罗门教的有神论，当作仅次于基督教的论敌。怎么回事呢？对照《演说录》便知，原来他想清洗佛教中的神道迷信成分。他批判孔教、基督教，并非彻底否定宗教，而是企图建立一种新宗教，用它“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他认为佛教的理论最可用，“但今日通行的佛教，也有许多的杂质，与他本教不同，必须设法改良，才可用得。”在他看来，佛教中保存的婆罗门教严分种姓等级的说教，便是“杂质”。因而本篇就力图清除，以把佛教“改良”成所谓无神教。然而无神便不成其宗教，所以章太炎费尽力气，只得承认“自心”也是佛祖，最终没有跳出有神论的网罗，无非他的“神”更精致而已。

总之，这是篇极度矛盾的作品。作者像一个唯物论者那样抨击种种神道迷信，但一当问题涉及宗教在现实中间作用的时候，他又马上变成神道设教的拥护者。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曾由反对旧宗教转向建立新宗教，结果失败了。一个世纪以后，章太炎却又在中国重蹈他的覆辙，结果更惨，连响应的都没有，只在《民报》上留下几篇空文。西方和东方的近代革命家，为什么想的做的如此雷同，其故可深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