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道德》

谁是有道德的人？这个问题，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如同中外历史上常见的情形那样，和谁是革命的力量来源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它在成员复杂的革命派中间，必定引起意见分歧。章太炎强调革命者要讲道德，便是代表一种意见反对另一种意见。

本篇的主题是“无道德者不能革命”。从观念上看，不算新鲜，历史上许多改革家和爱国者都提出过类似命题。新鲜的是章太炎把人们的道德观念同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联系起来，揭示前者是后者的产物。

章太炎依据清末现实生活里的社会分工，把社会成员分为十六类，以为每类人物由于生存条件的差别，而各有各的道德。他用来测量道德高下的尺度，是损人利己的程度。他据此把整个社会的道德分成相互对立的两部分，说是农工商贩和下层知识分子，最有道德或较有道德，而官僚政客买办职商和他们的幕客谋士，则绝大多数属于不择手段图谋私利的无道德者。不消说，结论自然是前一部分人可能投入反清革命，而后一部分人非但不能革命，还必定反对革命。

章太炎的革命道德论，同那种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的传统道德论，无疑是正相反。它代表着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在理论上已达到了近代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都是显而易见的。

问题在于章太炎没有解决道德与实践的相互关系。他过分强调道德的作用，以为道德可以支配革命。因而，尽管他反对道德一成不变的说法，却又在寻找某种抽象的永恒不变的道德，并且说顾炎武的道德论便可作为革命节操的准则，而不悟这种道德论同样可以取得旧道德拥护者承认。正如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所说的，“它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章太炎在道德问题上最终也陷入了唯心论，原因很复杂，但他拿损人利己程度作为衡量道德高下的尺度，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不能真正认识人民群众，从而也不能真正解决革命力量来源问题，则无疑是个重要因素。